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清淚濕山河

能夠如此順利地占領北京使聯軍頗感到意外。因為在大沽口海面上準備登陸的時候，所有的官兵都被反覆嚴肅地告之一個歷史事實：1860年，也就是40年前，英法聯軍從這裡向北京攻擊前進，結果遭到手持冷兵器的滿族武士們的阻擊，聯軍一共戰鬥了四十多天才到達 北京。如今的攻擊距離和路線都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對手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武器裝備上，都已堪稱一支強大的正規軍，要想打到北京，樂觀地說也得需要80天，前提是各位到那個時候還活着的話。

可是，事實是，40年後，從聯軍開始攻擊行動到完全占領北京僅僅用了10天。

聯軍們發現，他們占領的這座帝國都城基本上還是個完好無缺的大都市。所謂“完好無缺”，指的是在這座被攻擊的城市裡，市民並沒有按照戰爭常規而大量逃亡，除了官吏和兵勇之外，所有的北京市民基本上都沒有離開家。即使在一片槍炮聲中聯軍官兵衝進街道的時候，他們依舊看見了京城灰色的院落里升起的炊煙，看見了掛在龍槐樹枝上的百靈在鳥籠里跳來跳去，看見了低矮的院門的縫隙後露出一雙黑色發亮的眼睛。而胡同口背陰的牆根下、街頭的古樹下和破舊的小型廟宇的台階上，仍舊蹲着一些男人，他們往往使摸索前進的聯軍官兵們驟然緊張起來。可定神再看，都是些上了年紀的中國男人，頭上的辮子細短乾枯，手上除了煙袋之外沒有武器，顯然他們或是聚集在一起回憶着留戀不已的過去，或是孤獨而沉默地消磨着悶熱躁亂的夏日，僅此而已。因為即使跌跌撞撞地拉着炮車、噼噼啪啪地放着槍的聯軍官兵們的目光與他們的目光對視的時候，他們的臉上也絲毫沒有驚慌的神色——這種東方黃色面孔上的那種沒有任何表情的表情至少已經凝固了上千年。就在這種古老的目光與聯軍們的目光相對視的瞬間，一種無以明狀的奇異感覺立即湧上了這些異國官兵的心。聯軍官兵們有些驚慌還有些膽怯地急忙把自己的視線轉移開，於是前方的五彩牌樓、深邃的城牆門洞和瀰漫在雜亂房屋頂上的濃煙，都變得神秘而沉重起來。

帝國都城裡的市民是一群能夠活得很沉着的市民。

後來有人為此譴責帝國的政府：從聯軍開始向北京攻擊的時候起，北京城就實行了嚴厲的戒嚴令：所有的城門一律關閉，任何人不得出城。這等於有意把百萬北京臣民當做了帝國的人質。但是，無論當時還是後來，似乎帝國都城裡的百萬臣民並沒有“人質”的感受。於是，又有人反駁說，即使當時帝國政府強迫市民疏散也無法讓其離開家門。原因是：北京市民是這個世界上最見多識廣的民眾，他們普遍地認為無論誰打進這座城市，都是衝着皇上、官府和那些大宅門去的，天下怎麼會有人跟貧窮的他們過不去？

在北京城破的時刻，幾乎所有奔跑在街頭的人，都是王公的家眷、棄職的官吏、外地的富商、潰敗的官軍以及零散的義和團們。滿城奔跑的人流集中在北城，因為聯軍是從南邊和東邊打進北京城的。

8月16日，帝國所有的政府機構都不見了任何一位官吏的影子，北京城實際上已經成為政治權力的空白。德勝門和西直門城門附近集中了數百輛大車，車馬裝載着半城的財富擁擠在一起，於是成為趁火打劫的最佳地點。官吏大員們充當了自家的車夫，因為車夫們不是逃跑了，就是加入了打劫的行列。官吏大員們抽打着拉車的牲口，車上家眷們的驚叫哭喊連成一片。

正在逃亡的軍機大臣王文韶被阻擋在此。平時享受着皇恩俸祿，國難當頭卻要棄國而逃，王文韶感到萬分恥辱，他高聲大罵：“沒良心的狗奴才！沒廉恥的狗奴才！”但是根本沒有人理會他。王文韶已覺得他此刻的行為和那些逃命的官吏截然不同，因此他有權力開口大罵。他早上從家裡追至皇宮，發現連看守皇宮的人都跑光了，東華門鎖着，根本進不去。他奔向德勝門，途中在一座小廟中歇腳，但小廟的和尚怕受連累不讓他停留，並且聲稱他們也要跑了，原因是這座小廟曾經是義和團的一個神壇。德勝門城門附近已經出現了聯軍官兵的身影，王文韶只好不顧王公的體面拼了老命才終於在人流中擠出了城門，剛跑到嘎嘎胡同，天下雨了，於是又躲進一位小官吏家。這位小官吏給帝國大員找來一輛驢車，並且派自己的隨從跟隨軍機大臣逃亡，但他明確里囑咐隨從：重點保護的不是王大人而是驢——因為沿途散兵土匪搶劫的不是人，而是牲口。當王文韶終於在懷來縣城裡追上太后的時候，包括皇太后和光緒皇帝在內的所有皇室人員都對這個衣衫襤褸、年近八十的大臣居然能夠有氣力活着追上朝廷而萬分感動。同時，王文韶的追隨令他們聯想到了帝國那些此刻只顧自己逃命的大員——都是些什麼東西！

在中華帝國戰敗的時刻，政府和官吏棄城逃亡幾乎成了一個習慣，這種罕見得幾乎等於一個帝國政府全體逃竄的舉動，在帝國的歷史上已不是第一次發生。至少慈禧太后應該記得，40年前英法聯軍打進北京的時候，咸豐皇帝帶着包括她在內的嬪妃們也是在慌亂中狼狽逃出京城的，而帝國的大員官吏們同時也作鳥獸散了。所不同的是，那年城破的時候，曾經發生過一個奇蹟：居然有一個比如今的王文韶對帝國更忠心耿耿的人物在城破之時不但沒有逃跑，反而臨危不懼大義凜然地依然坐在衙門府里“篝燈觀書”，成為惟一在已經淪陷的帝國都城內堅守政府職務的人。因為在帝國的官員中這樣的人物實在罕見，於是事後他成為帝國全體官員們的“榜樣”——他被皇上破格提拔了。這個奇蹟《汪穰卿筆記》中有載，是一則絕佳的帝國政治幽默：許善長，字季仁，浙江杭州人士，“才思清俊，落拓不羈。”沒有任何官職，因此生活困頓。但他卻有個官吏的愛好：留戀妓院——“偶假得數十金，必盡費之韓家潭等處。”韓家潭，京城妓院所在胡同之一也。聯軍入城，“京官多潛走”，他正為沒錢逛妓院而發愁，於是找到一個內閣中書借錢。這位內閣中書正準備逃跑，於是對其曰：“借貸可也。然余欲有事相求，必諾乃可。”許善長問何事，內閣中書言：“吾今晚當值，欲君相代。如允當貸二百金。”許善長高興都來不及呢，欣然同意。奇特的是，這個許某是個信守諾言的人物，在鬧不好可能掉腦袋的時候，他拿了銀子並沒有去及時行樂，而是真的一本正經地上內閣衙門值班去了。更奇特的是他到內閣衙門之後發生的意外：

許既諾。夜宿閣中，篝燈觀書。時恭王留守，夜出察諸值宿者乃多空無人，至內閣望見有燈，趨之，見許，問：“人多不至，君何為者？”許初不識為恭王，然意必為貴要也，乃起對曰：“今京府空虛，各署文書深懼遺失，故不敢不致謹。”王甚獎嘆之。問其姓名，曰： “浙人許善長也。”後中書有缺，特越次補之，而誤為許善昌，許既得補，乃遞呈吏部更正焉。（汪康年：《汪穰卿筆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67頁。）

可以想像當時恭親王着實被感動得不知如何是好，連名字都沒搞清楚就決定提拔這個“英勇無畏”的人。這是許善長絕對沒有想到的事情，至少當上了內閣中書的他從此再也用不着借錢逛妓院了。《汪穰卿筆記》對此感慨道：“宦途升沉，至為無定。”

8月16日，當北京城內外的槍炮聲基本停歇之後，市民們便繼續等待着北京城再次陷入混亂的時刻。經多見廣使他們肯定這座城市“還得亂幾天”。當晚關於太后和皇上“西狩”的消息就傳了出來，然後就是哪個衙門哪個王爺的轎子也“出了彰義門”之類的傳聞。有年輕人爬上屋頂看，果然看見城裡數處又起火了。把起火的方向和大致位置向老人報告，老人眯着眼說：“我說什麼來着？跟咸豐年一樣，洋人圍了王府了！”

那些以“保護使館”為藉口打入這個富庶的帝國都城的聯軍首先撲向了各座王府：帝國的王公大臣們不但是“應該無情懲罰的禍首”，而且他們的王府是囤積帝國金銀財寶的最大的倉庫。

帝國所有的王公貴族都對即將到來的巨大災難有充分的估計。這些過着世界上最奢侈生活的王公貴族和他們的家眷們，除了在養尊處優、傲慢排場、享受美食、聲色犬馬、貪污受賄等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之外，他們還有在巨大動亂到來的時刻清醒地估算自身處境的敏感的判斷力。這種判斷力與生俱來地流動在王公貴族們的血統之中，他們在平安年代裡駭人聽聞的驕奢揮霍和在危機時刻毫不猶豫的棄國逃亡都出自於他們的這種貴族本能。他們的命運也因其在臨危之時表現出的驚人的果斷而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具震撼力的人生警示。

而在最後一刻因為種種原因沒有來得及逃亡的那些貴族們，在聯軍闖進大門之前的短暫時間裡，開始了競賽似的集體自殺——這種同樣果決迅速的集體儀式，曾在元軍突入大宋的時刻、清軍突入長江沿岸的時刻、太平軍突入沿海城市的時刻多次在帝國的歷史中出現過。千百年來這種儀式混雜在多種道德評判的名稱下成為這個民族歷史中極其罕見的悲傷景象。

那個狂熱歌頌義和團“法術”的大學士徐桐，八十多歲的他已經沒有力氣跟隨太后逃亡了。於是，他準備死。他對他的長子說，他是帝國的“首輔之尊”，遭遇如此國難，“必該殉國”。這個準備一死的老貴族在房梁上系了兩條繩子——他決定和他的第三個兒子一起死。他的三兒子就是現任刑部侍郎，斬殺袁昶等反戰大臣的監斬官徐承煜。帝國的大學士認為，只有當官的兒子才有資格與他一起殉國。父子倆人同時登上了板凳，同時把繩索套在了脖子上，然後大學士看着他的兒子，他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但是，他發現他的“老三”正在看着他呢，眼神分明是希望父親先死。兩個人僵持了好一會兒，徐承煜突然把頭鑽出繩索，跪下來，哭道：“兒子先死，無法為父親盡孝，請允許為父親殮葬之後兒再死！兒子一定死！兒子不敢偷生！”大學士徐桐“欣慰”地一笑，嘆了一口氣，流出兩行老淚，對長子說了他此生的最後一句話：“你無官，可歸隱老家。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別當官！”說完，他腳一蹬。板凳倒了，帝國的大學士死了。徐承煜立即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然後趁家人沒注意，跑了。沒過多久，他在城外被日本軍隊捕獲，關押了一陣後被當做“罪犯”之一砍殺於菜市口。殺他的時候有洋人“監斬”，並且舉着照相機在他身首分離的瞬間按下了快門，那張照片成為大清帝國那段悲慘歲月的清晰見證。據說徐承煜跑後曾經偷偷回家過一次，發現全家妻妻妾妾男女老幼隨從僕人共16人，全部懸梁於廳堂內，那情景幾乎令他精神錯亂。

北京城破之日，集體自殺的貴族家庭還有：

宗室奉恩將軍札隆阿和兒子、兒媳、女兒和孫兒一起自縊。

宗室侍讀寶豐，“追兩宮未果”，全家吞金而死。

宗室侍讀崇壽，殺全家老少之後，“自刃胸腹以死”。

奉天府尹福裕全家7人全部溺死。

二等侍衛全成全家5人服毒。

一品官富謙全家12人自焚。

護軍參領續林先用刀殺了妻子兒女，然後自殺。

都統御前侍衛奕功，在聯軍衝到他家門口的最後時刻，插緊大門，率領全家妻妾子女共10人進入後院，堆起柴草，闔家自焚。沒有被燒死的人爬到井邊投井。

吉林將軍延茂多日在安定門城牆上指揮阻擊戰鬥，戰鬥失敗後隻身回家，與母親、兄嫂、弟媳和子女共12人，引火自焚。

中書玉彬與母親赫舍里氏以及妻子兄弟等，全自焚。

庶吉士宗室壽富，全家集體上吊。壽富體胖，懸繩崩斷，其弟幫助他整理繩子，又為兩個妹妹和一個侍女“從容理環，後乃自縊。”

國子監祭酒熙元和王懿榮，在洋兵破城之時，迅速回家，前者和老母等家人一起服毒，後者與妻子投井。

三品銜兼襲騎都尉員候選員外郎陳鑾一家集體自殺的人數最多，達31人。

在死亡之前的最後一刻依舊能夠用文字記載下當時帝國悽慘而恐怖的情形的貴族，是景善。無論中外，研究中華帝國庚子事件的學者無不把《景善日記》當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景善這個老貴族堅持記日記的習慣令後人驚訝。他不但對帝國那段混亂日子的每一天都有詳盡的記錄，而且最後的一篇日記竟然記於農曆七月二十一日，即公元1900年8月15日——那一天北京城陷落，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出逃。在這一天的《景善日記》裡，記有內務大臣文年告之太后出逃的消息，記有兒子告之大學士徐桐自殺的消息，記有家人“吞煙而死”時 他阻止不了但自己並“無此拙見”等內容。景善甚至還拖着年邁之軀把自己家銀子埋藏了起來，他堅信那些洋人“必不知予藏金之所在”。這篇日記的最後的一句話是：“奴僕星散，至無人為予治晚餐。”

時年77歲的景善，其父桂順在道光年間曾為都統，其家與葉赫那拉家族有親誼關係。他本人做過翰林學士和內務府大臣。由於他的顯赫出身和他當過帝國最有油水的內務府大員，因此他必定積存有令他捨不得死的大量銀子。然而，當他在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中餓着肚子寫完最後一篇日記的兩小時之後，他被他的兒子連拉帶拽地弄到了自家的水井邊。景善有三個兒子，最小的兒子恩銘就是慈禧逃到頤和園時出來接駕的那官員，恩銘跟隨慈禧逃亡了。二兒子從聯軍攻城時起就沒回過家，毫無音信，生死不知。大兒子恩珠是個典型的紈絝子弟，平時父子總是因為兒子不斷地向父親要錢而發生口角。恩珠還是一名狂熱的義和團團員。當全家人都自殺之後，恩珠回來了，即使在絕望的時刻，他還是沒能從父親口中得知銀子藏在哪裡。於是他覺得有必要“幫助”老父親“殉國”。年邁的老父親僅僅掙扎了幾下，便被他的兒子塞到井裡去了。

景善巨大的府邸立即遭到聯軍的徹底洗劫，一名英軍士兵在尋找財物時在廢墟中發現了幾冊日記，不知出於什麼動機，這名英軍士兵把日記收藏了起來，並且帶回了英國——現在的中國人讀到的《景善日記》，是由英文翻譯而來的。

重新跑上街頭的恩珠很快就被聯軍抓住處死，原因是在他身上發現了“義和團使用的武器”。一個顯赫了二百年的帝國貴族之家就這樣從物質到精神即刻消失得痕跡全無了。

根據有關史料的不完全統計，1900年，北京城破的兩天之內，全家集體自殺的皇親國戚達三十多戶。王公貴族之家大都人口茂盛，於是自殺總人數近兩千人。

一些貴族是在聯軍砸開府邸大門的最後一刻採取自殺行動的，於是必須在時間上和聯軍爭分奪秒。跟隨聯軍進入京城的英國記者米德爾目睹了這樣一幕：他正在紫禁城東北角樓外一座“莊嚴的住宅”門口休息，突然聞到了一股屍體的臭味。他向氣味散發的方向尋找，進入了這座住宅的大門。院子裡有一具燒焦的屍體，屍體旁有一些斷劍和衣服的碎片——“一切跡象表明，這座院落里曾經發生過一場激烈的交手戰。”進入到院子後面的房屋裡，他看見了更悲慘的情形：一條狹道盡頭吊着六具屍體，是三個成年人和三個孩子，個個伸舌瞪眼，慘不忍睹。這個英國記者最後的判斷是：前院燒焦的那個人為了保衛全家免遭毒手，曾與入侵者進行了瘋狂的拼殺，而正是由於他的抵抗，全家才有了自殺身亡的時間。

由於種種原因沒有來得及自殺的王公貴族所遭遇的苦難足以說明這個帝國的王公貴族們為什麼會紛紛在城破之際全家自殺。

戶部尚書崇綺，字文山，阿魯特氏，道光、咸豐兩朝大學士賽尚阿之子。這是一個在帝國歷史上很不一般的貴族，他最大的不一般是，1864年，這個“熟諳軍務”的滿族貴族世家子弟在步軍統領衙門做小官吏的時候，把大量的時間沒有用到和其他貴族子弟一起“風流倜儻”上，而是在日夜苦讀，竟然於當年的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名次竟然是第一甲第一名，從而製造了一個全國百姓爭相議論、皇室宮廷緊急開會的巨大轟動事件。在這個要想步入仕途必須經過科舉的帝國有一個奇特的現象：帝國政府從不鼓勵滿族和蒙古族子弟參加科 舉考試。原因是複雜的：首先，身為滿、蒙的帝國統治階層出於“以武立國”的思維定勢，不希望自己的子弟因為沉溺於“漢家經典”而荒廢了用以鞏固政權的習武傳統。所以，為了讓其安心練習武功而不必為安身立命養家糊口操心，所有的滿、蒙血統子弟從一生下來起就 天生“領有錢糧”。另外，帝國科舉考試選拔漢族文官，就是為了給對滿、蒙統治有逆反心理的漢人以“獲取前途”的機會，從而讓為官取仕的他們降服更多的漢人之心。帝國曆朝的皇帝從不主張滿、蒙子弟去與漢人爭奪本來就不多的科舉名額。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多數滿、蒙貴族子弟別說深刻地掌握漢家經典，有的連漢語都不怎麼會說，與其在考場上丟人，還不如明確聲明不參加考試。因此，大清帝國自開國二百多年間，即使有個別滿、蒙貴族子弟參加科舉考試，但也從來沒有考中狀元的先例。崇綺是大清帝國歷史上惟一的一位考上狀元的滿族貴族子弟。這件事並沒有引起漢家子弟的多大反感，反而在全國傳為美談，但朝廷卻為是否批准這個滿族貴族子弟為“狀元”前瞻後顧，反覆思量，後來終於在“只看文章，不論滿漢”的呼聲中授予崇綺翰林院翰林。自此，崇綺的好運接踵而來，他的女兒被封為同治皇帝的皇后，狀元兼國丈，於是官至盛京將軍、戶部尚書，榮耀和氣派凌駕於任何貴族之上。

1900年，已經七十多歲的崇綺本來和義和團沒有多大的關係，他僅僅在廢除光緒的問題上因為想在晚年擁有穩固的靠山而為端郡王呼籲了一陣子，不料想竟得到了慈禧的歡心，不但賜他“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還和徐桐一起同時當上了新立皇儲的老師。這充其量只 是政治上的投機，後來洋人們也沒把他列入“懲辦名單”，但是他自己有點兒心虛，在得知慈禧逃亡的消息後，他跟隨榮祿一起出逃一直逃到了保定。據他和榮祿說，他們兩人之所以往南奔向保定，並不是一般的逃亡，而是在“吸引洋兵，掩護聖駕”。至於他們是否吸引了聯軍的兵力沒有確切的證據。只是，沒有來得及跟隨崇綺出逃的家人在最後的時刻動作慢了，他們全部落入了聯軍之手。崇綺家所有的女人，包括他的妻妾、女兒、兒媳等，都被聯軍關在天壇，受到聯軍官兵的肆意凌辱——“數十人輪姦之”。被釋放回家後，崇綺的兒子崇葆公爵“憤恨無地”，在自家府邸的院子裡挖了個大坑，先把年幼的孩子們活埋了，然後又為自己挖了個坑，“自縊身死”。隨後，在崇綺之妻瓜爾佳氏的帶領下，剩餘的家人也全部自殺。身在保定的崇綺得知這一消息後“羞憤交加”，“大哭一夜”，然後決定一死了之。他找不到一根結實的繩子，於是就自己搓。一切準備完畢後，他指着身邊不斷勸解他的榮祿一字一眼地說：“都是因為你！”然後，他把自己吊在了保定蓮花書院滿是灰塵的房梁上，死了。

誰人能夠解釋大清帝國這個滿腔悲憤的老貴族最後指着榮祿說的那句話的真正含義是什麼？

聯軍在占領北京城後肆意屠殺之事，連洋人們自己都無法完全否認，儘管他們在史書中對此事的描述大都輕描淡寫。

聯軍為其暴行尋找的藉口是：消滅義和團。

北京城城破之後，數十萬義和團們都在哪裡？沒有人說得清楚。這些來自帝國北方鄉村的農民絕大多數在城破之前就已經逃跑了。即使沒來得及逃出京城的少數義和團團員此刻也絕不會依舊穿着義和團鮮艷的衣服，拿着他們的大刀和法器“呼嘯周衢”了。至於聯軍是如何區分義和團與北京平民的，不得而知。

聯軍首先包圍了義和團總部莊親王載勛的府邸。載勛已經跟隨慈禧逃亡，但是聯軍還是在這座巨大豪華的府邸中一下子抓到了一大群義和團。這些人無一倖免地全部被聯軍就地處死，然後縱火焚屍。事後有人清理現場，發現包括載勛家眷和老人孩子在內，屍體有1700具 之多，真正是“屍積如山”。

在皇城附近的一條小胡同里，一群義和團夾雜在因為自家的房屋被聯軍縱火而逃出來的平民中間，被法軍追趕不舍，最後被壓縮到一條死胡同的盡頭。法軍官兵架起機槍開始掃射——“約十分鐘，或十五分鐘，直至不留一個活着的人。”目擊的聯軍士兵後來回憶說：“其鬧聲可使人的耳朵聾了。”（叢刊《義和團》（二）第358頁、第528頁。）

西什庫教堂附近是聯軍報復的重點地區之一。聯軍從兩面向這個地點合圍，把數千中國人圍在了城牆下，然後開槍掃射。

這樣的殺戮普遍發生於京城的每個角落。聯軍“逢人既發槍斃之，常有數十人一戶者，拉出以連環槍殺之。以至橫屍遍地，棄物塞途，人皆踏屍而行。”聯軍的殺人手段充分展示了洋人們的“高度文明”，他們不願意浪費子彈，於是使用了可以致人死地的所有的方法，包括焚燒、棍擊、繩勒和強姦——“巷彎曲之處，屍體極其難看”，以至使“軍馬受驚，魯莽狂竄。”（《庚子紀事》，第95頁。）

聯軍專門成立了搜捕隊，不分晝夜地在京城的大街小巷抓人。協助聯軍搜捕或者直接執行殺戮的洋人中，以使館人員最為瘋狂。他們從聯軍剛剛占領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就成群地從使館區蜂擁而出，開始了“殺人競賽”，致使“成千上萬的人在以屠殺為樂的瘋狂中被殺了”。他們特別對殺帝國的貴族感興趣，帶着聯軍官兵奔忙於京城的每一座王府之間。經過他們洗劫的王府，“是在搶劫之後又加毀壞，毀壞後又加搶劫，被無微不至地徹底地毀滅了。屋子裡的家具被拖了出來，家裡的雜物扔了遍地。其中有鑲着大紅滾邊的衣裳，有灑着血的中國女子尖尖的弓鞋，有切斷了的手和腿，有砍下來的頭，也有紮成束的頭髮。”（（ 法）貝野羅蒂：《北京的末日》，金煒主編《中華民族恥辱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屠殺之後，就是大規模的搶掠。或者說，搶掠才是聯軍們真正想干的。最普遍的搶掠是對商號店鋪的掃蕩，京城內幾乎每一個商鋪都遭到徹底地搶劫，尤其是那些珠寶店和錢莊——“以搜查義和團為名，三五成群，身跨洋槍，手持利刃，臥房密室，無所不至，翻箱倒櫃，無處不搜，任其所為，飽載而去。”（《庚子記事》第35、36頁。）奇特的是，聯軍官兵們不知是受到了誰的點撥，對中國當鋪特別感興趣，京城全城兩百家當鋪，在1900年沒有遭到洋人搶掠的僅剩四家。闖入當鋪的聯軍官兵“類似瘋狂，洶湧難遏，群碎其櫃，爭前搶奪，當鋪已成瘋人院，其狀可畏。”有一家大型當鋪的掌柜和夥計居然要誓死保衛財產，和聯軍對峙很久，最後還是被聯軍攻破大門，結果“室內頓時紛亂，首飾、古玩玉器、皮衣、繡貨、綢緞等各類物品，拋置地面，以足踏上，灰土飛揚，嗆人之喉。”聯軍官兵們開始只要黃金、銀子、鑽石和鐘錶。後來又不知經過什麼人的指點，開始搶貂皮和綢緞——“各人背負一包，急荷而出。”（ 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7頁。）

搶掠商家大多是聯軍官兵的個人行為，而搶掠王府、官府和皇室，是在各國軍隊首領直接指揮下的“有組織的軍事行動”。戶部尚書立山家是京城著名的豪府，雖然已經遭到義和團的查抄，但聯軍還是在他府內搜出價值40多萬兩銀子的珠寶和價值350萬兩銀子的各種古玩，這些財物“全部運往法國使館”。而日軍搶掠的是軍機大臣寶均的家，日本人僅僅從這座王府院子裡的水井中，就發現了30萬兩銀子。聯軍還沒有破城的時候，就已經研究過如何搶掠帝國政府各部門的問題了，因此幾乎與占領北京同時開始的是對帝國政府各部門的占領。這些部門包括兵部、吏部、工部、內務府、欽天監、鴻艫寺、太醫院、詹事府、鑾儀衛 、鑾駕庫、理藩院、順天府、光祿寺、國子監、稅課司等等。聯軍對帝國政府各部一旦占領，立即把所占的房屋當做軍營，然後把“各項錢糧盡行拉運一空”。

在這項搶掠中，日本人顯示了他們的一貫的狡猾。帝國的戶部位於俄軍的“占領區”，但是當俄軍進入戶部的時候發現，戶部的銀庫已經被日軍搶掠完畢，為此俄軍提出“嚴正抗議”，而日軍的解釋是，分區占領的決定是15日下午15時才做出的，日本軍隊進入戶部的時間則是在15日上午，因此日本的“繳獲有效”。日本軍隊在沒有攻破北京城牆的時候，就已經掌握了戶部銀窖的位置，他們迅速準確地在戶部里挖開一個巨大的地銀庫，把裡面數千萬兩銀錠搬運一空，包括一個也許是那時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純金砝碼——這一砝碼的重量“和一個真人的重量相似”。

為此，俄軍統帥後悔得失去了理智，他不停地叫喊：“一定還有！人們都說還有金子和銀子！金子在哪裡？銀子在哪裡？”貪婪使這個俄國人的精神出了問題。使俄軍統帥停止了喊叫的是俄軍隊對頤和園的“獨家占領”。8月16日上午，俄軍中校伊林斯基先於日軍到達頤和園，並宣布這座巨大豪華的皇家園林為俄軍的“軍事禁區”。從那一天起，直到10月2日英、意軍隊根據聯軍總司令部的命令接管頤和園時止，中華帝國這座皇家園林中的珍貴物品大部份都已經不見了。在占領頤和園的近五十天內，俄軍僱傭京城民間的大車，晝夜不斷地從頤和園往俄國使館拉運財寶。由於拉運的任務實在繁重，趕大車的人極其疲勞，經常“處於半睡狀態”，致使“車中物品時落於地”，“無數雕刻奇巧的玉器因此碎成數段”。在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在這些大車經過的坑坑窪窪的土路上，中國人依舊可以在泥濘中不斷地揀到“皇家的珠寶”。接管頤和園的英、意官兵在頤和園內再次進行了最嚴密的搜索，還是依然發現了大批財寶。等再也搜尋不到值錢的物品後，官兵們開始隨意“取所愛之物為紀念品”，這些“紀念品”包括香爐、花盆甚至雕花門窗。75年之後的1975年，法國巴黎的一個古玩商人給中國有關部門來信說，他有頤和園佛香閣西側的那個小亭子的銅窗可以出售，為此中國方面派出人員前去甄別。8年之後的1983年，一個美國人出資51.5萬美元從那位法國古玩商手中將10扇銅窗買下“無償歸還中國”。沒有人知道這個美國人的“慷慨之舉”中是否包含着對歷史的悔過。

1900年的美軍司令部設在先農壇。美軍在把他們認為“值錢”的東西運進美國使館之後，就把大殿裡所有文物全部扔在了露天，然後將他們的馬廄建在了中國皇帝祭天的大理石祭壇上。

英軍的司令部設在天壇——“每天都有裝載珍品的車輛，上面是絲織品、皮貨、白銀和玉飾、繡花衣服等，運出天壇。”（孫其海：《鐵血百年祭》，黃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 第32 0頁。）英軍還把天壇內大清帝國皇室祖先的牌位全部運回英國國內，至今依舊陳列 在大英博物館內。

搶掠之後，接下來在大清帝國都城北京城內發生的恐怕是人類史上極其罕見的奇特景象了：北京城成了一個巨大的“商品”拍賣市場。而更加奇特之處在於這個拍賣市場中攤主和顧客雙方的身份也是舉世罕見的。

拍賣緊接在大規模的殺戮和搶掠之後，從搶掠到拍賣之間沒有時間上的哪怕想掩飾一下的過渡，幾分鐘之前剛剛搶劫來的物品，片刻便堂而皇之地擺在了攤位上，成為大聲叫賣的“商品”。拍賣地點就在實施搶劫的現場，攤位四周遭到搶掠的民房燃燒着的大火還沒有完全熄滅。拍賣“商品”的攤主全是清一色的洋人，所賣的物品昨天還是中國人家裡的私人財產。而逛這個巨大“市場”的顧客，除了在京的洋人外還有中國人。他們悄無聲息地溜向拍賣市場的時候必須要穿過京城裡那些堆着成堆的中國人屍體的胡同——“屍體已經在炎熱的氣溫中腐爛，即使是中國顧客也不得不在經過時捂住自己的鼻子。”

拍賣之風首先從英國使館裡開始颳起。這座使館“每天定期有人開車出去，回來時車上裝滿了絲綢、刺繡、皮毛、青銅器、珠寶、玉器和中國瓷器，並在下午四點鐘開始在使館的大草坪上拍賣。”隨着英國使館的舉動，各國使館很快都成了拍賣行，各國官兵把搶掠來的物品“一齊堆在使館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賣”，“所得之款，按官級高低分派”。各國使館的拍賣行動“每日如此，持續達三個星期”。

使館裡拍賣起初僅僅在洋人們之間進行。各國把官兵們搶掠來的財寶展覽似的陳列出來，以便“互相交換”。各國的傳教士、商人以及官兵們都想大量地用最便宜的價格買到“精美的中國物品”，以便將來回到國內倒賣而獲取暴利。於是洋人們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競爭。現場交易需要大量的現金，而現金的匱乏使大量的收購受到限制，於是有的使館人員和洋人開始用可以在巴黎、倫敦等銀行兌換現金的支票收購，這證明了1900年發生在這帝國都城北京的規模空前的搶劫與拍賣受到了帝國主義們各國國內財團的鼎立支持。

拍賣活動幾天之後便蔓延到了北京街頭。規模擴大的原因是聯軍官兵們手中仍存有大量的搶掠物品不願意在使館內的拍賣場上出手。因為僅僅在使館區內進行拍賣，收入不但受到使館的監視和限制，而且往往“賣不出好的價錢”。聯軍官兵們希望把手上的贓物直接賣給中國人——“他們認識這些東西的價值，他們肯定願意出公道的價錢。”

一旦洋人的拍賣舉動擴展到京城街頭，這個剛剛遭到毀滅性搶掠的城市立即呈現出一派人類在戰爭狀態下前所未有的景象：城市的幾乎每一個角落都有聯軍官兵們擺的攤子，東四牌樓、西四牌樓、正陽門外、天壇、菜市口、虎坊橋、鼓樓乃至各座城門的門洞裡，地攤一個連一個遍及整個帝國的都城。聯軍官兵“每日差務一畢，即選擇一平安之地，鋪一布於地面，蹲踞於旁，擺上各類貨物，以便人之購買。”同時參與如此喪盡廉恥之事的洋人還有那些外國傳教士們。這些“上帝的信徒”在聯軍占領北京之後的行為令人困惑，因為他們一旦從生死線上僥倖活下來之後就都毫無例外地成為了最徹底的搶掠者。他們和中國的教民一起，帶領聯軍官兵闖進帝國貴族的紅漆大門，甚至砸開普通平民百姓的木門，開始了近乎瘋狂的搶劫。他們比聯軍官兵們更“懂得什麼最值錢”。這些傳教士什麼都要，從最貴重的金銀珠寶一直到一張看上去已經殘破的中國畫。一個叫都立華的洋牧師居然自己“單獨占領了一座王府”，據他說這座王府的主人是一位“年僅九歲的親王”。他占領這座王府的時候，這裡已經遭到聯軍徹底而反覆的洗劫，貴重的物品已經都被運走，但他居然還是在廢墟中找到了3000兩銀子。更令他滿意的是，殘存在這座巨大王府里的家具、幔帳、瓷器甚至鍋碗瓢盆，都讓他搬到了市場上擺了攤，他對他的“同仁”說：“瞧，這都是上帝的恩賜！”

西什庫教堂的主教樊國梁是搶掠禮王府邸的總指揮，為了把這座王府中“有價值的財寶”運往教堂，數輛大車竟然連續運送了整整七天。這位主教還大量收購教民和聯軍官兵手中的搶劫贓物，在義和團的攻擊下已經千瘡百孔的西什庫教堂成了一座往來“生意”的巨大倉庫。無論外國傳教士們所宣揚的宗教教義多麼的神聖純潔，1900年北京城裡外國傳教士的“商業行為”還是達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一個主教後來面對指責說得坦率而透徹：“我認為，錢比禱告更可以給我安慰。”

身穿各國不同色彩、不同樣式軍裝的官兵和身穿黑色長袍的外國神職人員，互不相讓地用各國的語言大聲地在帝國的土地上叫賣。他們服裝的單純鮮亮的西方風格與他們叫賣的中國貨物那柔和沉穩的東方色彩極其奇異地混雜在一起，他們激烈衝動的叫賣洋話與聲調低柔的討價還價的漢語混雜在一起，而周圍就是那座在戰爭的殺戮和洗劫下千百年的輝煌已是滿目瘡痍的古老都城——這無異是世界歷史上令人最難以名狀的情景。

京城裡的平民階層是一個巨大的社會階層。他們數量龐大地處於極少數皇親宗室貴族和數量不太大的赤貧階層之間，成為帝國城市社會中最實際、最機警、最危險、最順從的階層。這個階層最堅決地維護着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同時也最深刻地暴露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破綻。

在眾多的史料之中，令人遺憾地記載着這樣一個事實：在聯軍分區占領京城之後，北京平民之家的門口，紛紛掛起了“萬國旗”。一位在中國居住了近五十年、據說“對中國有很深的了解”的美國人目睹了這樣的情形：

中華帝國的都城被聯軍占領之後，為了巡邏的目的，他們把這塊占領地分屬於幾個軍事分遣隊管轄。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人開始使自己適應新的環境，如同水被倒進容器里那樣自然。

掌握漢語書面語的日本人，是首先進入新領域的。整個城市在三天之內充滿了中間為紅盤狀的小旗……在一段時間裡，通常遇到中國人拿着這樣的旗子，在上面的空白部分寫“順民”字樣。

如有十幾個人在路上行走，會有約八個人執不同國家的旗子。

中國人常彼此忠告：萬勿隨洋人。而現在出現這樣的局面，在人類史上或許是獨特的。

更有甚者，在曾作為義和團壇口的一座廟門上，令人吃驚地貼有這樣的字樣：上帝基督徒的人。（（美）明恩溥：《中國在動亂中》。）

朝廷棄民於不顧，又何以讓百姓對國家負責？

拍賣場上王公貴族家裡的物品強烈吸引着京城平民的好奇心。而所拍物品價格之低廉更令平時只知“豪門深似海”的平民們趨之若鶩。翰林院所遺失的607冊《永樂大典》和數萬冊珍貴古籍分散地出現在崇文門和琉璃廠的攤位上，有人居然只用了一吊錢便買回“八巨冊”。德國皇帝送給中國皇帝的一枚“黑鷹大寶星”，上面鑲嵌有珍貴的鑽石，有人以20兩銀子便購到了手。而那些價值連城的文物古董、珍貴的皮毛、官員佩帶的朝珠、繡花的官服、精美的玉器、瓷器等等，洋人們幾乎都是給點銀子就出手。有一個平時做古董生意的中國人，居然把洋攤販們領到家裡，他挑出他需要的物品之後，“一律按照物品的重量付給相等重量的黃金。”無法知道這個中國商人從聯軍官兵手裡究竟收購了些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能夠出如此大的價錢，只能是皇家獨有的罕見珍品。

有記載說，雖然皇宮終日緊閉大門，但是裡面的珍寶還是大量丟失了。聯軍官兵從與皇宮相鄰的廟宇下面的排水溝里爬進去、在宮牆上挖一個洞鑽進去、從大門上面跳進去，他們在巨大的、迷宮一般的皇宮裡暗中摸索很久，然後再“原路返回”——說白了，就是偷。

1900年，西方列強在北京城裡的大規模拍賣，把人類世界上的強盜邏輯發展到了極致。

除了1900年的中華帝國，世界上再不會有另外一個國家能夠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自己的國土之上。

北京的平民們深夜裡把廉價買來的、上面刻着王公姓名的、用絕佳美玉雕刻的鼻煙壺小心地托出來把玩着，人生紛雜的幻覺由此而生，萬般的生活慾念不禁奔涌心頭。輕易就獲得了一件他們從來不敢想的玩意兒，這讓他們享受到了一般人體味不到的幸福——這是平民的幸福，是貴族們所沒有的幸福。貴族們往往是悲觀主義者，因為他們對是否能夠把眼前的富貴維持下去沒有任何把握。而平民往往是樂觀主義者，他們有着驚人的忍耐力和環境適應力，因為即使今天的狀況已經糟得不能再糟了，他們也總是會想明天也許就不會這麼糟了。這不，昨天還在大人們府里的東西，今天就到大雜院裡來了，世道的變幻莫測你還別不信！中國的古代聖賢有一句這樣的格言，叫做“衣食足而知榮辱”。雖然有道理，但是好像從沒有被生活確切地證明過。因為足衣足食而仍不知榮辱的事情還是在大清帝國里令人髮指地發生了。這是中國人後來經常面對歷史感到痛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00年，京城裡的平民們終於看見了那些沒有被殺的王公貴族們在洋人的馬鞭下在大街上充當苦力。怡親王洗衣，陳御史運石，更多的王公貴族則在清理滿城發臭的死屍。和慈禧太后有姻屬關係的禮部尚書懷塔布這些日子一直在為洋人們拉車，洋人在車上用鞭子抽他的 脊背，他回頭“斜睨而笑”，曰：“老爺別打，橫豎這路是我跑衙門跑熟的，包管不錯！”

平民們還蜂擁到街頭去看“斬首”。聯軍們確實抓到了不少“真正的義和團”。這些被酷刑折磨得奄奄一息、渾身污血的青年農民被洋人們押往刑場時候，面對街道兩旁擠滿了的同胞，他們用最後的一點力氣儘量保持着微笑，舌頭沒被割下的便喊：“我就是殺大毛子、二毛子的義和團！在陰曹地府里咱接着拜師學藝殺鬼子！”

聯軍對中華帝國都城的占領引起了全世界的強烈關注。美國一個叫做馬克·吐溫的作家懷着對傳教士在中華帝國所作的“醜惡行徑”的極端反感，在報紙上對其展開了激烈的怒罵，這位作家最核心的咒罵是：“教士們是在中國麥田上亂踏亂啃的一群驢子。”一個正在醞釀着武裝暴動的名叫烏里揚諾夫的俄國人，後來化名列寧，他在《火星報》創刊號上發表了題為《中國的戰爭》一文，譴責俄國和其他列強對中華帝國的侵略罪行。

在中華帝國沒有被洋人占領的廣大的南方，一個叫八指頭陀的著名的和尚為逃亡中的皇太后和皇上的命運而痛哭，詩云：“聞道咸陽駐翠華，不禁清淚濕袈裟。孤雲出岫宜為雨，五柳成蔭莫憶家。”另一個名叫辜鴻銘的帝國小幕僚更是義憤填膺，因為無法控制自己的悲憤，他連寫數文痛斥各國列強“卑鄙的嘴臉”，並表達了他對皇太后慈禧無與倫比的崇敬之情。他的文章有一個很長的副標題，即：《我們願意為君王而死，皇太后啊》。文中有頗具莎翁風格的詩一首：

正是端王告誡議約的巨頭們說：

在我們的皇冠落地之前，有許多王冠將要被打破；

爾後每個愛戰鬥善諧謔的義和團青年，

讓他跟隨強健的端王及其同夥。

灌滿我的杯，斟滿我的缸；

跨上我的馬，招呼我的人；

亮開旗幟開火吧，

跟隨強健的端王及其同仁！

（辜鴻銘：《尊王篇》之《關於中國問題的近期札記》之二十五，《辜鴻銘文集》（上），黃興濤等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86～87頁。）

辜大人並沒有“為君王而死”，因為他那時正為自己多年得不到升遷而對皇室有意見。他所頌揚的“最美麗、最慈祥的女人家”，“最偉大、最成熟的政治家”慈禧，在躲過了1900年的災難之後終於讓他當上了帝國的一個海關官吏。帝國倒台之後，做不成官的辜鴻銘改 行做了名教授。這個曾在外國讀了數年書、會說數國話的中國大知識分子，以堅持梳辮子和欣賞三寸金蓮、主張妻妾成群和帝王制度、能把《論語》翻譯成英文再把《聖經》翻譯成漢語而至今聞名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