辛亥革命的動員模式和國民黨失敗的歷史命運

　　朱宗震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延續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贏得了一個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終宣告失敗。然而，作為一個政治集團來說，它的奮鬥在繼續，1927年後，中國國民黨執政，它在歷史淵源上從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不過，直到國民黨1949年失敗，建立共和制的綱領並沒有兌現。

　　通常認為，1927年蔣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國民黨的失敗，似乎與辛亥革命沒有關係，或者歸結為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已經過時。以往的這些認識畢竟過於簡單，這一切，其實是中國社會整體落後的反映。

　　辛亥革命雖然以具有現代意識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為革命綱領，但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一批先進分子，其中的多數人只是剛剛開始擺脫士大夫傳統的影響，學習西方政治經濟學說，他們僅僅以鬆散的革命組織，對社會上已經存在的有組織力量，進行革命的政治動員。作為中國現代化所必須的經濟體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後從上而下地進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質。孫中山以為可以畢其功於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經濟體制改革的利益動員來支持其政治革命。這是一個時代的認識問題。在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孫中山和國民黨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動員模式，這一點直接影響到國民黨在大革命時期及執政後的政策，是導致國民黨1949年失敗的基本原因。

　　現在，有一些學者不贊成革命的價值觀，但筆者是歷史學家，歷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條道路的假設，都難以找到成立的根據。因此，本文只是限於對歷史的理解，在價值問題上持客觀中立的態度。

　　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動員

　　孫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標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國。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在本質上是反對列強侵略的，他在民國成立後說：“本會之民族主義，為對於外人維持吾國民之獨立。”[1]但在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只是國內政治動員的口號。他回憶立志革命後，在國內尋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的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然較縉紳為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2]“排滿革命”被標上現代的“民族主義”理論概念，事實上只是一個政治動員的切入點。

　　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和康有為、梁啓超的維新運動幾乎是同時展開的。革命和改良在現代化的社會運動中，經常是互為消長的過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獲得社會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會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難以獲得成效，革命就會蔓延。一方面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頑固性，一方面適逢滿族王朝的解體時期，滿族親貴和八旗子弟，成了社會的沉重負擔，改良的道路舉步為艱。在傳統社會中一貫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國時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後，也轉向了革命。

　　中國社會由於傳統文化的包袱過於沉重，不能正視自己的落後，在洋務運動時，只重視西方的技術，而不重視西方的政治經濟體制。中國社會不是某一個人，而是出現一個群體，主張向西方的政治體制學習，從事變革，大體上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維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幟。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教成為反對變革的理論基礎。清廷利用義和團抵抗列強失敗以後，也不得不承認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學習，“中學為體”的政治理論才宣告終結。但是，清廷在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入侵過程中所表現的腐朽性，使和平的變革路線難以得到社會的信任，很快就讓位給了革命的變革路線。“共和革命”的動員，在士大夫階層，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廣泛的響應。

　　但是，中國社會的啟蒙，是在救亡的激發下開展的。新的社會經濟生活對先進分子雖然有啟迪作用，但先進分子不是在新舊經濟的社會衝突過程中湧現出來的。1900年之後，在海外留學的先進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幹。他們對西方社會制度和理論的研究很有限，對中國社會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認識，除孫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幹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還不能擺脫傳統社會關係的網絡。孫中山是革命者中對西方社會制度和理論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資格自負地說：“我為貫徹革命目的，必須要求同志服從我。老實說一句，你們許多不懂得，見識亦有限，應該盲從我。我絕對對同志負責任，決不會領導同志向專制失敗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結束數千年專制人治之陳跡，而開億萬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

　　民主共和不僅是一種社會制度，而且是一種逐步成熟起來的社會生活。在落後的中國，孫中山按照西方的先進模式來規劃自己的行動步驟時，往往不切實際而獲得了一個“孫大炮”的外號。從士大夫轉化而來的革命者，其實並沒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諦。所以，孫中山說：“在沒有革命以前，多數人的觀念只知道有民族主義……在那個時候，他們既是不過細研究，所以對於民權主義固然不明白，對於民生主義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後，成立民國，採用共和制度，此時大家的思想，對於何以要成立民國，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現在，真是心悅誠服實行民權、贊成共和的同志，還是很少。”[4]只是因為滿族親貴控制的清王朝已經十分腐朽，才使先進分子產生了實現共和制機會的錯覺。孫中山在護國運動奪取政權的計劃失敗後，不得不去寫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讀本《會議通則》（即《民權初步》），他在序言中說：“中國人受集會之厲禁，數百年於茲，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會之原則，集會之條理，集會之習慣，集會之經驗，皆闋然無有，以一盤散沙之民眾，忽而登彼於民國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無措，不知所從。所謂集會則烏合而已。是中國之國民，今日實未能行民權之第一步也。”[5]其實，這本書到現在還有實用的價值，八十年前中國社會生活的落後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就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勢的逼迫下，中國的先進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際突然認識到中國的落後和西方的先進性，在視覺上發生了錯誤：由於滿族統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實上不會太困難，從而使他們誤以為革命不難成功，取得政權不必付出嚴重的代價。滿族親貴的腐朽性，掩蓋了中國整個政治社會制度的頑固性，從而使他們認識不到中國社會和西方社會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會改造的嚴重性。因此，他們在事實上還不能擺脫傳統社會關係的羈縻時，卻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誤以為實現西方先進政治制度並不是困難的事情。

　　孫中山是一位冒險主義者，他往往以為只要敢於冒險，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總是想以一批先進分子動員會黨去衝擊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圖依靠運氣贏得勝利。但會黨是無法用現代觀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觀念對會黨難以發生作用。“會黨首領難用”，難以構成革命的社會基礎。

　　國內的年青士子轉向革命後，如華興會、光復會也是從聯絡會黨下手的。他們確立了革命的目標之後，向社會上尋找既有的組織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會黨。反滿依然是一個群眾動員的切入點。當然，士大夫階層本身也有“民族”情結，當清朝作為一個少數民族（滿族）占統治地位的王朝，腐朽達於極點，“反滿”問題也就是一個傳統的王朝更替問題。上上下下政治動員的切入點，也就是國家和人民一切苦難的根源都在清王朝這個異族的王朝。政治動員的內涵也就很膚淺。

　　湖北成立新軍後，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軍中活動。新軍的文化素質比較好，這是以後再也沒有的機遇。1905年春，孫中山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住胡秉珂寓，問（朱）和中等主張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須更換新軍頭腦、開通士子知識對。”[6]改變了孫中山對國內士大夫的看法。新軍作為一支有組織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轉化的工作。這一類的下層“兵運”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後，在孫中山——國民黨系統的革命動員中，基本上沒有了。可見，這是特殊條件下的產物，同科舉廢除後青年士子尋找出路很有關係。據陳銘樞回憶，他在1906年8月報考廣東黃埔陸軍小學時，“在‘新政’影響下，風氣所趨，報考人數達數千人，其中多為士大夫階級子弟，也有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的。”[7]當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觀念之後，也就帶動新軍這一清政府組織起來的軍事力量走向革命。

　　唯一與近代經濟發展相關的社會有組織力量是商團，商團是資產階級的自衛性組織，尤其是上海的商團在革命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會同上海的資本家有密切聯繫，上海起義前夕，在一次會議上“即席決議以聯絡商團、媾（溝）通士紳為上海起義工作之重心。”[8]上海參加革命的資本家是上海軍政府的重要成員。但當時資本家的人數很少，經濟和社會力量也很小，商團的作用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後，上海的資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

　　至於在武昌起義後，革命過程中參加軍隊的“群眾”性力量，並沒有形成戰鬥力。章太炎說：“金陵召募之師，大半乞兒車仆”[9]，黃興也指出：“南京之軍隊，紛無紀律，不能舉軍政時代一切之任務也。”[10]這些軍隊在民國成立後屢屢因缺餉發生兵變，二次革命時黃興、陳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動員。

　　確實，辛亥革命的一代人，還不懂得直接去動員群眾，組織群眾，他們還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組織。他們不僅不懂得動員群眾，也還不懂得組織自己。無論是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還是集大成的同盟會，以及在同盟會大旗下的中部同盟會，武漢的文學社和共進會，都是很鬆散的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無共同之計劃；有切實之人才，無切實之組織。”[11]他們雖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變自己的毛病。武昌起義成功後，革命黨人竟然群龍無首，推新軍旅長黎元洪為都督。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際及第二次之時，黨員皆獨斷獨行，各為其是，無復統一，因而失勢力、誤時機者不少，識者論吾黨之敗，無不歸於散渙，誠為確當。”[12]他在組織中華革命黨的時候，希望以“人治”的辦法，實行領袖集權，但並沒有獲得成功。反對人治的黃興一派，組織的歐事研究會，是一個更為鬆散的組織。

　　這就是說，屬於開闢時代的辛亥革命黨人，不僅在客觀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會基礎，而且，他們自身的素質，還難以擺脫傳統的觀念和行為方式，也就難以找到社會改造的動員對象。

　　二和平改革的經濟政策

　　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龔自珍意識到了土地問題的嚴重性，他寫的《農宗》是一篇傳統觀念下的紙上談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鞏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也只是非現代的小農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國群眾暴動在事實上局部地調整了土地關係，這是中國傳統的調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從全世界的經驗來看，現代化過程中，無論採取何種形態，都必須涉及土地制度的變革，也就是社會經濟制度和利益關係的調整，為工業化開闢道路。

　　具有現代理論知識的孫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過“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報》上宣傳過土地國有問題，主張“非躬耕，無緣得授諸國”，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們認為“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15]“若中國者，僅一撲滅異族政府之勞，而國中一切階級無復存遺，社會主義乃順於國民心理而又擇其易者以從事其成功，非獨所期，殆可預必也。”[16]也就是說，還沒有現代變革經驗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為經濟體制的變革，不需要進行社會動員。既然政治體制的變革，只需要簡單的社會動員就可以完成，社會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進行：“蓋社會革命者，非奪富民之財產以散諸貧民之謂也，若是者，即令得為之，曾無幾何之效果。可謂之動亂，不可謂革命也。既為均之，復令為競如昔，則無有蹈覆軌而不顛者也。誠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變之，更對於已不平者以法馴使復於平，此其真義也。”[17]

　　孫中山最後確定的民生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的力量，實施國家社會主義政策，推動工業化建設。對於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權”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政策的調節，抑制地主階級的利益，為工業化開闢道路，而不是直接調節地主和農民的關係。因此，他的綱領主要是政治動員，而沒有利益（經濟）動員。革命對誰有利？革命過程中誰能得到實際利益？會引起什麼樣的經濟結構的變動？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論性的假設而沒有切實可行的措施。

　　孫中山雖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實上他多次主張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後，袁世凱執政時，他就希望同盟會——國民黨去從事社會改良的活動。護國運動結束後，同樣如此。從經濟體制改革來說，他實際上不是一個革命者。因此，他只主張政治體制的革命，而不主張經濟體制的革命，他最多只能說是半個革命者。但是，他每次改良的行動，都遭到腐敗政治的阻撓，迫使他不得不再次走向革命。這是他失敗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這方面，充分反映了第一代改革者書生氣還很重，對中國的社會關係的認識還很淺薄，單純的理論推理，提不出成熟的可行的變革方案。他們不了解革命和改革都需要調度複雜的社會關係，要有社會力量的支持，僅僅依靠政府的一紙命令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僅僅依靠少數人士的努力，也無法使改良獲得成功。同時也說明，第一代改革者，從根本上說，還沒有決心改造現存的社會經濟秩序。

　　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政治上、經濟上已有所表現，從和平的立憲運動到一度附和革命。但他們的領袖同樣是從士大夫脫胎而來，是以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治國平天下）來從事經濟運動的儒商。他們致力於呵護新經濟還深感力不從心，根本沒有力量去支持一場革命。到1913年為止，甲午戰爭後民族資本工礦業投資估計為706家，資本額11，775.2萬元，約相當於人民幣40億元，不過是現在一個不很大的項目的投資額。[18]中國的手工業還剛剛恢復到太平天國戰爭以前的水平。區區的資本主義經濟運動，還很難意識到土地問題上的障礙，何況，他們自己也有傳統的土地利益和社會關係。以人數計，在4億人口的中國，資產階級簡直構不成階級力量。而這場革命的參加者同樣剛剛從科舉制度的束縛下解脫出來，仍然生活在傳統經濟環境之中，同土地關係密切。一方面，他們的現代意識還很有限，一方面即使意識到土地問題。，也還很難去犧牲傳統的利益。因此，除少數人以外，辛亥時期的先進分子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所處的經濟體制存在嚴重問題。對於土地關係現代化的方案，只是紙上談兵。因此，辛亥革命時期不可能以土地改革作為社會動員的手段，以經濟利益的動員來作政治動員的基礎。

　　民國成立後，章太炎就表示：“至若土地國有，奪富者之田以與貧民，則大悖乎理；照田價而悉由國家買收，則又無此款，故絕對難行。”[19]他主張採取限田的政策，這是一個傳統的抑制豪強的政策。短短的幾句話，可以說是後來國民黨和平土改失敗的基本思路。宋教仁在組建民元國民黨時，迎合合作者的要求，在黨綱中就刪去了民生主義。孫中山到北京時也表示：“北方同胞誤會吾黨民生主義，以為劫富濟貧，擾亂社會秩序。此荒謬絕倫，公理上決無此事，富人幸勿恐怕。”[20]1912年6月間，廣東都督府曾向省議會提交更換地契的方案，在這方案中包含了平均地權的政策，但這一加重地主負擔的方案，遭到省議會的反對，未獲通過，他們認為：“各縣遍遭匪禍，元氣大傷，微特小康之家多嗟鮮飽，即素稱富有者或亦今非昔比。”[21]他們期望的是傳統的加強地主經濟的輕徭薄賦政策。除了少數追隨者之外，孫中山又能動員哪一股社會勢力來支持他的和平改革的土地政策？

　　辛亥革命以後，反對派譏笑當時社會上“偉人如鯽”，除了政界浮沉之外，誰從革命中得到了利益？孫中山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只能說：“一般不明白的人以為從前革命成功，即馬上能享幸福。現在幸福未至，且內地也有亂遇之地方，人民謀生，比從前稍難。故不明白的人，以為現在共和政體，不及從前專制政體之善，因滿清時代尚不至於此。”[22]

　　結果，無論是改良還是革命，都無法應付中國社會面臨的嚴重危機。

　　三中國的傳統和辛亥革命的後果

　　在中國二千多年中央集權的封建王朝體制下，王朝的更替形成一個傳統，並深入人們的觀念之中，三國演義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分合的態勢並不完全相同。以秦末、西漢末、隋末、元末為例，士大夫同基層暴動結合起來，在基層暴動中湧現的領袖，徹底更新了舊的統治集團，一個鞏固的新王朝成立。以東漢末、唐末為例，士大夫維持舊王朝，統治集團的更新不徹底，在鎮壓基層暴動中出現軍閥集團，以軍閥的力量改朝換代，統治基礎沒有擴大，新王朝不鞏固，即使形成比較鞏固的宋王朝，也沒有強大的實力。

　　在太平天國戰爭中，士大夫沒有轉向群眾暴動，而是以自己的努力來維持一個舊王朝。這樣，既沒有出現一個新王朝，舊王朝（作為中央政府）也未能更新，只是地方政權有部分改觀。社會危機繼續存在。而曾國藩從地方上崛起組建的湘軍，成了清軍主力，採取了“兵歸將有”的私兵制度，正在解體中的清王朝出現了外重內輕之勢。

　　辛亥革命中出現了新的形勢。士大夫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在知識更新的視野下，在清王朝腐朽必倒的政治局面下，以西方現代政治體制為理想目標，獨自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當時並沒有出現群眾暴動的客觀形勢，他們動員的社會力量不足以達到建立新政權的目的。

　　袁世凱繼承了曾國藩、李鴻章以來的私兵制度，袁世凱訓練出來的北洋六鎮新軍，武昌起義後，清廷任命陸軍大臣廕昌統率就指揮不動，不得不讓已被罷免的袁世凱出來指揮。北洋六鎮是當時中國唯一有戰鬥力的軍事力量。

　　因此，不單純是革命黨人的努力和力量推翻了清王朝，而且是袁世凱利用革命黨人的聲勢，在列強支持下，依靠掌握的軍事勢力，取代清王朝掌握了中央政權。僅僅推翻清王朝並不能使中國社會自下而上達到更新的目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遭到破壞，中央政權僅僅排除了滿族親貴，而保留了舊官僚系統，尤其是北洋系。因此，不可能出現一個氣象更新的政權。清王朝的傾覆，也是傳統的軍閥勢力改朝換代的一種表現。

　　當時，北洋軍人們抱着這樣的觀念：“北方各軍官源於小站，故袁總統為北軍之父母……無論何人，有與袁總統反對者必出死力與之抵抗。”[23]這種軍事派系觀念在事實上一直流行到民國結束。私兵制度造成了驕兵悍將，袁世凱隨後對自己的部將也失去了有效的指揮。楊度說：“若中國人民，程度甚低，當君主時代，當兵者常語曰：”食皇家餉，為皇家出力耳‘。今雖去有形之皇家，代以無形之國家，彼不知國家為何物，無可指實，以維繫其心。其所恃為維繫者，統馭者之感情與威力有以羈制之而已。此其為力，固已至弱，況又有自由平等之說浸潤灌輸，以搖撼此羈制之力，時時防其渙散潰決，於是羈馭之術愈益困苦。“[24]袁世凱企圖以稱帝來重建中央集權體制，他的失敗，固然是遭到在野各派反對的結果，但也是私兵制度下驕兵悍將背叛的結果，他的命運其實是步清帝的後塵。他的遺產為段祺瑞、馮國璋所分割，中國社會轉入北洋軍閥時期。

　　軍閥作風並非僅限於北洋。就是非北洋系的前清軍事勢力，如張作霖、陸榮廷也軍閥化了。更嚴重的是，在革命中興起的軍事領袖，也同樣軍閥化了。如閻錫山、唐繼堯都曾是同盟會員。

　　孫中山以其現代知識和過人魅力，成為革命的領袖，他雖然強調領袖集權、軍事專政在革命時期的必要性，但是，孫中山作為在華僑社會中成長起來的領袖，對中國社會的私兵制度缺乏充分的認識。1912年8月孫中山訪問北京時，就以為：“近來囂囂之口，或不免恐軍隊干預政治，吾則謂我愛國軍人，既造成此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決不至有此破壞之舉。”[25]他雖然一直致力於培養一支忠於革命的軍隊，但對共和制的真誠，一直沒有按傳統的方法，親自去訓練和控制一支忠於自己個人的軍隊。因此，當他追求冒險的理想的政治目標和他培植起來的部隊的利益不一致時，他就無法控制這支軍隊。根據中國的傳統，在缺乏社會動員的基礎上培養起來的軍隊，不可避免地出現軍閥化傾向，只忠於軍事領袖。孫中山在二次革命動員遭到困難時曾抱怨說：“此我錯認袁世凱之過也。若有兩師兵，當親率問罪。”[26]當時屬於革命黨人系統的部隊當然不止兩個師，但孫中山本人連一個師都指揮不動，他甚至不得不派朱卓文到南京策動第八師下級軍官起兵討袁。而這第八師是黃興辭去南京留守職務時特意保留下來的部隊。孫中山在失敗流亡到日本後，又曾責難黃興說：“今在籌備之中（指中華革命黨——引者），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則望禁止兄之親信部下，對於外人，自後切勿再言‘中國軍界俱是聽黃先生之令，無人聽孫文之令者。孫文所率者，不過一班之無知少年學生及無飯食之亡命耳。”[27]雖然，黃興重視道德，潔身自好，但我們不可忽視這段話的含義，私兵化的傾向，同樣滲透到了革命黨人的軍事系統中。

　　1917年之後，孫中山曾傾全力支持陳炯明發展軍事力量，他在致蔣介石函中說：“競存此番回粵，實舉全身氣力，以為黨為國，吾人亦不惜全力以為競兄之助，同德同心，豈復尋常可擬？我望競兄為民國元年前之克強，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託克強、英士者信託之。我所求者，惟期主義政策，與我一致，即我所謂服從我三十年來共和主義，而豈若專制之君主，以言莫予違為得意耶？”[28]陳炯明並非毫無現代觀念，陳獨秀在中共成立前後就曾和他合作，但傳統的社會關係和利益制約着他的行為方式。據彭湃調查：“陳炯明一握到廣東政權，所有海豐的陳家族，自然隨着陳炯明的地方家族主義占據了廣東的政治勢力及軍權，以鞏固個人的位置。所以海豐人之為官者以海豐之人口及土地的面積來平均與個別地方比較要為全世界之第一。他們不但在別個地方鏟地皮，在他們的家鄉主義的家鄉也是一樣的對付。所以海豐一旦就增加了無數軍閥、官僚、新官兒、政客、貴族及新興地主階級（即地主兼軍閥）。”[29]陳炯明在致吳稚暉的信中，抱怨孫中山說：“不過我之用兵過於踏實，不能如孫先生之槍法旋空大演而已……況群眾之首領，其要素須能說海闊天空之大話（法人黎明似曾說此），我則尚染昔儒之毒，跼躅於先行其言之訓，實不合首領之本領。”結果形成了陳炯明部的叛變。但在上述信中，講道理他也明白：“譬如現在國中，摧殘共和，擾害百姓者，實一私人的‘武力主義’之橫行。申言之，則大軍閥擾亂於中樞，小軍閥擾亂於各省，而官僚、政客、民黨依附其中，口福利而行盜跖，日在老百姓頭上恣其踐踏，合之而為民國四凶。”[30]

　　孫中山在1918年辭大元帥職時才明白：“顧吾國之大患，莫大於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於法律及民意之下。”[31]士大夫意識和傳統社會關係還很濃重的辛亥革命黨人，儘管在理論上接受了共和主義，但在掌握了軍隊之後，也走上軍閥的道路。那麼，辛亥革命後為什麼能夠建立民國呢？孫中山在《三民主義》的演講中，只是略有誇張地解釋了假共和局面得以出現的原因：“大家為什麼當初又來贊成民國，不去反對共和呢？這個頂大的原因，是由於排滿成功以後，各省同志——由革命所發生的新軍人，或者滿清投降革命黨的舊軍人，都是各據一方，成了一個軍閥，做了一個地方的小皇帝，想用那處地盤做根本，再行擴充。”[32]事實上，辛亥革命後只是由於新的觀念和力量的暫時平衡，才未能恢復帝制，而採取了共和國的形式。儘管如此，孫中山還是沒有明白，在什麼樣的條件下，才能解決軍閥的問題。這就是當時中國客觀的社會生活和思維方式。

　　1924年之後，國共合作，學習蘇聯，開辦黃埔軍校，建立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制度，組建的國民革命軍也號稱黨軍。但國民黨並沒有真正學會以黨治軍。國共分裂，南京政府成立後，黃埔系就成了蔣介石的部隊，服從蔣介石的指揮，構成所謂嫡系部隊。蔣介石無論擔任什麼名義，甚或下野，他都能控制這支部隊，而對其他部隊，都無法直接指揮，必須同其將領在政治上協調，建立政治同盟，才能為己所用。私兵制度在北洋—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下是難以改變的，蔣介石始終未能達到削平群雄、重建中央集權體制的目的（退到台灣後除外）。

　　1927年之後，除黃埔系外，例如，桂系、粵系、閻錫山的晉系、馮玉祥的西北軍系等等，都不是蔣介石能夠直接指揮的。即使是原本親蔣的陳銘樞指揮的十九路軍，是由孫中山命令鄧鏗組建的粵軍第一師發展而來，屬於國民黨系統的元老部隊。在北伐時期親附蔣介石。但就因為這支部隊是陳銘樞訓練出來，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陳銘樞去直接指揮的。正由於這種獨立性，在“九一八事變”後，因調停寧漢衝突的機會，十九路軍進駐上海、蘇南。儘管陳銘樞參加中央政府後，已經不具有軍職，但仍能擺脫蔣介石意旨，策動十九路軍獨斷地抵抗日軍侵略，掀起了“一二八抗戰”的悲壯一幕。陳銘樞在策動十九路軍組建反蔣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時，已經長期統率十九路軍的總指揮蔡廷鍇，對這位十九路軍的祖師爺就有所抱怨，蔣光鼐回憶說：“陳回國後，到過福建三次。一到福建，即以家長自居，直接插手到各機關部隊去講演、訓話，儼然架在主席（福建省主席蔣光鼐——引者）、總指揮之上。他的企圖過早暴露出來，引起我們反感。蔡廷鍇曾對我說：”十九路軍是中華民族的軍隊，不是私人軍隊呀！‘“[33]但實際上這些都是空話，陳銘樞對部隊的影響力和這支部隊的宗派性是客觀存在的。至於其他與國民黨中樞更疏遠的軍事派系，山頭林立，內戰不斷，自不必論。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黨系統內的派系戰爭已經停止，但直到解放戰爭結束，非黃埔系部隊，蔣介石仍然無法直接指揮。傅作義只是國民黨軍中的一個小派系，在平津戰役期間，傅作義本部部隊的運用，蔣介石也只能同傅作義協商，而不能依靠命令。據諜報，傅作義在1948年6月間在一次談話中曾透露：“華北局勢，將來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有西向察綏與寧青會合（按傅與二馬有約，一面聽命於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實力，對平津河北只有放棄）。”[34]郭汝瑰回憶說，11月5日傅作義在南京與何應欽等討論作戰計劃時說：“華北剿總僅有部隊五十五萬（傅作義此時共轄四個兵團，十二個軍），兵力十分薄弱，如果東北共軍百餘萬蜂擁入關，華北局勢必急劇惡化，我實在負不起這樣大的責任。俗話說‘知難而退’，我只好將原撥給我的中央軍全部交出，請總統改派他人前往北平指揮，我只帶我的基本部隊三十五軍，一O 二，暫三軍退回綏遠，進行游擊作戰，以免貽誤華北戰局。”[35]這種軍事派系，使國民黨系統的軍隊將領長期養成了保存實力的意識，不關自己生死存亡就不肯力戰。這使國民黨系統的部隊在國共戰爭中互相抵消了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蔣介石在事實上，沒有真正成為一個“獨裁者”，他一直沒有力量獨裁。

　　從根本上說，私兵制度不是革命造成的，而是清王朝的中央集權體制腐朽解體的惡果。即使清王朝不倒，根據中國社會的傳統，同樣會走上地方割據的道路，如唐朝的藩鎮一般。如何重建中央集權制度，始終是中國社會王朝更新運動的嚴重問題。

　　四國民黨動員模式的保守化

　　辛亥革命之後，中央政府的權威地位失落，社會分崩離析。現代民主觀念也從士大夫階層向下層推延，這就推動了基層群眾自發的反抗鬥爭。1912年間，徐企文就曾組織中華民國工黨，雖是提倡勞資合作的組織，但也多次組織過工人罷工，謀求改善工人的文化、福利事業。[36]而在農村的鬥爭中也有新的意識提升。1912年底，松江地主組織田業會，準備強行提高佃租率，在民主思想的啟發下，松江佃戶準備組織佃戶會，與田業會抗衡。佃戶會雖然沒有組成，田業會也因此被迫解散。[37]

　　中華革命黨——中國國民黨也開始在工人階級中展開工作，對於五四運動發展為六三運動，起了重要的動員作用。[38]當然，國民黨並不贊成勞資對抗。對於當時的工人運動，孫中山於1919年6月22日與戴季陶有一篇談話，他認為：“我們改革中國的主義，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的精神，就是要建設一個極和平、極自由、極平等的國家，不但在政治上要謀民權的平等，而且在社會上要謀求經濟上的平等。這樣做去，方才可以免除種種階級衝突、階級競爭的苦惱。”[39]表達了調和勞資矛盾，避免社會動亂的意向，而不是要動員群眾直接謀取經濟利益，來支持革命的政治動員。政治體制變革的革命性（暴力）和社會經濟制度變革的非革命性（非暴力），仍然是孫中山——國民黨社會變革路線的基本矛盾。

　　孫中山在陳炯明叛變之前，仍堅持原來的動員方式。但由於當時的軍事力量大多是辛亥革命中湧現出來的，所以，孫中山不必再通過兵運的方式，而直接策動軍事將領，來企圖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馬林在回憶孫中山時指出：“雖然當時（指1921年12月——引者）已有明確的傾向：繼續工作使他的國民党進入新的軌道，但孫中山基本上仍然堅持只能採用軍事行動的老方法……他贊成專政的思想，重視黨的作用。但是，他沒有明確介紹他的黨的實質，沒有專門提到必須藉助青年學生去爭取工農支持他的革命組織的根本必要性。”[40]陳炯明叛變後，孫中山失去了自己培植起來的骨幹軍事力量，才最後決心接受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接受俄國的援助，依靠左翼力量的支持，來推進革命。

　　孫中山雖然接受了“扶助農工的”政策，明確聲明“耕者有其田”的改革目標，但是，國民黨的動員方式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之後，一直在說明他的政策和共產黨人的區別：“人類求生存是什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夠明白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很容易。馬克思認定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41]“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42]他在談到平均地權政策時說：“這種把以後漲高的地價收歸眾人公有的辦法，才是國民黨所主張的平均地權，才是民生主義。這種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所以國民黨員既是贊成了三民主義，便不應該反對共產主義。因為三民主義之中的民生主義，大目的就是要眾人能夠共產。不過我們所主張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地主真是明白了我們平均地權辦法的道理，便不至害怕。因為照我們的辦法，把現在定的地價還是歸地主私有。”[43]“中國本來沒有大資本家，如果由國家管理資本，發達資本，所得利益歸人民大家所有，照這樣的辦法，和資本家不相衝突，是很容易做得到的。”[44]他對左翼學生運動也持批評的態度。

　　孫中山以其對革命目標的真誠和個人權威，維繫着國共合作，平衡着左右兩翼的關係。但國民黨中既很少人真正明白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孫中山的方針只能依靠左右兩翼的暫時平衡才能維持。當國民革命走向高潮，中國共產黨的群眾動員方式越來越走向激進，左右兩翼的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發表聲明：“當此最大改革之際，我黨同志，宜力謀減少中國全體人民在此改革程序中所受之痛苦，用有條理有步驟之方法，以增進民眾之生存幸福。民眾之最大多數為農工，我黨本以協助農工運動，與發展其組織為基本政策，乃農工之事幾皆為共產黨所包辦，關於農民運動，除促其抗租，工人運動，除唆使要求增加數倍之工資外，別無宣傳，余則利用以殺人越貨，作政爭之工具。總理明示我輩，以革命手段，用農工以解決政治問題則可，用農工以解決經濟問題，則有所不能。”[45]從理論上說，蔣介石關於國共對群眾動員政策的區別，確實如此。但從實踐上說，中國社會上，並沒有一股社會力量能夠實施孫中山的農工政策。國共分裂以後，以國民黨的保守性，連自己承諾的農工政策也難以實施，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在浙江實驗“二五減租”遭到失敗，國民黨就只能向右轉了。

　　國民黨既未能以群眾動員方式來擴大自己的力量，國民黨的推進，往往採取了招降納叛的方式，革命的水準迅速下降。黃埔一期生、“八一三淞滬抗戰”時的國民革命軍主力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反省說：“痛定思痛，深怪我們靠革命起家，以掃蕩腐惡軍閥為使命的黨和軍，怎麼會容許這種人仍拿他們那一套腐化行為到我們陣營中來照樣表現，並帶壞我們純潔子弟呢？”[46]

　　當時，重建中央集權體制，也是蔣介石、國民黨自承的歷史任務。儘管蔣介石——國民黨集團中有一批在海外受過現代教育的人士，但是，中國的傳統社會關係未經改造，企圖重建中央集權制度的努力，難以成功，解決不了辛亥革命以後，也就是清王朝解體之後的軍閥體制。南京國民政府雖然占據有東南財富之區，也是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但是，微弱的資產階級並沒有力量去影響中央政府的政策，反而因中央政府的軍事統一政策而受到經濟上的壓迫。蔣介石用綁架、逮捕等手段，向上海的資本家勒索錢財，以支持其軍費開支。在中國的一個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導說：“據估計蔣用這種手段約共籌集到五十萬美元。上海在近代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歷過這樣的恐怖統治。”[47]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沒有表現出自己的力量，正是中國社會現代經濟發展落後的表現。資產階級在北洋時期還是國民政府時期，他們的社會地位基本上仍然是“奸商”，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也就難以擴大。這就是說，國民黨政府的社會動員難以擺脫惡性的循環：為了推進現代化，它必須完成中央集權的體制（國家統一），而為了實現國家的統一，它必須要求資產階級予以經濟支持。但是，資產階級經濟力量薄弱，無力滿足蔣介石、國民黨統一政策的要求，資產階級的發展受到嚴重的傷害，資產階級成了國民黨的反對派，蔣介石國民黨的統一政策也就難以完成，推進現代化的工作微乎其微。新的革命也就難以消弭，並且成為突破這一惡性循環的合理手段。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在內戰中屢戰屢敗，希望進行“戡亂”總動員，以挽救失敗的命運，但是，又能動員誰呢？

　　蔣介石為了籌措戰爭經費，對資本家採用了比1927年更普遍的掠奪政策。在1948年金圓券改革期間，他派自己的兒子蔣經國到上海“打老虎”，大罵資本家：“上海許多商人，其所以能發財的道理，是由於他們擁有本店自造的兩個武器：一是造謠欺騙，一是勾結貪官污吏。”[48]用本來是對付共產黨的特種刑事法庭來對付資本家。殘酷的掠奪使上海的流動資本陷於枯竭。

　　國民黨政府於1946年4月29日公布《土地法》，其立法意圖，據《修正土地法草案趣旨之說明》：“扶植自耕農。農地以歸農民自耕之原則，實符國父耕者有其田之主張。”[49]國民黨軍在占領了解放區之後，也曾制定調和租佃矛盾的政策。蔣介石也強調：“目前綏靖區的工作，我認為緊要的還是土地問題。”“過去共產黨毀謗本黨和政府，說我們政府是世界上最腐敗最無能的政府，說我們軍人和公務員是最懦弱最貪污的軍人和公務員，這種污衊和毀謗，在國際上已經造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觀念。現在我們將綏靖區共匪的武力肅清了，我們可以在綏靖區推行政府的法令和政策，這就是我們的表現能力和成績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們要乘此機會用事實來打破共匪虛偽的宣傳，證明本黨一切法令政策的確是以人民的福利為依歸。本黨一般幹部人員的確有領導人民建設國家的能力。”[50]但事實上，仍然是各地官僚和地主打成一片，還鄉地主向農民反攻倒算，一切土地改革的方案，都只是停留在紙面上。即使有地主願意國家徵收土地，投資到別的地方去，結果有關方案“還擱在四聯總處，也沒有人說可以，也沒有人說不可以。”[51]國民黨政府仍然如章太炎所說的那樣，沒有和平土改的財政力量。國民黨的土地改革協會理事長蕭錚坦白地說：“我們二十年來的政治基礎，是建築在地主身上的。”[52]國民黨的動員也就只能歸於失敗。

　　中國國民黨人，許多人經過了辛亥革命、1924——27年的大革命和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他們也曾是艱難締造過來的一代人，但最終遭到失敗。中國國民黨的失敗，有很多複雜的因素，有待於研究，但作為國民黨的骨幹，他們是第一代從事現代社會體制變革的人，他們在青年時期參加了辛亥革命。作為歷史運動中的一代人，他們是剛剛開始擺脫士大夫思維模式的一代人，還難以把握到中國社會變革脈搏。然而，他們的思維模式和動員模式在辛亥革命之中實際上已經定型化，“老革命”適應不了“新革命”，向現代化方向前進的區區成就，滿足不了中國社會前進的要求，這是中國國民黨在中國近代複雜的矛盾運動中被歷史淘汰的一個基本原因。國民政府也只能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運動中的一個過渡性政權。中國社會現代經濟的嚴重落後，使中國社會的現代改造方式，不能不以最接近傳統的農村暴動的方式來完成。這種動員方式的歷史價值，在於適合中國社會現代化起步的要求，但也僅僅是痛苦地起步，並不能一步登天，這是客觀的歷史事實。儘管中國社會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歷史學家既不必誇大也不必貶低，而是應該去理解歷史上發生的一切。只有理解了歷史，在處理現實社會問題時，才能有更高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