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貧富差距變化

財富集中
在19世紀初期，美國是一個農業國家。除了極少數商人、種植園主較為富有之外，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為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等普通勞動者，生活小康，經濟平等。一部分從事商業化生產的中小農戶，溫飽之餘，尚有可觀的額外收入。大富大貴之家，例如紐約的阿斯托家族(John Jacob Astor family)、波士頓的阿普爾頓兄弟(????on brothers)、勞倫斯兄弟(Lawrence brothers)等，實在是鳳毛麟角，屬於稀有動物。在1845年，有人估計，只有約翰.雅可布.阿斯托(John Jacob Astor)、威廉姆.阿斯托(William B. Astor)、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德(Cornelius Vanderbilt)等幾個人的身價在一、二百萬美元以上。根據較近的一項研究，在1830年代，紐約市內擁有10萬美元以上資產的人大約為100人，波士頓則有75人。大約10年以後，紐約市內百萬富翁的人數達到113位；在其它主要城市如波士頓、費拉德爾菲亞，也有一定數量的百萬富翁。有人因此否定在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國內極少超級富豪之家的傳統觀點。這一新的統計結果，除了大量使用當年城市政府徵稅時對私人房地產價值的估算之外，也加雜進研究者對一部分家庭在公司的收益和其它個人資產的估算，而如何準確計算個人在公司的收益和其它個人資產，在沒有個人收入稅收制度之前，很難計算清楚。即使上述統計結果是正確的，與19世紀後期出現的超級富豪相比，19世紀中期以前的“富豪”家庭的財產數量，完全是小巫見大巫。

1830年代，法國貴族亞尼克西斯.塔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遊歷、考察美國數月，寫下<<民主在美國>>(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該書成為理解和認識美國社會，特別是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社會的經典之作。塔克維爾對於美國最深刻的印象之一，即是在美國人當中“普遍[存在]的平等狀況”(the general equality of condition among the people)，以及相對平等的資源分配狀況。塔克維爾的觀察，成為當代，以及後世人們認識19世紀早期，美國社會“平等主義”精神和現象的主要依據之一。近代歷史學家愛德華.派森(Edward Pessen)通過對紐約市、波士頓、費拉德爾菲亞等三個主要城市內財富分配狀況的研究，認為財富集中是當時，至少是在上述三個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從而挑戰並且試圖否定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社會內經濟平等，資源分配較為分散的傳統觀點。不過，在1860年以前，美國全國的城市人口不到國內人口總數的20%。派森的研究，也不包括美國國內其它地區如南方地區的主要城市，以及西部地區新興的城市，其研究範圍非常有限。美國東北部地區三個主要城市內部的財富分配狀況，是否可以代表美國全國其它地區，尚屬可疑。事實上，美國工業發展剛剛起步，社會富裕程度不高，加上美國缺乏類似歐洲社會中的傳統世襲貴族階層，超級富豪，按塔克維爾的話說，實屬“稀缺”人物(fortunes are scanty)。孤、寡、老人、病殘之人隨時都有，也是少數。農業人口仍然占全國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至少75%以上的農民都依靠自己擁有的土地為生。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條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半斤八兩，“經濟平等”並非只是一個外國人走馬觀花似的結論。

隨着工商業的深入發展，城市的不斷擴張，到19世紀晚期，美國國內的社會財富急劇增加。在1860年，美國國內財富總值為160億美元，到1900年，達到880億美元，增長了5.5倍。與此同時，社會上一部分人在一個較短的時期內，迅速積累了前所未有，令當代人瞠目結舌、後世人頂禮膜拜的巨大的個人和家庭財富。早在內戰時期，戰時需求刺激了北方地區的工業發展和債卷市場，製造了一大批戰時百萬富翁(war millionaires)。紐約的一家報紙誇口道，僅僅紐約一個城市，便有數百名百萬富翁。更有少數人，其資產已經超過2000萬美元以上。在19世紀晚期，新出現的超級富豪包括約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傑伊.古爾德(Jay Gould)、 傑伊.庫克(Jay Cooke)、 愛德華.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科利斯.亨廷頓(Collis Huntington)、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等眾多當代風雲人物。洛克菲勒是現代石油工業的創始人，後來又開闢了銀行和投資業務。在1913年，除去捐給文化、教育和慈善機構價值千百萬美元的贈款之外，其個人資產總價值依然達到3億2500萬美元以上。據估計，到同一年，洛克菲勒一生中共賺得價值10億美元的財產。鋼鐵大王卡內基出身貧寒，後來受到著名的賓夕法尼亞鐵路公司總裁托馬斯.史考特(Thomas Scott)的青睞，在鐵路公司內扶搖直上。後來自行創業，組建了卡內基鋼鐵公司。1901年，在華爾街舉足輕重的銀行家摩根(J.P. Morgan)的斡旋之下，卡內基鋼鐵公司和其它鋼鐵公司合併，組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美國鋼鐵公司。卡內基出售了自己在公司的股權，帶着2億5000萬美元的個人收益，輕鬆退出工業界，開始了在文化、教育、藝術等慈善事業方面的第二職業生涯。卡內基的合伙人和副手，在1892年鋼鐵工人大罷工中不顧工人死活的亨利.弗立克，在死去之時也留下1億5000萬美元的財產。美國航運界、鐵路運輸業的不倒翁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爾德身後留下9000萬美元的財產，其子威廉姆.范德比爾德(William Vanderbilt)在不到8年的時間內，將父親畢其一生積累下來的財產翻了一番。富者愈富，其財勢與日俱增。

伴隨着一部分超級富豪的出現，越來越多的社會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手中。1890年，美國國內大約1%最為富有的家庭共擁有51%的社會財富(wealth)，包括房地產、股票債卷等個人資產(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而處於社會下層的44%的家庭僅僅擁有1.2%的個人和其它財產。位於社會頂端的1%的家庭，大約為12.5萬戶人家，平均每一個家庭擁有的資產達到24.6萬美元；而處於社會底層的44%的家庭，總數大約為550萬戶人家，平均每一個家庭擁有的資產只有150美元的微薄數字。如果把富有的家庭和較為富有的家庭加在一起，雖然只占當年美國家庭總數中的12%，這些家庭卻擁有高達86%的社會財富；而多達88%的美國家庭，包括窮人和中產階級家庭，僅僅擁有14%的社會財富。

研究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學者，一般把財富(wealth)和收入(income)分開。前者泛指各類實物和個人擁有的財產(real and personal property)，後者則包括工資、薪水、租金和股息等現金收入。經濟學家加百列.寇爾蔻(Gabriel Kolko)把美國所有的家庭劃分為十個不同的收入群體，每一個群體中家庭數目相等；依照各個群體的收入水平，從高到低，分為第一(最高收入)到第十(最低收入)十個等級。根據寇爾蔻的細緻研究，在1910年，在收入最高的第一個家庭群體中，其收入達到所有家庭收入總數中的33.9%。在收入最低的第十和第九個家庭群體中，其收入分別只占所有家庭收入總數中的3.4%和4.9%，兩者相加，還不到收入最高的第一個家庭群體之收入的四分之一。收入最高的第一個家庭群體的總收入(33.9%)，甚至超過了近一半美國家庭的收入之和(27%，包括從第六到第十個家庭收入群體的總收入)。可見，無論是在家庭財產占有和收入分配方面，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亨利.喬治一針見血地說道，富者愈富，貧者愈來愈處於依附地位；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鴻溝”日益擴大，社會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

大企業的興起 ( 此處從略 ...... ) …

社會福利改革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
19世紀晚期，一位美國牧師、大學校長兼演說家，在一篇廣為流傳的演講中宣稱，依靠誠實的努力獲取財富，是上帝賦予每一個人和每一名基督徒的職責。在美國，這名牧師斷言，沒有一個窮人之所以貧窮，不是因為其自身的缺陷，尤其是本身的道德缺陷。在許多同時代人看來，社會貧困現象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環境沒有關係，處於貧困狀態的人，只能抱怨自己，自作自受。

1859年，英國生物學家、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發表了其劃時代的著作<<物種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提出了“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生物進化規律。早在達爾文提出“進化論”之前，另一位英國人、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Herbert Spencer)正在思考和研究工業化時期英國國內的社會競爭、貧富分化、人口增長等問題，並且逐步形成了“優者勝”、“劣者敗”的社會淘汰、社會進化學說。達爾文的“進化論”面世之後，斯賓塞進一步利用達爾文提供的自然界生物進化的證據和規律，使其“社會選擇”(social selection)觀點看上去更加具有“科學”依據。 斯賓塞是第一個提出“適者生存”(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觀點的哲學家，“適者生存”成為斯賓塞的學說和“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的核心內容。根據斯賓塞的觀點，如果人們[能力，道德品質，適應和調節能力)足夠完善，那麼他們[適者、強者]就能夠、而且應該生存和延續下去；否則，他們[不適者、弱者]便無法、而且最好不要生存和繁衍下去。人類因此得到淨化，並且變得更加優秀，社會因此不斷進步。 斯賓塞因此認為，政府不應該煞費苦心地建立社會福利制度，幫助“不適者”(the unfit)作徒勞無益的掙扎，又是何苦？政府的社會福利措施反而會妨礙社會進化過程中的“自然選擇”，不利於人類和社會進步。不過，斯賓塞並不反對私人慈善機構和活動，認為類似的善舉可以使成功者的道德境界得到進一步升華，從而變得更加優秀。“社會達爾文主義”冷酷無情，更加不幸的是，容易成為種族主義觀點和政策藉口，例如在20世紀30、40年代為德國法西斯主義所利用。

在19世紀晚期，特別是1870年代至1890年代，“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美國工業家，好比雪中送炭，為工業化時期、春秋戰國似的經濟和社會競爭，提供了看似天衣無縫的絕佳解釋。理查德.哈夫斯塔德認為，斯賓塞及其哲學，是英國工業化的產物。另一位歷史學家托馬斯.考克倫則說，“社會達爾文主義”[也]是[美國}工業化時代的哲學。斯賓塞的學說，似乎是為崇尚自由競爭的美國工業化社會量身定做的社會哲學，在美國一度廣為流傳，甚至遠遠超過了其在英國國內的影響和地位。雄心勃勃的工業家、滿腹經綸的學者，都紛紛成為斯賓塞的追隨者。鋼鐵大王卡內基曾說，斯賓塞的學說就象[人生]洪流中閃現的一道光芒，令人豁然開朗。洛克菲勒也說，大企業的形成和發展不過是“適者生存”的具體表述而已，是自然規則和上帝的法則的結果。美國最著名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威廉姆.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則乾脆宣布，百萬富翁是自然選擇的產物(Millionaires are the product of natural selection)。根據“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任何針對失業問題、貧富分化等社會弊病的社會改革措施，完全是多此一舉，甚至是“好心辦壞事”。社會改革家亨利.喬治曾經問他的朋友、斯賓塞的追隨者愛德華.利文斯頓.尤曼思(Edward Livingston Youmans)，是否能夠對當時的社會問題提出具體改革建議，尤曼思一口咬定，什麼也別做！一切聽天由命(自然選擇)。最好坐等四、五千年，也許進化的力量能夠帶領人類超越美國目前的社會狀態。薩姆納則直言不諱地說，社會改革計劃等於痴人說夢。“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及19世紀流行的古典經濟學派“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論，成為19世紀晚期，直至20世紀30年代，阻擋美國國內社會和經濟改革的重要思想力量。

改革輿論和呼籲改革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斯賓塞主張維持社會現狀，接受、等待社會“進化”的安排。不過，在城市貧民區內，正如一名主張社會改革的牧師、教授所說，幾乎可以聽見四周人類道德、品格破碎、垮落的聲音。另一名主張社會和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則說，許多人在挨餓，一些人卻死抱着“自由放任主義”的教條無動於衷，頑固堅持政府對經濟生活撒手不管的政策。著名婦女社會改革家簡.亞當斯(Jane Addams)的警告尤其沉重：美國的理想，在擁擠不堪的城市中，在壓得人喘不過氣來的貧窮之下，搖搖欲墜。

亨利.喬治是較早指出社會貧富差距擴大，關注社會底層人士命運的改革先驅。其自費出版發行的<<進步與貧窮>>一書，世人曾經爭相傳閱，迫使美國人正視和思考工業化社會出現的新的社會問題，而且啟發並影響了眾多的社會改革者。1880年代，從德國留學歸來的青年經濟學家理查德.伊萊(Richard T. Ely)批評一部分人把古典經濟學當作維持社會現狀的教條和藉口，提出經濟學研究應該結合社會問題，並且幫助解決社會問題。伊萊鼓勵並組織自己的學生深入社會，研究和分析城市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1885年，伊萊和一部分不滿意傳統經濟學說的青年經濟學家，組織成立了後來鼎鼎有名的“美國經濟學會”(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學會聲明，國家政府的積極作用是人類進步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鼓勵政府干預經濟生活。伊萊非常自信地說，一個新的世界誕生了。如果這個新的世界將要變成為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需要有一個新的經濟學說與之共進同行。

傳統上，因為各種教會活動，基督教教會牧師和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士接觸最多、最為廣泛。工業化時期社會貧富分化現象、社會底層人士的貧困生活，自然會引起一部分教會人士的注意。在19世紀晚期，一部分教會牧師開始置疑古典經濟學派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觀點，對於無限制殘酷競爭等“自然選擇”的社會後果，憂心忡忡；主張人間互助、社會和諧，提倡關心和幫助社會上“弱者”的靈魂和物質生活。這些牧師和宗教人士，被稱為“社會福音派”(Social Gospels)。“社會福音派”的牧師接觸千家萬戶，又具有傳經布道的特殊條件，很輕易地將其主張傳播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影響非常大。 “社會福音派”喚醒人們關注社會問題，呼籲改革，為20世紀初期出現的“進步主義運動”(the Progressive Movement)開闢了道路。

1890年以後，斯賓塞的哲學在美國開始走下坡路。1890年代的經濟危機，迫使越來越多的人懷疑、並且拒絕社會達爾文主義。經濟、社會危機情同水火，無法坐等社會的“自然進化”和傳統自由貿易論“無為而治”的拯救，人們呼喊行動。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經濟背景之下，一種幾乎全新的、美國式的、美國風格的哲學思想 - “實用主義”(Pragmatism)應運而生。“實用主義”的思想觀點在19世紀晚期已經忽隱忽現，有跡可尋。到1898年，“實用主義”異軍突起，成為20世紀初期美國最有影響的哲學思潮。
“實用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els Sanders Peirce)、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約翰.杜威(John Dewey)。皮爾斯是“實用主義”的創始者，詹姆斯使“實用主義”更加大眾化，為社會所接受，杜威再接再勵，進一步深化“實用主義”理論，並且將其推廣、普及到教育和其它社會生活領域。“實用主義”的核心內容，是人類與社會環境的關係，人類心靈或思維與周圍環境的關係。實用主義者認為，人類思維和心靈，不是一種靜態的、抽象的精神狀態，而是活生生的行動。人類思維正確與否，需要經過實踐檢驗。人類應該在社會生活實踐中體會、認識和證明思想的真實性。真理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現實條件和情況的改變而變化。曾經正確的觀念因為時過境遷而失去意義；新的真理隨着時代和環境的變化不斷誕生。歷史學家哈夫斯塔德認為，斯賓塞的哲學強調現存社會秩序、以及每一個社會成員在社會秩序中不同位置的“不可避免性”(Inevitability)，“實用主義”則是一種強調人類“可能性的哲學”(the philosophy of possibility)。實用主義哲學家詹姆斯認為，環境塑造、影響人類，人類也可以改變、影響環境。杜威則明白無誤地指出，人類思維和思想，是進化過程中人類用來改變、重造環境的工具。真理只有在幫助人類達到其目的的時候才最能體現其價值。杜威鼓勵人們運用人類思想和思維解決人類社會中的實際、現實問題，而不是高談闊論遠離現實生活的抽象理念。“實用主義”本質樂觀、注重行動、相信未來，很能反映美國人的性格特徵，是典型的美國式哲學或思維方式。在20世紀初期，成為美國社會最重要的哲學思想，影響了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當時社會各個階層行動起來，主張改革社會弊端的“進步主義運動”。

民間社會服務機構
美國社會內部自助、自我批評、自我改善的功能較強。在19世紀晚期，除了一些改革思想家批評當時的社會、提出改革建議之外，民間出現了許多自發的社會服務機構和改革團體。大約從1880年代中期起，在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工商業城市，陸陸續續出現了一些專門為城市貧困社區服務的社會服務機構，稱為“the Settlement Houses”。這些社會服務機構通常都設立在城市內最貧困的街區，工作人員生活在這樣的“服務之家”，和周圍貧困家庭打成一片，體會社會底層人員的甘苦，為當地居民提供除傳統的慈善服務外，更注重提供免費教育、文化、醫療衛生服務和娛樂活動，力圖改善社會貧困群體的生活狀況。到1900年，美國全國各地共有100多個類似的社會服務機構。10年以後，其數量達到400以上。其中，最著名的社會服務機構有簡.亞當斯創辦的“霍爾之家”(Hull House，芝加哥)，羅伯特.伍茲(Robert A. Woods)的“城南之家”(South End House，波士頓)和莉蓮.沃爾德(Lillian Wald)的“亨利街之家”(The House on Henry Street，紐約)等。

在早期的社會福利工作者中，許多人都是女性。特別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女性，放棄較為舒適、清閒的家庭生活，深入社會底層，用社會工作者莉蓮.沃爾德的話說，“奉獻我們的公民責任”。許多在社會服務之家工作的女性，都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屬於美國最早的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婦女。在當時，社會上存在一種荒謬的觀點，認為婦女從事腦力工作不利於生育。婦女的傳統位置仍然在家庭之中，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婦女也不例外。很多大學或者專業院校畢業的女性不甘於把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家庭之中，在職業競爭中又受到歧視和排擠，便將精力和才華投入到社會福利和服務工作之中。作為女性，婦女對於社會中不公平、非正義的現象似乎特別敏感；作為母親，婦女對於社會底層的不幸生活，格外同情。在婦女社會工作者和其它改革人士的推動、呼籲之下，童工問題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雖然還需要經過一段較長的時期才能夠全面廢除和禁止童工勞動，一些州還是因此制定了專門保護工廠女工和童工的法律。著名社會工作者佛羅倫絲.凱莉(Florence Kelley)還成為伊利諾斯州的第一任工廠檢察員，監察工廠內部安全生產狀況和工人工作條件。

工業化飛速發展，打破了人們以往的生活節奏和期盼。在一個人人希望擠到他人前面，浮躁的社會，人們和酒精似乎特別有緣。無論是商業社會中的得意者，還是落魄人；不知道是為了解悶，還是為了發泄，總之都涌往酒店，喝酒、酗酒之風大盛。據說，在1905年，僅芝加哥一個城市內，各式酒吧的數量甚至達到了市內食品雜貨店、肉類商店和乾貨店的總和。許多人下班以後，先奔酒吧，然後回家。許多工人的辛苦錢泡在酒水之中，一陣眼花繚亂便不見了。醉醺醺回到家，老婆孩子跟着遭殃，生活更加困苦。1870年代以後，一些婦女團體一再呼籲、幫助人們克服亂飲酒精的惡習。由婦女團體發起的“節制”、“戒酒”運動，到20世紀初期，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形成了頗有聲勢的“禁酒”(prohibition)運動。除此之外，婦女團體還發起了“市政清理”(Municipal Housekeeping)行動，以市政建設為己任，積極改善城市公共教育、清潔衛生、安全和娛樂系統和設施。難能可貴的是，在參與社會改革和服務活動的時候，當時婦女尚沒有政治上的選舉權。以簡.亞當斯等人為代表的婦女社會工作者，不僅僅為社會提供了十分缺乏、又必需的社會服務工作，而且促進了當時社會改革意識的覺醒。

政府的角色
在19世紀，英國曾經制定了一系列工廠法案和公共健康措施，對工業化社會的若干問題實行監督管理。在1880年代，德國率先制定了老年人退休金制度和失業保險等社會福利措施。美國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基本上交了白卷。在經濟政策方面，從表象上看，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占據主導地位。如果回溯19世紀美國經濟發展歷史，美國政府曾經多次提高關稅、保護國內工商業發展，制定有利於國內經濟建設的土地政策和移民政策等，而非袖手旁觀。在19世紀中期以前，正如歷史學家斯徒亞特.布魯克伊(Stuart Bruchey)所言，不是美國政府自命清高，不願意積極參與經濟活動，而是因為南方政治、經濟勢力的阻擾。在關稅問題上，南方是農業(棉花)出口地區，依靠外部(包括國外)進口的工業產品。較高的關稅提高了南方地區消費品價格，也不利於農業對外出口，因為其它國家可能以提高農業產品進口關稅相報復。更加重要的是，南方勢力擔心聯邦政府權力擴大，進而干涉南方地區奴隸制度，因此竭力反對聯邦政府的多項經濟政策。美國內戰爆發以後，南方代表退出美國國會，聯邦政府在林肯總統的領導下，很快通過了“宅地法”，第一條橫跨美國大陸的鐵路援建法案，和土地撥款學院法案等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的法令和措施。內戰結束以後，南方地區民主黨人堅持“有限”政府的主張。尤其是1870年代以後，南方地方政府利用種種手段，重新剝奪了黑人的選舉權力。為了防止聯邦政府干涉南方事務，以民主黨人居多的南方地區，“有限”政府的口號喊得最歡，反對聯邦政府干預經濟生活，限制聯邦政府的權力。北方地區的工商業者和共和黨人則繼續其利用國家政府的力量促進國家經濟、特別是工商業發展的主張。在19世紀晚期，民主黨與共和國旗鼓相當，在總統和國會選舉中常常平分秋色。除了1890年的共和黨人國會有所作為，通過了“麥金利關稅法”(The McKinley Tariff Act)，提高進口關稅，和“謝爾曼反壟斷法”等一系列重要經濟措施外，聯邦政府在國家經濟生活中扮演着極為有限的角色。同時，受到傳統觀念的影響，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認為失業、貧困等社會問題是個人問題、道德問題，政府沒有建立和提供社會福利措施的義務。

啟明
2004. 10.

[本文系根據作者有關美國經濟史書中部分內容改編整理而成。-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