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昂貴的船票和姓劉的腦袋
　

1900年，在動盪不安的日子裡，張之洞時刻預感着長江上將要出現的異常，他在給駐英國的大使發去電報後，又給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古納發了一封電報：“上海租界歸各國保護，長江內地各國商民產業，均歸督撫保護，本部堂與兩江總督劉制台（劉坤一）意見相同，合 力任之，已飭上海道與各國領事迅速妥議辦法矣，請尊處轉致各國領事。”

張之洞之所以讓上海道具體操作這件事，因為帝國朝廷任命的上海道余聯沅現在已是具 有帝國官員和實業家雙重身份的人物了。20世紀初，在中華帝國的南方，無論官場還是生意場，其運轉缺了這種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是不可能的事情。那個在帝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聯絡一氣，以保疆土”的盛宣懷就是那時上海“十里洋場”中的一個著名的具有雙重身份的人物。

盛宣懷，字杏蓀，號愚齋，晚年又號止叟，江蘇常州武進人，祖父曾官至浙江海寧知州。父盛康，道光二十四年甲辰科進士，這一年盛宣懷出生。盛宣懷沒有繼承他父親讀書取仕的道路，他僅僅考了個秀才。但由於他父親和李鴻章的“金蘭之交”，就有野史記載他曾經拜李鴻章為義父，因此得以在李鴻章的保薦下仕途依舊得意。盛宣懷27歲時進入李鴻章幕府，從候補知縣開始，最後被保薦至布政使候補道，論級別已是帝國的二品高官了。同治十二年，李鴻章派他去上海創辦輪船招商局，從此他開始以官員和工商界人士的雙重身份出現在帝國近代歷史的舞台上。

創辦招商局是李鴻章規模巨大的洋務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起因於海運漕糧。大清帝國中期以後，由於京杭運河的淤塞，每年政府調撥的糧食開始部分改為海路運輸，這是一筆營業額巨大的買賣。善於抓住時機賺取利潤的盛宣懷剛到上海便與人合夥買了兩艘海船參與運輸，然後逐漸將規模擴大，最後在李鴻章的支持下，成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這就是在1949年以前依舊在運營的、在中國民族資本運輸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招商局輪船公司”。

招商局輪船公司是典型的“官商”企業，無論主持商業業務的盛宣懷還是公司的後台李鴻章，都是帝國級別很高的政府大員。招商局輪船公司一成立，立即成為外國公司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為它有壟斷的優勢。帝國政府規定，政府的所有“官物”必須由這家公司承擔運輸。而那時的帝國政府僅每年從南方運往北方的漕米就有四百多萬石，即使海運只承擔其中一半的運量，每年的運費收入也在30萬兩白銀以上。同時，由於中國乘客乘坐外國輪船經常受到洋人的侮辱，自招商局輪船公司開展客運業務後，中國乘客大都只買招商局的船票，這是洋人公司所無法左右的。英美合資的旗昌公司不服氣，用降價的方式和盛宣懷斗，但是洋人沒有考慮到，招商局輪船公司不但每年從運輸政府物資中能夠獲得固定的收入，而且當時的兩江總督還劃撥了100萬兩銀子給盛宣懷當做“官本”，結果盛宣懷的公司不但沒被擠垮，反而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把旗昌公司的輪船甚至連同旗昌公司所擁有的倉庫碼頭全部買下來。

盛宣懷一生創辦的第二大實業是中國的電報業。電報這項當時還屬於“高科技”範疇的營業，於光緒六年由洋人牽頭開始在中國的上海起步。電報剛一在帝國的生活中出現便遭到了北方官員的嚴厲抵制。工部的一個官員為此特給朝廷呈遞了一封奏摺，認為電報的鋪設斷絕了“地脈”，以至最終要動搖中國人“尊君親上”的道德傳統。說嚴重一點就是電報線一鋪，忠臣就出不來了，國家也就危險了——乍聽起來這個官員的推斷實在有些離奇，但其觀點和1900年義和團農民們的觀點如出一轍。此奏摺值得節錄：

銅線之害不可枚舉，臣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華洋風俗不同，天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穌，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毀其家本主。中國視死如生，千萬年未之有改，而體魄所藏為尤重。電線之設，深入地底，橫衝直貫，四通八達。地脈既絕，風侵水灌，勢所必至，為子孫者心何以安？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即使中國之民肯不顧祖宗邱墓，聽其設立銅線，尚安望尊君親上乎？（光緒元年九月，工部給事中陳彝奏摺。轉引自《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下冊），（台）蘇同炳著，百花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830～831頁。）

同樣是帝國的官員，南方的盛宣懷們可不管什麼“地脈”不“地脈”，他們只看中了這玩意兒肯定能賺大把的銀子。還是李鴻章支持了他。李鴻章的支持方式帶有帝國重臣大員的蠻橫：當洋人們要求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李鴻章以中國為一大古國存有深厚古風為由堅決不許，他不允許從香港鋪設而來的海底電報電纜在帝國的海岸上上岸，洋人們只有把電纜盤在船上在海邊痛苦地徘徊。等帝國政府的閉關鎖國政策在無奈之下瓦解的時候，李鴻章不失時機地首先從大沽口炮台鋪設了一條通向天津城的電報電纜線，這是中華帝國的第一根電報電纜線，李鴻章的理由是：為了軍事指揮上的便利。作為帝國出訪過工業革命後的歐洲的軍政大員，李鴻章知道電報業蘊藏着極高的軍事價值和民用價值，於是決定開設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這個依舊由盛宣懷主持業務的公司更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官商”，它的全部投入資金都是由帝國政府出的銀子，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盛宣懷在上海電報局督辦的位置上一坐長達22年之久，電報局的營業額以每年翻番的速度增長，其攫取的利潤可想而知。

帝國“官商”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包攬官方的買賣。比如帝國海軍要向外國造船廠訂購兵艦，這樣的巨額業務只有盛宣懷有路子拿到手，而每筆這樣的業務所得回扣是驚人的。帝國政府為組建北洋海軍上就動用了數千萬兩銀子，估計其中流失的回扣並不會比買一艘軍艦的銀子少。而當盛宣懷把洋人的客運業務擠垮了之後，獨家經營的招商局輪船公司的客票價錢便貴得嚇人了：從漢口乘招商局的輪船到上海，一張客票白銀75兩，當時帝國的白銀還很值錢，一兩銀子約合30美元，那麼這張船票就值2200美元，即使按照100年後的標準也足可以買張飛機票飛到美國去了。同時，電報局在“官督商辦”名目下吸收了大量民間的商業股份，然後這些資金被投入到同樣是由帝國官方壟斷的鐵路等項目的開發中去，盛宣懷在其中所得的收益之巨大幾乎無法確切地計算。有了錢就可以大量地再投資，同時可以大量地賄賂的官員，以至財源滾滾，官運亨通，“又得銀子，又紅頂子”。盛宣懷的官越當越大，錢越賺越多，成為大清帝國的歷史上最大的“大款”。有人粗略地計算過，不包括他家人妻妾的財產，僅僅是他個人擁有的股份、證券、房產和私人商號，就價值兩千多萬兩白銀，而當時帝國政府的全年財政收入才為八千多萬兩，盛宣懷真可謂富可敵國了。他的義父李鴻章自然也就是帝國最富有的大員了——雖然他的財產才不過一千多萬兩，而且其中還包括盛宣懷大量“孝敬”的。李鴻章的發財致富與 帝國商品經濟的初期發展和帝國皇權專制政治緊密聯繫在一起，因此，1900年，他理所當然地成為帝國南方官員聯合抗旨的主要策劃人之一。李鴻章的道理很簡單：如果南方發生動亂，亂了敵人的同時，肯定要亂了自己的生意。

大清帝國政府對各國宣戰的第二天，即1900年6月22日，以盛宣懷為首的一群帝國官僚買辦集合在了盛宣懷家的客廳里，第一次開始正式策劃“東南互保”章程。應該說這樣的策劃如果發生在北京，肯定立即會被步軍包圍，盛宣懷們將被押往刑部大牢。但是這是在帝 國的南方。如果從英國的艦炮打開帝國大門的1840年算起，帝國南方的對外開放已經有60年的歷史了，雖然此時帝國的北方似乎狀況依舊，“謀反”的康有為們最後還是要血濺長街；但在帝國的南方，卻可以從容地開會討論如何對抗朝廷。史書記載當時對帝國整個東南部命運具有決定性權力“三巨頭”，即李鴻章、劉坤一和張之洞，其中有兩人派來了私人代表，他們是能夠代表李鴻章的盛宣懷和能夠代表劉坤一的張謇。

張謇曾是帝國的科舉狀元，同時也是帝國歷史上以狀元身份“下海經商”的第一人。他做官時曾被朝廷稱之為大清的忠臣，下海後他又成了“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開拓者”。他的亦官亦商的社會活動一直延續到帝國倒台後的民國時期，他是中華民國第一任實業總長。

這是一個因內心極其複雜致使其政治立場反覆多變的人，他的政治立場的變化軌跡是“存在決定意識”的典型體現。張謇出生在南通一個小地主家庭，自小苦讀，有“神童”之稱。他 的理想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先是金榜題名，然後飛黃騰達，耀祖光宗。考中舉人之後，數次赴京會考均落選，直到1894年甲午科才如願以償，殿試奪魁。“狀元及第，雖將兵十萬恢復疆土，凱歌榮旋，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張狀元的面前原該是一片錦繡前程。但命運偏偏和他作對，他拜的老師不是別人，正是當時的皇帝的老帝、軍機大臣翁同龢。學生附和老師的政治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張謇中狀元的那年正是甲午戰爭之年，翁同龢是激進主戰的“清流黨”領袖，而其政治對手是堅決主和的直隸總督李鴻章。張謇義無反顧地站在老師一邊，對李鴻章發起了最猛烈的攻擊。他寫的奏摺鏗鏘有力，情緒激憤，其中以《請罪李鴻章公折》和《推原禍始，防患未來，請去北洋折》兩折影響最大。時至帝國戰敗，舉國悲憤，李鴻章被咒罵成大清帝國的“賣國賊”，張謇的奏摺一時成為流傳全國的著名文章。但是，在緊接着的“戊戌變法”中，他的老師翁同龢突然被革職了，這個政治現實對張謇來說無異于晴天霹靂。他曾經把有朝一日能夠在仕途上達到和“帝王之師”、權勢蓋天的軍機大臣的翁同龢一樣作為自己畢生奮鬥的理想，可令他震驚的是，他親眼看到翁同龢被革職以後生活竟然貧困到只有依靠典當衣物、出賣字畫才能維持，這讓他對官場風雲的兇險產生了巨大的恐懼。經過痛苦激烈的思考之後，這個帝國舉國聞名狀元做出了一個驚世之舉：“下海”經商。

也許張謇終於明白了，這個世界上最可靠的東西不是頭銜而是銀子。

他投靠在管轄他家鄉地域的最高官員劉坤一的名下，開始了他創辦紡織業的歷程。

帝國的科舉，狀元一次只有一個；帝國歷史上十年苦讀，名登金榜的人歷歷可數。張狀元丟下高官不做，把自己納入“士農工商”的“末流”中去，這在當時的中華帝國里無論如何也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情。

張謇經商辦企業的過程是艱難的，但他還是成功了。他在家鄉創辦“南通大生紗廠”並且很快開始贏利。接着，他又創辦了紗廠和“墾牧公司”等企業。但是，南通的紗廠和公司剛剛開始正常運轉，義和團運動興起了，在這種時刻，他情緒的衝動是可想而知的。他所能顧及到的僅僅是：這個帝國和他都需要安定而不要暴亂。誰要是挑起事端砸了他的生意誰就是他的敵人。一句話，他要不惜一切保衛自己的利益。

張謇坐在盛宣懷的客廳里慷慨激昂是有充分理由的。

張謇為了遊說南方各省官員已經奔波了好幾天。他最重要的成果是取得了兩江總督劉坤一的首肯。是否得到劉坤一的支持對“東南互保”的成敗具有關鍵性的意義，因為這個三朝老臣的權勢占據着帝國最富足的地盤，他在朝廷的眼裡是一位國寶級的封疆大臣。史家大都對這個靠曾國藩的湘系起家，集文人、官吏、軍人等多種身份為一身的人物多有讚美之辭，說他“孤高自清”甚至“無私無畏”，是“帝國惟一有氣節和道德勇氣的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如果對帝國渾濁的官場有充分的了解，這些讚譽也不算過分。劉坤一的官宦生涯很長，但僅僅從他對戊戌以後的朝廷內部複雜的爭權奪利所持的立場上看，他不愧是一個有主見和有膽量的人。“戊戌變法”期間，即使是在光緒皇帝明確成為變法的領袖，而慈禧太后還沒有表示反對變法的時候，劉坤一的奏摺就到達了朝廷。他堅決反對康有為們的變法，稱康有為們有借變法之名企圖篡奪朝政的政治野心。劉坤一的這一“犯上”舉動立刻引起朝野一片大嘩：一是因為在大多數官員附和皇帝高喊“變法”的時候，這個老傢伙簡直是在往“槍口”上撞呢；二是劉坤一在朝在野影響力都頗大，在帝國的南方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權勢，換句話說，他這位封疆大臣連謀反的勢力都有。不知道慈禧看到這樣的奏摺有什麼感想，但正在“變法”興頭上的光緒皇帝自此對劉坤一恨之入骨。皇帝痛斥他的數封上諭迅速傳遍全國，使人人都覺得這個老臣的仕途甚至老命有突然完結的可能。但是，沒過兩個月，變法流產了，皇帝還沒來得及給劉坤一以“應有的懲罰”，自己反倒被囚禁起來，慈禧重新執掌了大清的政權。這時人們突然想到：薑還是老的辣——劉大人押寶押對了，只等着看太后怎樣重賞他了。但是滿朝舉國又猜錯了。很快有消息傳來，劉坤一又給朝廷上了一個奏摺，奏摺的內容又令所有人大吃一驚：堅決反對廢除光緒帝：“若有廢立之事，則兩江士民，必起義 憤！”（《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五日。）劉坤一明確表示：皇帝想變革沒有錯，臣反對的是康有為們的激進做法。現在絕不能廢除皇帝，因為皇帝地位的穩定是國家安定局面的象徵。劉坤一奏摺中的一句話至今依舊反覆為史家們引用：“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這句話的意思再清楚不過了：作為臣他只承認光緒是自己的皇帝，其他人都不符合“君臣的名分”。作為大清帝國歷經三朝的老臣，劉坤一對慈禧酷愛掌權的性格比誰都清楚，可他就是能毫無顧忌地不給慈禧面子。要是換一個人說出這種話肯定是要掉腦袋的。慈禧看見奏摺後的惱火可想而知，但她終於還是迫於另外兩個南方大臣的壓力沒有對劉坤一動手。那兩個南方大臣是：剛到廣州上任不久的兩廣總督李鴻章和坐鎮武漢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請注意這個名單，帝國南方的官員和朝廷唱反調是有歷史的，但在關鍵而重大的政治問題上，他們的立場出奇的一致。另外，慈禧為了帝國政權的穩定也需要劉坤一這樣的大臣支持——“其堅毅之操，老練之識，不愧古大臣風度，夙為太后之所倚信。”（榮祿致許應騤書：《庚子拳變始末記》， 載《清代野史》卷一，巴蜀書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69頁。）即使是最陰險的慈禧也明白坐天下最終還是要依靠正直剛毅的大臣。

當張謇為“東南互保”一事徵求劉坤一的意見時，劉坤一猶豫了一下。他身邊正出着亂子：他的一個下屬，江蘇提督楊金龍，剛毅的心腹，接到剛毅從京城傳來的“殺洋人”的命令後，立即開始行動，但很快行動就被劉坤一知道了。劉坤一派人警告楊金龍：絕對不能殺害一個洋人。如果在這塊地盤上發生洋人被殺的事件，就要把楊金龍的腦袋砍下來。一省提督的職位遠在兩江總督之下，劉大人“砍腦袋”的話可不是說着玩的。急於立功的楊提督真的不敢動手了，但他感到自己對朝廷的忠心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於是親自跑到京城去告劉坤一的狀，在載漪、剛毅一夥大員面前哭罵劉坤一是“漢奸”。

更讓劉坤一猶豫的是，他手裡還有慈禧發給他的一封電報。那是他給朝廷發去的不願出兵北上攻打使館的電報的回覆。慈禧的回電中有一句話含義十分複雜：“中國大地，南北相倚，不可歧貳！”（《景善日記》1900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慈禧提醒劉坤一不可與朝廷有二心。這幾天，劉坤一正在閉門檢討，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個“叛臣”。但是，他的猶豫僅僅是片刻的。他向張謇表示：他支持和洋人協商制定出一個“東南互保”章程。至於對慈禧的警告，他對張謇指着自己的腦袋說：“我這顆頭姓劉！”

劉坤一關於自己的腦袋姓什麼這句話可稱千古名言。在整個中華帝國里，在漫長的帝國歷史中，歷朝歷代有哪一個官員可以毫無愧色地宣布自己的腦袋不屬於皇上而屬於自己？

無論對1900年帝國南方官員的“抗旨”行為持“愛國”還是“賣國”的見解，劉坤一的個人人格和風骨足以令不少中國官場之人為之汗顏。

帝國政府宣戰的第五天，即6月26日，盛宣懷、上海道余聯沅、帝國南方各總督的代表以及各國駐上海的領事坐在了一起。這時正是北京的義和團和甘軍在載漪的帶領下向教堂和使館大舉進攻的時刻，也是渤海海面上各國聯軍向大沽炮台攻擊的時刻。而在帝國的南方，在五光十色的上海，中國人和洋人雙方經過協商，正式簽訂了《東南互保章程》。

《東南互保章程》內容共有九款：

一、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內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產業為主。

二、上海租界共同保護章程，已另立條款。

三、長江及蘇杭內地各國商民教士產業，均歸南洋大臣劉、兩湖總督張，允認真切實保護，並移知各省督撫及嚴飭各該文武官員一律認真保證。現已出示禁止謠言，嚴拿匪徒。

四、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的外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人等水手不可登岸。

五、各國以後如不待中國督撫商允，竟至多派兵輪駛入長江等處，以致百姓懷疑，借端啟釁，毀壞洋商教士的人命產業，事後中國不認賠償。

六、吳淞及長江各炮台，各國兵輪不可近台停泊，及緊對炮台之處，兵輪水手不可在炮台附近地方練操，彼此免致誤犯。

七、上海製造局、火藥局一帶，各國士兵勿往游弋駐泊，及派洋兵巡捕前往，以期各不相擾。此軍火專為防剿長江內地土匪，保護中外商民之用，設有督巡提用，各國毋庸驚疑。

八、內地如有各國洋教士及遊歷洋人，遇偏僻未經設防地方，切勿冒險前往。

九、凡租界內一切設法防護之事，均須安靜辦理，切勿張皇，以搖人心。

（盛宣懷：《愚齋存稿》。）

據說當時各國領事認為《東南互保章程》對各國在長江的活動限製得太多太死，雙方爭執頗久，最終各國還是接受了帝國南方官員提出的全部條款。

《東南互保章程》簽訂之後，各國駐上海領事保證在中國方面執行該章程的同時，各國絕不在中國長江流域地區採取敵視行動，並且寫信給已經在大沽口登陸的聯軍司令，要求聯軍把對中華帝國的軍事行為局限在長江以北。

中國老百姓自古以來的說法是：“財大氣粗”，當然，這也是中國老百姓的切身體會。擁有了相當經濟實力的帝國南方官員，不但敢於和朝廷分庭抗禮，而且敢於對洋人提出嚴正的警告——這就是與迂腐的北方同時存在的帝國開放的南方。帝國南北不同社會局面的形成是歷史的一種必然。儘管帝國南方的官員們認為只要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帝國就實現近代化了的觀念還是絕大的天真，中國的變革需要很長的時間，因為這個古老而巨大的帝國還缺乏變革的政治和經濟的基礎，且背負着幾千年沉重的文化包袱；但是，他們終究走在了帝國北方的前面，走在了整個帝國時代步伐的前面。正是他們在1900年違背帝國政府意願的斷然舉措才防止了帝國動亂的大規模蔓延，從而保持了帝國南方大半國土上的社會穩定。

有趣的是，帝國南方官員的抗旨不但有效地實施並且成功了，而且當這個帝國重新回復平靜之後，朝廷也認可了他們的抗旨舉動，參與策劃《東南互保章程》的帝國南方的大員都升遷了。

但是，作為一個國家，它的北方在和“敵人”殊死戰鬥，而它的南方在和敵人翩翩起舞，對於歷史而言，無論如何都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