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現代“義和拳民”的一封公開信
荊楚
（1999年七一，單位組織我們到興安古靈渠參觀。幸遇抗戰時期在貓兒山失事的美軍十四航空隊飛機殘骸收集在靈渠紀念館中。於是我們一行前去參觀。來到紀念館，面對凝聚着美軍英烈鮮血的一大堆飛機殘骸，同行中的絕大多人，他們對美國人民幫助中國抗戰之事一無所知。竟以為是美軍侵略中國而被八路軍打下的美機殘骸！因此之故，他們對這具浸透着美軍烈士（也是中國人民的抗日英雄）鮮血的殘骸表現出極大的蔑視和不敬，罵罵咧咧地時不時用他們的腳丫去踢踩擊打。空曠的大廳中，頓時發出了一連串金屬撞擊的刺耳的聲音。我想規勸他們：這樣做太過分了。可他們竟出言不遜，並反唇相譏，說“饈敲賴酃饕邇致災泄目沙芟魯 薄Ｎ冶凰喬旱醚瓶諼捫裕歡恕?001年9月11日，紐約世貿大廈雙塔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兩架客機撞毀。數千人被埋在砃塌的瓦礫之中。這是一個災難的日子。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無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野蠻殘忍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在中國，在我周圍的大部分成年人之中，卻有很多人為此感到幸災樂禍、興高采烈，甚至拍手稱快。這些痛心之事在我心頭積壓了很久，有如魚鯁在喉，令我十分難過。總想對這些人說些什麼，但又不知道從何說起。因此有必要將中美關係來一個全面的回顧，於是我寫了這篇《對美國，我們不該忘恩負義————給現代“義和拳民”的一封公開信》）
若問今日之美國為何許國也，問之十人，也許有九人而不暇思索地答之曰：乃當今第一號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之超級大國也。NO！NO！NO！
事實上，在近代和現代之世界各國、各民族之中，對中國人民之友誼深且厚者，美利堅也；對中國人民之恩澤深且厚者，美利堅也。此言一出，也許你忍不住罵之曰：此子之言何謬也？不謬則為“美帝國主義”之走狗、漢奸、賣國賊也。且慢，稍安毋燥，事實勝於雄辯，且聽我一路道來，釋君之疑。
美國立國才兩百多年，比之有着洋洋五千年專制奴役文化的老大之中國來說，實在是一個“娃娃”國家。正是這個“娃娃”國家，卻兩次支持中國保持了主權和領土完整；也正是這個“娃娃”國家，卻創造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
第一次，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亂中，第二次，是在抗日戰爭中，是美國政府主持國際正義，給予了中國以道義和物質上的巨大支持，維護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我們先來看看第一次的情況：
在世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日新月異的十七世紀，滿清王朝秉承明王朝的閉關鎖國的衣缽，自絕於世界文明之外。從順治時代就厲行海禁，從而延續了一種“片板不得下海”外交政策。當時大英帝國已經成了“日不落”的龐大帝國，其海外貿易遍及全世界。只是對於滿清帝國的茶葉絲綢等貿易來說，卻卻始終處於官僚特權的控制下，貪污腐敗成風，嚴重的官僚特權和貪污腐敗，嚴重阻撓平等貿易，令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這種貪污腐敗加官僚特權的“交易”中，感到十分屈辱。於是英國國王於1793年派出公使馬嘎爾尼，帶着“協定關稅、自由貿易”的使命率團出訪中國。但因英使馬嘎爾尼堅持國家尊嚴、民族平等的信念，不肯對乾隆皇帝恭行“三跪九扣”之禮。使乾隆皇帝大為不悅：“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方之道，朕心甚為不愜”。乾隆在令太監強按英國公使之頭完成“三跪九扣”之禮之後，也自覺理虧無趣，於是將使團中一名叫斯通的孩子抱在膝上逗弄一番，以示寬愛友好……四十多年後的1840年，正是這個當年叫斯通的孩子，在議會上慷慨陳詞。力主對中國動武——因為“它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它只聽得懂大炮的語言”……1860年，英法攻占天津、北京，火燒圓明園，惶惶如喪家之犬的咸豐皇帝，出逃到承德躲避。此時此境，他還是不知道外國為何物，也不願了解世界各國的情況。直到1861年咸豐皇帝臨死之前，當時美國總統林肯派國務卿約翰·海先生出面，企圖調解這場紛爭，以求和平解決。於是致書咸豐皇帝。可是在咸豐皇帝見到美國總統送來的國書以平等相稱後，他被氣得眼睛翻白，他竟在國書上硃批“夜郎自大，不覺可笑”……
當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文明差距越來越大時，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特權和皇位，其自卑和心虛也愈演愈烈。其自我恐慌的本能，迫使它作出過敏性反應：即除了嚴密鉗制國人的思想，廣織文網、大興文字獄外，還必須嚴密防止一切外來思想對專制文化和忠君倫理的衝擊。從而陷入了一種“越是封閉，越發落後；越是落後，越需封閉”的惡性循環之中。
到了道光時代，滿清統治者所謂“天朝上國”的神話，再也不能自圓其說了。繼道光皇帝飽受屈辱“升天”之後，咸豐皇帝也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一命嗚呼。
就在咸豐皇帝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夾擊下一命嗚呼後，對內心狠手辣、對外顢頇無知的慈禧太后，通過宮廷政變實質性的掌握了權柄。咸豐皇帝屍骨未寒，她就在保守勢力的支持下，將以肅順為代表的八位顧命大臣屠戮淨盡。嗣後，她繼續玩弄權術，上下其手，大權獨攬，小權也不分散。把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當成傀儡，玩弄於股掌之上。在獨裁專制制度下，國就是家，家也是國也。因此，慈禧太后挪用國庫資金來滿足她驕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是理所當然的。就在日本海軍對中國虎視眈眈的1894年，她竟將維持北洋艦隊基本需要的常務軍費800萬兩，用於彌補其營造頤和園的經費不足。雖然花費了3000餘萬兩國帑修築的慈禧太后的度假行宮——美倫美奐的頤和園順利完工了，卻令北洋海軍陷於機械不靈、槍炮陳舊、彈藥匱乏的半癱瘓狀態之中。而同期的日本明治天皇，卻是減損自己的薪水膳食，來籌資購買兵艦。日本皇后更是典當首飾籌款購艦。結果，甲午一戰，耗費了百姓無數血汗購買的數十艘現代鐵甲戰艦，清政府和李鴻章苦心經營了二十餘年的北洋海軍，竟被“蕞爾小國、倭奴之邦”的日本海軍打得一敗塗地、全軍覆亡。戰後簽訂了喪權辱國《馬關條約》，對日本割讓台灣、澎湖列島，賠償白銀二億三千一百五十萬兩。從而加速了清王朝的財政經濟的破產。
面對國勢日非、哀鴻遍野的局面，中國的少數先知先覺之士憂心如焚，在康有為、譚嗣同、梁啓超等先賢的多年努力和多方奔走呼號下，已經歸政的光緒皇帝積極振作，推行變法維新改革，期待效仿日皇推行開明專制、變法維新來提高綜合國力。可戊戍變法只推行了一百零三天，就被以慈禧太后為首的腐朽愚昧的保守勢力扼殺於搖籃之中。國家改良變法的途徑被完全堵死後，各地國民革命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清王朝已是氣息奄奄、日薄西山。
西方各國不僅大力支持中國的變法圖強運動，且因光緒皇帝主持變法圖強而獲得了西方各國進步力量的高度崇敬，贏得了較高的國際聲譽。由于洋人在戊戍變法後，大力庇護和營救維新志士；又在國民革命的運動中，為革命黨人提供了避風港；慈禧太后屢次欲將已被軟禁的光緒皇帝廢黜，也被洋人所阻攔或不予承認。慈禧太后曾實施過國家恐怖主義，指派特務和鷹犬到各國刺殺維新志士和國民革命領袖人物，不但沒有成功，反而在西方國家中出盡了洋相、丟盡了丑。慈禧太后的雌威在“夷人”面前無法發泄，真是有氣無處出，有野無處撒。她從極為懼怕洋人，轉而刻骨銘心地恨透了洋人。加之端王載漪急於以己之子溥儁取代光緒皇帝，竟密囑啟秀偽造外國使團要求慈禧太后歸政光緒皇帝的“照會”。慈禧太后急火攻心，一氣之下，不顧眾多大臣如榮祿、許景澄、袁昶、袁世凱、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輩之堅決反對，心血來潮地祭起了“玩火自焚”的極端民族主義的鬼把戲。
她利用國家和民族的苦難，藉機蠱惑起狹隘、盲目、非理性、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挑動和鼓勵流氓惡棍攻擊外國僑民，屠殺所謂的“洋毛子”。將在山東煽風點火特別賣力的山東巡撫毓賢“優容褒獎”，並將其調任山西巡撫，以便從西邊進行蠱惑煽動。還發給“義和團”拳民白銀十萬兩，以資鼓勵。期待以此來轉移國內臣民的視線，化解她的政治危機。遂使直、魯、津、唐等地的“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天佑神助”的迷信越來越烈，“刀槍不入”的神話越來越玄。
慈禧太后病急亂投醫，竟拜倒在義和團那些烏七八糟的魔咒、神符之下，自欺欺人地相信了義和團“刀槍不入”的蠱惑，相信了“義和團”用手一指，就可以招來“天兵神將”將“洋毛子”殺得屍骨無存的神話咒符……墮落到了將國家前途和命運寄託於虛無渺茫、荒唐不經的兒戲之中的地步。老子的“治大國如烹小鮮”，到了慈禧太后的手裡，變成了“治大國如兒戲”也。
拳匪和暴民們在清廷之縱容和唆使下，身着黃衣紅帶，手拿大刀長矛，他們以彭祖、太上老君、二郎神、姜子牙、關雲長、孫悟空、何仙姑、狐狸精等希奇古怪的戲劇人物和傳說人物為其崇拜的圖騰，口中念叨着“天皇皇、地皇皇、太上老君顯靈光”等千奇百怪的魔咒，高喊着“男練義和拳，女練紅燈照，砍倒電線杆，扒了火車道”的口號，打着“扶清滅洋”的幡子，砸機器、拆鐵路，焚燒電報和郵政局，搗毀洋行、剿殺買辦（洋貨代理），連鐘錶、鏡子、眼鏡、煤油燈等都不能倖免。凡是由洋人傳來的東西，無論其是否有利於國計民生，就是他們仇恨和毀滅的對象。他們見教堂就燒，見機器就砸，見洋人就砍，見洋貨就毀。隨意指控與他們有仇讎過節者、信教群眾和會講洋話的人為“二毛子”和“三毛子”，將其全家拉上大街就棄市或腰斬，也無論老弱婦幼。雖然他們在端親王載漪和莊親王載勛的唆使下，數萬人圍攻東交民巷的洋人使館區，面對只有四百洋兵的護衛，數月也奈何它不得一根毫毛，反而給自己留下一千多具屍首。但這絲毫不影響義和拳民在京、津、唐等地的肆無忌憚、耀武揚威地燒殺搶掠，絲毫不影響他們窮凶極惡的濫殺平民。如 “義和團”在北京放火焚燒西藥房，大火波及店鋪四千餘家。正陽門內外，被焚千餘家。面對熊熊烈焰，義和團阻止任何官民滅火施救。對於救火者，則給戴上一個“二毛子”的帽子，拉上大街就用大刀“辟了”。如義和團“相率到津，勒民供給，兼索官餉，稍有不從，肆行擄掠。並至紫竹林租界，殺人放火，見有洋行洋房，立即焚毀”（蔡東藩《清史演義》；又如“義和團”在大舉銷毀洋貨的過程中，一次在一戶百姓家中搜出了一根火柴，這家百姓一家八口全被殺光。一群天真爛漫的小學生被“義和團”攔住，不幸被搜出半枝鉛筆，結果六名孩子當場就命喪黃泉。對於那些敢于堅持國際公法和主持人間正義的官員，“義和團”則以一個“裡通外國”的罪名，或將其指目為“二毛子”或“三毛子”進行大肆搜捕和追剿。直至將其全家老幼屠戮淨盡才心滿意足……“義和團”將北京這個“首善之區”，變成了一個恐怖的殺人場，變成了一個血與淚的海洋，變成了一個天昏地暗的人間地獄。
而清廷之官員則以“執法”的名義，對洋人大開殺戒。如時任山西巡撫的毓賢，一次就在巡撫衙門前屠殺了外國傳教士46人，其中包括11名孩子。再如在山西汾州府，幾家美國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騙到府城外，被埋伏在那裡的中國士兵一一射殺。連帶被殺的還有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莊親王載勛竟在北京街頭大肆張貼懸賞殺人告示：“殺一洋人賞銀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多少外國使節、教士、商人、學者、國際友好人士，被不分清紅皂白的“義和團”悲慘虐殺？多少人因為長有一副稍似洋人的面孔，一旦被“義和團”搜出，他們則必死無疑。多少無辜平民死於拳匪們的亂刀之下？因為他們曾經與洋人有過交往；多少人家被殺得絕門閉戶？僅僅由於他們曾與義和拳民有過過節……
庚子拳匪與清廷官吏一道，無論是對華人還是對洋人，都犯下了令人髮指的滔天罪行。比之嗣後入侵北京之八國聯軍之燒殺搶掠的暴行來，有過之而無不及。有人說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開天闢地的首創，其實早在1900年，就有了類似的“文化大瘋狂”，只是毛澤東在過了六十多年後，又如法炮製了一次而已，實在談不上首創。
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歷來視民命如草芥，從來就沒有將他治下的國民當人來看，但卻不能禁止英、美、德、法等國將其國民當人來看。
中國在內政上大搞有罪推定和非程序審判，處處是“深文刻法、鍛煉羅織，刑訊逼供、殘民以逞，棰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冤獄記錄；其中“夷滅九族、大辟懸首、車裂腰斬、慢剮凌遲、剝皮囊草、插脂點燈”等滅絕人性的酷刑，正是專制帝王賴以鎮攝臣民的統治手段。這卻令西方人士指目為野蠻殘忍，進而謀取治外法權。
清王朝在外交上，更是不忍卒看：如西班牙殖民者兩次在菲律賓的大崑山和加拉巴屠殺中國僑民4萬4千餘人，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一次就屠殺中國僑民2萬餘人（鮮血染紅了巴達維亞的一條溪水，所以這次事件又叫“紅溪慘案”，這條溪流在今天也就叫紅溪了）。可乾隆皇帝卻讓人對荷蘭使團答覆說：“對於這些貪圖發財、遠離祖國，捨棄自己祖宗墳墓的不肖臣民，並無絲毫的關懷！”。
嘉慶、道光、咸豐皇帝繼承乃祖之衣缽，他們竟數十年如一日，一直重複着乾隆皇帝強按着外國公使之頭行三跪九拜之“禮”的傳統動作。竟多次在談判桌上，以放棄全部進口貨物的關稅為條件，來換取外國使節晉見皇帝時恭行三跪九叩之禮。並一再阻止外國使節親遞國書，以免“有辱聖躬，有關國體，斷不可行”。幸虧外國使節堅持國家平等、人格尊嚴之氣節，才使中國帝王的荒唐之舉未能得逞。
西方各國面對其僑民在中國的悲慘處境，他們沒有中國專制帝王那樣的“鐵石心腸”，也沒有中國專制帝王那種出賣國家利益以滿足自己虛榮心的嗜好，他們豈能坐視自己的國民被中國人大規模非法殺戮而不管？他們以保護其在中國的僑民的生命安全理由，以幫助中國平息暴亂為號召（雖然中國向八國宣戰，但八國並未向中國宣戰），迅速糾集了英、德、俄、美、日、法、意、奧“八國聯軍”。於是，這支以日、俄部隊為主力的八國聯軍，於1900年6月開始進兵中國。他們一路克大沽，占天津，到8月份，俄、日聯軍又攻占了北京。平日裡耀武揚威的庚子拳民，在此關鍵時刻，卻紛紛作鳥獸散，一個個逃得無影無蹤。反而是那些被“義和團”指目為裡通外國的“二毛子”和“三毛子”的不少官員，他們率領手持大刀長矛的軍人與“侵略者”血戰到底，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捍衛皇家領土和北京皇城。為“國家”流盡了最後一滴血。“可憐潰兵敗匪，擠做一糟，百姓不堪騷擾，反眼巴巴的專望洋兵。洋兵到一處，順民旗幟高懸一處。百姓雖乏愛國心，然非權奸激變，亦決不至此”（摘自蔡東藩著《清史演義》）。
“日本兵先從東直門攻入，占領北城，各國兵亦隨進京城。城內居民，紛紛逃竄。土匪趁勢劫掠，典當數百家，一時俱盡。這北城先經日兵占據，嚴守規律，禁止騷擾。居民叨他庇護，大日本順民旗，遍懸門外。可為一嘆。各國兵不免搜掠，卻沒有淫殺等情，比較亂兵拳匪，不啻天淵。紫禁城也虧日兵保護，宮中妃嬪，仍得安然無恙……”（同上）。
八國聯軍攻陷北京後，當時英、德、俄、日、法、意、奧七國曾要求：應將這個“未開化、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特別是日、俄兩國，更是充當了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急先鋒。名義上是以慶親王奕劻為主帥，實際上是以李鴻章為中堅的滿清政府的談判代表，雖經多方斡旋和曠日持久的據理力爭，但他們面對的是：“強兵據京、領土將被割、主權將盡失”的困難局面，他們能有多少籌碼來討價論價呢？他們除了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外，又能有多少作為呢？他們真是“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只好忍辱負重地“打掉門牙往肚裡吞”。在此關鍵時刻，是美國政府率先發表聲明，給予中國談判代表爭取主權和領土完整以堅決的支持，旗幟鮮明地反對將這個“恐怖、野蠻、血腥、暴虐的國家”裂土而分之。其它七國在美國義正詞嚴的堅持下，也不好不顧國際公法、明目張胆地將中國領土瓜分。遂順水推舟地贊成了美國的主張，從而保證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完整。
“中國人應當記住約翰 海(1898-1905)這個名字。這位美國當時的國務卿曾經在1861年到1865年之間做過為解放黑奴而獻身的林肯總統的私人秘書。他顯然繼承了林肯的民主信念和平等精神，並據此制定了平等互利，保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政策，成為這項政策最初的掌門人。由於他和以他為代表的美國政府的努力，不僅使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成為中國關稅自主的後盾，在聯軍入侵中國時成為保證中國領土完整的後盾，而且，在辛丑談判期間，在列強平息義和團暴亂後共同商議對華索賠的半年多時間裡，這個美國大鬍子在自己所剩無多的生命歲月里，為遏制列強巧取豪奪瘋狂索款而竭盡全力”。（北明《庚子賠款中的美國》。
戰後中國與各國簽訂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向各國賠償白銀四億五千萬兩（相當於滿清政府五年歲入的總和，當時中國的人口是四億五千萬人，正好每個中國人頭上灘到一兩白銀。談判時，聯軍統率瓦德西是否持中國賠銀一人一兩的原則，筆者尚未見確實記錄，留待以後考證）。分三十九年償付，本息合計九億八千萬兩。巨額的戰爭賠款，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雪上加霜的深重的苦難，使中國的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再加上清政府的戶部銀庫五百萬兩存銀被日軍洗劫一空，清政府已瀕於財政破產的邊緣。
面對此況，當年美國駐中國的大使明恩溥先生，回國積極向美國國會遊說活動，多次向眾、參兩院的議員們公開演講：要求美國政府幫助中國從愚昧野蠻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中國儘快融入文明世界的大家庭之中。而要使中國告別愚昧野蠻，就必須幫助中國培育人才。於是美國政府通過了明恩溥先生的提案，遂與中國政府交章協議，將美國所獲的戰爭賠款全數用於中國的教育事業。美國政府先用此款籌建了清華大學和北京圖書館，然後將剩餘的大部分款項，專門用於培養中國的留美學生，名之為“庚款留學生”。胡適、梁實秋、冰心等人，就是用此款培養的中國留美學生的代表。嗣後，美國宗教界和慈善團體來華開辦醫院、學校、福利院等教育和慈善機構。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紅十字會等，為中國教育和慈善事業的貢獻尤為顯著。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美國宗教人士和慈善團體在中國開辦大學達二十多所，如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就開辦於此期。還開設了不少醫療機構，如協和醫院、協和醫學院等，還有遍及各地的“聖公會”等公益慈善機構，給予了中國人民無私的人道主義援助，幫助中國人民培養了大批人才。從辛亥革命元勛，到北伐主帥，再到中共的眾多主腦，許多都出自這一時期的教育系統。直至今日，如我父輩之髦耋老人們，仍念念不忘 “到聖公會看病抓藥不要錢”。
“解放”以後，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將美國政府的此項義舉指目為“文化奴役、文化侵略”，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言，雖然是文化奴役和文化侵略，但也只有美國人民才有此寬闊的胸襟，對中國人民施行如此宅心仁厚的“文化奴役、文化侵略”！
再看第二次，在抗日戰爭期間，是美國人民給予了中國人民最巨大最無私的援助，才使中國免於淪亡於日本的鐵蹄之下。如果沒有美國人民的巨大的支援，也許到今天，中國人民還在為爭取中華民族的解放，而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