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

　　灰濛濛的天空變得更加陰暗了。雪花漫天狂舞，死神已悄悄降臨。人影憧憧的校園，在
紛亂的雪絮中呈現一片淒迷、怪誕的慘然景象。盧剛離開范愛倫大樓，朝象徵衣大心臟的舊
議會大廈方向疾步走去。

　　“嗨，剛！”路上一個美國同學向他打招呼。他已無心搭理，只顧匆匆趕路。在昏天黑
地之中，他穿過一個街口、一條大街、一片開闊的草坪，進入舊議會大廈旁的學校傑薩普行
政大樓，直奔一樓的111學務辦公室。

　　“我要同克萊莉博士說話！”盧剛氣吁吁地對秘書桌前的茜爾森小姐說。

　　茜爾森小姐進去，旋而出來，答道：“克萊莉博士正在開會，她不要同你說話。”

　　“我必須馬上見她！”盧剛憤怒地提高了聲調。對方也不相讓，倆人嚷嚷起來。吵聲驚
動了克萊莉博士，她從裡邊出來，問盧剛找她到底有什麼事。

　　盧剛與她開始對話，語氣認真而沉靜，象是在討論某個學術問題。不到十五秒鐘，他機
械地拔出手槍，作結論似地對準克萊莉的嘴就是一槍；然後轉過身來，例行公事地朝茜爾森
也開了一槍。兩人先後倒地。

　　槍聲在大樓里迴蕩。人們紛紛伸出頭來，一探究竟。盧剛走出111室，匆匆穿過莊嚴肅穆
的走廊。有人看見了他。

　　走廊的另一端是高雅的校長辦公室。盧剛並沒打算進去，而是經過旁邊的樓梯上樓。這
所有的路線都經過他精心設定。他每次上膛的地點都選在較隱蔽的樓梯間。這時，他最後一
次將手槍上膛。匆忙中，兩顆子彈掉在樓梯上，他已顧不上撿了。

　　他登上二樓，走過一間間教室。有的教室還在上課。最後，他走進了203教室。

　　教室里空無一人，若干椅子圍着一張長方形會議桌，兩扇門洞開。他從容不迫地脫下大
衣，整齊地掛在那張靠近桌子頂端的椅子背後。這正好是戈爾咨生前坐的那個位置，他似乎
感到某種痛快與滿足。

　　好了！現在他經歷了一切。一切都已成為過去，他已經沒有什麼話可說了。於是，他繞
過桌子，走到教室中央。他慢慢舉起右手，把手槍對準自己的頭部右側。這時候，黑板對面
牆壁上的圓鍾正好指向三點五十分，他扣動了板機……

　　所有的槍聲在十二分鐘內全部消失了。所有的冤屈終於得到這充滿暴力、充滿敵意、然
而卻是最坦誠的回答！

　　　　　　　　　　　　　　　　二十七

　　大約十分鐘後，衣阿華市警長威凱赫克和另一名警員經過一番地氈式搜索終於找到203室
。盧剛躺在血泊中，兩目緊閉，那副白邊眼鏡已經失去了光澤。他身上的白襯衣已浸透鮮血
，胸脯在劇烈地起伏着，仿佛呼吸艱難；右手無力地攤開，銀色的左輪手槍掉落一旁，裡邊
還剩下兩顆子彈。

　　威凱赫克警長親自將他帶上手銬。他很快被宣布死亡。

　　在他的大衣里，警察搜出了另外那把手槍，裡面裝滿了子彈，卻並沒用過。

　　五十六歲的克萊莉副院長第二天在醫院不治。她的秘書，二十三歲的菲裔茜爾森小姐自
頸部以下終身癱瘓。

　　　　　　　　　　　　　　　　二十八

　　盧剛的包裹、家信、匯款及給新聞媒體的信等，全部被警方截獲、扣押。“這是一場有
計劃的冷血謀殺。”當地檢察官懷特作出結論說。然而，在各方關注下，當局卻拖了一個多
月，才遲遲將盧剛聲明信的內容僅部分地公開。根據懷特的解釋，刪去其中某些內容是“考
慮到受害人的聲譽”。

　　在這封用打字機整整齊齊打好的三頁英文遺書中，盧剛第一次痛快淋漓地揭示了自己幽
深、黑暗、神秘、生動的內心世界。他在信紙上方留下他的名字：“盧剛博士”，並附上他
在衣阿華市的住址。

　　信一開始，他首先點明了自己在中國的童年和青少年經歷。“我討厭政治。但如果政治
是自我保護的唯一選擇，我肯定會利用它。”

　　人之將死，其言也真。接着，他列舉了他在美國生活中最喜歡的各種事物，如他最喜歡
的酒吧、女孩、電影等。他象一個孩子，對自己的喜怒哀樂毫不掩飾。

　　“我相信人民有權武裝自己，”他開始議論個人槍枝的意義。歷史上，私人擁有槍枝曾
使美國民權推廣至南方。即使今天，它也是少數個人保護自己對抗邪惡組織或多數人控制政
府和司法機構的唯一可行辦法。“私人擁有槍枝使得人人平等，不管他或他是什麼人。這也
使得個人能夠對抗象黑手黨或‘骯髒的大學官員’這類陰謀組織。一般個人在對抗某個龐大
組織時，無論其政治或經濟能力都是太弱太弱。”他繼而指出，象衣阿華大學周艷珍博士控
告校方性歧視而獲成功的例子實在太少。而這主要因為她有醫學博士的充足收入。衣阿華大
學校方一開始就完全忽視她的申訴，在她勝訴之後，甚至還為該案的被告繳罰金！“這使人
相信，這個世間對小人物是毫無正義可言的。因此，必須採取極端手段使它成為較好的生存
之地。”

　　接下來，盧剛歷訴自己所遭受的種種冤屈以及他與幾位受害人的糾葛積怨。他歸結為：
“假如沒有校方的縱容和包庇，這些人的所作所為絕無可能。

　　“他們對我的申訴和證據置若罔聞，一味偏信尼柯森的片面之詞。系、研究生院和校方
一直在合謀孤立我，延擱我的控告；這樣，我或許不得不被迫離校，他們就可因原告不在而
宣布撤消本案。我很遺憾，我不得不採取這種極端手端來解決這件事。但這並不完全是我的
錯。衣阿華大學校方應對這場不幸的結局負責任。”

　　最後，他儼如雄辯家發出告別之聲：“我是一個物理學家，相信物質、能量、動量的轉
換。雖然我的血肉之軀好象死了，但我的靈魂將永遠存在，我正在以量子方式躍入世界另一
角落。我已完成我在這裡應該做的事--糾正冤屈錯誤。我為我在這裡的成就感到驕傲，並
對未來旅程更具信心。再見了，我的朋友，也許我們會在另一個時空裡重逢。願上帝保佑所
有誠實、勤勞和正直的人吧！”

　　這是一個黑暗中挾雜着電閃、雷鳴的本我世界。

　　在這裡，兩種不同大背景的陰陽電荷劇烈相撞所產生的震盪和高壓，導致了一顆靈魂的
畸變和爆炸性的毀滅！

　　而這一切在偶然之中來得又是如此必然，以致完全符合邏輯。

　　　　　　　　　　　　　　　　二十九

　　陰冷的天空下，悲哀烏雲般籠罩着衣大校園。半掛着的星條旗在圓頂的舊議會大廈上空
縮瑟不揚。花環置放於傑薩普大樓和范愛倫大樓旁的草地上。數不清的唁卡、唁函從全美各
地雪片般飛來，紛紛揚揚，貼滿了范愛倫大樓二樓走廊兩旁的布告欄。

　　體育系的於冰同學買來鮮花，分別送給四位遇害的美國教授的家屬。山林華的大學老師
、現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教授方勵之在寫給物理系的慰問唁函中說道：“這場悲劇給物理學界
帶來了巨大損失，對此我謹與您們同感悲慟，並向同仁戈爾咨、尼柯森和史密斯教授以及山
林華博士的家屬致以個人的深切哀悼！”

　　在已關閉的208室外，華人清潔工陳彼得談起對尼柯森的點滴印象：在他簡潔的辦公室的
牆上，掛有一面三角旗，上面用中文寫着“中國”二字；他下班後總是把拉圾桶放在門外，
以便於清潔工打掃；他是那樣平易近人，每次見了清潔工都熱情打招呼，沒有半點架子。“
沒想到他就是系主任！”

　　五十多歲的老陳是位來自天津的基督徒，他回憶第二天夜裡清掃尼柯森血跡的情景：“
我開始時有點怵。一打開門，燈光亮了，沒有人，我的心情很快坦然了。於是我加倍仔細地
打掃，以作為對死者的崇敬和祈禱。”他用刀子把地面乾結的血跡一點點刮去，洗刷乾淨並
打上蠟。

　　“我本想哪天有機會同他聊聊中國，沒想到他走得這麼早……”老陳眼裡噙着淚水。“
往往越是不起眼的人，越是使人懷念。他就是這樣一個好人。真可惜！”

　　在副校長克萊莉的葬禮上，神父告誡人們：“如果我們讓敵意和憤怒籠罩着這個日子，
責備我們的第一個人將是克萊莉本人。”

　　一對美國老年夫婦托教會寄給盧剛父母一封信，老陳幫助翻譯成中文：

　　“我們謹對您們的兒子盧剛表示悲傷。他是一名好學生，也是我們兒子的好朋友。去年
他來我們家做客，為大家做了一頓香噴噴的中國菜。他說：‘這菜是在中國時我媽媽常常給
我做的。’對此我們非常感激，大家玩得非常愉快。

　　噩耗傳來，我們為他的悲劇性死亡深感惋惜……”

　　“他死了，我覺得很難過。”生物系黑人女生哈里斯神情黯然地說。“他已經射穿了自
己的腦袋，還要把他銬上，這不人道，這是非常錯誤的！”二十歲的哈里斯已放棄在范愛倫
大樓的一門課，她表示不願意再回到那幢樓。“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那樣做，”她說，“但
我始終無法恨他，因為他大概認為只有這樣做才是正確的吧。”

　　盧剛的屍體五天后被火化。按照死者遺願及家屬要求，骨灰由中國領館悄悄運回北京。
沒有任何儀式。

　　　　　　　　　　　　　　　　三十

　　盧剛事件轟動全美。一時間，各大新聞媒體爭相報道。可惜，因所有當事人皆命喪黃泉
，盧剛的聲明信又被扣押，故本來疑竇叢生的整個過程被衣大校方簡單強調為：一名中國學
生因獲獎未果而殺人！

　　華人社區的震驚與惶恐更是非同小可。各華文報刊幾乎眾口一辭，對盧剛其人痛加鞭笞
，並且對他的中國大陸背景也不着邊際地抨擊一番。在深富道德和自省傳統的中國人看來，
盧剛罪愆之大，足以配得上任何十惡不赦、千刀萬剮的詛咒！足已使事件其它各方的任何不
是都銷聲匿跡！殊不知盧剛那種極端的思維方式，又何嘗不能在這些敏感的同胞身上找到影
子？

　　也有人為盧剛事件同情、叫好。“我覺得痛快！”一名哥倫比亞大學未透露姓名的中國
學生說：“盧剛的槍聲，打破了中國人在美國社會一向沉默、馴服的形象。”更有人在全球
計算機新聞網絡新聞的“社會•文化•中國”（soc.culture.china）部分里寫道：“盧剛萬
歲！”看來，這些不同的聲音主要來自與盧剛有相同經歷的中國留學生。

　　衣大中國學生聯誼會主席高青林說：“盧剛事件後，我們只顧自己的面子和盲目生氣，
美國人卻想到寫信安慰盧剛的家人。既然美國人把它看成個別人的案件，為什麼我們自己不
能同樣來看呢？”

　　“我不太願意用‘自私’來形容盧剛，”物理系安濤同學悲天憫人地表示：“我希望把
他作為一個人來理解。他工作了這麼多年，系裡還沒有別人經曆象他那樣的挫折。他的承受
能力是弱了些，考慮別人少了些，想問題容易偏向於悲觀，但他的導師也有責任。”

　　衣大有關方面的態度卻一如既往。新上任的物理系主任配恩說：“顯然，盧剛是一個非
常不理智的人，有心理問題而不能自控。我感到憤怒的是槍枝，而不是他本人。”配恩再三
言明自己並不清楚事件詳情，但他堅持認為，系、院和校方對盧剛的處理是“非常公平”的
。“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沒有任何教訓可言。”

　　“我認為物理系太刁難他了。他們確實如此。”亞洲語言文學系的黑人學生約翰遜指出
：“我能明白那種因刻板形象造成的社會壓力：如果你是中國學生，你必須老是有最好的論
文，你必須成為最聰明的學生；而工作之餘，他們卻不要理你，不要同你說話，不要成為你
的朋友，你因此而孤僻。正是這種社會壓力作怪，才導致他變成這個樣子！”

　　他繼續說：“這就是刻板形象所帶來的歧視！而他不過是反應過頭罷了。”

　　　　　　　　　　　　　　　　三十一

　　然而，人們的看法儘管不同，一年一度的萬聖節卻畢竟已成為衣阿華大學真正的“死人
節”。

　　有人相信，冥冥之中，它的冤魂將不時隱現地面，在衣阿華河畔徘徊，在舊議會大廈附
近呼喚，向後人追述一個曾經發生在這裡令人難以置信的恐怖故事……

　　“即使當我們覺得快樂的時候，這場悲劇的陰影仍將縈繞記憶，久久揮之不去。”衣大
公關主任弗莉茲承認。

　　　　　　　　　　　　1991年11月--1992年1月　　美國衣阿華--紐約

　　　　　　　　　　
作者地址：
　　　　132　Elton　Street，1th　Floor
　　　　Brooklyn，NY　11208，USA
　　　　Tel：(718)348-9299

我所知道的山林華和克黎利
一原
　　我也是衣阿華大學的學生，在被盧剛殺害的六人中，有兩位是我所熟識的。他們是山林華和副校長克黎利。我一直想，我應該把我所知道的關於他們的一些事寫出來，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是怎樣一些善良的熱愛生命的人。
　　我和山林華住在同一幢學生家庭公寓大約有三年，開始時雖是認識，但只是點頭之交而已。一九八九年初，同學會改選，山林華卸任。他來找我讓我接他當同學會會長，從這時起我們有較多的接觸。
　　以我的年紀來看他，他還只是個孩子，實際上他確是童心未泯。他可以和我當時才八歲的兒子一起玩“任天堂”（電子遊戲機）而玩得大呼大喊，得意忘形。有時在電子遊戲機中遇上“不可逾越”的難題，他會“不恥下問”地打電話來我家，找我兒子“請教幾個關於‘任天堂’的技術問題。”他是一個極誠實的人，見了面未說話，先就露出娃娃般的笑容。說話輕聲慢氣，與他在足球場上以他瘦弱的身體去抗擊合理衝撞的勇猛很不相稱。
　　他似乎並不像《萬聖悲魂》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樣不願談論自己的家庭背景。一九九○年我找到工作離開愛城前兩天，看他在地里忙活，他種的莊稼長得鬱鬱蔥蔥，我說：“小山子，莊稼種得不錯嘛。”他笑著說：“我本來就是農民，出國前一天還在地里幫我爸爸幹活呢。”
　　他是一個做事極負責的人。我當選了八九年的同學會長後，常為同學會的事與他商量。並戲稱他是我的“中顧委主席”。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秋，學生會的活動不但多、頻繁，而且規模大。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一年當選的同學會幹部中有幾位對活動參與不多，所以活動的組織和進行全靠一些同學自願的幫忙，小山子就是其中的一位。幾次活動，我都請他統籌車輛的安排。他每次都是以他物理學家特有的準確性把事情安排得有條有理。最後自己開車“收容”沒趕上的，成了活動的 “殿後大將軍”。那年的六月，正是最忙碌的時刻，對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因為我的博士畢業考正安排在六月十五日前後，可我根本沒時間複習。焦頭爛額地忙到六月六、七日左右，我只能向小山子求救了，求他代我任會長十天，讓我把畢業考應付了。他毫無二話地答應了。在那以後的十天中，他代我處理同學會各方面的事務。待我考完以後，他才“還政”於我，讓我一直覺得我欠了他一個很大的人情來不及回報。
　　最後一次見他，是在九○年十二月的畢業典禮上，我和他坐在一起，我是從德州趕回去參加典禮的。幾個月沒見面，大家覺得分外親切，我和他一直輕聲地談各自的工作，對物理學，我是一竅不通，只知道他幹得很出色。已經有好像不止一所學校聘了他。他打算再干一陣“博士後”就應聘上任去，我真是十分地為他高興。如今我拿出在畢業典禮上所拍的照片，看看他坐在我的旁邊，臉上掛着那娃娃般的笑容。我真是十分痛惜我們失去了這樣一位出色的青年和親愛的朋友。唯一可欣慰的是，槍擊事件之後我才知道他和我一樣是基督徒。將來在我們天上的家裡，我們還會再見的。
　　我想，我可以稱安妮•克黎利教授是我的老師和朋友，她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老師之一，除了這一層師生關係，我們還有不少其他的往來，我和其他學生都稱他安妮。我頭一次遇見安妮是在八六年感恩節在我指導老師家的國際學生舉行的感恩節晚會上。這是安妮和我老師十年來保持的一個傳統，每年感恩節和聖誕節，她們兩人輪流在家裡舉辦晚會招待我們這些遠離家人的國際學生們。
　　她出生在中國，對中國一直有很友好的感情。那次見後，她就興致勃勃地給我講述她八五年去上海找尋她再其中出生的那幢房子的經歷。雖然她很遺憾沒能找到，可是對上海市民的熱心和樂於助人讚不絕口。八七年（或八八年）她和我老師再次去中國，代表愛荷華大學教育學院與華東師大、北京師大和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簽定學校交流的計劃。並在國內舉辦多次學術講座。從中國回來時，她帶了一大包中國高考的物理、化學和數學考題，並讓我找人把它譯成英文。她的中國同行們認為選擇題不能測出學生深水平的學習的思維。作為世界著名的教育測量專家，她決定做一套例題給他們。她說：“ＩＴＡＫＥ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目睹中國高校圖書資料的匱乏，她和我老師發動教育學院的教授們為中國捐書。我記得共捐了一千多本，反正我負責打包郵寄時，六十五磅的郵包共寄了十五包到北京。
　　她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對國際學生就像對自己的孩子似的。記得一年在她家裡過聖誕節，熙熙攘攘地大約來了四、五十人。安妮準備吃的，還煞費苦心地去找了一位大家都不太熟悉的中國學生扮演聖誕老人。當這位聖誕老人打着哈哈，背著一隻大塑膠袋進來時，不但孩子們欣喜若狂，以為是夢想成真，就是我們這些大人也苦思冥想，猜測是誰扮演的聖誕老人。在場的每個人都收到一件禮物，男士們或是一本記事本，或是香水；女士們或是錢包，或是化妝品；孩子們則是書或學習用品。每個人都體驗到那一份家庭的溫馨。如今，我也是教授了。我試着像她那樣為離鄉背井的學生們做點什麼。這才發現那並不容易。不光是錢的問題，沒有對學生的那份愛心，沒有人能十年如一日地為學生做這些。
　　在學術上，她對我們十分嚴格，但又不失幽默感。記得在我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因一個統計方法用得不合適，被一位教授窮追猛打，搞得我疲於招架，狼狽得很。輪到她發言時，她說：“我本來也準備了幾個刁鑽的問題打算問你，現在看來不必了。”然後把她對論文的意見逐條說來。我至今對她的網開一面而存感激之心。她對學生學習的成就由衷地高興。九○年十二月我回去參加畢業典禮，我老師在家設宴歡迎我們全家，她帶著她最拿手的冰淇淋蛋糕來參加，一坐下便說：“我想讓在座的每一位知道，為了歡迎威廉，我多年來第一次破例，沒有參加星期五下午的游泳鍛煉。”九一年四月我最後一次在芝加哥開年會遇見她，她還問起我的工作研究。我在衣阿華大學的五年中，她手下一直有中國學生。她所主持的“大學測試中心”曾資助了多位中國學生完成學業。
　　她是一位熱愛生活、熱愛生命的人。她喜愛運動，又愛好音樂，是大學演出中心的重要贊助人。她還會演奏大提琴，只是沒有聽她拉過。她家裡養了三隻漂亮的波斯貓，每年一次或幾次，她讓整個街區的孩子們把他們養的貓帶到她家裡，給貓開生日晚會，其實晚會的主客當然是孩子們。九一年四月我見到她時，她興高彩烈地告訴我，她的一隻波斯貓六月份要生小貓了，如果我有興趣，她會設法寄一隻給我。我連忙辭謝不敏。如今我想到她時，不由得也會想起她的貓們，不知它們可曾找到新家？
　　如果說安妮活着的時候是博愛的見證，她死後她家人所做的則是寬容的典範，槍擊的第二天，我老師打電話給我說：“ＳＨＥ ＤＩＤＮ＇Ｔ ＭＡＫＥＩＴ！”並告訴我安妮的三位兄弟在她病房中就宣布要用安妮遺產為教育學院的國際學生設立一份獎學金，因為他們知道這是安妮的意願。
　　我為他們這種“以德報怨”的高尚感動得不能自已。想到這樣一位熱愛中國的善良的美國老人，竟死在中國學生的槍下，不由得涕然淚下。我老師安慰說：“安妮生前很為你們這些中國學生而感驕傲，她感謝這些年來你們所給予她的。”幾天后，她寄給我一份安妮的兄弟們寫給盧剛家人信的複印本，是十一月四日安妮去世的那一天寫的。信不長，我翻譯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當我們從各地趕來衣阿華時，那麼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真誠的弗蘭克，麥可和保羅”
　　安妮追思禮拜時，聽說許多中國同學都去了。我不知道安妮和她的弟兄們所作的會給多少人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但我知道他們確是改變了一些人的生命。我的太太在這事以後受洗接受了基督教。她說，沒有人能在這樣高尚的行為面前無動於衷。
　　記得去年得知小山子和安妮去世的消息時，我就很想寫一點什麼，把我所知道的小山子和安妮告訴人們。不單是為了紀念死者，也是為平息自己激動的心情。但思緒萬千，竟不能落一字於紙上。可能正為魯迅先生所說：“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後的。”一年後的今天，新的思緒果然沉澱了下來，我終於寫成了以上的文字，並把這“當哭的長歌”獻於小山子和安妮的靈前。
受害者的親屬給盧剛家人的信
　　在遭槍擊後的第二天(1991年11月4日)，安妮(T.Anne Cleary)在醫院不治身亡。她的家人當天給盧剛的家人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給盧剛的家人們：
　　我們剛經歷了一場慘痛的悲劇，我們失去了我們為之驕傲的親愛的姐姐。
　　她一生給人所留的影響，讓每一個與她有過接觸的人——她的家人、鄰居、孩子們、同事、學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親友們——都愛戴她。當我們從各地趕來衣阿華時，那麼多朋友來分擔我們的悲痛，但同時他們也與我們分享安妮留給我們的美好的記憶和她為人們所作的一切。
　　當我們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時，我們也在我們的關心和祈禱中記念你們——盧剛的家人們。因為我們知道你們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們也一定和我們一樣為周末所發生的事所震驚。安妮相信愛和寬恕。我們也願意在這一沉重的時刻向你們伸出我們的手，請接受我們的愛和祈禱。在這悲痛的時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們心中充滿了憐憫、寬容和愛。我們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個家庭正承受比我們更沉重的悲痛的話，那就是你們一家。我們想讓你們知道，我們與你們分擔這一份悲痛。
　　讓我們一起堅強起來，並相互支持，因為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只可作為小說的文字
親愛的編輯：
　　幾天前，我有機會讀了發表在貴刊上的劉予建先生的文章。自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我在ＩＯＷＡ大學物理與天文系。我本人認識盧剛和山林華。
　　當我剛開始讀這篇文章時，我的感覺很不好。文中的山林華不是我認識的山林華，文中盧剛不是我認識的盧剛。我不知道劉先生是如何對他們這麼熟悉的。有兩點很容易被人們混同起來。一是盧剛這個人是否該受到責備，二是盧剛個人的性格。
　　可能有人會認為盧剛不是該受到指責的人。我個人當時也很同情他的處境。也許作者想通過描述盧剛是個好人而被他殺的人都多少不那麼好或該死來說明這一點。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對盧剛本人和其他這次事件中死去的人的性格作太多的評論。
　　有許多劉先生描述的事實是正確的。但是在他的分析中你可以感到在他的頭腦中已相當有成見。他在文章里摻雜了很多他自己個人的觀點。他所收集到的事實都只是用來支持已經在他頭腦中形成的觀點。這對山林華和其他受害者（也許包括盧剛自己）是不公平的。
　　也許這篇文章是一部好小說，但偏離事實太遠。

一篇不明智的文章
親愛的編輯：
　　在此我願對關於兇手盧剛的文章發表一些個人的見解。由於該文不明智的態度，以及因此可能導致另一些同樣不明智的傻瓜步盧剛之後塵，所以我不喜歡這篇文章。
　　雖然我相信９９。９９％的中國留學生是明智的，但林大鳥多，誰敢保證沒有第二個盧剛出現呢？特別是當某些人處於盧剛的情況時，再加上讀完這篇文章後，天知道他們怎麼想呢？
　　你們這些編輯很了不起，我一直非常喜歡《華夏文摘》。但不得不承認，現在第一次不喜歡她了。你們能登出這樣的文章，真令我不知說什麼才好。你們誰有時間告訴我，是什麼促使你們選了這篇文章——臭氣熏天卻為你們所鍾愛？
　　行了，說心裡話，真希望這些話不會傷害到誰。是助紂為虐還是揚善抑惡，請好自為之。小心使用你們手中的權力，別讓這樣臭的文章再次出現——它把我們全傷了！
　　珍重
　　◇一讀者

山林華先生遺孀的來信

《華夏文摘》編輯部：

　　我是楊宜玲，是去年十一月ＩＯＷＡ　ＣＩＴＹ事件中六名無辜受害者之一山林華的妻子。對於劉予建先生不負責任、斷章取義的所謂“調查報告”，我表示非常憤慨！

　　一年多來，我一直沉浸在失去親人的巨大悲痛之中。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對窮凶極惡的兇手做出讚美？難道殺害了五名無辜並重傷一人的兇手值得同情？天理何在？善良的人們自然會明辨事理！我只想在此強調兩點：

　　１）我先生山林華從沒有掩飾過他的父母是農民。（難道每個人都要在他的腦門上貼上出身的標籤嗎？）他一直為自己是農民的兒子能在空間物理學界做出成績感到莫大的自豪。從我認識他的第一天起，他就告訴我他是農民的兒子。我們的朋友們也都知道這一點。

　　２）我先生為人一向誠懇、正直，最看不起那種阿諛奉承、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人。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才有許多朋友。甚至對兇手盧剛，他也熱心地幫助。其中有一事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９１年春夏之交，盧剛正處於找工作困難的情況下，他的導師Ｇｏｅｒｔｚ教授建議他調整一下研究方向。由於山林華在盧剛感興趣的領域曾做過不少工作並發表了論文，於是盧剛就找到了山林華。山林華當時毫無保留地談了他在此領域的心得，並且將他自己保留的這方面的資料和筆記全部交給了盧剛供其參考。

　　最後，我還想問一下劉予建先生，你一定還記得你曾經不請自到，來我家“採訪”我。（在你“採訪”之前，季兵和馮煒曾向我提過你，我請他們轉告你我不想接受任何記者的採訪。）記得那是事發後的一天下午，當時我正處於極度的悲傷之中。你自稱是代表紐約的中國學生來探望受害者的家屬，在我不很情願的情況下進屋開始了“採訪”。問了我一大堆問題，並深表同情且聲稱要為我們主持正義。但卻趁我不注意，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就打開了錄音機。待你全部採訪錄音完畢之後，給了我一張綠色的名片，塗去上面你兄弟之名，換上了“劉予建”三字及電話號碼。然後說：“我是學記者的，畢業後一直沒有找到工作，這次回去後想以這件事為素材寫一篇轟動性的調查報告來幫助你，並且對我找工作也……”我連聲道謝將你送走。現在終於明白了什麼叫做“來者不善”！

　　我本無力去回憶那段令我心碎的往事，但劉予建先生歪曲事實的文章卻使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希望貴刊能以負責的態度澄清事實，也希望劉予建先生能以起碼的職業道德和良心對待此事。　

ＩＯＷＡ大學　楊宜玲（ｙｌｙａｎｇ＠ｕｍａｘｃ．ｗｅｅｇ．ｕｉｏｗａ．ｅｄｕ寄自美國）

衣大部分中國學生的聯名信

《華夏文摘》編輯：

　　貴刊近期專輯刊載的《萬聖悲魂》令我們深感不安。作者劉予建在文中列舉的一些細節與事實相去甚遠，對受其採訪的愛大學生的談話多處引用不當、斷章取意、甚至無中生有，違背了受訪者的初衷。讓我們感覺該文中很多地方有憑空編造，混淆是非之嫌。

　　一年前，槍殺突然發生在寧靜安詳的愛城，發生在我們熟悉的人物環境中間。我們因為悲痛和震驚，一時無力用文字來理性地向公眾澄清事實並表達我們的感想。但我們真心地希望當時雲集這一時因流血而聞名的小城的媒界人士能夠真實地反映事情真相。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遇到了不遠千里之遙自費從紐約來採訪的劉予建先生。我們的聯誼會為他安排了免費的住宿。據他當時表白，他是個自由投稿的記者，準備寫一篇關於ＩＯＷＡ慘案的詳細報道，並且希望這篇報道對他找工作有所幫助。

　　被採訪的同學不久發現，劉先生喜歡對一些偏向性很強的問題糾纏不放，讓人感覺他是在為自己事先設想好的一套論斷搜尋證據，而非做客觀的記錄。因此，好幾個同學不再願意與他交談。真正接受了他的採訪的同學，為了讓他對事情有全面的了解，曾不惜花上數個小時從各個角度對他陳述事實。

　　然而我們努力陳述的事實卻被劉先生在《萬聖悲魂》中用一種與我們的初衷大相徑庭的口吻描繪出來。我們驚訝地看到我們的原意和原話被曲解，但更為真正的受害者被隨意誹謗而憤慨！

　　作為《華夏文摘》的讀者，更因為我們的名字在劉先生的報道中被直接或間接地提及，我們有權並且理應過問這篇報道的前因後果。當劉先生用他那大紅大綠、充滿個人色彩的一面之詞來點綴自己的故事時，我們不禁要問，他就沒有對這場慘案中真正受難的人們產生一絲憐惜之情嗎？

　　當然劉先生有權表達他個人對此案的思考和判斷，他甚至可以憑自己的想象來寫一篇義俠小說，在其中塑造一個被小人迫害圍剿最後不得不藉助非法手段來伸張正義的悲劇英雄。然而在“專題調查報道”的名義下動用受害者和被採訪人的真實姓名來扭曲事實是為新聞界的職業道德所不容的。這樣的“報道”只會蒙蔽真相、愚弄公眾。另外，我們認為劉先生對愛大物理系及愛城華人的描述也有不恰當和不真實的地方。我們強烈要求劉予建先生對所有的受害者做出公開道歉。

　　ＩＯＷＡ慘案的周年祭日是一個沉痛而肅穆的時刻。如果《華夏文摘》願意紀念這個日子，我們認為：《華夏文摘》應該呈獻給公眾一些謹慎符實的報道，或者就此事件展開嚴肅的討論以博採多方意見，讓ＩＯＷＡ慘案成為大家引以為鑑的實例。我們中好幾位是《華夏文摘》的忠實讀者。這一年多來《華夏文摘》刊登過許多精彩的文章。然而我們卻遺憾地看到《華夏文摘》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單單刊登了在幾篇關於ＩＯＷＡ慘案的長篇報道中唯一很不屬實的一篇。這種“報道”的發表嚴重損害了《華夏文摘》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華夏文摘》僅僅在一篇不尊重客觀事實的“報道”前加上“不一定代表本刊編輯或本刊編輯部的觀點”的聲明，是不足以消除它在公眾中造成的不良影響的。

　　◇安濤　馮煒　季兵　王金根　　ＩＯＷＡ大學　物理和天文系

　　◇李新　宋斌　雪山　　１９９１年在　ＩＯＷＡ大學　物理和天文系

　　◇高青林　　１９９１年度ＩＯＷＡ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

　　附註：本文是所有被採訪的中國學生的一致意見。《萬聖悲魂》中的Ｘ君，也同意本文中的觀點。他一貫不願意透露自己的真實姓名。

　　（ｆｅｎｇ＠ｉｏｗａｖｅ．ｐｈｙｓｉｃｓ．ｕｉｏｗａ．ｅｄｕ寄自美國）

（《華夏文摘》９２１１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