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一個帝國的背影 (30)

第五章 河船中的秀女

1、縣令的運氣和帝王的文件

一個國家的最高統治者公開地向全世界宣布自己有罪，這在世界歷史上無疑是一個幾乎絕無僅有的舉動。

1900年8月20日，在北京城西北方向的一個叫做懷來的破舊的小縣城裡，因為都城陷落而逃亡的大清帝國的皇帝向他的帝國和全世界頒發了這樣一份官方文件。

這種特殊形式的官方文件，中華帝國皇家的正式稱謂為“罪己詔”，意思是“譴責自己的詔書”。

“罪己詔”的內容和格式類似現代中國的“檢討書”。無論是古代中國皇帝的“罪己詔”，還是現代中國官民熟知的“檢討書”，無不是“痛”到了極處的產物。

1900年帝國皇帝頒發的《罪己詔》在中國歷史上並不是惟一。在這以前最典型的可算是北宋皇帝宋徽宗發布的那份《罪己詔》了，時間是1125年。當時，入侵中原的金軍兵臨開封城下，徽宗派出的攜帶大量黃金“議和”的使臣痛苦萬分地返回，除了黃金和使臣的一隻耳朵外，大宋的其他“議和”條件全部被金軍拒絕。“滅宋已成既定事實”。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之為“著名書法家和畫家”的皇帝徽宗不禁魂飛魄散，立即宣布把自己的皇位讓給兒子，同時頒發了一份《罪己詔》。內容簡譯如下：

朕承祖宗恩德，置於士民之上，已經二十餘載。雖兢兢業業，仍過失不斷，實乃稟賦不高之故。多年來言路壅塞，阿諛充耳，致使奸邪掌權，貪饕得志，賢能之士陷於讒言，縉紳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亂，痼疾日久。而賦斂過重，奪百姓之財，戍徭過重，奪兵士之力，利源酤榷已盡，而謀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可謂民生潦倒，奢糜成風。災異屢現，而朕仍不覺悟；民怨載道，朕無從得知。追思所有的過失，悔之何及！（《續資治通鑑》卷95，宋紀95。）

宋徽宗的《罪己詔》顯然是寫給大宋百姓看的，並沒有向入侵者獻媚的意思，因為在詔書的最後，徽宗皇帝號召大宋軍臣“捍禦邊疆”，並且許諾將要“開放言路”，對於大膽批評國事者，“不當者亦不加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一國之君真實痛切的檢討據說立即得到了無數臣民的同情，即將失去山河的大宋百姓仍是“山呼萬歲，涕淚交迸”。

數月之後的一個風雪之日，徽宗和他的兒子欽宗連同皇室的絕大部分成員全部被金軍俘虜並且押往遙遠的北方。在被異族關押流放30年後，徽宗和欽宗兩人先後在極端的困苦和羞辱之中悽慘地死去-這是中國歷史上惟一被入侵者俘虜並且死在流放地的兩代皇帝。從他們被異族軍隊押送出皇宮的那天起，無論是當時的宋人還是後來的中國人，立即把他們像忘掉一個打碎的罐子一樣忘卻了，包括那份態度誠懇的《罪己詔》。

如今，大清帝國皇室的處境，似乎也到了必須頒發《罪己詔》的嚴重地步了，只是此刻並非兵臨城下，而是城池已破，因此這份《罪己詔》如何措辭就成了一件頗費腦筋的事情。可以肯定，光緒皇帝是無意自責的，如今帝國的局面恰恰證明了過去數年他的主張的正確，包括變法強國，包括不能進攻使館，包括一旦開戰後果不堪設想。《罪己詔》雖然要用皇帝的名義發出，但實際上該是慈禧太后的“檢討書”。光緒和慈禧沒有一個像宋徽宗一樣在書畫上具有天才，因此他們也就無法具有藝術家率真的稟性和勇氣。光緒和慈禧都是帝國政權的掌握者，政客在準備自己責備自己的前夜，肯定要為政治上的藝術問題而失眠。

此時，慈禧不但嚴重失眠，而且還十分飢餓。

1900年8月17日，天氣陰沉悶熱。被亂七八糟關於帝國局勢的各種傳聞弄得惶恐不安的懷來縣35歲的知縣吳永，正在破舊的縣衙門裡和他的同僚們借酒澆愁。突然，有人送來一封緊急公文。這是一團字跡不清的爛紙，上面的文字着實嚇了這個知縣一大跳：

皇太后 滿漢全席一桌

皇上

慶王 各一品鍋

禮王

端王

肅王

那王

瀾公爺

澤公爺

定公爺

肅貝子 各一品鍋

倫貝子

振大爺

軍機大臣 各一品鍋

剛中堂

趙大人

英大人

神機營 各一品鍋

虎神營、隨駕官員、軍兵不知多少，應多備食物糧草

1900年，秋天即將來臨的時候，在帝國歷史紛攘雜亂的舞台上，懷來縣知縣吳永是個幸運的喜劇人物。要不是洋人們打進了這個帝國，小官吏吳永永遠沒有載入帝國史冊的任何希望。此人祖籍浙江，家庭情況不得而知，但從“生於四川寧遠縣西昌縣縣署”的記載上看， 其父親很可能也是個縣官，否則他不會被生在縣衙門裡。吳永14歲時父親死了，他貧苦得讀不起書，於是“刻苦自勵，涉獵經史之餘，工書畫刻印”。這個本領在他充當了一段帝國軍隊的文書之後使他得以“流落湖南，靠賣書畫、刻印為生”。從在湖南流浪的時候起，這個沒有“文憑”的窮酸書生的奇特幸運就突然開始了：先是被一個小官吏聘為文書，誰知道這個小官吏恰巧是當時帝國著名外交家郭嵩燾的侄子，於是他通過向郭嵩燾請教古文知識得到了郭大人的讚賞。22歲的時候，吳永經郭嵩燾的推薦進京拜見了當時的戶部侍郎曾紀澤，並很快又得到了曾大人的讚賞，而這次讚賞的最終結局竟然是吳永當上了曾紀澤的女婿。沒有任何史料記載過這個小人物究竟憑藉了什麼突出的才能和本事能夠贏得如此幸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絕不僅僅擁有寫字、畫畫和刻印這種普通的手藝。雖然第二年曾紀澤就死了，但是沒有經過科舉考試的他，還是不知以什麼名義被任命為直隸試用知縣。甲午戰爭後，李鴻章主持對日和談，由於曾紀澤生前與李鴻章關係親密，吳永又成了李鴻章身邊的“辦約文案委員”。李鴻章是幾乎能夠影響帝國政局的顯要人物，於是吳永的幸運又來了。他與李鴻章“晨夕左右”，最後和李鴻章到了“以通家子弟相待，同案共飯，隨意談論，督勵訓誨，無所不至”的地步。1897年，由於李鴻章的推薦，他被任命為懷來知縣，這次不是“試用”了，而是“實授”。

吳知縣自從上任後最頭疼的事就是如何對付義和團。從吳永得到郭嵩燾、曾紀澤和李鴻章的讚賞上分析，這個有點小文采、有點小手段的小人物定是一位思想開放的“維新分子”。義和團剛剛興起，他立即表示了堅決反對的立場，公開張貼布告：“懷來境內，無論何人、何地，均不得設有神團、壇宇及傳習布煽等事，違者以左道惑眾論，輕則笞責，重責正法。”吳知縣抓的義和團們擠滿了懷來縣城的監獄，可就在這時候，朝廷“獎勵團民”的上諭到了，吳知縣只好放人，誰知這一放，他自己反被義和團抓了起來。義和團們把他捆綁在神壇前，把他的腦袋按在塵土中，然後歷數他的“罪行”，最後強迫他“拈香”，這是義和團“執法”之前的通常儀式。還是就在這時候，縣城裡大大小小的地方紳士們趕來了，通過長時間的遊說和最後的行賄，吳知縣竟然沒被義和團們砍頭，奇蹟般幸運地被“赦免”了。經過這場死到臨頭的恐懼後，吳永躲在家裡不敢出門了，偶爾到衙門“上班”，也讓人持槍在門外站崗。在帝國時局日益混亂的日子裡，吳永對自己的前途極度悲觀失望，認為自己這個知縣恐怕就是仕途的盡頭了，鬧不好還可能重新淪落到需要在街上擺書畫攤的地步。但是，吳永的幸運又一次降臨了——中國老百姓說，人要是走運擋都擋不住。

同僚中有人說那團標榜為“緊急公文”的爛紙肯定是假的，這種兵荒馬亂的時候出這種荒唐事不足奇怪，應該把送“緊急公文”的那傢伙抓起來審問。還有的說此公文真假難辨，不管真假都是倒霉事。因為如果是假的，敢做這種假的人肯定不會是一般的土匪亂兵，處理不好可能引來敲詐者的嚴厲報復；而如果一旦是真的，這個荒涼的小縣哪裡弄得來什麼“滿漢全席”和“一品鍋”？太后、皇上，加上半個朝廷，哪個都不是好惹的，侍候不好，腦袋立即就沒了，連香都不會讓你“拈”的。同僚們最後的主張是棄官逃跑。理由是：太后皇上都能逃跑，咱們怎麼不能？

吳知縣到底是幸運的吳知縣。這個不止懂得一點兒書畫刻印的小人物在那一瞬間啟動了他多年積累的全部的社會經驗和政治經驗，然後果斷地做出了一個駭人的決定：接駕！

吳永認為，儘管那紙公文的紙張粗爛，但正因為如此才和現在帝國的狀況基本吻合。京城肯定出大事了，才使太后和皇上以及那些顯赫的大臣們逃到他的地盤上來了。這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要不是洋人幫忙，這樣的機會自己一個小小知縣連夢想的奢望都不敢有 。最糟糕的結局不就是掉腦袋麼？人固有一死，與其反正沒有希望，不如冒險孤注一擲。吳永立即下了一道最嚴厲的命令：城內所有紳士官民都要全力做好接駕的準備——“如有人出頭違抗，必殺毋赦！”同時，命令他掌握的那支有幾條洋槍的小小衛隊荷槍實彈，隨時準備護駕——“有敢阻遏者，格殺勿論！”

緊急公文上只蓋有“延慶州印”。送公文的人說，因為行文匆忙，皇上沒來得及在公文上蓋璽，並說太后和皇上目前正在一個叫做岔道的地方停留。岔道距離懷來縣城50里。吳永算了一下，如果太后和皇上明天一早從岔道起駕來懷來縣，第一個可以歇腳的地方是榆林堡，那是一個大驛站。按照規矩，他這個知縣必須到那裡去接駕。他決定明天拂曉出發。

這個夜晚吳永幾乎沒有合眼。

他首先巡視了這個按理說應該歸他管理、現在實際上已是義和團天下的縣城。縣城所有的城門，除了西門之外，早已被義和團們用磚石泥土堵死。吳永想到，無論如何也要把那些堵死的城門扒開，絕不能讓從東面來的聖駕繞道西門進城。但是，此刻所有的城門和城牆全部被義和團把守着，他向榆林堡方向派出的準備為皇室做飯的廚師連同攜帶的食物，由於義和團禁止任何人出城而出不去。積存在吳永心裡的對義和團的仇恨此刻終於爆發了，他把他能夠指揮的二十多名衙役集合起來，讓他們帶上洋槍，壓上子彈，命令道：組織百姓立即挖開城門，把東門外的道路用新鮮的黃土墊好。如果義和團敢不執行，就開槍。但是，把守惟一能通行的西門的義和團人太多，衙役們不敢與之衝突。於是，衙役們把那個需要連夜趕到榆林堡的廚師和一大筐食物原料用繩子從城牆上吊了下去。回到衙門沒來得及抽上袋旱煙，那個廚師滿身鮮血地跑回來了，原來他剛被繩子吊出城就遭到了已潰逃至此的帝國散兵的搶劫，所有的食物都被搶走了，他還挨了一刀，僥倖腦袋還在。天一亮就要去接駕，已不能提“滿漢全席”了，但至少得給太后皇上準備點肉吃吧？於是，吳知縣連夜指揮買豬殺豬，縣衙門裡像屠宰廠一樣支起熱氣騰騰的大鍋。一共三頭豬，殺、燙、分割，好肉留起來，內臟、下水、豬血、骨頭一起在大鍋里煮。等吳永咬了一口豬腸子，覺得好像已經煮爛了的時候，天亮了。

吳知縣騎着一匹骯髒的小馬出發接駕去了。

剛出城門，陰了幾天的天空便開始落雨。吳永和幾個衙役渾身濕透，在泥濘的土道上跌跌撞撞，狼狽不堪。透過雨霧，吳永看見的是一個個遭到劫掠的蕭瑟的村莊以及橫在土道上的一具具難民的屍體。他感到了徹骨的陰冷，雨水的抽打令他在馬鞍上縮成一團，衙役們的忍耐力也幾乎到達了極限。這個時候，在他們的前面，大雨中出現了一頂轎子，轎簾掀開，露出一張臉，吳永立即滾下馬來，栽到泥濘之中：是軍機大臣趙舒翹！急忙行禮的吳永的那顆心落了一下又猛然提起來，荒涼山野的小道上出現了帝國的軍機大臣，這就證明自己對那團爛紙的判斷是正確的。但究竟是就要面對太后和皇上了，吉凶依舊未卜。

在回答了趙舒翹的幾句詢問之後，他們立即前往榆林堡。

到了榆林堡驛站，吳永的心都涼了。這裡的百姓全跑了，所有的房屋全被搶掠一空。驛站本來常年有三個人值守，現在只剩下一個人了。吳永第一句話就問“有沒有吃的”，這個依然堅守崗位的人說，什麼也沒有了。不，好像還有昨天吃剩下的一鍋稀粥。

吳永立即命令跟隨的衙役把槍栓打開，子彈上膛，誓死保衛這鍋稀粥。

吳永終於要去見太后和皇上了。他跟在那個把年輕貌美的珍妃塞到水井裡的太監崔玉貴的身後，戰戰兢兢地來到一間店鋪門前。他看見一串騾車和一大群皇室人員，個個灰頭土臉。中間有個別人他從前在京城的時候曾經看見過，他至少認出一位女子是慶親王那位漂亮的四格格，只不過現在看上去如同一個剛從莊稼地里幹完農活的農家野丫頭了。

吳永手頭沒有銀子孝敬崔玉貴，但他還是小心地詢問這位大太監“上意吉凶”。崔玉貴冷着臉說，這時候，誰知道呢。就看你的造化啦。

在一間店鋪昏暗的正房裡，吳永“撲通”一聲跪下了。

慈禧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懷來知縣，因為吳永穿的是朝廷的官服。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帝國的官員們紛紛逃命，沒有一個人敢穿官服，因為無論是洋兵、義和團、潰敗的兵勇、土匪和流民，都有各自的理由對帝國的官員進行攻擊。吳永那雖然骯髒但是基本整齊的官服頓時感動了化裝逃亡中的慈禧，這是她逃亡後第一次看見如此正規接駕的官員。

慈禧突然哭起來。她面對着龐大帝國中的一個小知縣哭了。

太后的哭聲使正在搗蒜似的磕頭的吳永內心的恐懼驟然消失。吳永明白了：我們的太后也是人，而且現在還是一個受了委屈的女人。

國事的悲憤、皇室的遭遇、前途的迷茫以及自己這麼多年對官場懷有的夢想和某些說不清的委屈等等，一切的一切此時混合在慈禧的哭聲中雜亂地湧上了吳永的心頭，他什麼也說不出來，像個迷失了很久終於看見親娘的孩子一樣無法控制地跟着大哭起來。

帝國荒涼的村莊君臣對哭的這個動人的時刻，再次決定了吳永這個始終幸運的小官吏今後更大的幸運。他的名字隨着他與太后用哭聲奏出的二重唱從此載入了帝國的史冊。他的官運亨通甚至持續到了這個帝國消亡數十年之後的民國時期。

1900年8月18日，這是慈禧逃亡的第三天。這三天對每一位皇室成員來講都是地獄般的日子。

15日上午，慈禧一行逃出德勝門，出了城門就不知道該往哪兒逃了。七八輛騾車停在難民滾滾的大道邊猶豫了很久。最後慈禧命令往西。車隊下了大道，在莊稼地里的小道上顛簸了很長時間，在幾乎所有的人快要熱昏了的時候，車隊進了頤和園的大門。正在頤和園當班的是景善的兒子郎中恩銘，他急忙吩咐人把太后和皇上抬到樂壽堂，然後端上茶點。慈禧剛咬了一口點心還沒來得及咽下去，報告就到了：洋兵已經到了海淀！慈禧立即把點心扔了，說了聲“走”！車隊急忙出了頤和園往北而去。

慈禧認為聯軍在追擊和搜捕她。她是“主戰派”的首領，她是殺洋人的“禍首”，她是攻打使館的指使者。聯軍要抓住她，然後審判她——其實這是慈禧在一連串驚恐中無法遏制的想像，聯軍根本沒有想到帝國的皇室會逃亡，正在接近頤和園的是俄國人，他們是衝着頤和園裡的珠寶來的。

皇室的車隊一路狂奔。除了在一個小村里喝了農民家裡的一碗水之外，車隊一刻也沒有停止過逃竄。

即使按照當時的舒適標準，長時間乘坐騾車也是極端痛苦的事情，更何況是在沒有任何食物和水、天氣酷熱和心情極端沮喪的情況下。最難以忍受的是劇烈的、永無休止的顛簸。慈禧此刻肯定想起了陳列在頤和園裡的另一輛馬車，那是英國公使送給帝國皇室的一輛西式馬車。英國人送馬車的目的除了想巴結帝國皇室之外，還有把這輛馬車當做樣品打開帝國交通工具市場的企圖。西式馬車乘坐起來真的很舒適，不但有寬敞的車廂、柔軟的座位和明亮的玻璃窗戶，而且車輪上箍有橡膠圈，圈裡設計有彈簧系統組成的減震裝置。帝國的官員曾審查樣品，然後試乘，都說好，很好，但是我們不需要。英國人問了半天還是沒明白帝國官員的意思，因為帝國官員對橡膠輪子和彈簧系統根本不感興趣，他們始終把嚴厲的目光盯在馬車前面的座位上。西式馬車車夫的座位不但在最前面，而且還高高在上。帝國的官員反覆地質問英國人：皇上坐在哪兒？難道讓皇上坐在趕車的奴才後面和下面不成？請問皇上坐在哪兒？英國人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於是，不但英國人的推銷計劃吹了，而且當時全世界都到處可見的馱載着各種各樣的文明故事飛奔在田野上、大路上的四輪馬車，惟獨在中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輛，即使在博物館裡。

　帝國自己有馬車：人從前面上下，上的時候需要一點力氣和某些技巧，不然就要讓人托舉上去。封閉式的車棚，厚布或者更厚的呢料為簾，車輪是木製的。人乘坐的位置在車軸的正上方。乘坐時必須像舉行某種儀式一樣盤着腿。帝國的馬車沒有具體的座位，如果硬說有的話，整個車板都是座位。帝國的馬車沒有任何減震裝置，如果硬說有的話，豐滿一點的屁股便是。在華的洋人們被迫乘坐帝國的馬車，結果沒走幾里，便“困頓不可言狀”。喜歡“瞎鼓搗”的洋人決定自己改裝中國的馬車，他們在車板上挖了個可以放置雙腿的窟窿，這才 好像稍微舒適了一些。結果這個初步的“改造”立即遭到中國人的嘲笑，嘲笑之後語言之尖刻使洋人們覺得比顛簸更難過——他們的腿吊在車板的下面像是屁股底下長出的兩個怪物，還一晃一晃的。受不了被所有的中國人認為是怪物的洋人於是把窟窿補上，努力練習在硬木板上盤起雙腿。而今，在帝國北方酷熱的氣溫下，慈禧、光緒和所有的皇室成員一起坐在車板上，聽任堅硬的木車輪在坑窪不平的土路上跳動不止，車板上的人和倉促搬上車的箱子、包裹一起彈過來滾過去。在車軸的吱扭聲和人的呻吟聲中，這些曾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嬌貴的人，沒走多遠就都覺得自己離死不遠了。

無論是政治逃亡還是政治旅行，依靠的都是道路。道路是人類歷史最基本的線索。而對於20世紀初的大清帝國來說，它國土上的道路和它的歷史線索一樣始終含糊不清。“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是中國一位偉大的文學家的最著名的語錄，這和一個洋人所說的“帝國政府和民眾很大程度上把修路的工作交給了大自然”這句話從某種角度上看是相似的。在人們長年累月的行走和畜力車年復一年的碾壓下，幾乎所有連接帝國城鄉的道路全都是一條土溝——晴天的時候塵土飛揚，雨天的時候成為一條泥河。一位英國傳教士發現，中華帝國的大地上幾乎沒有一條直路，所有像路的道兒無不彎彎曲曲。這位英國人認為“這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特徵”：在任何情況下總是喜歡曲折地到達目的地。

慈禧逃亡的第一天住宿在一個叫做貫市的小村鎮，距離京城70里。村鎮裡的百姓無論如何也不相信這些人是皇室成員，尤其不相信那個披頭散髮的農家老太太是皇太后，那個像患了癆病一樣的小夥計是當今的皇上。但是帝國的百姓認識銀子。李蓮英捧着碎銀子收購百姓家的食物，只要能吃的，生熟不論，什麼都要，全部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收購來的最精美的食物是窩頭和大麥粥，於是先給太后和皇上呈上去。餓了一天的慈禧和皇上急忙咬了一口，覺得雖然粗糙得咽不下去，但還是有一股驚人的甜味。嘴裡塞滿窩頭的皇上含糊不清地嘟囔了一句：“所以使余等至此者，皆拳匪之賜。”慈禧“聞之”沒有發作，因為她於逃亡的路途上已“備受苦難，傷心已極”。

太后和皇上吃完了，剩下的食物才賞給其餘的人。王公、格格、大臣們以及車夫、兵士，所有的人都已餓得眼花繚亂，於是立即蜂擁而上，風捲殘雲一般，所有能夠充飢的東西片刻便被一掃而光。

這時有個漢子磕頭，聲稱姓李，在京城裡開有一家鏢局，他要求護駕。慈禧答應了，並且賞給這個漢子一面龍旗。從此，這個會點武術的鏢局首領帶着幾個徒弟，打着“太后親賜”的黃龍旗，加入了護駕的行列。

當晚，慈禧一行睡在村鎮旁邊的一座破廟中。所有的皇室成員橫七豎八地躺在地上睡了，只有慈禧和光緒母子倆算是有一張“床”——一條大板凳。他們兩個就這樣背靠背坐着，誰也不說話，一直坐到天亮。

第二天，依舊是整整一天的顛簸。沒有食物。晚上還是在路邊的一座破廟裡睡覺。“時天漸寒”，太監們到處“求臥具不得”，好不容易遇到一戶人家，婦人卻以被子“濯猶未乾”為藉口“拒之”。慈禧堅持不住了，她躺在了地上。

半夜，慈禧突然在夢中驚叫起來，連她自己都被驚叫聲驚醒了。她聽見門外有個聲音，是一個男人的聲音，音調極其溫柔：“太后勿驚，臣春煊在此護駕。”

慈禧定了定神，說：“進來。”

廟門吱呀一聲，一個男人進來了，手裡拿着一把大刀。

慈禧看了一眼，說：“好，好，知道了。”

男人退出。

岑春煊，時年39歲，官職是甘肅藩司，二品銜，其職權僅次於總督。這個官員是因為皇室的逃亡而得以進入帝國史冊的另一個幸運人物，因此他和吳永成為一對靠國難而受寵，從此註定要在皇室逃亡的路上因為爭寵而爭吵不休、勢不兩立，進而發展到一輩子互相攻擊的帝國官員。岑春煊和吳永一樣，因為在庚子年間跟隨皇室逃亡的特殊經歷，直到民國時期依舊是國家官場上的風雲人物。和吳永不同的是，岑春煊一生下來就是個貴族。其父岑毓英曾任帝國雲貴總督。他少年時便以國學生的名義入京，家裡花錢給他捐了個工部主事，使他整日和權貴子弟一起花天酒地，“黃金結客，車馬盈門”。他中過舉人。他和光緒皇帝的關係不一般，光緒當年大婚的時候，他是協助辦理大婚慶典的主要人物之一。父親死後，他被“賞”五品京堂，然後連續升遷，甲午前官至大理寺正卿。他雖然被稱為“紈絝子弟”，但他身上卻少紈絝的懦弱，而多志士的激昂。甲午時他慨然請纓上了前線，在前線着實忙了一陣子，帶兵和日本軍隊抗衡，因此名聲大振。和吳永一樣，岑春煊也是個“維新分子”，在“戊戌變法”中極其活躍，是康有為“強國會”的成員，曾經極力上書主張“精簡機構”，是導致光緒皇帝下決心一下子撤掉一系列衙門機構的直接責任人。他稟性耿直，“遇事鋒發，無所迴避”，理應在政治上是慈禧的“仇人”。但是，也許由於他父親生前一直為帝國在一個邊緣省份任職的緣故，戊戌之後他居然沒有受到慈禧的政治追查。聯軍將要攻擊京城的時候，他響應慈禧“來京勤王”的號召，帶着5萬兩銀子和5000官兵從蘭州晝夜兼程奔向北京，到達南口已是8月15日，慈禧和皇上已經開始逃亡了。岑春煊緊追不捨，及時地出現在慈禧的身邊。儘管無法得知他的突然出現是來保衛皇帝的還是來保衛太后的，但慈禧在微 弱的燭光下看到的是一張忠誠可靠的武人的臉，“太后深感之，泣謂岑春煊：‘若得復國，必無敢忘德！’”這句話對於一個帝國的一個普通的大臣來講，是足以令其為之赴湯蹈火的！

慈禧終究是女人，而且是剛從噩夢中驚醒的女人。

想必慈禧和吳永對哭的時候，岑春煊也在場，因為岑春煊已經被任命為負責“辦理前方一切糧台”的重要官員了。

慈禧抹了眼淚問：前邊是哪裡？

吳永帶着哭音回應：懷來縣。

慈禧問：漢人還是滿人？

吳永答：漢人。

慈禧問：你尚能穿着官服來迎駕，是忠臣。備了食物了嗎？

吳永答：有，一鍋粥。

慈禧說：粥很好！

慈禧和皇上喝粥的時候，吳永退出來，立即回了縣城。他現在什麼也不怕了，至少不怕那些和他搗亂的義和團了。他把盤踞在懷來縣城的義和團抓的抓，殺的殺，剩下的就全都跑了。肅清義和團之後，他指揮人挖開城門，用土鋪平道路，清理街道，準備館舍，張羅食品，晚上便把慈禧一行迎接到了縣城。令慈禧進一步感動的是，這個小小的知縣除了準備了令她不再飢餓的食物、她特別需要的旱煙之外，居然還弄來一大包可供她換洗的衣服、一把梳頭的梳子和一盒胭脂。衣服是吳永死去的母親留下的，梳妝物品也是死去的姐姐的遺物，是他從已經另娶的姐夫那裡要來的。他對慈禧實話實說，慈禧沒有嫌棄，還十分高興。渾身已經發出酸臭味道的慈禧趕快換衣、洗頭、梳妝，李蓮英給她梳了個兩把式的大拉翅頭，她覺得精神好起來了。皇上，還有那些王公格格們也都換了乾淨衣服，都是吳永從縣城百姓那裡收集來的。皇上換上了一件乾淨的綢袍，看上去不像小夥計了，像個富裕的商人。

表面上煥然一新的皇室們居然“請入席”了。懷來小縣城裡擺上了三桌宴席，而且燕窩魚翅雞鴨魚肉竟都弄齊全了。太后一桌，皇上一桌，皇后和格格們一桌，都吃得滿嘴流油。

連同岑春煊的兵馬在內，吳永要負責數千人的供應，只有心力交瘁。他的官服破了，鞋露出了腳趾，雙眼因為嚴重缺乏睡眠而紅腫。慈禧看見心疼了，她對吳知縣體貼地說：“量力為之，毋過勞苦。”

吳永看見，即使吃着燕窩魚翅，太后依舊愁容滿面，而皇上也陰沉着臉一聲不吭。

這時，中華帝國的這一對逃亡中的著名母子正在為《罪己詔》的措辭而勾心鬥角。

毫無疑問，現在的帝國政府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流亡政府，這個政府的權威性從那幾輛騾車奔出神武門的那一刻起就受到了整個帝國甚至是全世界的嚴重質疑和輕視。這是一個極其難堪的現實。造成這一切的力量不是來自國內的反叛，而是來自外來勢力的武裝干涉。因此，他們母子二人的當務之急不是向國人解釋什麼，而是要儘可能迅速地取得外來勢力的“諒解”。這種“諒解”極其重要，因為這關繫到一個無論是慈禧還是光緒都很在乎的問題：他們所代表的帝國政府的合法性。因此，1900年大清帝國的這份《罪己詔》從一開始的動機 上講，就是寫給洋人們看的，這與數百年前宋徽宗的檢討有着本質的差別：徽宗的《罪己詔 》的結論是號召全民禦侮，而慈禧的《罪己詔》全篇均是在呼籲“世界和平”。

他們母子爭論的核心，也是詔書寫作的難點，即：帝國的局勢演變到如此地步，責任歸誰？

1900年8月20日帝國終於頒發的《罪己詔》原文極長，翻譯成白話文簡直如同一本書，而且昔日皇家文件的豪華文采全不見了蹤影，像一篇因為小錯而寫給老師的小學生的悔過書。一百年後的今天，不讀不行，讀之生厭，只有選擇最核心的觀點摘錄一二。

先得把帝國政府居然棄民逃跑的事情說清楚：

迨至七月二十一日（1900年8月15日）之變，朕與太后誓欲同殉社稷，以上謝九廟之靈。乃當哀痛昏瞀之際，經王公大臣等數人勉強扶掖而出，於槍林炮雨，倉皇西狩。

《罪己詔》一開始就把最主要的焦點問題回答了：帝國所有的問題都出在那些敢於把太后和皇帝“扶掖”出紫禁城的王公大臣們身上。接着，《罪己詔》用極大的篇幅解釋了洋人們為公然入侵中國尋找的“藉口”、而朝廷想躲也躲不過去的義和團問題：

夫拳匪之亂，與信拳匪者之作亂，均非無因而起。各國在中國傳教，自來已久。民教爭訟，地方官時有所偏：畏事者袒教虐民；沽名者庇民傷教。官無持平辦法，民教之怒，愈結愈深，拳匪乘機，漫成大釁。由平日辦理不善，以致一朝猝發，不可遏抑。是則地方官之咎也。

淶涿拳匪，焚堂毀路，急派直隸練軍彈壓。乃練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干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愈聚愈多。此則將領之咎也。

該匪妖言邪說，煽動愚人，王公大臣中或少年任性，或迂謬無知，平時嫉外洋之強，而不知自量，惑於妖妄，詫為神奇，於是各邸習拳矣，各街市習拳矣。或資拳以糧，或贈拳以械，三數人倡之於上，千萬人和之於下……而數萬亂民膽敢紅巾露刀，充斥都城，焚掠教堂，圍攻使館……浸成尾大不掉之勢……此則禍首王公大臣之罪也。

《罪己詔》進一步說明：“天下斷無殺人放火之義民，國家豈有倚匪敗盟之政體？”因此縱觀義和團盛於鄉里，充斥京城，最終釀成大亂，那些帝國的地方官員、軍隊將領和王公大臣們，無不是應該為目前局勢負責的人。試問，使館最後是怎麼保全下來的？如果帝國真的要毀滅使館，命令火攻水灌，使館哪還能有今天？而朝廷不是命人送去了西瓜水果嗎？當然，還可以有更多的方式慰問，在那樣的局勢下沒再去，想必完全可以諒解。

既然除了太后和皇上之外，所有的大臣和官員都有罪，那麼，如此的“眾”罪行是怎樣造成的？《罪己詔》得出結論出乎整個帝國的意料——帝國的全體官員沒有“大公無私”：

近二十年來，每起一次釁端，必申一番告誡。臥薪嘗膽，徒說空言，理財自強，幾成習套。事過之後，循情面如故，用私人如故，敷衍公事如故，欺飾超台如故。大小臣工，清夜自思，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夫無事且難支持，今又釀此奇變，益貧益弱，不待智者而知。爾諸臣受國厚恩，當於屯險之中，竭其忠貞之力。綜核財賦，固宜亟償洋款，仍當深恤民難。保薦人才，不當專取才華，而當內觀心術。其大要無過去私心，破積習兩言。大臣不存私心，則用人必公；破除積習，則辦事着實。惟公與實，乃理財治兵之根本，亦即天心國脈之轉機。（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7～189頁。）

這是帝國政治文件中的典型範例——下邊有一群私心太重的“歪嘴和尚”把本來很正確的“經”給念走調了。這是帝國的皇上和太后開列給洋人們的一份“懲罰”名單——它明確地告訴洋人們有仇有氣可以到什麼地方去發泄，或者是在向洋人明確表態：至少皇太后和皇上沒有偏袒任何“釀此奇變”的官員的意思。

帝國政府逃亡的第五天，本來還為皇室的逃亡而憂慮擔心的帝國官員們，突然發現自己就要變成國家的“罪犯”了，於是紛紛驚慌起來。而洋人們真的就開列了一大串必須嚴厲“懲辦”的帝國官員的名單，名單上除了沒有慈禧和光緒的名字之外，幾乎囊括了帝國政府朝廷的一半重臣和數十名地方要員。

1900年8月大清帝國的《罪己詔》最後所說的關於“公”與“私”的問題值得玩味。本是給洋人們看，用以推脫責任的，竟然唐突地提出了這麼一個純屬帝國官場中的“職業道德”問題，不知道特地把這個問題說給洋人們聽是出於什麼目的。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無拳匪之變，我中國能自強耶？”這句反問——在整篇《罪己詔》中只有這句話像是皇帝自己的話。可是，話是問的不錯，問題是：在問誰呢？整個大清帝國誰最該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