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南艾滋病，我們的國家災難

　　1999年，著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衛生部艾滋病首席專家曾毅在兩院院士大會上呼籲時指出“艾滋病將造成國家災難”。沒有想到，他的話很快就不幸而言中。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將要為這場災難付出高昂的代價。它將造成上百萬的青壯年因此失去勞動力，數十萬人死亡，數以十萬計的艾滋病兒童和艾滋病孤兒。

　　然而，最大的災難是我們目前仍不願意正視這個現實。在該報告快要寫作完成時，傳來河南“拉網式普查”的結果。“2.5萬感染者，萬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區，10%的獻血員感染率，”，這個結果讓所有人都為之詫異，繼而感到震驚，人們都不相信在河南僅有2.5萬感染者。如果真實這樣，那我們的操心原本就是多餘的，是這樣嗎？我們`不妨分析一下可以看出：1、“2.5萬感染者”：說河南只有2.5萬感染者，顯然不能讓人信服。據作者所知，僅上蔡縣在兩年以前的不完全普查就有感染者6000人左右，另外死亡人數超過1600人左右。總數將近8000人，加之沒有查到的，總數可能超過1萬人。僅一個縣就有接近1萬人的感染者，而河南省像上蔡這樣的縣有很多，如新蔡縣、確山縣、沈丘縣、項城縣、尉氏縣、鎮平縣、鄲城縣等等。怎麼就只有2.5萬感染者呢？

　　2、“萬分之三的人群感染率，低流行地區”：河南省有近1億人口，假如只有2萬五千感染者，人群感染率為萬分之三，這毫無疑問就是“低流行地區”。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按一年前我們全國報告約有100萬感染者，那我們國家的人群感染率為千分之一。又如北京市一年前檢測出艾滋病病人約400人左右，北京市自己估計有兩萬人左右，北京有1500萬人口，人群`感染率也在千分之一左右。河南省報告的同時，四川省也同時公布四川有感染者約6萬左右，占四川人口也在千分之一左右。若果河南省人群感染率為萬分之三，與全國和其他兄弟省市相比，當然就是“低流行地區”了。真是這樣嗎？很顯然河南省在向全國人民撒謊，道理非常簡單，如此多的獻血人群的存在，大面積的HIV 播散，就不可能是“低流行地區”。我們且不說河南省是高流行地區，就算與全國的千分之一感染率持平，也有10萬左右感染者。還不用說，河南省本身就是艾滋病高流行地區。

　　3.“10%的獻血員感染率”：前面我們說過河南省當時存在單採血和單采漿兩種情況，與單采漿相比，單採血人數數量較少。因為全血用途有限，主要是醫療機構臨床輸血。而單采漿由於能提供蛋白等血液製品，用處廣泛，具有很大商業價值。前面說過，單採血由於沒有血球回輸，危險性較小，HIV 感染率在獻血員中為10%左右。而單采漿由於有血球回輸，HIV 感染率非常高，從現有河南已檢測的資料的調查顯示，最高為51.6%，最低為18.6%左右，平均為31%.即使把單采漿和單採血人的人混合在一起計算，感染率也應該在20%左右。

　　1997年來自衛生部艾滋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鄭錫文等在河南某村調查結果為：單采漿為18.2%，單採血為11.1%；1999年衛生部艾滋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顏江瑛，鄭錫文等在我國中部某村的調查結果：單獻血人員中HIV 感染率為9.1%，單采漿為25.9%.（國家“九五”醫學科技公關課題“，原載〈〈中華流行病學〉〉，2000年第一期和第四期。）

　　因此，河南肯定是把單採血的感染率說成是全部感染率，而大部分的獻血人員是單采漿，不是單採血。

　　河南省到底有多少感染者，準確估計非常困難。作者五年不斷在論證這個數據，總有變化。但基本估計應該在30萬左右或更多，假如按30萬感染者計算，有30%左右的人已經死於艾滋病，也就是說，至今河南因艾滋病死亡人數已經在10萬人左右。

　　災難1、約10萬人已經死亡，留下巨大的社會隱患，許多家庭變成單親家庭，隔代家庭。社會關係發生巨大變化[圖14、15、16].災難2、幾十萬的青壯年失去勞動力：由於感染HIV的人群大多數都是中青年人，是農村體力勞動的骨幹。而今，他們都將失去勞動力，需要國家的長期救助。國家將為此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

　　災難3、龐大的孤兒群體需要救助：目前，我們已經有大量的孤兒需要就助。河南到底目前有多少艾滋病孤兒，很難估算清楚，者比有多少艾滋病病人估計更為困難。河南一般家庭都有2-3個小孩，假如以一個艾滋病病人對應一個孤兒，目前已死亡10萬人左右，即可能有10萬左右的准孤兒。但由於家庭重組、部分收養和部分孩子已長大成人等原因，估計實存在孤兒數量應該在3萬左右。河南鄲城劉老家大劉守讓四兄弟八口人都參與賣血，目前除了本人和其一個兄弟的妻子外，其餘六口人已全部先後死於艾滋病，留下13個孤兒（除一女兒已出嫁外）……鄲城冷莊的冷新華，除自己愛人死亡，兒子和兒媳婦均已死亡，現在一個老人帶3個孤兒，典型的隔代家庭。

　　圖14、爺爺帶着三個孩子

　　圖15、叔叔帶着已死亡哥哥嫂子的三個孩子

　　圖16、望着快要去世的親人，他們欲哭無淚

　　河南艾滋病孤兒基本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1）艾滋病孤兒：即父母雙亡；（2）准孤兒現象：父母一方已死亡；一方已健在；3）潛在的孤兒：即父母都健在，但有一方或雙方是艾滋病感染者；（4）艾滋病兒童：指感染HIV 的兒童（圖17）。

　　目前急需要解決的是艾滋病孤兒和艾滋病兒童這兩類兒童。艾滋病孤兒系父母雙亡，應儘快解決收養問題。感染HIV 的兒童，一般應該是1995年以後出生的，經過8-10後，目前均已進入發病高峰期，應立即解決治療問題。但兒童的抗病毒治療談何容易，既無技術，又無藥品。目前連成人的抗病毒治療都難以規範和開展，兒童就`更難。尤其是缺乏技術，作者在農村調研時發現，目前在農村地區發放的抗病毒藥物，對成人療效較差，但對兒童似乎療效較好。因此，如果給予適當的技術支持，就可以幫助解決兒童在農村的治療問題。

　　對於准孤兒現象和潛在的孤兒，若能進行抗病毒治療後，可以很大程度延長父母的生命，應鼓勵他們自己撫養孩子長大。一般來講，母親在健在時比父親健在更應該繼續撫養孩子，撫養效果更好。

　　圖17、感染了HIV 的兒童

　　災難4、龐大的經濟損失

　　我們尚無法準確估計河南艾滋病會對我們國家的經濟造成多大負面影響。但簡單估計一下便可以知道。根據中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艾滋病防治中心和衛生部衛生經濟研究所等在2001年的《艾滋病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的研究報告提示：由於勞動力損失而減少對社會經濟的貢獻，一個艾滋病病人一身的總經濟損失量約為13萬元。在沒有抗病毒治療的情況下，每年每人需要平均醫療總費用為17518元。

　　河南的損失如何呢，目前我們可以計算一下。由於抗病毒治療後，機會性感染將會減少，直接醫療費用變為抗病毒治療的費用、部分檢測、機會性感染治療和對症治療的費用。我們以每個病人在進行抗病毒治療後能平均存活五年左右作為計算依據。

　　·抗病毒治療：目前每年每人的抗病毒治療需6000元左右。每人五年總費用為3萬元；

　　·對症治療費用和機會性感染費用：以艾滋病防治工作開展較早的上蔡為例，目前控制較好的上蔡郭屯，每月每個病人需要藥物費用在30-50元左右（月總費用5000左右），但控制較差的程老村，每人每月需要藥物費用為200元（月總費用6-10萬），若平均每月需要100元計算，則五年每人需要約6000元左右，最後患者死亡的治療費用約需要1萬元。加上需要檢測的費用，總共每人的消耗在2萬餘元左右（這還需要在抗病毒治療控制較好的情況下）。

　　·生活補貼：如果每人每月給予生活補貼200元計算，故每個患者五年內需要直接生活補貼約1萬元。

　　故一個艾滋病病人一人的直接經濟損失總量將超過19萬元。加上國家大量的防治經費的投入、人員培訓、醫療設備的投入、大量人力的投入、社會恐慌和社會治安等因素，大量的孤兒和老人需要贍養。把這些加在一起，目前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將給國家造成至少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的損失。其由於繼續傳播帶來的間接損失就更多且無法估量。

　　以河南省的艾滋病防治樣本村文樓村為例[圖18]，從2001年開始實行全部免費治療以來，僅機會性感染的治療，每月花費在20-30萬左右，兩年內一個村僅控制機會性感染就花費500萬左右，加之國家給予的抗病毒治療藥物、生活救助、“七個一工程”及病人、孤兒等的補貼，總消耗已經超過兩千萬元人民幣（這裡還不包括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

　　目前在38個重點村的不完全調查，“七個一工程”包括病人的救助在內，平均每個村的投入已經100-200萬元左右，如果每個村都按這個標準進行工作，國家的直接資金投入將是非常龐大的數值。

　　龐大的經濟支出已經是河南省不堪重負，而且隨着全面防治工作的開展，資金投入將會越來越大，單憑河南省已經無力單獨應對如此龐大的疫情。河南的經濟在近20-30年之內有可能出現大踏步的後退，並將被如此嚴重艾滋病疫情拖垮。

　　圖18、作為河南艾滋病防治的樣板工程——文樓村，孰不知國家已為此投入近兩千萬人民幣（圖為新建的文樓村室）

　　四、艾滋病抗病毒藥物，河南艾滋病病人的“奢望”

　　在近五年的下鄉巡回醫療服務中，許多艾滋病患者拉着作者的手問“張大夫，我們怎麼辦？”。作者不止一次地告訴他們說，“大家一定要堅持住，政府有一天一定會管你們的”。然而，這一天，我們差不多等了近4年時間。2003年，中央政府承諾開始向這一地區的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費抗病毒治療，但我們只能仿製國外已經過保護期的藥物如去羥肌苷（DDI ）、奈韋拉平（NVP ）、施他夫定（D4T ）、齊多夫定（AZT ）等。因此，我們只能組成國外已經不再採用的二線方案：DDI+AZT+NVP ，DDI+D4T+NVP.由於該方案療效一般、副作用較大，加之基層缺乏抗病毒治療技術等原因，使抗病毒治療在農村地區出現巨大的混亂，許多患者由於藥物副作用而退出治療，少部分患者因為藥物副作用而危及生命。究其原因，除了我們缺乏技術準備而外，最重要的是我們缺乏療效好而副作用較小的抗病毒治療骨幹藥物：拉米夫定。

　　拉米夫定，英文縮寫3TC ，在我國註冊商品名為賀普丁，是世界著名製藥集團葛蘭素史克公司（英文縮寫GSK ，以下簡稱）在1992年研發並生產的，被作為艾滋病聯合抗病毒治療方案中的一種骨幹用藥。上世紀90年代中期，醫學家發現其對乙肝病毒DNA 有抑製作用，1998年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 ）在全球最先批准其用於乙肝病人的治療。我國於1999年批准該藥物作為乙肝治療藥在中國內地銷售，中文商品名為“賀普丁”，2000年被列入《國家基本用藥目錄》拉米夫定治療艾滋病的療效，早期已經被醫學界所認可，並被世界衛生組織（WHO ）推薦為首選方案中的骨幹用藥。我國艾滋病抗病毒治療開展較晚，對拉米夫定治療艾滋病的認識也比較偏晚。2001年，一位名叫丹尼爾的外國友人來到北京，拜見了許多艾滋病專家。包括到佑安醫院見到作者。臨走時，他送給作者一箱艾滋病抗病毒藥物（30瓶）：S30.當時作者對此藥未太在意，就把它扔在自己的辦公室，也沒有管它。過了不久，許多河南的病人來找作者要藥，作者就送給他們一些，並在隨後的下去醫療服務的過程中，送給一些已經發病的病人。令作者意想不到的是，該藥效果奇好。不但服用方便，副作用小，而且使許多瀕於死亡的艾滋病患者在使用該藥後，病情很快好轉。於是，大量的病人開始湧向佑安醫院，向作者索要該藥物。後經一些感染者和感染者組織從泰國和印度購回一些，使少部分患者可以早期用上這種抗病毒藥物，度過了最危險和最艱難的時期何為S30？S30實際上是艾滋病抗病毒藥物的一個聯合組方，它巧妙地將3TC+D4T+NVP 組合，將三種藥物組合成一個藥物，病人一天只需早晚各服一片。該藥由於是將三種藥物壓成一片，所以不但服用方便，副作用小，而且由於其中有骨幹藥物3TC ，所以療效也非常好，深受農村艾滋病患者的歡迎。後來有許多河南的艾滋病患者情願自己花錢買S30，也不願意服用政府免費發放的抗病毒藥物。其實，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與目前我們的組方（DDI+D4T+NVP ）相比，S30（3TC+D4T+NVP）只是將組方中的DDI 換成3TC 而已。然而，我們缺乏的正是拉米夫定——3TC.2001年底，作者通過泰國同行打聽S30的生產情況，令作者吃驚的是，對方告知，該藥是中國生產的，在泰國僅是分裝，然後貼上商標而已。同時在巴西和印度也有生產該藥。一個我們國家自己生產的藥物，我們自己的患者卻需要不遠萬里到泰國去購買，而常常因為一些問題還不能完全帶回國內。那麼藥廠就在我們家門口，我們自己為什麼就不能生產，難道我們的有什麼困難嗎？困難當然是現實的。

　　眾所周知，我們國家與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缺乏新藥的自我開發能力，許多藥物需要靠仿製國外過專利期的產品。因此，我們的艾滋病患者也就成了這種專利的“犧牲品”。從2001年開始，鑑於我國農村艾滋病發病的嚴峻形勢，衛生部相關部門便展開了與國外跨國製藥大集團的艱苦談判，當年就使艾滋病抗病毒藥物價格下降了2/3，使一些艾滋病患者看到了希望。但由於不能解決關鍵抗艾滋病藥物——拉米夫定的仿製問題，使我們艾滋病的臨床救治工作一直處於非常艱難的境地，以至於河南許多艾滋病患者在無助中死亡。

　　那麼，國外廠家為什麼極力阻止我們仿製拉米夫定呢？

　　1、巨大的經濟利益促使跨國製藥公司為我們國家的仿製設置重重障礙：拉米夫定，作為商品在我國註冊為賀普丁，也是治療乙型肝炎的骨幹藥物。大家都知道，我國是一個乙肝大國，約有超過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和近4000萬乙肝患者，如此龐大的病人群體為GSK 帶來了令其始料未及的驚人銷量和巨大經濟利益，有統計顯示，2003年“賀普丁”單品銷售收入近9億元人民幣，2004年將達到近10億元，在中國藥品市場單品銷售排行榜上僅次於複方丹參滴丸位列第二。一個在全球市場銷售額不足10億美元的藥品，在中國市場居然創造了超過1億美元的銷售收入，在所有跨國公司的藥品目錄中，這是個不折不扣的奇蹟。（原載《中國經營報》，2004-12-11）。據作者不完全統計，自賀普丁上市以來到現在，在我國的銷售額已接近50億人民幣。如此龐大的經濟利益，讓GSK 使出了渾身解數，阻止中國仿製拉米夫定。

　　那麼，拉米夫定究竟價值幾何？據作者所知，1公斤（1000g ）拉米夫定（成品原料）約價值3000元人民幣左右。一個艾滋病病人的一月用量約在10g 左右，也就是30元人民幣左右。而目前在市場或醫院購買拉米夫定10g ，約需要1500元人民幣左右，價格相差50倍左右。

　　在龐大的經濟利益面前，致使這些跨國製藥公司不惜一切代價，為我們仿製“救命藥物”——拉米夫定設置重重障礙。更為嚴重的是，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這些跨國製藥公司對我國局部地區發生的人道災難視而不見，見死不救，使災難越來越深。

　　跨國製藥公司獲取豐厚利潤回報，這本無可厚非，我們也無意於要讓他們當“慈善家”，慷慨解囊。然而，當我們遭遇像河南這樣的艾滋病人道災難時，像GSK 這樣的大公司理所當然應該為中國處於死亡邊沿的艾滋病患者提供人道援助，為中國人民盡一些人道義務，更不應該百般刁難我們。何況他們已經在中國市場獲得了豐厚的利益。對於河南艾滋病患者的不斷死亡，GSK 將負有不可推卸的人道責任。我們相信，總有一天，中國人民將會追究GSK 在河南艾滋病問題上的人道責任，並一定將會譴責這種見死不救的唯利行為。

　　2、對災難的低估，為藥物的仿製帶來巨大的困難：對於河南艾滋病患者的藥物需求，我們可以利用WTO 的“強行仿製條款”來獲得藥物，也就是說當我們發生人道災難時，我們可以強行仿製我們亟需的“救命”藥物，這是允許的。但可悲的是，由於河南政府長期掩蓋了當地艾滋病疫情的真相，使中國政府在強行仿製方面的要求“底氣不足”。2001年底，有一位河南省衛生系統高級負責人問作者“張大夫，你經常去河南，你幫我們想點辦法”。作者當時就告訴對方，浙江東部有幾個廠家在生產艾滋病藥物，你們去拉一些回來分裝後就可以給病人用，許多問題就解決了。後來聽說對方還真去了這些廠家考察，但不知道為什麼以後就杳無音信了。

　　3、我們自己的曖昧態度也為藥物仿製帶來困難：長期以來，個別艾滋病專家，甚至是衛生部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以及一些感染者組織，對河南問題要麼知之甚少，要麼視而不見。出於對自身小的“集團利益”的考慮，不願意就此為艾滋病患者呼籲，為艾滋病患者的藥物需求進行呼籲。致使一些像S30這樣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如泰國、印度、巴西等早已大量仿製的藥物，在我們這裡步履維艱。同時，由於正義的呼聲太弱，也無意中助長了某些跨國製藥公司長期與中國政府進行對抗的“底氣”，以此阻止中國政府仿製我們亟需的“救命”藥品。客觀地講，在局部地區，我們的艾滋病災難要遠遠大於泰國、印度等國家，我們國家更有理由仿製這些艾滋病抗病毒藥物，以滿足現實需求。然而，現狀是我們的患者卻要為此付出昂貴的代價，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2004年的第二季度，在我國政府的強大壓力下，GSK 終於勉強答應贈送給我國一年用量的拉米夫定，這份“遲來的愛”，讓我們差不多等了五年，而我們的人民為了這一天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今天估計，如果我們早五年得到這些藥物，我們可能有20%（約6萬人左右）的患者仍然存活。

　　五、現實問題

　　1、農村抗病毒治療的先天不足

　　2003年，中央承諾給予河南艾滋病病人免費抗病毒治療，並於七月份左右將藥品發到了部分病人手中。由於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從3月到8月，作者一直沒有去河南。8月下旬，陸續有河南的患者帶着抗病毒藥物`到北京找作者，說藥不能吃。我問他們為什麼不能吃，他們說吃藥後腹漲、頭痛、腹瀉等，不能堅持，並告訴我說他們有很多人都不吃藥。我立即打電話詢問一些村醫生，結果如病人所說的一樣，並告訴說目前他們也沒有辦法。同年9月、10月到春節後的2004年3月，作者陸續去了柘城、睢縣、尉氏、新蔡、商水、南陽等地，對抗病毒治療中的問題進行了詳細調查。結果非常令人震驚，超過40%左右的患者自己停止服藥，最為令人頭痛的是應該服用藥物的停止服藥，而目前還不需要服用的病人在堅持服用。並有許多病人出現嚴重貧血，肝損害，嚴重的皮疹。河南鄲城縣冷莊劉某，在服用抗病毒藥物後，出現嚴重的藥物過敏-剝脫性皮炎，但由於缺乏合理處理，病人在床上已經躺了4個月，仍然無法恢復[圖19]

　　圖19、由抗病毒藥物引起的嚴重皮疹

　　造成以上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上講，由於河南省對疫情的長期隱瞞，沒有進行過艾滋病臨床治療的能力上的準備，對大面積開展抗病毒治療準備不足。真正開始進行治療時，出現問題和根本無人能夠應對。當然，更談不上什麼規範治療了。其原因在於基層防疫站人員不知道該藥物的適應症和用法，他們誤以為這是政府發放的福利，每人一分，發完藥後就不管了。至於什麼人該用，什麼人不該用，用後有什麼問題全不管。某防疫站工作人員提出的口號是：想活命嗎，服用藥物吧。許多農民艾滋病病人誤以為此藥用上後，艾滋病就會好了，所以都服用，致使許多CD4+細胞在400或500以上的艾滋病病人也在服用藥物（實際上只有CD4+細胞在200左右的患者服藥比較適宜）。而許多CD4+細胞較低的患者確由於輕微的副作用退出治療，抗病毒治療管理極為混亂。作者到某縣，其縣領導告訴病人說“藥都發給你了，還需要什麼”。意思是說只要有藥，就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當然，除了地方政府缺乏相關知識外，農民缺乏教育和基層技術薄弱也是重要原因，由於大多農民此前並沒有接受過抗病毒治療教育，一方面農民誤認為服用抗病毒藥物後病就好了，人人都用；另外一方面當有輕微的副作用時，就退出治療；更有甚者自己減量服用和斷斷續續服用。當患者出現嚴重副作用時，沒有人能為他們提供技術支持，有的已出現嚴重肝功能損害和嚴重貧血時，還在繼續服藥，使少數病人死於嚴重的肝壞死和嚴重貧血。當然，客觀上講，藥物方案欠妥，副作用確實較大，也是造成病人推出的主要原因。目前這兩種組合方案療效較差，副作用較大，有10%的患者肯定不能堅持服用。但我們高興的看到，中央政府正在不斷努力解決這些問題。國家已經決定為這些患者提供治療艾滋病大骨幹藥物：拉米夫定，制定以拉米夫定為主的治療方案，可望解決這些問題。但薄弱技術力量的問題，就沒有那麼容易解決了。農村抗病毒治療，任重而道遠。

　　但作者調查發現，不乏有工作做的非常好的村莊，河南省上蔡郭屯在以吳中仁為首的村醫生負責任的工作下，從去年發放免費藥物以來，就沒有病人死亡。病人情緒穩定。他們送藥到患者手中的做法，已經開始在河南省推廣。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好壞，病人死亡率下降是直接依據。另外一些村如新蔡縣東湖村、尉氏的水黃村和屈樓村，今年病人死亡率明顯下降，病人情緒基本穩定。

　　然而像沈丘的小李莊和鄲城的冷莊，在使用抗病毒藥物治療後，今年病人的死亡率居然高達10%左右。尤其是小李莊，作為省38個重點村，國家投入了巨額資金用於病人的救治工作，情況依然非常糟糕。僅2004年6-8月就有兩例病人因嚴重抗病毒藥物毒副作用死亡（一例死於嚴重肝壞死，一例死於嚴重貧血），病人死亡率居高不下，病人情緒非常不穩定。

　　為幫助河南部分地區克服抗病毒治療中所面臨的困難，作者2004年3月從河南調研回來後，4月份，在澳大利亞國際艾滋病組織的支持下（AFAO），作者在北京舉辦了第三屆村醫生的培訓班，來自河南省柘城、睢縣、尉氏、沈丘、新蔡、上蔡、南陽、臨穎的近30位村醫生參加了培訓。在這次培訓中，作者就艾滋病抗病毒治療中的問題與村醫生進行了廣泛交流，並針對目前的問題請專家進行了認真講解。同時，作者還印製了6000冊“農村艾滋病抗病毒治療教育手冊”和“農村村醫生實用治療手冊”，到農村廣泛發放，並給村裡的艾滋病病人講課。在小李莊的巡診中，應村民的要求，作者給村裡的艾滋病病人講了一堂課[圖20]，題目是如何正確使用抗病毒藥物，聽完課後，許多村民告訴我說，“張大夫，你講的與防疫站醫生講的怎麼不一樣呢？”。以後在村裡的時候，病人總是問我同樣的問題，“張大夫，我的藥管不管吃（能不能吃）”，有時後，我也很難回答，因為我確實不知道患者目前的免疫狀況。高興的是，現在河南大部分有了流式細胞計數儀，可以幫助判斷病人是否可以服用。

　　客觀上講，我國艾滋病抗病毒治療起步較晚，許多方面還準備不足，目前的農村抗病毒治療猶如“在一個沙灘上要建一個大樓”。但問題又確實緊急，我們甚至連打“地基”的時間都沒有，因為病人在不斷的死亡，需要“救火”。雖然農村抗病毒治療存在一大堆問題，但我們也看見，在局部推廣抗病毒治療的地區，病人的死亡率已經開始下降。在2003年發放抗病毒治療後，病人的死亡率已經從高峰的2002年的6.78%下降到2003年的5.58%，今年截止10月底統計病死率僅為2.53%.但在抗病毒治療使用不好的地方，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圖20、作者在小李莊村為病人講課

　　圖21、作者在沈丘縣胡廟艾滋病村

　　2.中醫藥，農村艾滋病病人的期待

　　祖國醫學具有悠久的歷史和獨特的理論體系。長期的醫學實踐證明，祖國醫學在治療各種疑難雜症方面具有獨到之處。因此，有理由相信，在艾滋病治療方面，傳統中醫藥也一定能發揮其獨特作用。多年來，我國學者在中醫治療艾滋病方面進行不盡的探索，並做了大量工作。中醫基礎研究部門率先在國內就中醫治療艾滋病的基礎理論進行研究，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並對我國現有的植物藥物資源進行了大面積篩選，從中發現許多對HIV 有抑製作用和在改善免疫方面有獨特作用的植物藥，為以後的艾滋病臨床治療提供了物質和理論的基礎。

　　中醫藥治療艾滋病在我國農村的推廣應用一直比較遲緩，到目前為止，仍無大的進展。廣大農民患者非常喜歡副作用較小又實用的中藥治療，而對副作用較大的西藥牴觸情緒較大。如河南鄲城縣劉老家的病人，在2003年發放抗病毒藥物後，目前有20%的人在服用抗病毒藥物，80%的人在服用中藥，但患者死亡率也明顯下降，今年該村只有兩名患者死亡。當然，到目前為止作者並不知道該藥物的組方和功用。

　　由於農村沒有正規化的中醫治療，“游醫”便在這個地方泛濫成災。各種近乎愚昧的治療手段在農村大行其道。一名“游醫”在河南省小李莊說能治療艾滋病，讓病人在一個非常骯髒的大缸中長期洗澡，說能治療艾滋病[圖21].這些近乎愚昧的治療手段不僅不會治療艾滋病，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延誤了患者的治療。究其原因，因為沒有正規的醫療機構和專業人員在這裡為患者服務，才使他們大量的相信了這些“游醫”。

　　圖21、用於泡人的大水缸

　　農村艾滋病治療目前過度依靠西醫治療，而技術和力量的準備又不足，加之患者對藥物牴觸情緒較大，因此，短時間很難改變現狀。儘快推廣中醫藥治療艾滋病，可以很大程度上彌補目前的不足。祖國醫學歷史悠久，人才充足，具有非常大的優勢，目前在艾滋病防治中，不能只把眼光放在簡單的西藥治療上，與國外相比，我們應該最大限度的發揮我們自己的資源，更多一條解決問題的途徑。因此，中醫藥應儘快“走下去”，為廣大的農民患者服務。

　　80年代至今，中國政府花費巨額資金，派出多支中醫醫療隊，幫助非洲人民治療艾滋病，這種國際人道主義精神，受到非洲人民的廣泛讚譽。非洲的許多艾滋病病人在治療後，生活質量得到改善，生命得到延長。然而，當今天我們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災難時，很長時間很難看到自己的醫療隊到河南去進行援助，我們到底怎麼了？難道我們自己不需要援助？恰恰相反，我們自己的人民更需要援助！

　　大規模推廣中醫藥在農村的應用，不僅可以最大限度的減少西藥的投放量，節省大量的國家資源。同時，可以最大程度的減少因藥物副作用和檢測帶來的醫療費用浪費。同時可以為西醫治療提供更多可以選擇的空間，延緩可能由於大規模抗病毒治療帶來的大規模藥物抵抗（耐藥）。

　　中醫治療，在農村大有作為！

　　3.村醫生，農村艾滋病防治的希望

　　雖然在河南的艾滋病防治有很多困難，有許多障礙，但我們同樣應該看到這裡有許多有生力量——村醫生。他們將可能維繫農村艾滋病防治的微弱基礎。2004年5月，作者在河南巡診醫療時，在上蔡郭屯的診所遇到剛從河南醫科大學醫學專科畢業到這裡的一位年輕的村醫生張貴陽。我問他，“為什麼要到村裡的診所來進行艾滋病工作？”。他告訴我說“這是我們的國家災難”。這話能從一個村醫生的口中說出，讓我非常震驚。其實，在河南，正是有一批這麼好的村醫生，多年來默默無聞的工作，支撐起河南農村艾滋病防治的脊梁。

　　沈丘縣董營村董振功醫生告訴我，60年代河南省曾經流行瘧疾，在進行瘧疾的防治時，村醫生的口號是“發藥到手，服藥到口，不服不走，吐了再補”，足見當時村醫生對疾病防治的責任心。為了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董醫生多次向上級打報告，希望能改善村衛生室條件，進行艾滋病防治工作。然而，到今天為止，他良好的願望仍然只停留在報告上，村室改善仍遙遙無期。河南南陽十里舖村的王龍霄大夫，2000年在北京接受培訓後，回去後進行了廣泛的艾滋病防治宣傳，五年中，他關掉自己家的診所，只看艾滋病病人，他不但自己印製艾滋病宣傳手冊，還在自己家中開辦艾滋病熱線，義務為村民進行艾滋病諮詢服務，在當時，所有遠近的村民都知道南陽有這麼一個醫生會看“賣血的病（艾滋病）。河南尉氏縣水黃村的劉廣苓醫生夫婦，為艾滋病工作，常常每天幾乎只睡兩到三個小時，幾乎是夜以繼日的工作。屈樓村的韓劉生醫生，將自己的兒子培訓成艾滋病專業醫生，一直專門為艾滋病病人服務；河南上蔡縣郭屯的吳中仁大夫，自己的兒子、孫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但他並沒有隻顧自己，一直堅持在診所為村民服務，其卓越的工作已經是該村的艾滋病病人死亡率明顯下降。臨穎縣瓦店鄉的彭建福醫生、晁丙辛醫生、張付超醫生等[圖22]，他們都在為艾滋病防治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圖22、作者在艾滋病村與村醫生座談

　　圖23、作者在艾滋病村與病人座談

　　圖24、作者在村口看艾滋病病人

　　正是有這麼一批有責任心的村醫生，支撐着河南農村龐大而又繁重的基層傳染病防治工作。然而，他們的報酬和條件確非常有限，有的村醫生還必須堅持下地種田，有的村醫生診所條件非常有限，有的村醫生收入入不敷出等等。在作者接觸的無數村醫生中，大多村醫生都願意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但部分村醫生怕看艾滋病其他病人不來就診，影響自己的經濟收入，也只能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目前在正在從事艾滋病工作的村醫生，由於隊伍不穩定，自己也有一定擔心。

　　然而有的地方確在做着打壓村醫生的工作。為了艾滋病的治療，河南省上蔡縣程老村醫生趙平福和本村的其他四個村醫生，2002年主動合作，自願將自己的醫療資源進行整合，為艾滋病服務。然而新的村室建立後，上面派來了大批醫療隊，將其中四個村醫生趕走，只留下趙醫生一個人。但由於醫療隊對該村不熟悉，還得靠村醫生，故大部分工作仍放在趙醫生身上。目前，趙也辭職不干。小李莊村醫生李忠祥，是一位業務能力較強，有責任感的村醫生，2003年在村衛生所工作期間，他發現衛生所採購的阿莫西林是假藥，出於責任心，他迅速向村支書揭露此事。然而，他的正義行為不但沒有得到肯定，反而被衛生室開除。

　　目前，在一些地方由醫療隊替代村醫生的做法不宜提倡，農村的艾滋病防治，從長遠持續地發展，必須依靠村醫生。一些下派醫療隊由於業務不熟悉，對村民不熟悉，很多屬於短期工作，工作並不安心，並不利於目前農村的艾滋病防治。下派醫生只能幫助村醫生工作，決不能喧賓奪主，替代村醫生的工作。

　　在河南，許多村醫生對目前的“五個一工程”和“七個一工程”很有看法，他們大多認為這樣浪費太大，沒有必要，政府應該把錢花在緊要之處。他們認為，一般村室只要能整修一下，可以進行工作就可以，重點是加強村醫生培訓，提高村醫生的能力，提高村醫生待遇，尤其是要加強村村醫生的責任心方面下工夫。

　　大多數重點村村醫務人員認為目前工作量太大，待遇太低，以程老村為例，最多每天輸液多達70-80人，最少也有50人左右，每天早晚還要送藥到患者手中]，而且沒有周六與周日。而且經常因為病人不理解而承受無盡的委屈。然而，他們的月工資只有五百元左右。許多村醫生都認為，這樣的待遇遲早會使他們放棄目前的工作而離開診所。

　　河南省南陽村醫生王龍宵在一封致市委李書記的信中坦誠村醫生的苦衷，王醫生認為，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他們應盡的職責和義務，他們有責任幫助國家做好基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這麼多年自己也是這麼做的。但就目前的處境和待遇，他們很難堅持工作。他們希望政府能理解他們的苦處。

　　同時，上蔡郭屯的吳醫生認為，對於工作干的好的村衛生所醫生，應適當給予經濟上的鼓勵，以激勵他們更加努力的工作。如他們目前的努力工作，使政府每月投入的藥物費用僅在一3000-5000餘元左右。僅為其它村莊的1/4到1/5，為國家節省了大量的資源。但他也坦承，目前的努力工作，退休之後怎麼辦？後顧之憂無法解決。

　　雖然有這麼多的苦衷，五年中，作者與許多村醫生接觸中，讓作者感到吃驚的是，與城市中大多醫務人員還對艾滋病歧視的情況不同，沒有一個村醫生歧視艾滋病病人。幾乎所有的村醫生都表示，只要政府支持，他們願意從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即使停下其他工作也在所不惜。這些村醫生，有一股強烈的責任感，一些村醫生在向我談起村裡的艾滋病人時，淚流滿面，他們為看到村民死亡而不能予以救助感到內疚。

　　50-70年代，我國合作醫療制度為基層培養了大批有責任心的村級醫生，隨着80年代後的改革開放，合作醫療受到衝擊，村衛生工作受到衝擊，農村衛生防疫事業處於癱瘓狀態。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批有生力量還在。只要政府願意扶持，他們仍將能為農村基層醫療提供有力的保障。村級醫生是我國農村傳染病防治的基石，政府應該在各方給予支持，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之憂，加強培訓，相信這支力量一定能像50-70年代一樣，支撐起農村傳染病防治的脊梁。河南省冷莊的劉醫生告訴我說，目前村醫生若能夠組織起來，力量將十分龐大，他們的力量足以改變艾滋病防治的不利局面。

　　與之相反的是，城市中醫務人員，大多都忙於考學位，晉升職稱，已極少有人願意到農村去為艾滋病病人服務，醫生的道德素質在全面下降，大多數對艾滋病仍然有恐懼甚至歧視。目前，以我所接觸到的城市裡的醫務人員來說，他們大多都不知道在河南這裡發生了什麼，甚至是艾滋病專業人員對這裡的情況也了解甚少。五年中，作者多次去河南，但作者在河南發現在這種大面積的災難面前，幾乎沒有從城市來的醫生願意在那裡服務，大量的醫務人員對這裡的情況採取冷眼觀望的心態。

　　五年來，作者跑遍了河南的山山水水，並利用一些項目的支持，在北京免費幫助河南培訓了近100人次的村醫生，許多村醫生已成為這些地區艾滋病防治的骨幹力量。然而，這些工作沒有得到作者醫院的承認，也長期得不到理解。2004年3月，作者向醫院提出申請，希望能到河南去從事醫療援助工作，幫助那裡的艾滋病病人和村醫生。醫院拒絕了作者的請求，並做了讓人難以費解的事情。當然，可能與他們長期根本不了解那裡的真實情況有關。作為國家大型傳染病醫院，我們可能還需要多一些社會責任感。

　　作為傳染病醫生，當國家遭受傳染病災難事件時，應當衝刺到最前線，到那裡去為人民的健康服務。上世紀60-70年代，老一輩傳染病專家經常到基層為基層人民健康服務，今天，面對自己人民遭受災難，我們的醫生正在以一種冷漠的心態視之，應該反思我們都培養了什麼樣的人才。80-90年代，中國曾派出多支醫療小組到非洲去為那裡的人民服務，受到了非洲人民的歡迎。而今天到我們自己的人民遭受艾滋病折磨時，卻幾乎沒有人願意去援助他們，我們到底怎麼了？我們是國家培養出來的醫務工作者，我們有責任去為人民服務，為人民的健康服務。雖然目前只有極少數醫生在這裡奮鬥，但作者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醫務人員加入到援助河南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