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現代“義和拳民”的一封公開信
日本被西方列強敲開國門的時間，要比中國晚十幾年。他們直到咸豐年間，才被西方列強光顧。他們原先也是一個幕府割據、積貧積弱、喪權辱國、列強交侵的國家。但他們在美國人伯利於1852年敲開國門以後，不是怨天尤人和一蹶不振。而是幡然醒悟，並積極振作。其“一代聖君”——明治天皇，以其睿智開明而勵志維新，大膽採用“拿來主義”開明戰略，將產生現代科學技術的母體——西方價值觀（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等）和社會制度（如國民教育制度、憲政制度等）拿來為其所用。而不是象中國那樣，對西方價值觀懷着深深的恐懼，採取嚴厲的拒斥措施，而頑固堅持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跛足改良路線。中國的洋務運動的先驅者們，只知道購買堅船利炮，而對西方價值觀和社會制度視為洪水猛獸。只知道 “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急功近利思維模式，而不知道富國強民之根本所在。只知道依樣畫葫蘆“求末”（西方科技文化結晶之一個方面——船堅炮利），而不知道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解放思想、保障學術文化自由、保障民權等等，這才是國家強盛的根本之路。
如皇室宗親、總理大臣奕誆，提出了“治國之道，在於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治器為先”。中日兩相比較，其高下智愚立判。因而日本的明治維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獲得了長足的發展。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則以檢拾西方的“制器之器”為最高目標，以富國強兵為終極追求。而不知保障民權，開發民智為何物。更不懂得“保障民權，才是開發國民的創造力的根本保障”這一內在邏輯。以致德國首相俾斯麥見中、日兩國留學生所學所求的截然不同，而預言之曰：“中國將在四、五十年後，被日本徹底打敗”。甲午一戰，“上邦大國”的滿清王朝，竟被“蕞爾小國、倭奴之邦”的日本打得一敗塗地，俾斯麥的預言被不幸言中。
但不幸的是，新興之日本奉行了軍國主義路線，滑入了一條稱霸東亞、窮兵黷武的罪惡軌道。日本朝野上下久蓄吞併中國之野心，他們一再將魔爪伸向其師從之邦和胎胞之國的中國。他們自甲午一戰嘗夠了獲割地、得賠款的甜頭之後，於1931年大規模的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中國軍民雖用血肉之軀與現代化武裝的日本陸海空三軍進行了殊死抵抗，也給予了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擊，取得了諸如台兒莊、睢棗、崑崙關、常德戰役、三戰長沙、獨山等著名戰役的大捷。中國軍民雖然在與日軍的鏖戰之中，付出了三百二十一萬官兵的代價，無奈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政治制度等諸多方面都遠遠落後於對方。中國之廣大國土相繼在戰爭中淪陷。到三十年代末，中國沿海港口相繼被日軍侵占，僅西南、西北等省和遠離長江航道的中原地區，因中國軍隊的拼死抵抗未被日軍侵占。
中國的抗戰，迭經如此巨變，中國軍民處於異常艱難困苦的危險時刻。中國政府的生死存亡，幾乎繫於一念之間。在此生死存亡的極度困難時刻，是美國人民給予了中國最巨大最無私的支援。首先是美國政府為了打擊日本法西斯發起了太平洋戰役。此戰役雖然是美國消滅日本海軍有生力量和報其珍珠港一箭之仇的單方面的軍事行動，但在客觀上牽制、吸引和消滅了日軍的大量兵力，減輕了中國軍民的軍事壓力。
美國政府會同盟國一方面在歐洲和太平洋兩個戰場上給予了德、日、意法西斯以沉重的打擊，另一方面給予了中國最直接最巨大的軍事援助。
其一是陳納德將軍組建援華志願航空隊，中國人民將其稱之為“飛虎隊”是也。飛虎隊員們平日裡在雲桂、川黔、湘西等駐地佻浪頑皮，可他們一上藍天就如猛虎之出山，給予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飛虎隊從組建到嗣後歸併為美軍第十四航空隊的200多天時間裡，竟以30架老式飛機的代價，擊落日軍性能優異的戰機297架。奇蹟般的創造了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輝煌的戰果的奇蹟。湧現了許多抗日英雄。正如余杰先生在《曾經與我們一起戰鬥的美國士兵》一文所說：“我們記住了白求恩，我們同樣應當記住陳納德、約翰-布萊克本、福克斯、佩塔奇和漢克斯們的名字。”
嗣後十四航空隊又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落日機2600多架，令日本空軍聞之膽裂心寒。
中國的老太太們，常常滿懷慈愛的面容看着這些身披“來華助戰洋人、軍民一體保護”徽標的生龍活虎、佻浪頑皮的身影，就像看着自己淘氣而頑皮的孩子一樣。而陳納德將軍和飛虎隊員們，更是受到了抗日軍民的衷心愛戴，受到了樸實無華的中國軍民對外國元首都不曾有過的最高禮遇。時任《中央日報》記者的陳香梅女士，以她美麗純潔的豆蔻年華，衷心傾慕和追求抗日英雄陳納德將軍，與之結為異國伉儷。而“飛虎隊”這一稱謂，也是樸實無華的中國農民給他們取的呢稱，他們就乾脆以“飛虎”作為他們引以自豪的隊徽。
中國人民的八年艱苦抗戰（實為十四年），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的官兵，為中國抗戰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也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重慶的南山鎮，部分美軍陣亡官兵——240多名美國人民的優秀兒子就埋骨青山綠水之間。可是“解放”後，重慶南山鎮長房子村被當地百姓稱作“空軍墳”烈士陵園，不知何時被挖掘一空。只剩下了一排排長滿荒草的240多個空穴。
號稱“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的中國人啊，你為何如此忘恩負義？你將如何面對身在大洋彼岸的烈士的親人？
近年重慶市政府拆資重修“飛虎隊”和十四航空隊烈士陵園，此雖為亡羊補牢、知錯能改之善舉，但抗日烈士屍骨無存的現實，怎能使烈士們的親人們心平氣順？又使他們怎樣看待我們這些亡恩負義的中國人？這也令有良心的中國人為之羞愧。
其二是美國政府對中國抗戰的物資支援。
在日軍攻占東南亞之前，中國有三條通道與外界進行聯繫，其一是途徑越南海防港到廣西或雲南的東南線，其二是途徑緬甸到雲南的西南線，其三途徑蘇俄到新疆甘肅的西北線。就在飛虎隊和第十四航空隊在天空英勇抗擊日寇取得的輝煌戰績同時，地面的中國軍隊卻在日軍強大兵力的壓迫下的節節敗退，形成了抗戰戰場一個奇特的現象：即天上中國稱雄，地面日軍逞強。直至日軍陸續攻占了東南亞各國和香港。遂使東南、西南運輸線被相繼切斷。剩下的西北線也因關山重重、路途遙遠而使運輸十分困難。蘇聯雖然在中國抗戰的初期賣給中國大量軍火，對中國抗戰事業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但其自日、蘇張鼓峰和諾門坎軍事衝突後，蘇聯迫於德軍在西線的戰爭威脅，在與日本簽訂了《日蘇互不侵犯條約》後，就停止了對中國軍事援助。
就在中國對外聯繫的最重要的通道——滇緬公路被日軍切斷後，中國軍民的抗戰事業陷入了異常的艱難困苦之中。面對中國軍民的困苦艱難，美國政府克服重重困難，開闢了號稱死亡之路的“駝峰航線”，給予了中國軍民最巨大最無私的支援。由於該航線必經之地——緬北、滇西被日軍占領，飛機只能繞道北走翻越喜瑪拉亞山脈的航線。由於受當時飛機性能的限制，飛機無法飛越空氣稀薄喜瑪拉亞山脈，只能在高山峽谷間穿梭而行。加上當地變幻莫測的高原氣候，複雜多變的山地氣旋，其運輸條件之險惡和艱苦難以想象。當年，每輸進一噸戰略物質就需消耗六噸航空油料。而每天飛行在這條氣候惡劣和航線曲折的飛機有上百架次。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有70多萬噸戰略物質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昆明，然後轉運到各抗日戰場。在這場艱苦卓絕的四十一個月的“空中輸血”過程中，有1579名飛行員犧牲在這條航線上，有469架飛機墜毀在高山峽谷之間，平均每月犧牲飛行員39名和損失飛機11架。
同胞們，請捫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明知道前面就是死亡，在三年零五個月的時間裡，他們義無反顧地飛行在這條危險的航線上。這需要多大的國家信念和人類道義的支持？運送70多萬噸戰略物質，僅航空油料就需消耗420萬噸。而這些物質運抵印度加爾各答，又需逃避被德軍“狼群”潛艇的封鎖和擊沉，其消耗之大，運輸之艱巨，無法用噸位來簡單計算。因而，美國人民為了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為了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而作出的犧牲和貢獻，能用金錢和物質來換算？
直到今天，還有數百名美國飛行員長眠在這些荒無人煙、白雪皚皚的崇山峻岭之上。每當天氣晴好、陽光燦爛的時節從空中俯瞰，航線沿途那陡峭懸崖上的飛機殘骸的銀白色反光，仍然在為今天飛行在這條航線上的普通飛機導航。這就是那些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而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的美國英雄的靈魂之光啊！他們在瞑瞑之中瞪着一雙雙吃驚的眼睛，看着我們這些推倒紀念碑，抹掉歷史記錄的忘恩負義的中國人呢！
1942年，中國遠征軍在杜聿明將軍的率領下，十萬健兒進軍緬甸，旨在重新打通滇緬線。戰爭雖然失利，但有孫立人師長率領的兩個師轉進印度。在遠東戰區副司令長官史迪威將軍的主持下，由美國提供全副裝備，由國民政府抽調抗日青年，通過駝峰航線回輸到印度。將孫立人將軍的兩師軍隊，擴建和訓練為兩個集團軍。為中國軍隊在1944年第二次出兵東南亞，為中國人民報家仇、雪國恥，橫掃盤踞在東南亞的十萬日本獸兵，重新打通滇緬線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日本無條件投降後，由於中國的國民經濟飽受戰爭的破壞，中國人民即刻陷入了大饑荒的災難之中。在此危機關頭，是美國人民運來了大量的麵粉和大米等食物，賑濟了中國災民。這裡還發生了一段令人心酸的事情：朱自清先生寧願活活餓死在家裡，也拒絕去救濟站領取美國運來的麵粉和大米。因為那是“可恥的嗟來之食”。對於朱先生的悲慘遭遇，我沒有權力去的指責他什麼。但今天的教科書卻說朱先生“有民族氣節”和“死得十分高尚”……我不知道編寫這種教材的人，他們的良心長在何方？
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擁兵自雄，雙方都是相信“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暴力集團。雙方都是磨刀霍霍、劍拔弩張，有一口吞併對方的欲望。中國的內戰眼看着就要全面暴發。為了不使飽受戰火的中國人民，再次陷入內戰的苦難深淵，美國政府指令其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先生，積極促成國共兩黨的重慶和談，遂簽訂了《雙十協定》。但“弱智”的美國人不懂，對於深受專制文化薰陶的中國人來說，如果沒有履行協議的誠意，只是把簽訂協議的過程，作為向國際友好和國內急切盼望和平的人們玩耍的政治手腕，就算簽訂一百個《雙十協定》，也是廢紙一張。因此，蔣介石在和談的過程中，就向官兵發放《剿匪手令》。而毛澤東則來了個“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毛周還屢屢玩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伎倆，欺騙國際軍調小組的成員，往往使蔣介石吃了大虧，像啞巴吃了黃連。氣得蔣介石吹鬍子瞪眼。毛澤東還縱恿手下陰謀殺害軍調小組的雷奮強和郭子祺少校，以便激怒蔣介石發動內戰。蔣介石遂忍無可忍，乖乖地按照毛澤東的設計，全面發動了對中共的“剿匪之戰”。
面對如此棘手複雜的情況，美國政府又改派總統特使馬歇爾先生來到中國。這位二戰時期曾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蓋世奇才，這位善於協調、斡旋、均衡盟國間不同的利益和訴求，從而使得盟軍眾志成城戰勝法西斯的“上帝的使者”（羅斯福評語），這位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立下了不朽功勳的世界名將。他不遠萬里、不辭辛勞地來到中國。他以美國人的坦率熱情、正直廉潔的作風開展調停工作，簽訂了《停戰協定》，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組成了聯合政府。馬歇爾先生為了調停國共內戰，也為了監督國共雙方認真履行《停戰協定》，更為了中國人民的和平事業和民主前途，他僕僕風塵，他東西顛簸，他南北呼號，竟費盡心機地在中國一住就是一年零十七天。中國似乎出現了一線和平、民主的曙光。
但令馬歇爾將軍難堪和憤怒的是，中共在表面上信誓旦旦遵守協議，對他本人也是畢恭畢敬、笑聲朗朗，但在背後卻進行惡意搗亂。如“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晚，中共竟派其地下黨員學生沈崇勾引一美軍士兵於北平跑馬場野合，並由事先埋伏的中共地下人員‘當場捉姦’。於是在全中國製造了一場人盡皆知的‘美國士兵強姦中國女學生案’。遂‘激發’了民眾強烈的反美情緒，為中共發動反對美國‘支持反動政府打內戰’的反美運動製造了有利的輿論條件。然而，必須指出的是，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蘇軍進占我國東北始，直至一九四六年一月被迫撤離。其間，俄軍官兵在東北不知強暴了多少中國女子。然而，當時曾在東北境內‘與俄共舞’、更‘與俄同謀’的中共及其軍隊，卻為何不為我國東北眾多慘遭蘇軍強暴的同胞女子鳴冤叫屈和伸張正義呢？甚至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看到中共對此有所覺悟和有所懺悔。”（引自辛灝年著《誰是新中國》下卷第五章）遂使馬歇爾一腔謀求中國和平、民主的熱血，都付予了滾滾的揚子江。國民黨指責他：壓制中央，幫助共產黨爭權力爭地盤，終使中共坐大，最後奪得了“江山”；而共產黨則對他破口大罵：表面上擺出一副菩裟心腸來調停內戰，實際上是幫助國民黨運兵運槍，來消滅共產黨。
“這一場由中共陰謀發動的反美運動，終於造成了美國調停的失敗，亦終於造成了中共在內戰中的大打出手和大獲全勝，更造成了中國大陸人民在中共的欺騙、驅使和強迫下，反美整整反了二十餘年，直至中共再一次需要美國，和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需要中國來對抗蘇聯，因而赴北京朝拜那個殘暴的農民造反領袖毛澤東之時，方才告一段落。”（同上）
馬歇爾抱着美國人的一腔國際主義的熱心腸來幫助中國，竟象一隻風箱中的老鼠一樣狼狽不堪。他只好於1947年1月7日帶着滿腔的辛酸和莫名的屈辱，離開了中國，離開了這個令他傷心和無奈的國家。馬歇爾將軍的中國之行，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痛苦回憶，竟使他橫溢的才華沒有施展的地方，就象拳頭砸在了棉花上。這使他在後來的歲月里，對這古老和神秘的中國人一直迷惑不解。也許他還不知道中國有句鄉諺頗為貼切，那就是“好心當了驢肝肺”，或者是“熱臉貼在了冷屁股上”。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實在應該嘲笑美國人的天真、幼稚和缺心眼。
同樣也是這個馬歇爾，面對德國、日本戰敗後的一片廢墟和四處瓦礫，他所制定和主持實施的《馬歇爾計劃》，遂使德國和日本在戰後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一舉趕上了美國，成為世界上與美國並駕齊驅的經濟強國。從而使德、日兩國人民過上了幸福、安康、富裕、和諧的生活。歷史又反過來用這樣富於戲劇性而又慘痛的教訓來嘲笑中國的“政治家”們，來嘲笑中國這種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
抗戰結束後，中國人民面對美國政府給予我們的巨額戰爭援助，我們由於貧窮，因而採取了一種不哼不哈也不說賴賬的態度。而美國政府卻寬厚地認為：中國的抗戰，也減輕了美國的軍事壓力，從客觀上幫助了美國，因而他們沒有向中國討要過一分一厘的銀兩。
而相對於貪婪成性、虎狼之邦的蘇俄來說， 1950年金日成悍然越過“三八線”入侵南韓，“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一致決議出兵干預（我不知道，1972年聯合國作出決議，撤銷了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接納大陸當局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這是否也是美國操縱的？），麥克阿瑟將軍率盟軍從仁川登陸攔腰截擊，幾乎使金日成政權全軍覆亡。為了拯救瀕於破產的金日成政權，中共和毛澤東不顧自身的百廢待興、醫治巨大戰爭創傷，乃遵從斯大林之命，不宣而戰地偷偷跨過鴨綠江，被迫介入了“抗美援朝”之戰。金日成在發動這場戰爭之前，曾與毛澤東和斯大林進行過秘密的磋商，而毛澤東與斯大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出人，蘇聯出槍”。這是中蘇雙方共同承擔戰爭責任的一種聯盟作戰。而戰爭結束後，蘇聯人則提出了讓中國還錢的要求。此舉雖然是赫魯曉夫逼迫毛澤東下台，並促成劉少奇主政的一種政治手腕，但也給在大饑荒死亡線上掙扎的中國人民雪上加霜的苦難。何況這種逼迫，非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給毛澤東提供了充分理由，來化解他不顧自然規律和人民死活發動大躍進而產生的政治危機：大饑荒的原因嘛！第一是自然災害，第二是蘇修逼債，第三才是工作失誤。
頓巴斯礦工出身的赫魯曉夫同志啊，你哪裡是深喑中國專制文化的毛澤東對手？你雖然在“關鍵時刻”幫了毛澤東的大忙，而毛澤東卻將你作為終生嘲笑的對象！
“建國”之初，我國就與“被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十六個成員國打了一仗。遂使新中國在外交上一片孤立。在中國發展經濟和醫治戰爭創傷的關鍵時期，我們獨自地痛苦承受着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經濟制裁，遂使中國人民過着與世隔絕、困苦不堪的生活，卻關起門來大搞“人整人”的政治運動。從而拖延了中國融入世界現代文明的步伐，與世界文明的距離越拉越遠。我們就這樣被斯大林當槍使，被蘇俄當猴耍，被迫參加了這場稀里糊塗的“抗美援朝”之戰。並付出了慘重的犧牲。而蘇聯卻始終站在干岸上，正與“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西方國家，進行着美酒加咖啡的唇槍舌戰。使他們在經濟上占盡了優勢，在外交上出足了風頭。也使中國四面樹敵，在國家安全上吃盡了苦頭。
戰爭結束後，雖然我們傷亡的將士十五至二十倍於敵方，雖然我們去拯救了一個現在仍在餓死人民的暴虐政權，雖然戰爭的結果是退回到金日成發動戰爭的出發點（三八線）以北，這絲毫不影響我們大言不慚地宣稱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國和它的走狗打得被迫坐在了談判桌前”。
嗣後，我們為了輸出紅色革命(實際是輸出災難)，要“去解救世界上四分之三的受壓迫、受剝削、處於倒懸之中的人民，將紅旗插遍全球的每一個角落”。於是就拿着尚填不飽肚子的中國人民的大量血汗錢，又在越南、印尼、柬埔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到處點火，到處與“美國操縱的聯合國”對着幹。而在國內，為了煽動中國人民盲目仇恨美國的情緒，就拼命開動御用宣傳機器，蠱惑和煽動起蠻目和非理性的“義和團情結”，並把美國醜化得一文不值。期望以此來證明我們“無可比擬的優越性”，讓全中國的人民產生“生在紅旗下、泡在糖水裡”的神奇幻覺，順帶地將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的綿綿情誼一筆勾銷。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徹底抹掉歷史記錄，使中國人民忘掉一切。歷史已經證明了它的徒勞和虛妄，反而加深了國人對官方御用媒體的唾棄和不信任。
我想，有良心的中國人忘不了，那也不是中國人民的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