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參與有償獻血，多少人因獻血感染HIV ？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人參與有償獻血，多少人因有償獻血感染HIV ，多少年來，這個問題一直是個迷；五年中，我曾請教過許多人士，都不能說清楚。大家告訴我的結果都不一樣。有人認為至少有100萬，有人甚至認為超過200萬，一位官員曾經私下告訴我說，河南可能有超過十萬人感染HIV.在五年中，大家一致認為河南艾滋病流行非常嚴重，但不管是民間人士還是流行病學專家、官員，都無法準確說出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有償獻血感染HIV.出現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都沒有去過河南，即使去了，也是走馬觀花看一下，沒有認真調查過。多年來，衛生部一直希望搞清楚河南艾滋病的疫情，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搞清楚河南到底有多少HIV 感染者。2004年6月，在十五屆艾滋病大會召開前夕，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徳到河南，敦促河南省儘快查清有多少HIV 感染者。河南省迅速展開所謂的“拉網式”普查。在河南展開普查的時候，我正在河南調查。當時我在鄲城縣冷莊巡診醫療，村里到處貼滿了艾滋病防治標語，防疫站站的人員也在村里核實賣血人員，我非常高興，相信這次一定能普查清楚。我也詢問過許多人士對普查的看法，大家同時對這次普查都持樂觀態度。普遍認為這次有可能大概查清楚，但認為此次查出來可能會是非常龐大的數值。人數可能會是以前報告的10倍左右。然而，最終報告的結果令所有業內人士大跌眼鏡，總共才查出HIV 感染者2.5萬。幾乎所有人都不相信這個數據。

　　那麼河南到底有多少人因獻血感染HIV 呢？這裡需要一些較為科學的方法。一般來講，估測艾滋病感染人數，有哨點監測、普查和抽樣調查幾種方法。哨點監測是流行病學調查較常採用的方法，但哨點監測多是監測目前某種疾病的流行情況，對已經出現的大面積播散疾病，該方法實用性較差。普查來獲取艾滋病感染人數的方法在各個國家均不採用，除了主觀上有自願諮詢檢測（VCT ）妨礙普查進行而外（本次河南普查就有許多人拒絕承認獻血而拒絕普查），客觀上耗費人力物力太大而實用性較差，實際上，由於各種原因的影響，普查客觀上也不可能把艾滋病人數查清楚。那麼，抽樣調查就是比較科學的方法，在目前艾滋病流病調查中比較多用，包括估計高危人群時用的也比較多。

　　河南的艾滋病應該怎麼調查呢？目前採用的普查只是特殊條件下的特殊辦法，但河南賣血人員既有集中的地方，也有非常分散的地方；既有獻血的，又有受血的；其中部分獻血和受血的人員分散在城市中，普查不可能全部觸及到。我在河南看到的情況也確實如此，河南只在重點地區進行普查，並沒有在全河南省所有地方，因為這樣做的可能性較小。普查若不行，抽樣調查就是唯一可以選擇的方法，抽樣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抽樣調查村莊的賣血人員和HIV 感染率，然後計算有多少個村莊以計算出有多少人感染。但問題是各個村莊不但獻血員人數差異很大，而且HIV 感染率也不一樣。另外，大多數村莊以單采漿為主，也有以單採血為主的，單采漿和單採血HIV 感染率差別很大。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根本不可能知道有多少村莊涉及有償獻血。因此，以村莊作為抽樣調查進行估計河南有多少獻血員和HIV 感染者，非常困難。準確性也較差。

　　考慮到以上情況，作者選擇了一種可行的方法：抽樣調查血站或醫療機構。因為血站的數量比村莊的數量可能更容易搞清楚。也就是說若果我們知道河南在90年代中期有多少血站，每個血站有多少人參與獻血，知道在這個血站周圍獻血的人的HIV 感染率，不但可以估計出有多少人參與有償獻血，而且可以計算出大概有多少人感染HIV.要計算有多少人感染HIV ，這裡所統計的血站只是在1994年以後的，1994年以前的血站數量巨大，但在這個時候基本不傳播HIV ，故不在計算範圍內，1994年以後，大多數都是采漿站，而單採血站較少。同時我們需要區別單採血和單采漿，由於HIV 感染率不一樣，予以分別計算。

　　·單采漿

　　1）河南省有多少單采漿站？

　　河南省有多少血站，看似容易，但要真全部搞清楚，卻非常困難。五年來，作者通過實地考察和在醫院病房工作的機會，調查了大量的病人和獻血員、防疫站工作人員、河南的醫務工作者，收集了大量相關資料，並實地考察部分當時血站的站點。但到目前為止，能夠確認的也只有有近80個政府開辦的血漿站，很多尚無法完全搞清楚。但有報道河南省有政府開辦的血站287個（原載：《艾滋和行為》，2002年第4期）。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河南應該有80-287個血站為政府開辦，平均184個（不包括地下采漿站）。以下資料可以作為參考：

　　近年來，這個地區（駐馬店）先後建立了各類血站，采漿站（點）33個。致使血液管理混亂，直接影響了供血者的健康和血液質量。（原載《河南衛生報》，1993年6月25日）

　　安陽市某副市長到衛生局現場辦公，決定對全市輸血工作實行“三統一”管理，停止11家不符合條件條件的醫療機構采供血業務。（原載《河南衛生報》，1993年10月29日）

　　南陽市關閉了10家非法采漿站（點）。（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9月23日）

　　9月15日，省衛生廳依法關閉了開封縣一非法采漿點，此血站設在開封縣陳留鎮開封第二人民醫院內，據該站負責人李某交代，該站是開封市防疫站一職工投資辦的。（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10月7日）

　　10月13日，省采供血機構的工作會議在在鄭州召開，省人大科教文衛和省衛生廳領導到會，並為全省87所經驗收合格的采供血機構頒發許可證。已取締信陽193家采漿站。（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10月21日。）

　　從以上資料雖然不能完全說明有多少血站，但可見當時血站之多、之混亂，已引起政府重視，並在採取措施整頓，雖然整頓非常遲緩。因此，我們目前所估計的數據應該只少於當時的現實。據一些村醫生回憶，當時部分血站關閉，由於利益巨大，地下采漿站反而增加了很多。大量的地下采漿站主要是在這個時候冒出來的。如上報道，南陽關閉10家采漿站，但調查顯示，南陽市至少有5家采漿點一直工作到1996年才停止。

　　2），每個血站會有多少人參與單采漿獻血呢？

　　在此，作者僅抽樣調查了南陽市、新蔡縣、沈丘縣、鄲城縣、尉氏縣、睢縣、柘城縣的10個血站。

　　·每個血站有多少床位（b ）：調查顯示，一般血站有40-60個床位可以供採血，我們按平均50個計算。

　　·每采一次血需要多長時間（t ）：最短需要30分鐘，最長需要1個多小時，我們且一個小時計算

　　·血站每天工作多長時間（T ）：一般為10個小時或更長，我們按10小時計算。據獻血員回憶，一般血站每天5點開始掛號，8點開始採血，一般都工作到晚8點到10點左右。每天工作都在12小時以上。

　　·總開辦時間（d ）：只計算HIV 流行的高發期兩年，即1994-1996，除去春節（或節假日）外我們暫按600天計算

　　·獻血次數（p ）：調查顯示，兩年內，最多獻血員可達幾百次，最少的只獻過一次、兩次，平均每人獻血在100次左右。我們按100次計算。

　　·單采漿獻血員中HIV 感染率（圖6、圖7）：作者對10個村莊的抽樣調查顯示，單采漿獻血員平均HIV 感染率為31%.人群HIV 感染率最高為沈丘縣小李莊村，感染人數占村總人口的18.5%.

　　圖8：10個村莊單采漿HIV 感染分布狀況

　　圖9、10個抽調村莊HIV 感染狀況分布

　　圖10：10個村莊單采漿獻血員HIV 感染率及人群感染率分布狀況

　　我們知道當年有多少政府開辦的血站（這裡暫不包括無數的私人血站）（n ），然後知道每個血站有多少床位（a ），每采一次血漿需要多少時間（小時t ），一天每個血站工作多長時間（小時T ），總共開辦多長時間（d ），平均獻血員獻血次數（p ）。

　　由此而來我們的計算公式是：（bXTXd ）÷（tXp ）

　　根據以上數據進行計算：

　　兩年內每個血站參與單采漿的人員：（50床位X10小時X600天）÷（1小時X100次）=3，000人

　　根據以上數據進行計算：兩年內每個單采漿站可造成HIV 感染者：3000人X31%=930人

　　低限估計：假如有80個單采漿站，就應該大約有24萬人（80X3000）參與單采漿獻血並有約7萬左右（930X80）的感染者。

　　高限估計：如果有287個單采漿站，就應該有86萬左右（3000X287）的單采漿獻血員和約27萬左右（930X287）的感染者。

　　平均HIV 感染者估計為：（7+27）/2=17萬左右

　　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在1994年-1996年兩年的時間內，單采漿在河南應該造成HIV 感染者約7萬-27萬之間，平均HIV 感染人數應該在17萬人左右。

　　·單採血

　　調查顯示，單採血的高峰期是在1992-1993年，1993年以後，主要是單采漿站。與單采漿相比，單採血危險性相對較小。從前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在1994年前後，一些單採血站已經被關閉，剩下的大多數是單采漿站。而這時候後單採血，主要是滿足醫療機構地臨時用血，也就是說醫院需要的臨時輸血。所以，這裡分析的主要是醫療機構的輸血造成的感染。

　　據獻血員和衛生人員回憶，河南各地都沒有中心血站，當時個醫療機構的輸血都來自臨時採集。上至大型綜合醫院，下至鄉鎮衛生院，都是臨時採集血液而應用於臨床所需求。各個醫院都自己有一個獻血隊長，醫院一旦需要什麼類型的血，就立即通知獻血隊長，隊長立即尋找合適的人員去採血。據獻血員和衛生工作人員回憶，各個鄉鎮醫院不管是否需要，包括服毒自殺搶救、懷孕生產（包括剖腹產）、外傷、手術等，患者一律會被要求輸血。鄉鎮醫院若不具備採血條件，他們便去縣級醫療機構拿血。因為使用血製品或輸血是能增加醫務人員的收入，這樣就極大地促使了臨床血液無節制的使用。

　　單採血由於沒有血球回輸，與單采漿相比，危險性相對較小。如河南省南陽市某村全部為單採血人員，共有550參與獻血（現存活），現總共查出HIV 陽性的感染者43位，另外已經死亡13位，HIV 感染率=（43+13）/（550+13）=10.1%.與1997年來自衛生部艾滋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鄭錫文等在河南某村調查結果為單採血HIV 感染率為11.1%基本一致（原載〈〈中華流行病學〉〉，2000年第四期）。這個感染率與單采漿相比，約為單采漿HIV 感染率的1/3.一般來講，在河南，單采漿人員比較集中，在目前連片感染的艾滋病村，大多數都來自單采漿感染。但不能忽視醫療機構單採血和輸血感染的人數，感染數目可能比單采漿感染人員相當或更多。雖然集中連片感染村莊的多屬於但采漿形成的，然而大量散在分布在河南各個村莊和城市中的經受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和有償單採血感染HIV 的人員，不但人數眾多，而且普查很難發現。一位防疫站的工作人員告訴我說，這部分人員目前是最難查清楚的，由於人員分散，大多數不願意暴露，普查很難涉及這部分人員。一位防疫站人員告訴我說，僅他們一個縣，就有經輸血感染的患者1000人左右，數量也非常龐大。但這部份人員目前都不願意暴露。作者在佑安醫院工作期間，接待了大量的來自河南在醫療機構經輸血感染的人員，上至高級公務員，下至普通百姓，均不能倖免。

　　單採血和單采漿不一樣。單采漿獻血員HIV 感染率高，但據權威機構證明，血漿由於特殊處理，本身並不帶病毒，所以使用血漿的人並不感染HIV （除第八因子除外）。而單採血就不一樣，獻血員感染HIV ，受血人也將同樣感染HIV.造成的影響是雙方面的。那麼有多少人會因為單採血和受血感染HIV 呢？

　　2002年資料顯示，河南省轄17個地級市，21個縣級市，89個縣，48個轄區，總人口9603萬。

　　如果我們只算縣級所屬鄉鎮醫院，一般一個縣有約平均10-20個左右的醫院，如果有100個縣（這裡暫不計算地級以上城市醫療機構），就有超過1000-2000家醫院。加上個地級市和市轄區醫療機構，河南應該有約3000家醫療機構。

　　低限估計：1000家醫療機構，以每個醫院每天只用1個血（或采兩次，或兩個人用，一般大型醫院較多，鄉鎮醫院較少）。仍按艾滋病傳播期兩年為600天計算。那麼在兩年內就有600，000人次參與獻血和同樣人次受血。獻血員一般多次獻血，但單賣血人員與單采漿不一樣，不是天天都去。需要時候再去，大約平均10次左右（94-96年，職業獻血員除外），其中部分人員既單采漿，也同時單採血，我們這裡仍按10%的HIV 感染率計算。

　　故在醫療機構有獻血員感染：600，000X10%/10=6，000

　　受血人員感染：600，000X10%=60，000

　　總人數：6000+60，000=66，000

　　高限估計：3000家醫療機構，以每個醫院每天只用1個血（或采一次，或一個人用，一般大型醫院較多，鄉鎮醫院較少）。仍按艾滋病高發期兩年600天計算。那麼在兩年內就有1，800，000人次參與獻血和同樣人次受血。

　　故有獻血員感染：1，800，000X10%/10=18，000

　　受血人員感染：1，800，000X10%=1800，000

　　總感染人數：18000+180，000=198，000

　　平均（66，000+198，000）/2=13，2000

　　總計高限估計：20+27=47萬

　　總計低限估計：7+7=14萬

　　因此，因有償獻血河南HIV 感染總人數應該是高限估計為47萬左右，低限估計為14萬左右，再加上這個時候仍存在的單採血站和大量數不清的地下血站，估計平均HIV 感染總人數最低應該在30萬左右。因此，作者認為，河南在1994年至1996年期間，因有償獻血造成的HIV感染總人數應該在30萬人左右。

　　＊經受血感染HIV 人員高限估計說明：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受血感染者的人數由於地區的HIV 流行狀況不一樣，可能存在差別。因此，受血人員高限估計有可能偏高。因為既可能存在HIV 高流行地區，也有中流行地區和低流行地區。在高流行地區，單採血人員感染率為10%左右，但對於中低流行地區，HIV 感染率可能不會到10%.那麼哪些是高流行地區，哪些又是低流行地區呢？據作者調查，河南縣有17個地級市，其中南陽、信陽、駐馬店、周口、商丘、開封、西平、許昌等地區應該是高流行地區，也就是說，作者最保守的估計，至少河南應該有1/3的地區處於高流行地區之內，另有2/3是處於中低流行區域內。但作者這裡沒有調查中低流行地區的獻血員的HIV 感染率。因此，對中低流行地區的經受血感染HIV 人群的數量估測有一定困難。假如在高流行地區受血人員感染為7萬左右，那麼加上中低流行地區的感染者，估計數應該在近10萬左右。那麼總數計算那應該是單采漿HIV 感染17萬加受血感染10萬，總數也在27萬左右。若再加上地下血站造成的危害，總數應仍然應該接近30萬左右。

　　5.臨床和死亡調查

　　作為傳染病醫生，作者更注意河南艾滋病病人的臨床表現和發病現狀。自1999年開始，作者就和當地的村醫生合作，對來自40個村莊11057個病例中進行調查。由於感染時間一致，感染途徑相同等因素，河南艾滋病感染者發病情況基本相同，並和國外相關臨床資料有一定區別。臨床表現為高丙肝感染率（丙肝陽性率為95.1%），高HIV 母嬰傳播率。臨床特點以發熱、腹瀉、口腔黴菌感染（口腔潰瘍）、搔癢性皮炎為主[圖11]，並合併大量的瘧疾感染。對66位HIV 陽性的母親在1995年後所出生96位兒童調查，36位兒童HIV 陽性，母嬰傳播率為37.5%，明顯高於西方發達國家的15%～25%的傳播率水平。與亞非國家的基本持平。

　　圖11、經有償獻血和輸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的臨床特點分析（河南）

　　我們對死亡病例定義：對1999年以前未檢測HIV 而懷凝死於艾滋病的死亡病例定義

　　·青壯年；

　　·曾經有明確的有償獻血史；

　　·死亡原因為長期發熱，嚴重的肺部感染、嚴重腹瀉，消瘦、口腔黴菌感染、各種腫瘤、肝硬化等；

　　死亡原因符合以上幾點的定義為患者死於艾滋病。

　　調查顯示

　　自1995-2004年8月，調查40多個村莊11057個病例，死亡病例一共2343例，目前已經死亡患者占HIV 總感染人數的30.2%.年齡20-68歲不等（不包括兒童或因輸血感染的艾滋病病人），死亡患者平均年齡41.9歲。男性略多於女性，男女比例為1.3：1.70%為30-50歲的患者。

　　登記在冊的第一例因賣血死於艾滋病的人叫孔紅艷，男，27歲，來自古呂鎮東湖村熊莊，1995年死亡。初部診斷艾滋病單位為省人民醫院。據該村劉醫生回憶（該患者為劉醫生的同學），該患者發病時長期發熱，消瘦，再加之後初篩HIV 陽性，既往1994年有賣血漿史，故登記為因有償獻血死於艾滋病的第一例。死於有償獻血最小的艾滋病病人來自尉氏縣水黃村，名叫楊彥玲，女，20歲，2001年9月死於嚴重的肺部感染（其母親也已死於艾滋病）。年齡最大的患者叫胡毛，來自上蔡的程老村，68歲，既往有有償獻血史，確診HIV 陽性，2002年8月死亡。死亡人數最多的為上蔡程老村，目前統計為126人，其次為柘城雙廟村和新蔡東湖村，都在120人左右。

　　自1995年以後，1996年，97年，98年逐漸有患者死亡，死亡逐漸增加，到1999年進入發病高峰期。1998年病死率為1.15%，1999年2.36%，2000年為5.52%，2001年為6.44%.2002年為6.78%，2003年和2004年因政府免費發放抗病毒治療（抗病毒治療）藥物後，病死率開始下降，分別為5.58%和2.53%[圖12].可以看出，在政府發放抗病毒治療後，局部地方的大面積死亡的情況得到一定的控制。從調查可以看出，實際上河南艾滋病在1999年已經進入發病高峰期，目前經持續發病高峰期達五年。

　　圖12、河南HIV/AIDS患者病死率變化圖

　　死因分析：發現在2343例死亡病例中，32.8%死於嚴重的肺部感染，18.1%死於中樞神經系統感染，8.2%死於肝硬化，6.6%死於各種腫瘤，3%死於自殺；其餘23%死亡原因不明[圖13].其中有3%死於自殺值得我們關注。隨着抗病毒治療（抗病毒治療）在河南的大面積開展，死亡的原因將會發生變化。一般性機會性感染如肺部感染、中樞神經系統感染、消化道感染將會得到遏制，而肝硬化和腫瘤、結核病將會成為今後威脅艾滋病病人生命的主要因素。

　　圖13、河南艾滋病患者死亡原因分析

二、我們是怎樣一次次喪失機會的？

　　河南因賣血而感染艾滋病，本是一起非常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但是，如果我們早期行動，便可以將損失和影響控制在最低範圍。我們應該承認，我們的政府在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犯一些錯誤，這本無可非議。然而，錯誤就在於我們的態度。不願意正面面對現實的態度，使我們一再錯失很多良機。這樣長期隱瞞疫情，使一起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逐漸演變成一場人道災難。

　　客觀上講，1993年發現瘧疾流行和1994年王發現HIV 感染的問題後，河南省也採取過一些措施，從河南省公開的一些新聞媒體可以看出，當時也在取締一些非法血站，但今天看來，這些工作可能過於流於形式，力度有限，而沒有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目前，省衛生廳發出關於對全省採血機構進行整頓的緊急通知。自10月5日起，除保證臨床用血的血站（庫）外，凡在我省內單采漿站和各級血站（庫）的單采漿部分，一律停業。”（原載《河南衛生報》，1993年10月15日）

　　“各地宣傳《省公民獻血管理條理》活動有聲有色，洛陽市公民無嘗獻血再宣高潮。項城市人大，市政府、衛生局領導分別發表電視講話。”（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9月23日。）

　　“省人大常委會聽取〈〈省公民獻血管理條理〉〉執法檢查匯報，三檢查組分別匯報了最近對洛陽、開封、新鄉、漯河、信陽、駐馬店等六個地市的12個縣市的公民獻血管理，采供血機構管理情況。”（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12月16日）。

　　“獻血員所致輸血感染不容忽視”（原載〈〈河南衛生報〉〉，1994年9月23日）。

　　以上說明，由於當時事態嚴重，河南省確實在採取過一些措施，以遏制遍地開花的血站可能帶來的災難。但在這個緊急關頭，這些措施並不得力。大量的血站根本不理睬當時的通知，繼續進行采漿工作。由於政府背景的血站存在，故地下私人血站也就有存在的理由。作者曾問過一位當時負責開辦血站的衛生局負責人，為什麼沒有在1994年禁止有償采漿而停下來。他告訴說，他們的血站是在1993年看到別人掙錢後剛建的，當時確實已經有通知不讓開辦血站，但由於單位投資的兩個血站剛資金太大，沒有收回來，所以一直堅持開下去，到1995年底停辦的時候，原投入資金也沒有收回。作者五年來在其他地區的調查大多數如此，許多血站都是在1995年底或多或1996年底才停辦的。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使在這個地方埋下了巨大的災難。調查顯示，大多數血站都是1996年才停止有償獻血的，這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河南省到底當時有多少血站，有多少人參與獻血和後來發生的事情，這場災難是如何種下的，作者確實無法完全說清楚，很多事情可能以後才能大白於天下。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確實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1999年，由於艾滋病的正常發病高峰期的來臨，人員開始大面積不明原因的死亡。許多有一定文化的農民患者開始到大的城市尋求醫療救助。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先後到達河南省新蔡縣的東湖村和其他村莊。後來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公被之於媒體。應該說，這個時候採取措施，完全有可能把災難控制在有限的範圍之內。然而，河南省一直無動於衷，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除駐馬店之外，作者很快就去了柘城、睢縣、南陽等地，看到病人大量死亡，非常着急。作者也見到一些官員，希望他們能做一些工作，可他們卻說：張大夫，沒關係，過兩年死完了就沒事。還有的地方政府官員乾脆說，“這病就沒法治，只能等死”。2000年，作者到一個地區與他們商議，能否將艾滋病的事公開，我說公開以後就會獲得許多援助。我告訴他我可以在北京為他們尋求到許多援助。這位領導說，此事萬萬不可以，一旦公開，就沒有人到我這裡投資，經濟就不能發展。作者告訴他說，我們發展經濟為什麼，不就是使人民生活的更好嗎，若果這裡的人民都百病纏身，我們發展經濟還有什麼用處呢？

　　其實，這些官員的話反應了當地大多數地方官員的心態，因為經濟發展指標與自己的政績和以後官位晉升有關，至於艾滋病死人，死多少人，與他的政績並沒有什麼關係，也不會與他們的晉升掛鈎。當然也有不少官員向作者坦誠一旦公開可能會承擔責任。這也為日後地方政府在艾滋病方面不作為`埋下隱患。

　　由於政府的不作為，有超過3%的艾滋病因無法經受艾滋病晚期疾病的折磨和歧視而自殺身亡。

　　作者在睢縣巡診醫療時，患者趙麗娜對作者說：張大夫，我們不需要更多的錢，只要沒病就該有多好啊。其實，趙的話反應了大多數河南艾滋病患者的心態。幾年來，作者在河南巡診醫療過程中，無數患者告訴作者說：“張大夫，我們沒有別的要求，就是想能再多活幾年，等孩子再長大些，那時即使我們死了，只要孩子不受罪就可以了”。多麼樸實的農民，多麼好的人民，即使在當年在當地政府的誤導下身染這種無法治癒的疾病，而今天他們並沒有埋怨政府，沒有將自己的這種不幸遷怒於政府。他們唯一的要求就是想多活幾年，然而我們的地方政府卻不能滿足他們，那他們還能指望什麼呢？

　　由於作者多次去河南艾滋病村，所有河南的艾滋病病人幾乎都知道了北京佑安醫院能治療艾滋病，此後，來自柘城、睢縣、開封地區、周口地區、駐馬店地區、南陽地區的艾滋病病人來找我，大量的河南艾滋病病人開始湧向佑安醫院。每天早上一上班，總會有幾個農民模樣的人在醫院門口等我。久而久之，醫院職工一看見河南來的農民，就知道是來找我的，他們俗稱為“我們家的親戚”。但是，佑安醫院資源有限，大量的病人湧向醫院，不但給醫院造成巨大的壓力，而且病人為爭奪有限的資源，也產生不少矛盾。這種矛盾後來甚至上升到醫院。這樣一來，醫院領導開始對我的工作頗有微詞，並大為不滿，這也為以後醫院把我從艾滋病病房調離埋下了隱患。

　　在巨大的壓力下，也為緩解醫院的壓力，作者決定改變工作方式。客觀上講，只要地方政府不作為，單憑我個人甚至佑安醫院，根本不可能有根本性的解決辦法。因此，作者決定由單純的醫療服務轉而幫助河南培訓人才。2001年，作者利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提供的4萬元資助在北京舉辦了“第一屆村醫生培訓班”。來自河南的近30名村醫生和衛生官員參加了此次培訓。在培訓班上，作者向他們講了目前河南艾滋病發病形勢和現狀，並希望他們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會後的當天晚上，我與來參加會議的新蔡縣衛生局王忠明局長進行行了長時間的談話，希望他們回去後能做一些工作，以緩解目前我們的壓力。王回到縣後，在當時其他地方還沒有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情況下，立即開始着手大力抓艾滋病工作，他立即在疫情較重的東湖村新建村衛生所，並將村醫生劉光明父子脫離出來，由縣裡給發工資，專門負責艾滋病治療。他自己不但親自赴北京尋求援助，並率先將村醫生和防疫站工作人員送到佑安醫院進修。其有效的工作使災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同時也減輕了當時佑安醫院的壓力。

　　然而，其他地方的病人卻沒有那麼幸運，如周口地區，多年來就沒有實質性的行動。艾滋病疫情較重的沈丘縣小李莊，即使在新建衛生所和發放抗病毒後的今天，目前病人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今年截止8月底，今年就已有超過10人死亡，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沒有根本的好轉。

　　上蔡縣文樓村的艾滋病疫情公之於媒體。

　　在文樓艾滋病疫情被曝光後的，中央及衛生部備感壓力巨大。2001年，衛生部為解決河南問題，決定以當時較為公開的文樓村為突破口，繼而全面解決河南問題。我曾幾次參衛生部艾滋病中心針對河南問題的專門討論，制定防治策略，可見當時衛生部對河南的問題還是非常重視。然而，雖然衛生部的願望是良好的，但天不隨人願，事情更加陷入非常痛苦的困境。

　　首先，衛生部希望能夠查清河南艾滋病的疫情，被遭到拒絕。我曾經隨衛生部專家組第二批到達上半部蔡文樓村。在當天的座談會上，上蔡縣領導大量闡述了文樓被公開後的痛苦。說被公開後有多少在外打工的人被退回，缺乏多少資金等等。言語之意對公開的不滿，同時認為中央就應承擔全部救助任務，他們把艾滋病防治當成是中央政府的事，與他們無關。自此，衛生部和河南在河南艾滋病問題產生巨大矛盾（現在上蔡縣政府已經開始面對現實了）。

　　衛生部在以下幾點對河南很有意見：其一、疫情報告不真實。多年來，河南省嚴重疫情的真實數據無法獲得。河南省在近幾年來，一直報告艾滋病人數從幾千到一萬多人，這樣的數據衛生部很難相信。由於數據不準確，衛生部不知道要提供多少援助，購買多少藥物，需要多少資金，需要什麼技術。致使長期無法對河南問題做出科學決策，直到今天，仍然如此。2003年，為援助河南，衛生部緊急購進5000人份的抗病毒藥物，本指望能幫助河南解決部分問題。但後來發現，藥物居然太多了，發不下去，沒有那麼多人用。其實衛生部不知道，下面根本就不願意把藥發下去，因為地方政府怕麻煩。2003年底，作者到河南某地區上去了一趟，問村醫生髮藥了沒有，他說沒有。但作者走後第二天，聽說藥就發下去了。後來才知道，地方官員誤以為作者是衛生部來暗訪的，所以第二天就趕緊把藥發了下去。如果不是這樣，藥恐怕還不會發下去。當時回來後，我電話問了很多村醫生，他們告訴我其實只有重點村發了藥，其它村莊並沒有發。

　　其二、工作不作為：雖然中央三令五申要加強艾滋病防治工作，可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長期以來形同虛設，極少進行實際工作。如河南南陽的鎮平縣，艾滋病疫情非常嚴重，但許多疫情仍然隱瞞，工作不作為。省沈丘縣除了為小李莊建了一個村衛生所外，幾乎什麼工作都沒有做，致使這個地區的艾滋病病人目前仍處於發病高峰，病人情緒非常不穩定，並不停地到衛生部上訪。2003年年底，曾經在佑安醫院進修學習過的河南省某縣防疫站的某醫生，懷着極大的熱情準備在12月1日在縣城搞一次艾滋病宣傳活動，活動剛開始，便被縣裡領導勒令撤消，說什麼艾滋病工作悄悄做就可以，不需要這麼大張旗鼓的搞，並把訓斥`了一通。該醫生不得以，只能草草收場。

　　嚴重的不作為和隱瞞疫情，媒體的不斷曝光，使衛生部深知河南問題的嚴重性，備感壓力巨大。鑑於河南問題的嚴重性，2002年12月（SARS爆發前），時任衛生部部長的張文康向全國人大就艾滋病防治情況匯報時說：部分疫情嚴重地區的領導擔心艾滋病會影響地區形象和經濟發展，隱瞞或延緩疫情上報，甚至不開展宣傳教育和疫情調查。（原載《健康報》），2002年12月27日，第一版）。足見當時衛生部對河南問題的擔憂。

　　SARS流行結束後，國務副總理吳儀兼任衛生部部長。吳副總理上任後，艾滋病問題成為最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需要解決，當然，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決河南問題。2003年12月，吳儀總理親率衛生部官員、專家及相關人員奔赴河南，就河南艾滋病問題進行專門調研。在赴河南的途中，衛生部官員曾經提醒吳副總理，說河南可能會欺騙你，吳副總理說，我心中有數。到河南後，為了解真實情況，吳副總理大量接見了一線的基層工作人員、民間人士（包括高耀潔）、艾滋病病人，與他們進行交談，了解真實情況。進村，親自與艾滋病面對交談`.我的學生，河南尉氏縣水黃村的劉廣苓醫生當時就是吳副總理接見的人之一，在總理接見時，他詳細向總理坦誠了目前農村艾滋病防治的現狀。在最後的總結會議上，總理嚴厲要求河南省必須認真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否則，中央可能對河南採取嚴厲措施，甚至是組織上的措施。

　　然而，總理走後，問題馬上就出來了。河南省立即拋出38個艾滋病重點村，又是派工作組，又是修路，又是打井，儼然一派艾滋病防治的“繁榮”景象。這些重點村的艾滋病病人當時確實有一定受益。但人們並不知道，在每個重點村周圍，還分布着大大小小無數的艾滋病村莊，他們的情況並沒有改善，照樣處於無醫無藥和無人管的地步。如河南省沈丘縣，該縣只報了一個小李莊作為重點村，建立了村室，修了柏油路，通上自來水。然而，在小李莊旁邊的如胡橋、董營、胡廟、大灘李等20-30個村莊，疫情非常嚴重，卻基本沒有人過問。鄲城縣的艾滋病重災村冷莊也是如此，所有的病人都看着重點村劉老家村的病人享受各種待遇，而自己村內連一個村衛生室都沒有，藥發給病人後就沒有人管，所有的患者都怨聲載道。不得已，病人多次集體到衛生局找領導人論理，局領導說：“省里有文件規定，超過45個人的村莊才能算重點村”。村民說：我們已經超過45個人。過幾天村民再去找局領導，領導便推脫說不知道此事。

　　這種粉飾太平的做法不僅不利於艾滋病防治工作，而且由於表面假象而耽誤了實際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一位艾滋病的村長哭着告訴說：我不會在這條柏油路上行走，因為他是用我們村民的屍體鋪成的。最嚴重的是河南在誤導全國人民，大眾誤以為河南只有38個艾滋病村。筆者經常給醫院的同行講，那裡的艾滋病疫情很嚴重。可作者的同事說，不就38個人村嗎，能有多嚴重？可見大多數人並不了解河南艾滋病的真相。

　　因有償獻血感染艾滋病的，其它省市也有，有的省市的局部地區，其疫情也很嚴重，程度與河南差不多。如山西省、安徽、，湖北省的部分地區等等。但與河南省不同的是，這些地方的領導基本點能正面看待這些問題。地方政府態度積極，主動到北京尋求援助，並主動把工作做好。如山西省夏縣兩年前主動與聯合兒童基金會和中國艾滋病基金會合作，共同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山西省文喜縣，多年來一直與中國性病艾滋病協會合作，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並在國內農村地區成立了首家以關懷艾滋病的民間機構“溫馨家園”，為全國農村艾滋病防治做出了示範作用。作者曾多次應邀去山西省講課，看到這裡的病人和地方官員關係非常融洽，大家總是配合一起做工作，情況與河南大不一樣。

　　沒有一個政府沒有犯過錯誤，有時候某些錯誤還具有必然性，這本身也很正常。但最重要的是對待錯誤的態度。河南省就不一樣，不僅最大限度的隱瞞疫情，而且拒絕任何形式的援助，不論是國際的或者國內的援助，一律拒絕。作者五年在河南巡診醫療，多次遭到驅逐。有時候，為了不與那些人發生衝突，只能夜晚去村里看病人。為病人提供醫療服務的好事，在這裡卻長期便成了“地下工作”。當地官員還威脅村醫生說：“不要與張大夫聯繫，否則就要收拾你”。今年六月，河南省衛生廳會同省艾滋病協會向河南省各地發文，要求驅逐作者在那裡的醫療活動。消息傳到我的學生那裡，他們非常不滿，河南某地村醫生便與當地衛生局負責人理論，村醫生說，張大夫為我們這裡五年來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做了許多工作，我們不能這樣對他。最後，衛生局和防疫站負責人商議後乾脆說，張大夫以後來了我們就假裝沒有看見。鑑於河南艾滋病疫情嚴重，無國界醫生組織多次找河南省協商，希望能到河南幫助艾滋病病人做一些工作。但河南省總是“婉言”謝絕，到目前為止，無國界醫生組織也不能進去。當然，還有很多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個人、慈善機構、媒體、都希望能為河南做一點工作，但結果都一樣：拒之門外。

　　由於河南省在艾滋病的曖昧的態度，目前衛生部的官員一聽到河南艾滋病就頭疼，直搖頭，都覺得這件事難辦，不願意管河南的事。他們覺得不好管，管不了，當然也管不好。如2004年6月，為檢查示範區的工作，衛生部派專家組到河南，檢查了柘城、沈丘、新蔡的艾滋病臨床救治工作。此時作者正好也在小李莊巡診醫療，當時我看到的真實情況是這裡的救治工作非常糟糕，藥物使用非常混亂，病人仍在死亡，村民對地方官員的工作非常不滿。但小李莊為應付檢查，事先做病人的工作，讓病人只說好的一面，不要說壞的一面。最後使衛生專家組得出錯誤結論，認為沈丘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較好，要求最後檢查的實際上工作較好的新蔡縣向沈丘縣學習。檢查組在離開不久，20多個沈丘村民便來到衛生部上訪，反映村里艾滋病防治存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