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性和中產階級的壯大

工業化和社會流動性

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一環扣一環。隨着工業化的深入進行，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緻；新的工業、商業、服務行業不斷湧現；企業、社會、政府機構變得越來越複雜、龐大，從而為整個社會創造和提供了數量更多，更加多元化、多樣化的職業機會。“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首先是指職業的多樣化和“職業的流動性”(occupational mobility)。多樣化的職業機會，增加和擴大了工業化社會中人們向上發達和發展，獲得較高經濟和社會地位的機動性、機會和渠道，是為“向上的社會流動性之增長與擴張”。對比工業革命以前的歐洲社會，農業是社會經濟主體，職業形式單一；社會上略有身份和地位的人除了世襲貴族、宗教神職人員以外，就是些糊裡糊塗、動不動就要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所謂騎士。只是在經過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等一系列變革之後，歐洲社會才逐漸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社會經濟、文化、教育、政治生活的多樣化發展，為職業和人才的多樣化發展創造了條件；職業和人才的多樣化發展，又推動着社會進一步多元、蓬勃、生動的發展。

工業化發展也擴大了社會的“地域流動性”(geographical mobility)。工業化社會的自由勞動力市場，勞動者和雇主之間沒有人身依附關係；加上工業化帶來了更多的經濟機會，人們可以任意流動，尋找發展空間。在19世紀晚期，不僅越來越多的歐洲移民受到美國工業發展機會的吸引，漂洋過海來到美國，增加了國與國之間、跨越大西洋的地域流動性。而且，在美國國內，各個地區之間、城市之間、城鄉之間，特別是從農村到城市，越來越多的人們四處奔走，尋找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機會。有些社會學家認為，“社會流動性”還包括收入水平的逐步改善。作為個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從一種職業轉入另外一種職業，從而改善其經濟和社會地位。作為一種職業本身，例如工廠的普通工人工作(factory work)，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職業或工作，不可能馬上消失，或者搖身一變成為另一種性質的工作。隨着經濟的發展，水漲船高，許多職業，包括普通工廠工作的實際收入也有所提高，從而改善從業者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水平。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或者以一個更加長的經濟發展時期考察，美國工人的實際收入有較大增長，使社會上一部分人，不一定需要依賴職業變換，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生活狀況，從而提高社會成員的整體向上發達的社會流動性。社會流動性的另一方面還表現為，隨着工業化的深入進行，企業管理、科學技術、政府事務日益複雜，對於從事類似職業的人員的就業資格要求和標準越來越高；加上職業內部的知識含量增加，擴大了收入機會，並且提高了整個職業的社會地位。

工業化擴大了“社會流動性”。但是在機會面前，並非人人平等。富有，教育條件較好的家庭，其子女更加容易保持其原有社會、經濟地位，和進入社會的中上階層，特別是當時的所謂工商業“精英”階層。普通工人家庭出生子女，一般小工如安德魯.卡內基等人，在19世紀晚期，能夠進入社會和企業“精英”階層，非常不易而且是少數。1860年代，在美國當時三大工業行業鐵路、紡織和鋼鐵工業中，一半以上的工廠主來自原企業家和商人家庭，另有四分之一出生於大土地所有者家庭。在1870年代，四分之三的美國銀行家來自商人和企業家家庭。另一項研究顯示，在卡內基鋼鐵公司大本營匹茲堡市，共有360名鋼鐵公司工廠主，其中只有5%具有與卡內基相同或類似的低微家庭出身背景。在19世紀晚期，儘管只有極少數工人家庭子弟成為大富豪和社會精英，但是也有越來越多的工人家庭子弟獲得較好的工作和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20世紀以後，隨着股份制公司形式的普及，公司的所有權和經營管理權進一步分離(seperation of business ownership and management)，為許多普通家庭出身，缺乏資金但是具有經營和管理才能的人士提供了較為廣闊的，進入企業精英層次的機會。

社會流動性之主要障礙

阻礙普通人家成員獲得向上的社會流動性的障礙很多，包括政治、經濟、教育、文化、性別、種族和宗教等等因素。在經濟上，普通工人家庭缺乏資金，沒有條件創辦自己的企業，或者成為獨立的生產者、店主、商人等。在19世紀後期，美國工人的工作時間一般為每天10至12個小時，幹完一天的苦力，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接受職業教育和培訓。普通家庭為了增加收入，連10歲至14歲左右的孩子也打發出去做工掙錢，在當時形成了一個數以百萬計的童工大軍，耽誤了孩子接受教育的機會，向上發展的前程。工作不穩定，時常受到失業的威脅，使普通工人家庭很難制定子女教育等長期計劃。特別是經濟危機一旦爆發，社會的向上流動性嘎然而止。例如在20世紀頭20年，經濟發展飛快，社會的向上發展和流動空間較大，速度較快；而在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社會向上流動性停滯不前。根據某些學者的研究，迫於經濟壓力，許多普通工人家庭往往動員和集中家庭所有勞動力和收入資源，犧牲自己和子女的教育機會，不是通過改變和更換職業，而是通過購買房產，實現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較受尊重的社會地位。

一般認為，教育機會是改善社會群體社會流動性的決定性因素。在19世紀中期，根據一項調查，絕大多數的工業家都受到過較為良好的高中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到了19世紀晚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創造了眾多的中、高層科技、經營和管理職位；加上股份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逐漸分離，需要許多中高級專業人才，為廣大沒有資金，但是受到較好教育的中下層家庭的子女，提供了越來越多的向上發展的機會。反言之，教育機會不平等，成為普通家庭成員和子女謀取較好的職業、較高的經濟待遇和社會地位的主要障礙之一。在19世紀晚期，對於大多數工人家庭，新移民家庭，還有眾多黑人家庭而言，收入低、工作時間長，童工現象普遍存在，成為人們接受教育的主要障礙。只有隨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政府對於教育活動的積極扶持和干預，才逐漸改變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中許多不盡人意之處，此是後話。

中產階層的擴大

工業化時期社會貧富差距的擴大，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與此同時，社會向上發展、發達的流動性也隨之增加了。尤其是中產階級或階層的擴大化趨勢，為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民主政治提供了新的重要社會基礎。

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習慣上把19世紀中期以前，美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業主、醫生、律師等獨立業主稱為“老中產階級”(Old Middle Class)。許多學者認為，美國農民廣泛擁有自己的土地和其它生產資料，也是獨立的生產者或者中產階級成員。這樣，在較早的時代，“老中產階級”和農民組成美國經濟生活的主力，社會穩定和民主政治的中堅力量。19世紀中期、特別是美國內戰以後，農民的相對數量不斷下降。到了1910年以後，美國農民的絕對人數也開始走下坡路。在19世紀晚期，由於大企業壟斷地位的形成，小企業主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經今非昔比。在“老中產階級”中，小企業主的經濟影響力雖然有所下降，其人數在當時仍然呈增長趨勢，從1870年的140.4萬人增加到1910年的289.5萬人。尤其是在貿易和服務業領域，增長幅度更大。在同一時期，獨立開業的專業人士如醫生、牙醫、律師、作家、藝術家等等，其人數也增長了三倍以上，從12.8萬人上升到36.6萬人。

除了“老中產階級”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社會變化之一，是“新中產階級”(New Middle Class)人數的擴張和地位的上升。“新中產階級”包括工程技術和管理人員，領取固定薪水的專業人士和大量“白領”員工。根據劉易斯.科雷等人的研究，自從1870年之後，“新中產階級” 人數的增長速度是獨立的小企業主增長速度的8倍，是整個中產階層人數增長速度的2.5倍。在1870年，“新中產階級”的人數為75.6萬人；到1910年，上升到560.9萬人；30年之後，進一步增加到1276.9萬人。其中，技術和工商業管理人員的人數為12.9萬人(1870年)，99.9萬人(1910年)和206.2萬人(1940年)；領取固定薪水的專業人士，如會計、教師、圖書館管理人員、社會工作者、記者、編輯、建築師、藝術工作者(演員、音樂家、攝影師)，尚未獨立開業、依靠薪水為生的醫生、律師等等，其人數為20.4萬人(1870年)，117.9萬人(1910年)和266.0萬人(1940年) ；所謂“白領”員工，包括薄記、普通文員、秘書、打字員、售貨員、推銷員、電報員、電話接線生等等，其人數為37.4萬人(1870年)，322.2萬人(1910年)和760.6萬人(1940年)。

“新中產階級”的突然崛起，有以下幾個主要特點。第一，其人數由過去的微不足道，到成為國家經濟、社會、和政治生活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在1870年，美國國內工程技術人員只有8000人略多一點；到1910年，達到近11萬人；30年後，上升到35.5 萬人。早在1820年代，為了適應當時工商業活動的需要，薄記、推銷員、銀行出納、普通文員等“白領”工作已經出現，但人數稀少。到1870年，白領工作者的人數已經達到37.5萬人；到1940年，進一步上升到760萬人之眾，成為美國經濟領域，尤其是服務業領域中不可缺少的“步兵團隊”(foot soldiers)。第二，隨着科學技術、社會經濟生活的複雜化、多樣化，新的技術、管理和其它專業崗位不斷湧現。在1870年代，人們把工程技術人員籠統地稱為“工程師”(engineers)。到1910年代，工程技術人員被細分為建築工程師、電氣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和化學工程師等等。不久，又有了採礦工程師和工業工程師等專業職稱。在19世紀中期以前，會計專業幾乎不存在。企業財務往往由企業主自己把關，兼任經理工作，或者聘請一名簿記記載公司的流水帳。19世紀中期以後，財務管理成為現代企業，特別是新興的大型企業中的重要部門，專業會計師也成為企業中不可或缺的管理人員。職業社會工作者，也是在19世紀晚期，為了適應社會上眾多貧困人口和貧困現象的需要，應運而生。第三、科學技術、管理人員和其它專業人士的職業標準和資格要求有很大提高，更加嚴格。傳統上，醫生職業在美國一直受到尊重。在較早的時期，行醫必需通過一定的政府資格認證。1820年以後，一切“民主化”，行醫的條條框框被打破，按照歷史學家羅伯特.威比(Robert H. Wiebe)的說法，任何人只要有袋藥丸、一瓶糖漿，便可以通過所謂資格考試，掛牌行醫。律師行業，根據羅伯特.威比的說法，和醫生行業差不多。自從1820年代以後，律師教育由學校轉入律師事務所。願意從事律師職業的人，苦讀幾個月的書本，甚至賄賂收買某個腐敗的法官，也可以取得律師資格。所謂“斯文掃地”，職業水準下降，職業地位也一落千丈。到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初期，新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越來越意識到維護職業水準、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加上科學技術、文化和社會科學的進步，提高職業資格和教育水準成為可能，也非常必要。美國醫學協會(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1846年成立，1901年重組)、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1878年)、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1905年)、全國社會服務機構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ettlements，1911年)，後改名為全國社會工作者大會(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以及其它各類專業協會如雨後春筍，不斷湧現。職業和專業協會制定本行業的教育標準和要求、從業的資格和水平要求，促進專業內部的學術研究和發展，保護同業人員的社會經濟利益和地位。

自從1870年以後，中產階層，在美國社會各階層中發展最快。科雷的統計結果顯示，在1870年至1940年之間，美國國內工人人數增長了6倍。而在同一時期，中產階層(新、老中產階級)作為一個整體，共增長了8倍。其中新中產階層的人數增長了16倍，令人驚訝。自從1920年代以來，工業領域的工人人數處於停滯不前甚至下滑的狀態。隨着製造業和其它傳統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逐期下降，服務行業、政府機構就業面不斷擴大，中產階層人數進一步上升。早在19世紀晚期，技術工人的收入往往超過眾多白領工人和一部分專業人士的收入。隨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1945年以後，社會總體經濟水平大大提高，越來越多的普通工人達到中產階層的生活水平。由於中產階級日益擴大，今天的美國社會，可以說早已經是一個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社會。現在的中產階級的概念，常常以收入，而不一定以職業為標準，包括了許多普通工人在內。 如果說在19世紀及其以前，美國共和國的社會政治基礎是獨立自耕農和所謂“老中產階級” 。在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30年代之間，人們曾經一度擔心工人階級的出現和日益擴大，加上少數大企業、大富豪集中了大量財富和資源，會逐漸瓦解美國社會的民主、平等基礎，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和動盪。但是，隨着中產階級異軍突起，美國國內民主政治有了新的中流砥柱，社會生活相對穩定，波瀾不驚。

此外，美國工業革命高潮時期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即是“大眾生產”(mass production)、“大眾傳銷”(mass distribution)、“大眾營銷”(mass merchandising)和“大眾消費”(mass consumption)。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日益成為一個“消費者社會”(Consumer Society)，有人乾脆稱美國已經成為一個“消費者的國家”(a Nation of Consumers)。“消費者社會”的主要標誌之一是日益膨脹的商品廣告費用和收益，在1900年，美國公司的商品廣告費用為9500萬美元；20年以後，達到5億美元。在1915年，美國公司的廣告收益為13億美元；到1926你，上升到34億美元。“大眾消費”，包括休閒、娛樂、體育、醫療教育和金融服務等等，需要社會整體具有較高的，相對均衡的收入分配水平和狀態。中產階層的及時出現和不斷擴大，為大眾消費經濟提供了更高層次的生長環境和較為豐富的土壤。所以說，工業化推動了中產階級的形成、發展和壯大，同時，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社會，也更加依賴中產階層的科學、管理知識、專業技能，各項服務功能和工作，以及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加廣泛的消費能力。

結語

國家建設，經濟建設是一個方面，社會建設是另一個方面。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也帶來許多前所未有的問題和困難。工業化社會的諸多社會、經濟問題，例如失業、貧富分化等等，並不能夠完全依靠自由主義經濟本身和企業本身解決，國家政府在幫助、宏觀調控經濟發展與穩定，緩和、減輕、甚至消除非正義、不公平的社會現象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極端重要的功能。工業化、城市化擴大了社會流動性和上升的機會，但是在機會面前並非人人平等，還需要通過政府的各項社會政策，儘可能地縮小人們在教育等方面的差距，擴大社會向上發展的機會和條件，建設一個更加多元、生氣勃勃的社會。19世紀晚期的社會改革運動，20世紀初期的進步主義運動，體現了在社會大變遷時代美國人和美國社會的良心；“新國家主義”、“新自由”，“新政”、以及“偉大的社會”，體現了國家和政府的智慧與改革創新精神。美國之崛起，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經濟創新，社會良心、政府的改革意識。

啟明
2004.10.

[最近貼的幾篇文字皆作於三年前。如一位編輯所言，好像一面鏡子。有比較方能有反思，而又不拘泥、亦步亦趨。勵精圖治，吾所願也。希望中國能夠建成一個富裕、富於社會正義，友善之社會。而非富裕 --〉妄自尊大[極端民族主義] --〉好勇鬥狠之國。 q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