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人生觀的大討論。

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裡面說：中國歷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

記者/文曄
文革過後的1980年。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茫。這不是什麼青春期的憂鬱，而是在社會巨變中的追問和求索。正如當時的北島在詩中所呼號的：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麼“潘曉”一封訴說內心苦悶的來信，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共振

　　潘曉，還記得這個名字嗎？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那個23歲少女飽含着淚水的激越訴說，在1980之夏引發了全國範圍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再也不會有了，潘曉是一個符號，他屬於那個年代。”時任《中國青年》總編輯的關志豪24年之後說，當年“雜誌的發行量達到了369萬份”。

　　6萬人看完文章以後給她寫信，但“潘曉”並不是一個真人。

　　人們像觸電似的，在“潘曉”式的苦悶和疑惑中“發現了自我”。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着中國政治思想的重大轉變，那麼1980年這場討論則標誌着中國人人生態度的轉折。

　　這是一場樸素的，自發的，產生於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像前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覆醞釀，具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論。這場討論，正因為其情緒化的訴說，才將人們壓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發出來。

　　“潘曉”回憶——帶着傷痛的思考

　　為了追述這段歷史，記者拿着一些舊資料和照片，找到了當年的責任編輯，現於復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她攥着拳頭回想，一些模糊的東西漸漸清晰起來……

　　潘曉討論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着密切的聯繫。1980年的中國，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社會充滿了困惑，舊的意識形態仍然占着統治地位，但它已經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例如，當時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褲，社會上議論紛紛，說這是學西方的頹廢派。有些單位就在大門口設了崗，見誰穿就把褲腿剪掉。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沒有什麼個人的事情政府和社會是不可以干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離異，大到就業、離職，全都有人管。

　　編輯部發現青年中有很多苦悶，於是走進學校、工廠、街道開了不少座談會。在—次座談會上，青年們說了許多心裡話，一半以上的與會者都哭了。他們最大的苦惱是政府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政府宣傳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着想；政府說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前途遠大，但現實卻是瑣碎的、日復一日的平淡無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黃曉菊。她心志很高，可是初中畢業就被分配進了工廠；她相信愛情的純潔堅貞，但遇到的卻是背信棄義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但發現他們只是庸庸碌碌的、整天為柴米油鹽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於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麼越走越窄?”就是這句話，後來成了人生觀大討論的標題。

　　另外一個編輯馬麗珍發現了一個男青年，叫潘，他當時是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有過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他身體不好，在大學裡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較孤僻，甚至還自殺過。

　　我們向潘和黃曉菊約稿，將兩篇來稿修改拼合，兩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個字，“潘曉”就這麼誕生了。

　　原來的兩篇文章都很長，我集中了他們的精華，也保留了他們的感情色彩。比如，黃曉菊說，生活的磨難使她明白了一個真理：“任何人，無論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個人都儘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麼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都成為必然的了。”這話說得真是絕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統的意識形態是解釋不了的。

　　今天來看，當年這場討論是在文革後開始的一場“思想啟蒙”。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尊重人，關懷人的社會空間。

　　文章發表後，讀者來信鋪天蓋地，電話不斷。人們寫信批評她的觀點，但沒有人懷疑潘曉的率真與坦誠，這個虛構人物的命運牽動了億萬人的心。郵局離我們雜誌社走5分多鐘就到了，過去郵遞員背着個綠郵包給社裡送信。潘曉討論開始後不久，郵局的人就用大郵袋了，再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來拉。讀者送給潘曉的禮物紛至沓來，要專門騰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電話、甚至到社裡來說自己就是潘曉，說信中的經歷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樣。辦公室里三天兩頭可見自費從不同省份來到雜誌社訴說感想的讀者。當時雜誌社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地運作了，社裡從各編輯室調集了一些骨幹，又把過去五層一個堆放東西的大辦公室騰出來，還臨時雇了兩個讀者中的積極分子初選討論的稿子。這種轟動效應，是社裡任何一個人也沒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喬木的辦公室忽然打電話來.說胡喬木為潘曉討論的事要和社裡的領導談一談。誰都知道，胡喬木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社裡頓時緊張起來，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來了，只有少數幾個社領導參加會晤。我們這些年輕編輯都沒心思幹活，在那裡瞎猜測。不知等了多久，會散了。編輯室主任上樓來了，她說，胡喬木支持這個討論，他比我們的思想還要解放，談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我們當時高興得幾乎歡呼起來。

　　胡喬木說：“潘曉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他還說：“他們嘆惜了，或者發出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胡喬木還希望這個討論再開放一些，不要急於收場。他能把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能不高興嗎?

　　三年後，反“精神污染”的時候，像潘曉討論這樣比較“自由化”的討論，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接着，出於人人都明白的原因，總編輯被調離了雜誌社；編輯室主任也傷心地離去，另一個主要的討論發起者也走了，只有我—個人還留在了社裡。

　　關於這場討論，《中國青年》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國際上重要的通訊社都做了報道。後來，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裡面說：中國歷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把潘曉和這些巨人並列在一起當然是很不合適的，但反映了這場討論對中國青年和社會思想的影響。

　　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歷史文獻片《新中國》，每天一集，從解放戰爭講到改革開放。我沒想到也給了潘曉討論幾分鐘的鏡頭，其中還有當年發稿的簽字記錄。鏡頭從上往下慢慢搖，先是我的簽字，我當時是責任編輯，然後是編輯室主任和總編輯的簽字。

　　當然，鏡頭是不能觸及實質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編者按中所寫的：“在人類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人生觀的大討論。彷徨、苦悶相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歷史的進步。人生的意義是什麼，這是80年代的特定內容。”

　　迷茫過後——不同的人生

　　儘管這是一場載入史冊的席捲全國的大討論，但發起者與參與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黃曉菊，編輯馬笑冬，馬麗珍等，有着迥異的人生經歷，他們因這場討論走到一起，然後又分道揚鑣。

　　“潘曉”之一黃曉菊今年48歲了，已“下海”多年。雖然已經發福，但依舊是一個熱情而且生動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來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裝飾，她喜歡一個人去看現代舞，和兒子一起為李少紅的先鋒電影《戀愛中的寶貝》而流淚。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寫下生活感悟，“和潘曉不同，我的人生從來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黃曉菊因為嚴重的關節炎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住院，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裡三天，拉上窗簾，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寫出了8000多字的長詩。“我已經忘了約稿的要求，只是在傾訴。”

　　從小沒有和父母一起長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終沒有“家”。她將一腔無以宣泄、無以傾注的情感都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後，她換過幾個工作，因為“潘曉”而被視為異端，最終被社科院資料室辭掉，不得不當了第一批下海者，從此生活在“體制外”。

　　生活里，她也追求那種純而又純的東西，雖然經商多年，但卻從來沒有為生意上的事上過飯桌，一說虛與委蛇的話，她就先“口吃”起來。

　　“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要哭着、笑着、罵着、唱着走下去！”黃曉菊雖然沒有丈夫(離婚)，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國家福利，但她心滿意足,“潘曉對我沒什麼影響，我有獨特的人生。”

　　馬笑冬則和黃曉菊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樣理想主義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嚮往書裡那種人生，像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講的那樣，是平常的生活，卻是火熱的。”

　　上山下鄉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離北京最遠的雲南。1976年，她在大學畢業後又自願到東北插隊，這在當時是個異數，卻是她理想主義一以貫之的結果。

　　1999年她從美國東北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當年便直奔貧瘠荒涼的黃土高坡，在安塞這個地方研究中國的貧困問題，一住就是幾個月，連着去了3年。

　　這個看起來有點冷的女人，一提起黃土高坡就立刻熱淚盈眶，“相對於潘曉的思想建設，對我來說，走入這塊土地，喚醒這塊土地，才更有意義。”

　　馬麗珍後來去了《中國婦女報》，幾年前在副社長任上退休。

　　潘現在已經是資深媒體策劃人了，這20幾年對他來說真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因為潘曉，他被開除學籍，而後漂在北京，甚至做過牢，賣過大碗茶；多年的掙扎之後，如今他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選擇。

　　他討厭和人談起這場討論以及此後的人生感想，並撰文稱，“希望能夠口無遮攔地說點別的，而不是一本正經的裝腔作勢。”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這是我無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