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１９１７年，是北京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

１９４９年建立紅色政權後，學校的負責人都換成了黨員。師大女附中位於北京西城區，離天安門廣場及毛澤東和其他最高人物所住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遠。

文革前，該校是北京的“重點中學”之一，很多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上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是文革前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１９６５年秋季入學的學生中，高級幹部的子女占了一半。這一特點，不幸與卞仲耘被打死有相當的聯繫。
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李納就在卞仲耘的學校讀書。

當李納在師大女附中高中畢業之前，江青約見了卞仲耘。江青告訴卞仲耘，李納想要學習科技，但是毛澤東要女兒學習歷史，所以，江青要學校的老師說服李納，在報考大學時不要報理工科而報文科。後來，李納進了北京大學歷史系。
在卞仲耘的工作筆記上記載了江青召她談話之事。提到這一點，是要說明毛澤東江青和這個學校的關係。就工作關係來說，卞仲耘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中學校長，從事共產黨上級要她做的工作；就個人方面來說，卞仲耘是毛澤東和江青的女兒的老師。

通向卞仲耘死亡的路，是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開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所謂“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毛澤東語），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

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高中三年級，是當時中共東北局書記宋任窮的女兒。宋的家庭背景使得這張大字報更有權威性和影響力。

實際上，宋彬彬等學生有此行動，不僅因為聽了北京大學大字報的廣播。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關於全面發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明確號召“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
在5月16日的前一天，中共中央下發了1966年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毛說：“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這兩個文件的直接作用，是把“文革”由對一批電影和舞台劇的攻擊，升級為對一大批人特別是在教育界工作的人的攻擊。

這兩個文件，當時只傳達到高級幹部，普通人並不知曉。高乾子女則通過“內部消息”早在五月間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文革部署，並開始有所準備。
6月1日晚的廣播是一個全面展開行動的指令，第二天高乾子弟在北京的多所學校首先開始攻擊學校當局和教師。不僅師大女附中，清華大學附中的“紅衛兵”和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也都是在6月2日開始貼大字報攻擊學校領導的。

宋彬彬等人的大字報貼出一天以後，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來到師大女附中，一進校就宣布對宋彬彬等人的熱烈支持。工作組取代原校領導掌管了學校，原校領導“靠邊站”。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向偉大領袖敬獻了紅衛兵袖章。據當時權威的官方媒體報道，領袖問：你叫什麼名字？答曰：宋彬彬。
領袖再問：是哪幾個字呀？答：是文質彬彬的“彬彬”。領袖教導說：不好，要武嘛。於是改名“宋要武”。以新名字發表《我給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人民日報》1966年8月21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也更名為“要武中學”。“宋要武”這個名字變成紅衛兵暴力的一個符號，刺激、引發全國都發生打人事件。[注]南下武漢也以宋要武名義發表聲明。

卞仲耘的一條“罪狀”是“反對黨的階級路線”，主要證據之一是，在數年以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一個女兒曾經因兩分之差未被師大女附中錄取。實際情況是，當時重點中學有錄取分數線，對入線者，優先錄取幹部子女。劉少奇的女兒差兩分達不到分數線，學校請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上面指示不錄取。

卞仲耘還有一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當局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當時每個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掛有毛澤東的像），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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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當時學生所寫的大字報之一，1966年6月下旬貼在卞仲耘家的門上：

漏網的大右派，與前市委有密切聯繫的大黑幫份子，反共急先鋒，對革命師生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大混蛋，大惡霸，你他 媽 放老實點，否則饒不了你。

還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

狗惡霸，卞毒蛇，你 他 媽 聽着，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 他 媽 別 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粗魯，無理，野蠻，充滿暴力性。“ 他 媽 的 ”，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在校園裡被當作“革命”風格而普遍使用的。“ 他 媽 的 ”後來成為紅衛兵語言的特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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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盡批鬥虐待

1966年6月23日，校文革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大會開始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

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實際上是將上身彎到和下肢成九十度），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卞仲耘被打死的前一天，1966年8月4日，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在一些班裡鬥爭了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初二（四）班開“鬥爭會”的時候，教室牆上貼了“打倒狗崽子”的大標語。這個班有45名學生，十名“家庭出身好”的學生坐在椅子上，十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長繩繞過她們的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其餘“家庭出身不好不壞”的學生都坐在地上。

十名被繩子拴着的學生被強迫逐個“交代”“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父母的“罪行”，結束的時候，還必須連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當天下午，一些紅衛兵喊着“黑幫，不許動”，闖進了幾位學校負責人集中的辦公室。他們有的拿着用民兵訓練用的木槍，有的拿着皮帶，狠狠地抽打了他們，他們身上被打得青紫。

那天晚上，卞仲耘回到家裡，對丈夫說，打死一個象她那樣的人，“就象打死一條狗”，她已經知道大禍臨頭，但是毫無辦法。第二天她還是去了學校。事實上，這時候的北京，沒有地方可以躲藏，也無處可逃，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
她的丈夫王晶堯，拿着醫生在紅衛兵虎視眈眈下寫出的“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誰忘記歷史，歷史必會在誰身上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