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主義運動”及其以後

1890年代的經濟危機，迫使美國人重新思考政府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和作用，以及其它諸多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大約在1900年前後，在美國逐漸興起了一個聲勢浩大的“進步主義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並且一直延續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這一時期，通常被稱為“進步主義時代”(the Progressive Era)。

工業化、城市化給美國社會帶來許多新的社會、經濟問題。到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這些問題表現得更為明顯、更加集中、越來越頻繁，影響的範圍更廣、程度更深。“進步主義運動”是對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具體反映。工業化和城市化是美國國家建設的一個方面，“進步主義運動”則是美國國家建設的另一個方面。建設現代化社會，二者缺一不可。“進步主義運動”涉及的範圍非常廣泛，從一般性社會問題如“戒酒”、“禁酒”，到婦女權力、童工勞動、工廠(生產)安全、貧困、貧民住房等社會公正問題；從大型壟斷企業興起、勞資衝突、收入稅、中央銀行等經濟問題，到參議員直選、全民公決、罷免不合格政府官員、婦女選舉權、清除政府腐敗現象等政治問題，甚至環境和國家自然資源保護問題。“進步主義運動”的中堅力量為城市中產階級，同時吸引了農民、工商業者等社會各個階層的人參加，遍及美國全國各個地區。“進步主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和伍德羅.威爾遜總統(Woodrow Wilson)。在兩位總統的領導下，美國聯邦政府在“進步主義運動”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羅斯福總統出身紐約富裕家庭，哈佛學院畢業。1898年美國和西班牙戰爭期間，羅斯福自行召集一支自願軍，一戰成名，成為美國的全國英雄。1901年9月，美國時任總統威廉姆.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遇刺身亡，身為副總統、年僅42歲的羅斯福順理成章地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青的總統。1904年，羅斯福競選成功，又連任了四年總統職位。和當代許多人一樣，羅斯福總統對於大企業勢力的膨脹，特別是對其壟斷趨勢深感不安，思索能夠恰當地監管大型企業的方式。1902年2月，羅斯福總統指令美國司法部以反壟斷之名起訴“北方證卷公司”，決心“敲山震虎”。“北方證卷公司”是一個龐大的鐵路兼併集團，控制着全國許多重要的鐵路線路，涉及到詹姆士.希爾(James Hill)、哈里曼(E.H. Harriman)、摩根(J.P. Morgan)、以及洛克菲勒等鐵路和金融界巨頭的利益。摩根聞訊後親自趕赴華盛頓，質問政府是否還會對他的“其它利益”下手，羅斯福總統表示，政府只打擊那些有違法行為的企業，並不會無事生非。1904年，“北方證卷公司”遭到解散。羅斯福本人並不完全反對大企業，在他的眼裡，有所謂“好托拉斯”(good trusts)，對社會負責任、有益的企業，也有“壞托拉斯”(bad trusts)，應該區別對待。同時，羅斯福堅信，政府擁有監督和管理大型企業的責任和義務，政府的權力必須凌駕於企業之上，以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和經濟秩序。羅斯福總統在美國素有“托拉斯破擊者”(Trust-buster)的聲譽。

許多美國人視羅斯福總統為“普通人的總統”，或者人民大眾的代表人物(Man of the People)。除了敢於和托拉斯集團硬碰硬以外，羅斯福總統也較為同情社會中的“小人物”。1902年5月，美國14萬煤礦工人舉行大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實行8小時工作制並承認工會。罷工持續數月之後，嚴重影響和威脅到國家經濟活動和人們日常生活。羅斯福總統召集工人代表和企業主代表到白宮，協商解決勞資糾紛。在政府壓力、以及金融家摩根等人的干預下，礦主代表被迫讓步，同意設立獨立的仲裁機構，並接受其建議和決定。對比1890年代及其以前，美國政府多次出動軍隊鎮壓工人罷工，羅斯福政府儘量使勞資雙方處於平起平坐的談判和協商位置，甚至較為明顯地站在工人一方。並且第一次指定仲裁機構，近可能理性地、公平地化解勞資衝突，羅斯福總統稱之為“公平交易”(Square Deal) 。其目的，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為了使有錢有勢的“大人物”(big man)和處於弱勢的“小人物”(little man)都能夠服從和遵守國家法律，平等互利。在其第二任總統任期內，羅斯福總統繼續爭取擴大政府監督和管理企業行為的權力。其改革視角，甚至已經觸及童工勞動、工廠安全和貧民區清理等社會生活方面。

羅斯福總統幼年時體弱，自覺加強訓練，以後遂有一副健碩的體魄，加上一頭又粗又硬的短髮和鬍鬚，看起來更像個“粗人”，卻受過哈佛教育，興趣廣泛，甚至熱衷於文字改革。在他一手召集的赴古巴的自願軍中，除了西部牛仔、游騎警等騎馬射擊好手外，還有不少同是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美國長春藤大學校友。據說在軍事訓練和戰爭期間，羅斯福常和戰友忙裡偷閒，讀書和探討文學等學術問題。其人出身富家子弟，卻有平民之風；又敢於、善於和社會上呼風喚雨的大富豪硬碰硬，的確使對於大企業、大富豪勢力上升感到不安的美國人鬆了一口氣。更兼心直口快，喜怒全部寫在臉上，甚對美國人的脾胃，大受國人喜愛。美國人至今人見人愛的玩具熊“Teddy Bear”，就是起源於熱衷環境保護的羅斯福總統(Teddy是羅斯福之名Theodore的愛稱，bear是熊的意思)。不過，並不是所有美國人都喜愛羅斯福總統。1909年，羅斯福卸任以後，前往非洲旅行並狩獵。吃過其苦頭的摩根聞訊後說道，相信非洲的獅子能夠履行它們的指責。言下之意，希望非洲的野獸們最好把羅斯福總統給吃了。

1910年，羅斯福從非洲歸來；同年10月，提出了“新國家主義”(New Nationalism)，主張進一步擴大政府權力，利用政府權力應對工業化社會的種種社會問題。羅斯福認為國家權力是“公共福利”(public welfare)的捍衛者，政府不僅需要加強對企業行為的監管，而且需要修改已有的遊戲規則，製造並保證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更加廣泛的平等機會。自從1906年以來，共和黨內部的保守力量對於羅斯福總統的改革政策和主張越來越感到不安，限制政府權力，減少政府干預企業和經濟生活的呼聲逐漸抬頭。“新國家主義”使羅斯福與共和黨內部保守勢力、及其繼任者威廉姆.塔夫托(William Howard Taft)總統的政治分歧進一步擴大。在1912年的總統選舉中，羅斯福率領其支持者退出共和黨，組建了一個新的政黨“進步黨”(The Progressive Party)，並參加當年的總統角逐。“進步黨”的競選綱領包括了“新國家主義”的基本內容，提出婦女享有同等選舉權力、限制童工勞動、規定婦女勞動者最低工資、實行收入稅和社會保險計劃等激進的社會改革主張，鼓吹實現更高目標的“社會和工業正義”。歷史學家劉易斯.古爾德(lewis L. Gould)認為，“新國家主義”和“進步黨”競選綱領，為1930年代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和19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的社會”推行的社會改革開了先河。

共和黨內部的分裂，為長期受選民冷落的民主黨問鼎白宮提供了機會。更為重要的是，民主黨內出現了一位眼光遠大、敢於除舊布新的領導人伍德羅.威爾遜。在1912年總統競選中，民主黨擊敗了連續把持白宮20餘年的共和黨以及羅斯福的“進步黨”，威爾遜成為美國新任總統。威爾遜出身牧師家庭，曾經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和新澤西州州長；身材高挑、舉止斯文、目光深邃、面帶沉思，是一名典型的學者氣質的總統。威爾遜總統與羅斯福總統的個性，完全是南轅北轍。不過，兩人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理想主義者，同時又是務實的政治家。威爾遜的主要政治綱領是“新自由”(New Freedom)，強調恢復傳統的個人主義、個人自由，以及市場競爭，反對壟斷和大企業。威爾遜同意政府在國家經濟生活中扮演必要的監督和管理角色，但是，由於威爾遜及其民主黨人仍然擔心聯邦政府權力擴大以後將會干涉南方地區黑人選舉權問題，“新自由”綱領拒絕進一步擴大政府權力，並且迴避婦女選舉權、童工勞動等其它社會問題。

威爾遜總統執政的最初3年，受“新自由”政綱的影響較大，主要推行經濟立法和制度建設。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安德伍德關稅法令”(Underwood Tariff Act of 1913)，大幅度降低進口關稅。關稅問題曾經是共和黨與民主黨長期爭論的問題，共和黨主張提高關稅，保護國內工商業發展；民主黨代表南方農業地區，較低的關稅有利於南方消費者，以及向海外出口當地農業產品。到了1910年左右，美國工業經濟已經躍居世界前列，依靠高額關稅保護國內工業發展的政策已無必要，民主黨人熱衷的降低關稅的法案於是順利過關。“安德伍德關稅法令”的主要意義，在於加進了一個徵收收入稅(Income Tax)的條款。在此之前，美國基本上沒有收入稅。在美國內戰時期，為了戰爭需要，聯邦政府曾經徵收收入稅，至1872年結束。以後，美國國會分別於1894年和1909年兩次通過收入稅法，都被美國最高法院以違法憲法的名義加以封殺。1913年初，美國國會通過“憲法第16修正案”，授予國會制定收入稅法的權力。1913年的收入稅條款，其目的是為了彌補因為降低進口關稅以後聯邦政府的收入損失，並無其它意圖。但是，徵收個人和企業收入稅制度的確立，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福利制度都有及其重要的意義。首先，個人收入稅的基本計算原則是“累進制”，即收入越高，納稅的比例越高，從而成為政府用以平衡社會財富不均現象，實行收入再分配(Income redistribution)的一種手段。其次，更加重要的是，收入稅以後成為美國政府最重要的收入來源，在1990年代，超過聯邦政府年度收入的一半以上，其中個人收入稅占45%以上，企業收入稅大約為10%以上。收入稅的稅金，是20世紀中期以後美國聯邦政府建立基本生活保障、醫療、教育等眾多的社會福利項目和設施的重要資金來源。沒有現代收入稅制度，美國政府(以及其它經濟發達國家的政府)的社會福利制度，幾乎寸步難行。

在19世紀晚期頻繁發生的經濟危機和1907年的金融恐慌之時，往往依靠摩根等私人銀行家的個人力量從中斡旋，挽救崩潰或者瀕於崩潰的金融市場。1907年以後，人們逐漸意識到建立和依靠中央銀行管理銀行和貨幣事務的必要性。經過反覆醞釀、修改，美國國會終於在1913年底通過了“聯邦儲備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 of 1913)，並於次年成立了聯邦儲備委員會，以及12個地區聯邦儲備銀行，協調並監管國家經濟發展的生命線 - 銀行系統。威爾遜政府的另一項重要立法為1914年通過的“克雷頓反壟斷法”(Clayton Antitrust Act of 1914) ，進一步加強了國家的反壟斷法令，並對工人罷工活動網開一面，取消了早期“謝爾曼反壟斷法”中不利於工人罷工的條例。威爾遜政府還設立了一個更加強大的“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監督國內商業貿易活動，防止和打擊危害消費者利益、非法競爭等企業違法行為。

在1916年以前，受到民主黨傳統的“有限政府”觀念影響，威爾遜總統對社會改革較為冷漠。在1916年總統大選期間，在依然熱衷於進步主義運動的人士的壓力下，加上威爾遜本人某些觀念的轉變，從此顯得更加容易接受、採納、甚至推動社會改革。到1916年底，威爾遜政府推動並通過了第一部童工勞動法，聯邦政府雇員賠償法和鐵路工人8小時工作製法等等。在1916年鐵路工業勞資衝突中，威爾遜總統邀請勞資雙方到華盛頓，主動調解雙方矛盾。對於頑固不化的企業老闆，威爾遜總統曾經大怒說道，我祈禱上帝原諒你們。但我永遠不會。在威爾遜總統的第二任期內，美國國會還通過了憲法第19修正案(1920年)，美國婦女從此獲得了政治選舉權力。威爾遜總統從未完全放棄”新自由“政綱，但從1916年以後，接受並且實現了羅斯福“新國家主義”的大部分內容。在威爾遜的領導下，民主黨逐漸由一個關注“州權”等地方狹隘利益的政黨，成為一個胸懷全國、真正全國性的政黨。自從1920年代以後，共和黨與民主黨角色換位：共和黨越來越擔心、阻擾和反對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生活，反對擴大社會福利措施；民主黨則積極利用政府力量推動各項社會改革，彌補自由主義經濟之不足，力圖使現代工業化、商業化和城市化社會更加完善。後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新政”和1960年代林登.約翰遜總統的“偉大的社會”，可以說，與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新國家主義”、伍德羅.威爾遜總統的“新自由”，一脈相承。

結語
社會收入差距、貧富差距擴大，是工業化發展時期的一個普遍現象。對於社會貧富差距的理解和認識，有許多不同的標準。相對於19世紀晚期出現的富有階層而言，普通工人家庭，和低收入貧困家庭的生活水平顯得十分簡陋，貧富差距的確挺大。如果以絕對標準衡量，19世紀晚期較低的物價，豐富、多樣化的消費品，工人實際收入增加。根據一項統計資料，從1880年代到1919年，美國國內人均GNP從208美元上升到804美元，除去20世紀初期物價上漲的因素，美國國內絕大多數人口的消費水平和實際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相對於歐洲國家，美國工人的生活狀況，特別是技術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遠遠超過了當時歐洲國家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從長遠工業發展和收入增長結果看，富裕階層和普通家庭在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占有比例關繫上，變化很小。但是，普通工人的絕對收入卻有着較大的增長。根據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傑弗雷.威廉姆遜(Jeffrey G. Williamson)等人的研究，從1820年美國工業革命開始起步的時候，直到1948年，美國城市中非技術性的工人實際工資增長了4.5倍。社會總體財富的增加，絕大多數人口絕對收入的增加，使曾經處於社會底層的貧困人口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極大的提高。斯坦利.萊伯高特(Stanley Lebergott)、諾斯等人的統計研究表明，在1970年，即使是較為貧窮的美國家庭，與1900年的大多數美國家庭相比(除了少數最富裕的家庭)，享受到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標準。生活水平提高，主要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也離不開政府採取的相應的經濟政策，以及財富分配(例如個人收入累進稅)，教育補貼等多種社會福利政策。

啟明
2004. 10.

[本文系根據作者有關美國經濟史書中部分內容改編整理而成。-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