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仁華先生《陽虎的惡名》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書屋》2005年第2期），其中不乏對孔子的揶揄、嘲弄之詞，如說“能證明孔子心胸狹窄的事例尚不止此，他誅少正卯就是一例”。作者的結論是，“滿口仁義道德的孔子殺起人來，同樣不眨眼，同樣乾淨利索”。似乎孔子大奸大猾的嘴臉已昭然若揭。

但“孔子誅殺少正卯”一事是一件懸案，歷史上懷疑此事子虛烏有的學者大有人在。又經現代學者的縝密考證，此事為戰國末期法家人物虛構之說，已成為確鑿無疑的鐵案。陳先生未經任何考證便引用此事譏評孔子，未免有舉例失真之誤。

首先從史實上辨正，孔子根本沒有誅殺少正卯的可能。

記載此事較為詳細的《尹文子》、《荀子》、《孔子家語》等書，都說孔子當時的官職是“為魯攝相”、“攝魯相”、“為魯司寇”，最後定型為“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孔子曾任魯司寇，這是無可爭辯的史實。但《公羊》有言，“魯無司寇之卿”，按春秋時周制，列國之卿，都命自周天子，大夫命自諸侯。《韓詩外傳》有魯侯任命孔子為司寇的記載，則其司寇之位不過大夫，未能列為上卿明矣。《呂氏春秋·遇合》稱孔子“僅至於魯司寇”，一個“僅”字可以看出其官職不過如此。至於《史記》中說孔子“由中都宰而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則純然是無稽之談。

說到“攝魯相”，葉適《習學記言》認為：按《論語》“……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孔子與齊人辯爭最著……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為相魯也。……後世以虛言為實用，則學者之心術疏矣”。

崔述也認為孔子相魯不過是“相禮”而已，此“相”只是“夾谷之會”一臨時官職，類似於今天某些臨時會議的主席，事畢即撤銷，並非後人心目中權傾天下的“相國”之位。毛奇齡《西河答問》云：“周時無‘相’名官者。上文所云‘相’，乃儐相之相，非卿相之相。且是時季孫以司徒兼冢宰，孔子以異姓平民，驟至司寇，已是異數，豈能代季孫攝行相國之事哉？”故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其官職不過如此而已。

“少正卯”又何許人也？王士禎《池北偶談》中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雲，以官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蓋卯官少正，其後列國為此官者，子孫因以為氏耳。”

唐順之《稗編》認為：“魯有少正卯。謹按《周書·康誥》‘少正案’，‘少正，御事出酒誥’，蓋小宰小司徒之類。周制，六官之長曰正，則其貳謂之‘少正’。孔子誅卯，蓋其先必因官以少正為氏，不然則少正卯之官爾。”

故魯如有“少正卯”其人，他起碼為一世卿或世家子弟，相關記載稱其為“亂政大夫”、“魯之聞人”，則其社會地位至少不比孔子低，甚至還要高一些。另外當時魯國實際的執政者為三桓，三桓手下又有許多極有權勢的家臣。由大權旁落之諸侯國君任命的孔子，怎麼可能擁有不經任何請示、不用任何理由，就隨意誅殺國之世卿或大夫的權力，還公然暴屍三日以製造恐怖氣氛？歷史上有“資格”這樣做的屈指可數。

朱熹《晦庵集》中認為：“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為此說以夸其權耳。”唐代學者楊倞在編纂《荀子》時，認為記載此事的《荀子·宥坐》篇以下，是“荀卿及弟子所引記傳雜事，故總推於末”，其內容以兩漢儒者所附入者為多，並不可信。

第二，此事與孔子思想極不相符。

《論語》中云：“季康子問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通觀《論語》中孔子的言行，他對不同道者如“避地”、“避世”的隱士等，都持尊重、同情的態度，即使對“異端”，也只是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閻若璩認為：“蓋聖人行誅，必其人有顯罪與眾棄之。未有出人不意，但為其宿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孫武行兵立威之法，豈聖人為政之道耶？”

王若虛也認為：“以予觀之，（誅少正卯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後用者，罪不至於當死，其敢以意殺之乎？故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一不辜，雖得天下而不為此，聖賢相傳以為忠厚之至者。若乃誣其疑似，發其隱伏，逆詐以為明，徑行以為果，按之無跡，加之無名，而曰‘吾以懲奸雄而防禍亂’，是則申商曹馬陰賊殘忍之術，而君子不貴也。”

徐復觀先生認為：“他（孔子）的倫理思想，實際是以自由精神為基底的。這才賦予以中庸的性格，使‘道並行而不相悖’……在儒家思想中，絕找不出用殺來解決思想異同的因素。”所以從孔子及儒家一貫思想上講，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殘暴的事情來。

第三，此事太不合乎人情常理。

劉敞《公是集》說：“少正卯者，魯之聞人也，與仲尼並居於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獨顏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嘗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閔子騫之徒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以閔子騫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悅少正卯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且仲尼與之並居，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魯國之人，莫不以是人為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民，何以為政？”故曰，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

王若虛《滹南集》說：“少正卯，魯之聞人，自子貢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說，亦何遽至於當死？而乃一朝無故而屍諸朝，天下其能無議？而孔子之心亦豈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惡，借或可除，而曰‘有一於人，皆所不免’，然則世之被戮者不勝其眾矣。”

如果少正卯真有能力讓孔門除顏回之外的所有學生都“背叛”孔子，則其智慧、道德必粲然可觀，孔子誅之，其弟子將如何看待孔子之為人？僅靠幾句莫名其妙的解釋，能讓學生心服口服？——“心逆而險”、“行辟而堅”算什麼罪？誰定的罪？標準是什麼？實際造成了哪些傷害？刑法上有此條例嗎？……另外，百姓又怎麼看待孔子之為政？所以即便真有少正卯其人其事，孔子為政始七日而誅之，必然會弄得人怨鼎沸，眾叛親離，怎麼可能會在三個月後有“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的治相出現？且孔子平生最惱恨、傷悲的就是為政者誅殺賢者。故此事在情理上可推斷為極荒謬者。

唐順之說：“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獄）執之三月不決，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夫父子訟其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為國聞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設誅，（後）播散其惡。由後為夫子本旨，則其前為非，夫子本旨明矣。”

唐順之提到的“父子同獄”故事，見之於《荀子·宥坐》篇中“誅少正卯”文字之後。他認為二者思想互相矛盾，後者接近孔子仁恕之道，而前者為非。王若虛則對此有另一種解讀，稱“父子同獄”一案，如果兒子有罪，就應加以處罰，無罪就應釋放，你關他們三個月不聞不問幹什麼呢？焉知父親請求撤訴，不是受不了監獄之苦被迫如此呢？如果父親就是不撤訴，孔子怎麼辦？難道關他們一輩子？“誅少正卯”和“父子同獄”都不合乎人情事理：“荀卿因此設過正之事以驚世俗，以為眾疑於無罪者而遽誅之，疑於必殺者而卒赦之，操縱無常，開闔不測，此孔子所以異於凡人者。而不知聖人正不如是也。”

故“誅少正卯”一事，“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王若虛言：“自三傳而下托聖賢以駕己說者，何可勝數？蓋不足盡信焉。”這句話說出了“誅少正卯”故事虛構成型的歷史內在動力：這是法家讓大名人孔子“粉墨登場”，做戰國時期刑法思想的代言人，尤其是在為秦朝之焚坑張目。徐復觀先生在《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一文中，經過對《尹文子》、《荀子》、《淮南子》、《說苑》、《孔子家語》、《史記》等書相關記載中語句、詞彙演進的縝密分析，認為此故事，“醞釀於戰國末期的法家思想（以韓非為代表），成立於秦政焚書坑儒之世，盛流傳於兩漢之間，一直到《孔子家語》，故事的演進才算完成。因把《家語》的同一材料竄入《史記》的《孔子世家》而故事影響更為擴大。這是與法家思想及專制政治有密切關聯的故事”。而且漢以後的儒生在引用此故事時，對少正卯形象的理解也與原始版本有很大出入。後來徐先生更認為此故事中個別詞句的源頭來自《管子·法禁》，如云：“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與《說苑》中孔子宣布少正卯之五大罪狀相類似：“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偽而辯，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其他記載亦相仿。徐先生認為：“必先有此篇（《管子》）之思想文獻，然後接上《韓非子》上所造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而誅少正卯故事系出於法家，乃成鐵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