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兵役機關正式公文披露：如是“吃”壯丁
　
　 據史料，民國二十八年二月十四日至民國三十三年五月的“軍政部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各部隊的接兵部隊，多不依限到縣，並且不攜帶服裝、給養、藥品；或將給養費轉販物品，希圖漁利；到縣以後，即向政府或管區商借費用，如不照借，即藉口伙食不夠，拒絕收兵；或則多方挑剔，遇事吹求，以圖報復。至接收新兵之後，則視同囚犯，鎖閉一室，飲食起居，漫不關心，疾病死亡，任其遺棄。各級幹部任意行動，或則攜帶眷屬，樂於逗留，或則吃喝嫖賭，胡作妄為。
　接兵部隊浮報接兵數目，提前呈報入營；侵吞草鞋、行軍各費；侵吞（限制、摻雜、剋扣）軍食，任令士兵飢餓，不顧士兵致病；扣發薪餉，挪用經商；盜賣（欠發、調換）士兵被服，不顧士兵寒冷，任令由冷致病；侵吞醫藥費，不醫不藥，不顧士兵疾病衛生，任令由病致死；或是營舍簡易，沒有健康設備，不顧士兵睡眠；藉故沒收、出售入營新兵的財物，不顧士兵利益；侵吞士兵教育經費，不隨收隨訓，即訓即役；擅離隊伍，私設廚房，不與士兵同甘共苦；奴役新兵，驅使抬轎及背擔規定以外之物品；強迫病兵行軍，鞭撻虐待；遺棄病兵，脫光衣服，甚至未死槍殺或予活埋；又有賄放壯丁，估拉沿途行客者。
　 對入營之新兵任意剋扣，上下分贓，而美其名曰：“挹注公費之不足。”新兵患病者亦不治療，致餓兵瘦死者不知凡幾！如新二十七軍新兵辦事處先後接收之新兵死亡者二、三千名。
　 據國軍某團長云：……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軍令部長徐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十、老百姓親眼目睹：如此虐、殺壯丁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年8月間，曉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米飯”。由於飢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飢餓難忍的壯丁爭搶吃光。
　 半個月之後，這些新兵被餓得面黃肌瘦，走路是東歪西倒，跌跌撞撞，有的連爬也爬不起來了。 他們大聲小聲呻吟着：“肚子餓，肚子餓！”喊得大聲一點的，背槍的兵聽到，還去打嘴巴子。
　 又是兩三天過後，飢餓的呼喊聲也聽不到了，在死亡線上掙扎着的無辜的新兵停止了呼吸，一條條地睡着。人雖死了，而兩隻眼睛還在睜着，我去看了一眼，真夠害怕。帶兵的人，從新兵中還找不出幾個能抬死人去埋的人，只好死在各家的由各家抬去埋。
　 更殘酷的是，病餓的爬不起來的，也被抬去活埋。抬到坑邊被推下去，病者也知是要埋他了，他不願死，拼命的兩隻手往上抓，要活！可背槍的兵卻狠心地用槍托把他推下坑埋掉了。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憶：
　一九四二年寒冬臘月，一天下午，有一接兵連從貴州接來一批壯丁，約二百人，從我們門前經過進駐南樓上。斯時也，天寒地凍，蓬斷草枯。所有壯丁，其衣也，除下身穿着幾塊破布片聊以遮羞外，上身悉被以極其單薄的稻草蓑衣，既無鞋，更無襪，一概赤腳；其狀也，皮包骨骼，瘦若枯材，如以“鵠形菜色”四字去形容，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儼若骷髏，活似鬼樣；其色也，一身黝黑，難見其真正皮膚，惟有兩個白眼仁在翻動；其行也，你拉着我，我扶着你，縱未用繩捆索穿，則天然連成一串，顫顫抖抖，蹀躞蹣跚而行。
　 ……次日凌晨，接兵連押着壯丁往湖北方向開去，不久，黔江縣商會會長李伯星、何學如等人來向衛生站聯繫說：“該接兵連在杉木埡一帶地方，沿途活埋了二十七個壯丁，未壅頭部，奄奄待斃，我們去挖起來集中在東門外陳仲雲家的空房裡，請你們去給藥治療一下，作點好事。”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稱：
　 ……新兵由摧殘而凍餒，由凍餒而病死，隨死隨棄，極盡人間慘事。第九師收新兵一千九百名，行抵恩施，死亡者五百餘名；余者大半無衣着，以稻草蔽體，鵠形垢面，奄奄一息，民眾睹此，無不嘆息……
　
十一、國內外權威人士：壯丁非正常減員500萬至1000萬人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瀰漫赤縣神州整整8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少，這裡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甲、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年至1943年5月4年期間，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240萬人，而同期卻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1000萬人。
　乙、《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二是“在800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400萬。兩項合計500萬人。如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 “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丙、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四壯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在抗戰8年征出的1405萬壯丁（官方公布數）中，補入部隊的只有350萬人，非正常減員上千萬人。
　據國民政府1947年10月公布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3227926人，其中陣亡1328501人，負傷1769299人，失蹤130126人；因病消耗合計937559人，其中死亡422479人，殘廢191644人，逃亡323436人。兩項合計為4165485人。如果考慮到傷員傷逾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抗戰8年部隊實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丁、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國民黨一級上將陳誠。
　
十二、按國民政府公布數據計算：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
　
　 上述對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1000萬人左右的估算，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布的數字，予以驗證。已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①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為1405萬人；
　 ②抗戰8年部隊減員總數為417萬人，含同期逃亡32萬人；
　 ③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非正規編制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252萬人（1937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192個，獨立旅65個，獨立團79個，總兵力為202萬人，預備役50萬人）；
　　④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422萬人（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1945年7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步兵、騎兵280個師，炮兵32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81個團又50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422萬人）。
　 ⑤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曲線救國”）50萬人。
　　∵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含死亡、逃亡、因病被遺棄而不明下落的，下同）
　　　　=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部隊正常減員數
　　　　= 抗戰8年部隊減員總數 － 同期部隊逃亡數
　　　　= 417萬人－32萬人
　　　　= 384萬人
　　∵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 422萬人－252萬人
　　　　= 170萬人
　　∵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 50萬人
　　∴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 壯丁征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 1405萬人－384萬人－170萬人－50萬人
　　　　= 801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抗戰8年壯丁非正常減員801萬人，占國民黨政府公布的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1405萬人的57%。
　
十三、美國人判斷：受虐待致死的壯丁多於陣亡士兵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177萬名傷員中，多數傷愈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42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布的1405萬實征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陳誠）的估算，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抗戰8年實征1405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考問抗戰8年各年度的實征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年至1943年5月征出壯丁近1200萬人，年均征出壯丁300萬人。1943年5月以後兩年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只征出壯丁100萬人左右，降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徵兵“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了拉壯丁的高潮”。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象，把抗戰8年壯丁征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記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徵兵一千零九十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假設國民黨政府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以及1943年6月至1945年8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徵兵，按照程澤潤1943年5月報告陳述的1939年至1943年5月的徵兵強度（即年均徵兵300萬人）不變，8年抗戰，其征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2000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占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將達數百萬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格蘭姆·貝克在《一個美國人看舊中國》一書中，就判斷：“死在路上，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慄。
　
十四、朱德的歷史結論：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徵兵人員貪污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着非人的待遇，捆綁、凍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抓來之後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不管是再多算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舊中國、舊軍隊存在着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於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於1943年在延安還創作了一部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了解，因為貼近國民黨士兵的親身經歷，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史實，1945年4月，朱德同志才作出歷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
　
十五、起義官兵的靈魂裂變：淚血大控訴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177萬人，其主要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牴觸，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著文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隊第7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准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復了正常。
　第351團機1連士兵溫成碧家裡有4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裡又遭雞姦，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面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中，有9519人寫了請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血書，有4546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
　
十六、叩問“許多學者”：何以死活不承認舊軍隊的階級壓迫
　
　 面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於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幹部的“感情”！
　 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禦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不容否認，但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於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容否定。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作用有着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關繫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着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20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題，關繫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對流沙河先生的論點、論據再說上幾句。
　 流沙河先生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十分嚴肅，不能像《抓壯丁》這樣去醜化，醜化他們就是醜化我們中華民族”，是“糟蹋”“神聖的民族感情”。
　 這種定論是荒謬的。
　 電影《抓壯丁》是基於史實創作的，同樣基於史實創作的現實批判主義文藝作品國內外還有不少，試問：
　 紹興人對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興師問罪了嗎？
　 中國的老百姓對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記》，口誅筆伐過嗎？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項鍊》，“傷害”了法蘭西的“民族感情”了嗎？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醜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那麼，作為“四川人”的“代言人”，為什麼卻要對影劇《抓壯丁》耿耿於懷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誠、率真的性情，但在嚴肅的歷史問題上，由着性子率真，必然要亂真。
　 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趙祖謨的[新課文]《〈理想〉的背後——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縣政府軍事科，是1940年國民政府施行“新縣制”後，由原來的兵役科更改名稱的兵役機構，由此，人們不能不問：
　流沙河先生及持有相同政治立場和史學觀點的“許多學者”，他們憑什麼，悄悄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並振振有辭地誤導當代受眾？他們憑什麼，以“選擇性失聰”的著史筆法，對當年勞苦大眾悽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麼，以“選擇性失音”的論史口徑，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不承認的歷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場？還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或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跡進行探蹤。
　 時下，對“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於校正是代表“許多學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探蹤”方向。
二○○七年四月十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