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誘惑與認同危機

陳彥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進入持續高速增長時期，而這一時期也是中國民族主義思潮崛起之時。在政治與意識形態的高壓統治之下，民族主義話語成了知識分子政治思考中較少有風險的領域，且可以同時滿足政府的需要、社會自我表達的願望以及知識分子參與政治生活的渴望。隨着《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出版，形成了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國民族主義浪潮。這股思潮反映了中國在追求現代國家認同的漫漫長路上的一種精神迷失。本文試圖分析9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之原因和特點，並且討論它與當前中國面臨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危機的關係。

　　一、民族主義興起的現實與歷史根源

　　民族主義的捲土重來可以同時在中國社會的內部變化和向外部世界的擴大開放中找到原因。首先，中國正面臨意識形態真空和因為媒體審查體制與政權鎮壓導致的價值觀危機。沒有知情權的民眾面臨極為有限的選擇：投靠垂死的共產主義教條或者加入新生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是當局對民主運動的鎮壓與對理想主義的掃蕩，另一方面是權力需要替補性的意識形態以加強其政治合法性，兩者的合力使中國民族主義潮流此時得以招搖過市，聲勢煊赫。此外，蘇聯解體余驚未了，一部份知識分子擔心中國可能象蘇聯一樣解體；對於他們來說，這是比社會停滯更可怕的危險。一些民族主義者甚至相信，民族主義是防止中國分裂的最有效的武器。[1]其次，民族主義的上升也可以用中國持續的經濟增長來解釋。經濟增長增強了國人的自信，使他們體會到一種強大的感覺，但這種自信實際上更多地是基於幻想而形成的。第三，從地緣政治上看，東西方冷戰的結束以及世界經濟一體化加速等因素，多少促使中國人長期以來受到共產主義國際精神壓抑的民族情感的復活。西方尤其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和“遏制中國論”等觀點也有利於這種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興起。[2]第四，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族主義的復活得益於政治和文化保守主義。在整個90年代，民族主義鬥志激揚，甚至時而爆發陣發性的亢奮但同時也自相矛盾。保守主義思潮與民族主義互相激盪，既為民族主義提供養料，又從民粹民族主義話語中獲得支持。更何況中國的民族主義深深紮根於中西方百年衝突之中，具有巨大的可資利用的危險能量。

　　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潮，不同於獲得民主和言論自由之後多元基礎上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也不同於前南斯拉夫國土上挾着百年仇恨和領土野心的一個族群反對另一個族群的民族主義。中國的民族主義深深植根於中西碰撞的歷史。近代民族主義的誕生經歷了巨大的撕裂之苦，它是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基礎與工具、感情與理性等一系列衝突的結果。這種血與火的對峙始於1848年的鴉片戰爭，這場戰爭掃滅了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優越的自信心，在中國人的心靈深處烙下了對西方的怨恨。伴隨着這些衝突，近代中國開始了漫長的地獄之旅。一方面是驅之不去的尋回往日榮光的夢想，另一方面則是面對西方列強的無盡羞辱。換言之，從華夏中心主義的角度看，維繫中華認同的核心──文化優越──的信念要求中國必須在物質文明上趕上西方。在中西碰撞中近代中國的民族精英漸漸形成共識：只有自我否定才能趕超西方。正是這種對西方的複雜嫉羨情結，使中國在20世紀上半葉出現了多種形式的民族主義：辛亥革命之父孫中山的民主民族主義，共產黨締造者陳獨秀的反傳統民族主義，文化守望者梁漱溟的民族主義，甚至包括義和團的仇外的民族主義。近代以降中國的民族主義一直隨同時代風雲的變幻和中華文明的轉型而處於不斷的嬗變之中。

　　共產主義曾經通過許諾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讓中華民族恢復昔日的榮光，同時超越中西二元對立、成功地整合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只是中國的民族主義與馬列主義的一種雜交。民族主義情感仍是紅色中國地下運行的一股巨大力量，對中共的成功奪權和長期統治功不可沒。因而民族主義情感至今仍然十分敏感，並可為現實政治所利用。

　　1989年以後，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潮一方面上承其歷史軌跡，另一方面也顯現出多向度特徵。事實上，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觀點並未超出那些傳統的論據：中國傳統精神的優越，國家地位的不被承認，國際社會反對中國的陰謀，文化認同的資源需求，擴大意識形態基礎的必須等等。其中有一些論據合情合理，比如中國希望在國際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有參與國際重大事務決策的願望等，但另一些說法則反映出政治和文化認同的危機。這一認同危機體現在文化歸屬感的再確認，對歷史的重新檢討，現代與傳統關係的“正常化”，尋找新的意識形態資源等等方面。因此，分析當代的民族主義可以有不同的視角。

　　二、作為意識形態替代品的民族主義之出場

　　整個80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感被一種共同的意志所遮蓋，共產黨領導層與民眾都急於彌補由於“文革”十年而荒廢的時間，社會主義的國家建設邏輯是當時的主要特徵。基於民族復興大業和對外開放的需要，西方知識既是中國趕超西方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時也是共產黨實現現代化和獲取政治合法性的基礎資源之一。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沉重代價使當局不得不尋找新的權力槓桿。為了平衡獨裁統治和修補被“八九危機”摧毀的改革新形象，北京政權繼續執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為了修復政治合法性，當局加緊尋找意識形態替代品；同時，為了打破“天*安*門流血事件”之後西方社會所強加的孤立，中國政府實行積極外交政策，試圖擴大外交聯盟圈子，在西方國家中打進一些楔子，採用與法、德等國家聯盟反對美國的策略。

　　之所以說1989年的屠*殺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內部的演進，是因為冷戰的結束為民族主義回歸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蘇聯的解體以及東歐國家共產制度的垮台使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失去了信仰者群體，中國突然要面對一個失去意義的世界，因此民族主義傾向作為意識形態替補品就變得對當局越來越有實用性，政府不僅對一些帶有仇外情緒的民族主義的書籍持寬容態度，而且鼓勵某些傳統習俗的回歸，還利用愛國主義詞語調動民族情緒。

　　1991年9月，一篇名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的報告[3]透露出官方“民族主義”傾向的某些思路，也讓我們得以窺探天安門大屠殺與蘇聯解體給中共政權帶來的震撼。該報告的作者分析了蘇聯解體的原因，認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合法性的喪失拉響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際環境惡化的警鐘，“我們必須現實地承認過去的意識形態至少在相當一部份群眾中號召力已經很低，強化老式的意識形態教育往往引發的是逆反心理”。該報告的作者建議，共產黨應該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他在經濟方面主張由共產黨直接控制財產，但要把黨從經濟管理的瑣務中解放出來；在外交上則主張擱置意識形態爭論，建立一種完全基於國家利益的外交，在內政上強調要終止黨政分開之類的政治改革設想。該報告的作者明確提出，要以國家民族主義來填補官方意識形態衰落導致的信仰真空，運用國家利益為中心的民族主義以及整合儒家價值的文化保守主義，從而形成一種有凝聚力的、反西方的力量。許多論者認為，這一報告乃中共若干高乾子弟共同創作，是中共面對蘇東共產制度垮台的備用政治綱領。[4]這些“紅色後代”比他們的前輩更實用更加無所顧忌，隨時準備脫去意識形態的外衣，果斷地翻過共產主義這一頁，以維護黨的絕對權力。

　　對中共當局來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依然是其合法性必不可少的外殼，所以它不便公開贊同這一報告坦率的說法。儘管這一報告從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認可，但90年代中共當局的政治實踐卻在很多方面借鑑了這一綱領。該文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判斷中共當局這一意識形態孤兒的行為舉止的珍貴鑰匙。正是從那個階段開始，人們目擊了馬列主義話語被悄悄地一點點地抹去，同時還看到了政府如何鼓勵傳統和儒學的回歸。例如，黃帝陵祭祀儀式曾經在紅色中國被禁止多年，中共當局長期視其為“封建活動”，然而90年代初官方卻批准恢復此活動，1994年清明節，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代表當局到陝西參加了黃帝陵祭祀儀式，他向全體華人（包括台灣、香港和海外華人）致詞，要求“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語言，達到最廣泛的團結，從而振奮民族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1994年10月初，北京還舉辦了盛況空前的紀念孔子誕辰2545周年國際研討會，邀請了來自3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和顯要人物（如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在開幕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回顧了孔子和儒學如何成功地推動美德和教育的提高，認為孔子和儒學對於當今的教育仍然十分重要。中國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與代表着中華民族優越性[5]的儒學結合在一起了。

　　中國的民眾儘管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卻對官方提倡的民族主義給予了積極的回應，並從這裡看到了一個新的自由空間。懷舊的古代出版物開始流行，對傳統文化的研究重新浮出水面。一些知識分子則與時俱進地提出了“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的說法[6].對當局來說，過分依賴於復甦傳統文化會凸現出官方意識形態的困窘，反而讓人們聯想到共產黨的根基已經風雨飄搖，所以，調動民眾的反美情緒就成為必須。

　　三、當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為何以反美為主訴？

　　80年代是中國和西方的“蜜月期”。拜冷戰之賜，那時中國成了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地緣三角中的重要一極。冷戰結束後，中國和西方共同的敵人蘇聯灰飛煙滅了，中共發現西方成了一個強悍的對手。但是，在中共（政府和臣服於其宣傳的民眾）眼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是一個可以用利益加以分化的陣營。作為中國天才軍事家孫子的信奉者，北京政府將美國與歐洲國家區別開來，指斥美國是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以便達到孤立美國的目的。於是，國際關係方面的現實需要又與“文革”期間提出的反對帝國主義霸權的意識形態教條結合起來了。

　　從1993年要求“亞洲式”人權的《曼谷宣言》，到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的談判陷入僵局，以及1993年9月北京申辦2000年奧運會失利，中國政府不失時機地將這些事件轉化為對己有利的宣傳，譴責西方國家在人權方面干涉中國內政，將中國在“入關”和“申奧”等國際談判中的失敗歸咎於美國。

　　台海問題則始終是中國當局鼓動反美情緒的閥門。台灣這個當年被國民黨占據的小島與共產中國隔海對峙了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中，中國大陸的宣傳教育一直把兩岸統一稱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台灣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化逐漸擴大了兩岸經濟與政治上的差距，中共看到了台灣獨立的危險，開始頻繁向國際社會施加壓力，以孤立這個“反叛之島”。美國軍事力量的存在及其在維持兩岸關係現狀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被官方媒體大肆渲染。官方的反美宣傳操縱了多數民眾對台海問題的認知。1994到1995年間，在中國大陸有過兩次以青年為訪談對象的民意調查，其結果顯示，被調查者認為美國是對中國最不友好的國家，也是中國青年最不喜歡的國家。[7]

　　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出版將反台反美的宣傳推向了高峰。該書的作者是幾位年青學人，他們號召反對美國霸權。有消息稱，該書一共賣了80萬冊。[8]此書顯示了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肥沃土壤，其民粹仇外的意氣之辭，流露出在官方媒體煽動下的反美復仇情緒。雖然政府並未就此書表態，但是官方媒體對此書的報導說明它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該書商業上的成功使其他掛着這個著名的“不”字的書籍相繼出版：《中國還是能說不》、《中國應該說不》、《中國為什麼說不》[9]……

　　除了這類書之外，還有一些書也被媒體熱炒，尤其是《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李希光、劉康，1996年12月）、《中國有多壞？》（李希光，1999年）和《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房寧、王小東、宋強，1999年11月）。《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可以說是從整體上否認美國媒體的宣言書；《中國有多壞？》圍繞同一主題，是李希光在中美關係好轉後對第一本書的部分修正。有兩個理由使得房寧、王小東、宋強的《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值得一提。首先，該書被看作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延續；其次，房寧、王小東是上述兩次以中國青年為對象的針對美國的民意調查的主要組織者，這兩次調查以驚人的方式揭示了中國年輕人的反美情緒。宋強和喬邊（該書編輯）是《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據喬邊稱，《中國可以說不》的靈感同樣直接來自這兩次調查[10].實際上，“說不俱樂部”這個小圈子不到10人。《中國可以說不》可能不過是件機會主義者的產品。著名政治小說《黃禍》的作者王力雄認為，《中國可以說不》裡的民族主義只是一場商業玩弄政治的成功的遊戲。[11]

　　考慮到“說不俱樂部”的有限代表性以及中國對西方資本和技術的依賴性，反美情緒只能是某種政治性的虛張聲勢，而不會對中美雙邊關係產生真正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台灣問題依然是中國人反美情緒的主要源頭。對於共產中國來說，台灣問題有着重要的戰略意義；利用這個槓桿，北京政府可以輕鬆地動員民眾，以實現仿佛命中注定的中國“統一”的使命。在這一歷史神話中，台灣政府被描繪成民族的“叛徒”，美國則是中華民族的“敵人”。事實上，被國際社會承認的民主的台灣，以及經濟上獲得無可否認的成就的台灣，對於共產政權來說是一個雙重威脅。自東歐共產制度垮台以來，中國政府只能將中國無法實行西方式民主的原因歸咎於中國的傳統文化；然而，同屬於中華文明的台灣在政治經濟上的成功，使得共產黨的官方說教失去了支撐點。台灣對於中國大陸的真正的危險，不在於共產政權所宣稱的“分裂民族”，而是因為台灣的成就在政治上顛覆了共產主義政權存在的根基。從這一角度看，兩岸發生戰爭的危險是存在的；當共產政權命懸一線時，它就有可能發動一場“統一祖國”的戰爭以求自保。

　　四、“戰略型民族主義”

　　在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者的誘惑並不限於官方為擴大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政策層面，也不限於大眾的情緒化反應層面，民族主義在知識分子中同樣攻城掠地。在3家主要的非官方的知識分子雜誌中，《戰略與管理》宣稱要重建明末的實學傳統，《東方》和《讀書》同樣積極推進民族主義的回歸。[12]或許我們可以將知識分子主張的民族主義分為兩類：出於備用戰略的意識形態型民族主義和反西方文化帝國主義的懷舊的道德民族主義。

　　一些學者敏銳地覺察到當局需要意識形態的替代品。在1989年6月“天安門屠殺”之後不久，有人就急於為政府出謀獻策。例如，文學批評家何新曾建議政府將異議人士流放到國外，通過科研津貼和在非政治領域的專業化讓知識分子消聲，從而有步驟地消除80年代“新啟蒙運動”的影響。何新為此從當局那裡得到了回報，包括在《人民日報》頭版發表偽造的與日本學者矢吹晉的對話以及從中國社科院分得一套四居室住房。[13]何新建議，在不觸及官方意識形態的前提下，以民族主義來強化現有意識形態。沿着民族主義的套路，何新開出的“處方”仍然是那幾味“藥”：反美和對傳統文化資源的利用。1990年底何新寫道：“美國對華戰略的真正目的，是誘導中國通過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體。最終以垂直依附性關係，納入從屬於美國全球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體系。[14]”1992年，何新在給鄧小平的一份題為“意識形態問題的思考”的上書中，鼓吹“特別應當把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作為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核心內容。應當着重向全民特別是知識分子和國家公務人員灌輸以國家民族利益作為崇高精神本體的愛國主義政治意識形態。[15]”何新還建議：“我國應開動宣傳機器在中國人民中揭露美國志在滅亡中國的意圖，培養全國人民的敵愾心理，形成有凝聚力的民族精神。[16]”

　　在北京的智囊中，何新表現出一種超乎尋常的無恥心態。他自己將自己定位於“六四”後的黨的意識形態專家，為政府鎮壓的必要性辯護。在80年代的“文化熱”當中，何新是個反傳統的積極分子：“六四”後卻搖身一變成了黨國的謀臣，公開贊成黨的領導層果斷鎮壓學生“動亂”的決定。由於受到黨內強硬派的賞識與保護，何新成功地獲得了幾個官方頭銜：國務院國家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政協委員（1991年後）。“六四”之後，中國曾經出現過短暫的一段以親近政府為恥的時期，何新恰恰在這一時期打破了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的沉默抵制狀態，公開站出來支持實行“六四”鎮壓的政權，他的言行引起了西方媒體的注意。他一會兒表現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會兒又象是精明的民族主義者；一會兒信奉改革，一會兒顯得象個頑固的保守派。何新完全不掩飾自己的功利目的，其身段的種種變幻都是從個人利益出發，毫無羞恥之心。這種明目張胆的機會主義行為當時被知識分子群體所唾棄，並最終導致他在民間公共空間中出局。一旦當局認定不再需要他時，官方媒體也很快將其拋棄。可以說，“天安門事件”後，何新只是一個曾經被當局用來應付一時之需的策士，並未如他所願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專家”。

　　蕭功秦的民族主義較何新無疑多些誠意，蕭在對待政權的態度上較為謹慎，對官方意識形態也相對比較曖昧。蕭功秦是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積極參與了1988年關於新權威主義的爭論並堅定地支持新權威主義。1994年4月，在《戰略與管理》雜誌組織的一次研討會上，蕭功秦就“變化中的國際環境與民族主義”這個主題作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報告──“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期的意識形態”。他不象大多數與會者那樣停留在對民族主義概念的探討上，而是明確提出了民族主義作為今日中國意識形態之必要性。蕭功秦以他的歷史專業的訓練和雄辯的文才，發展了“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一文的觀點。蕭提出，90年代的新形勢需要在意識形態方面加強黨的合法性，而這種強化只能來自民族主義。他力主採用民族主義作為意識形態補充，並以恢復儒學為核心。蕭功秦認為，將民族主義整合進官方意識形態，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不是建議而是現實。蕭功秦列舉了鄧小平的話“我是人民的兒子”、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國家領導人參加漢民族神話遠古祖先的祭祀、在學校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等，以此論證民族主義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的回潮。其實，“天安門事件”之後早就有人（如黨內高層第二代、何新等）提出過類似主張。不久後香港和西方媒體開始大談中國民族主義的回歸。可以說，蕭功秦是第一個試圖把“天安門事件”之後民族主義進入共產黨政治的現實加以概括的學者。從思想層面來說，該文[17]也是第一次將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理論化的嘗試。

　　當蕭功秦從內政出發強調加強國家凝聚力的必要性、為民族主義辯護時，另一些學者則試圖建立適用於新的國家與國際秩序的地緣政治戰略。他們儘量避免觸及中國內部的尖銳問題，故意忽略意識形態與政治的敏感問題，將40年來共產統治所產生的所有問題都簡化到地緣政治的單一維度，或歸咎於改革開放的負面影響。他們就此試圖建構一種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強調集體的重要性，鼓吹加強國家的角色。

　　比較有意思的是一些在國外、尤其是在美國的華裔知識分子，儘管他們並沒有必要非得奉承中國政府，很多人卻積極參與了這個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設。這些知識分子認為，無論是“圍堵”、“捲入”或是兩手並用，都是美國企圖限制中國的發展，並將中國擴張過程中對美國可能造成的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的戰略手法；中國應該不惜一切代價加強自己，同時向全世界顯示中國文化的優越性。這體現了一些華裔知識分子試圖構建的反對美國霸權的戰略性民族主義觀點。

　　事實上，民族主義只是一個解決短期問題的方法，它無法有效地代替價值體系的社會政治功能，一個現代民族國家的生存發展不能建立在簡單的利益算計之上。

　　五、道德民族主義

　　在文化領域，中國知識分子主張的民族主義通常有兩種形式：一是懷念中華偉大文化的民族主義，二是批評西方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實行文化統治的“反西方主義”；前者基於理想化的華夏中心主義概念，後者則藉助反西方的西方後現代理論。

　　從1992年開始，隨着鄧小平南巡後出現的經濟活躍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關於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說法就越來越多了。中國著名學者季羨林曾經預言“至二十一世紀，西方文化將讓位於東方文化，人類文化發展將進入一個新時期”。[18]香港和台灣也有學者談論“大中華經濟圈”。[19]北京大學哲學教授陳來則在1994年將儒家文化稱為“更新世界社會的潛在資源”；他宣稱，儒家文化在20世紀受到嚴厲批判之後將在灰燼中再生[20].一位研究儒學的學者蔣慶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建議根據公羊學（《呂氏春秋》）重建中國的政治文化；他還宣稱，中國式的市民社會就是儒家式的市民社會[21].與這場“傳統文化熱”相呼應的是，一些人開始重新審視80年代文化討論的參與者，例如，王小東以“石中”這一筆名撰文，使用“逆向種族主義”這個新詞指責那些批評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22].

　　對偉大的中華文化的懷舊話語與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討論之間存在着某種意識形態上的共鳴。那場攪動了東亞並在西方引起強烈興趣的“亞洲價值觀”的辯論始於90年代初，發起人是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馬來西亞的馬哈蒂爾。他們試圖用“亞洲價值觀”，即所謂的家庭觀念、團隊意識、尊重權威等，來解釋“四小龍”經濟上成功的獨特性。該說法被西方稱作“亞洲主義”：“所謂‘亞洲主義’，是指建立一種新形式的意識形態理論的嘗試，這一意識形態不以人的理念、更不以世界為指向，而是以一種亞洲社會的歷史和命運的共同觀念作為基準。該理論旨在凸現出一種‘亞洲性’，也就是說，一種存在亞洲社會中與西方對立的共同的身份認同。[23]”1993年3月的“曼谷宣言”宣稱存在“亞洲式人權”，這種說法可被視為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具威權性質的政府的共同策略。中國政府也與新、馬政府合作，以此回應西方在人權方面對中國提出的批評。

　　其實，中國的學者們對“亞洲價值觀”的討論並沒有多少熱情，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者並不認同來自漢文化世界周邊的意識形態，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則對東亞的獨裁或威權政體從無好感。在中國的民族主義者那裡，中國的價值資源只存在於中國的傳統之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盛洪試圖就此提出一套全面的觀點，從1995年底開始，他聲稱自己的研究有大發現。盛洪指出，中西貿易關係上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直存在着極大的不公平，雙方的貿易並非以平等為基準，他認為中國文明在與西方交流中顯示出的弱勢源於他所說的“天下主義”道德秩序觀，而西方人奉行的民族主義卻是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盛洪認為，在中國人的天下秩序中，不存在種族或民族的區別，也沒有社會或政治的不平等，基於和平與自由的原則，就不存在國家和貿易上的衝突；然而，在中國文明衰退期間，中國的“天下主義”讓位於民族主義了。在盛洪看來，中國的“天下主義”道德秩序觀是拯救服膺於叢林法則的今日世界的惟一道路，全人類將受益於中國“天下主義”的回歸。盛洪認為，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仍然保有其道德天下主義的記憶，在相當多的中國知識分子眼裡，中國近代採納了民族主義實乃是中國文化在道德上作出的讓步，而其最高理想仍是天下主義觀念[24].應該指出的是，盛洪的觀點之邏輯結構並不嚴密，從他1995年10月開始發表於《戰略與管理》上的第一篇和其後數篇文章──尤其是《戰略與管理》1996年1月號以及1997年4月發表於《北京青年報》上的文章──來看，他實際上是在道德教化的“華夏中心主義”和面對其他文明時的一種相對開放的普世主義之間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