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紀初的兩次留學大潮

■　裴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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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根》2004年第1期　　歷史風物-東西風

　　我國留學活動始於19世紀40年代。起初，青年學子下西洋去學習，開開眼界，純屬民間行為。第一代留學生容閎、黃勝、黃寬原本是澳門馬禮遜學校的學生，1847年1月校長勃朗因病歸國，順便將3人帶到美國。他們先入一所中學，再入麻省孟松學校。1848年秋黃勝因病回國；黃寬1850年赴英國愛丁堡大學攻讀醫學，1857年以第三名的成績畢業，歸國後行醫於粵；容閎則考入耶魯大學，1854年獲學士學位。這就是中國首批留學生的出洋始末。
　　容閎學成歸來，通過對比深刻認識到中西方各方面的差異，更清楚中國朝野閉塞自大的危險，於是竭力向清廷鼓吹派青少年留學西洋，並自肩使命以為己任。但由於容閎乃白身，不具備直接呈遞奏摺的資格，必須通過官員轉遞。1867年，容閎正式向清廷建議分4年選派120名幼童浮海留美。這一建議由江蘇巡撫丁日昌轉呈軍機大臣文祥，旋因文祥去世而擱置。1870年，容閎說服了湘軍將領曾國藩，由容閎本人具體落實選派事宜，從1872年起分4年選派120名幼童留美。這是清政府派出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其中最小者僅10歲，最大者16歲。這些幼童大部分來自東南沿海各省，廣東一省即占83名，來自廣東的幼童多半又為容閎老家香山籍。
　　首批留美生原定留學15年，後因守舊官員百般挑剔，被迫於1881年撤回，僅2人讀到大學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即詹天佑與歐陽賡。一開始，這批留學生還不顯山不露水，似乎看都看不出什麼光毫，然而20年後的情況就不同了。1900年，容閎稱：“今此百十名學生，強半列身顯要，名重一時。” 再據20世紀30年代精確統計，這批留美生中有24人職事行政外交、20人服役海軍、30人從事鐵路電報、9人採礦、5人執教、7人經商。從職務上，內閣總理1人、外交總長1人、外交次長1人、海軍次長1人、艦隊司令1人、海軍將領1人、鐵路局長3人、工程師6人、大學校長2人。除詹天佑之外，知名度較高的還有唐紹儀、梁敦彥、詹國安、蔡紹基等。可見，首批留美生全都活躍在“上層建築”，直接有助於中國最初的現代化車輪。
　　1876年，淮軍將領李鴻章派7人赴德學習陸軍。1877年，福州船政局也派30名學生赴英學習海軍和造船，其中出了一批後來聲名赫赫的人物—嚴復、薩鎮冰、方伯謙、林永升、劉步蟾、林泰曾等。應該說，在向西方學習的起跑線上，我們與日本處於同一起點。當時，日本亦派了一批青年英俊到英、德等國學習海軍。1894年決定命運的甲午海戰，中日海軍指揮官均為當年的留歐學生。但由於清廷急功近利，只注意學習西方的軍事，不學習最根本的經濟與文化，故而當年德相俾斯麥就預言：“日本漸興，中國漸弱。”
　　甲午之後，維新運動高漲，全面向西方學習成為一時潮流，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出洋留學被作為一項國策提出來。張之洞在《勸學篇》中鼓吹：“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一方面為了革除科舉，一方面也十分驚訝“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迅速崛起，不到30年就已躋身於世界六強。維新派人士極力主張留日，認為這樣可以直接從日本學到已經東方化的“現成貨”，不必再耗時耗力去吸收消化人家西方的東西。維新人士認定“明治維新”乃是人家日本學習西方的直接成果，只要能把那些維新的東西學來，我們也能迅速強大。人家欺侮並打敗了我們，我們還能到人家那裡去學習，拜敵為師，固然說明當時的知識界實在有點急了，但同時也說明維新派胸襟還是較為寬廣，能夠看到人家的長處。
　　1896年5月，新任駐日欽差大臣裕庚帶領13名學生抵日，正式揭開留學大潮的序幕。不過，當時國人一般是不願出洋的，千好萬好不如家裡好，安土重遷的觀念根深蒂固，很少有人願意出國冒險。直到20世紀初，迭經“戊戌變法”失敗、“庚子之難”、《辛丑條約》的刺激，才逐漸形成了第一次留學高潮。維新派人士稱：“庚子大創而後，我國亟亟於培養人才，其派遣出洋者，趾錯於道。” 尤其1905年廢止科舉，留學人士身價倍增，留洋大潮更為洶湧，自費生急增暴漲，進士、舉人亦紛紛東渡。時有名句：“人才東渡正紛紛。”
　　據不完全統計，1901年留日人數為300人、1902年為1058人、1904年為1400人、1905年為8000人、1906年為13000人、1907年為8000人、1908年為4896人、1909年為5174人、1910年為4600人，共計46428人，已達到20世紀80年代留美人數總和。其中著名者如：秋瑾、徐錫麟、沈鈞儒、陶成章、陳其美、蔣介石、李叔同、吳稚暉、蘇曼殊、江亢虎、戴季陶、陳儀、周氏兄弟。隨着留日高潮的掀起，留美的人數也從1900年的10餘人，增至1905年的30多人、1910年的500多人、1911年的650人。20世紀初，中國留學生已遍布英、美、德、法、比、日等國，自然尤以一衣帶水的日本為眾。
　　從歷史效果上看，第一次留學大潮，直接推動了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深深影響了中國近代史的走向。在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有領軍人物無一不是留洋歸來的學生。因為，最重要的革命思想是從外國輸入的，即魯迅所說的“借新聲於異邦”。既然是一場“輸入式”革命，那麼首先從國外“偷”得火種者，自然占了先機拔了頭籌。因此，沒有第一次留學大潮，沒有一批首先接受西方現代文明的青年學生，也就不可能有後面波瀾壯闊的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值得一提的是，其時的留學生很少學成不歸，不像今天的留學生大多滯居他鄉。
　　民國初年，北洋政府繼續執行選派留學生制度。1916年，教育部派往歐洲的官費留學生為182人、美國131人、日本1084人。再據日人松本龜次郎《中華留學生教育小史》記載：“1913至1914年，留學生人數頗多，最少也有五六千人，僅僅次於日俄戰爭前後的最盛時期。”
　　本來，留美頗不容易，畢竟大洋遙闊。但這一時期留美人數卻增長較快，一個重要原因便是美國政府將半數庚款退還給中國，並指定用於資助中國學生留美。應退還的美庚款總額為1200萬元，可選送37批共2050名學生赴美。按計劃，前4年每年派送100名，以後的33批，每批為50名。1908年清政府首次公開招考庚款留美生，報考者600餘名，錄取47人，1909年遣美。1911年，清政府建立清華留美預備學堂，專門為留美服務。1912年，該校又考選100名學生留美。1913年，按各省庚款原承擔額，江蘇省攤得清華11人名額，而赴南京的應考者達200餘。據統計，1917年中國留美生共1170人，其中官費生約200人，自費生約600人，庚款生共370人。遠渡重洋，費用不菲，人數總計已不算少了。
　　第二次留學大潮的重頭戲是五四時期的留法。留法運動始於1912年，由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吳稚暉等人發起。但一戰前赴法的人數不多。一戰爆發後，法國進行戰爭動員，勞力奇缺，招募了10萬華工，這也為勤工儉學帶來契機。留法學生若斷了接濟，可在工廠找到工作，工作條件與報酬相當不錯，工資足以維持另一半的學費。
　　更重要的是當時中法貨幣的匯率：一戰前中國墨西哥銀元與法郎兌價為1∶2.5；1919年《凡爾賽和約》簽訂後，一銀元則可兌八九個法郎；1920年更飆升至15法郎。其時，在巴黎生活月需300法郎，不過中國的30塊錢（約合20銀元）。這點錢就是在上海，一個學生也是不夠的。
　　一戰後的德國因是戰敗國，其主位貨幣馬克也急遽貶值。1921年跌至75馬克比1美元，1922年跌到400比1，1923年初跌到7000比1。1923年1月法軍占領魯爾，當天馬克跌到18000比1美元，11月為40億比1。此後，數字就以兆計了。德國貨幣成了毫無價值的廢紙，許多中產階級和工人一生的積蓄都蕩然無存。
　　然而，對中國留學生來說，匯率順差自然是大好機會，朱德等人就是此時留德的。其時，只要能籌集到數百至1000銀元，就可以在柏林或其他德國城市留學數年。而且只要上德國駐華領事館去辦簽證，德國領事還會熱情地備席宴請，主動幫忙寫介紹信為你“引路”，既示友好又資鼓勵。因為，在他們看來，你上他們國家去留學，等於為他們國家送鈔票，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教育創匯，豈能不高興？
　　然因法郎貶值在先，加上蔡元培、李石曾等人早已發起“留法儉學會”，1916年又聯絡部分法國人士成立“華法教育會”，使留法成為組織行為。故中國留學生的主流仍然奔赴法國。20歲的鄭超麟入學巴黎近郊的聖日爾曼中學，學費、膳宿費、洗衣沐浴費一搭刮子不過150法郎。後來經濟拮据，鄭超麟遷至巴黎遠郊的墨蘭，月耗縮至100法郎。1919年，梁啓超赴歐考察，入住最舒適昂貴的柏林旅館，日租金50馬克，亦僅合中國1塊銀元。此外，由於戰爭奪走了大量法國男子的生命，社會性比例嚴重失調。赴法華人只要稍有收入，便可娶到法國小姐。
　　依託這樣的背景，李石曾還在法國時，就開始組織留法運動——交涉入境、接洽打工、聯絡學校等。吳稚暉回國後在報上發表談話，宣傳鼓動勤工儉學。據他們估計，由於法郎匯價低落，即使不打工，每年有600銀元也足夠在法國讀書了。由於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的策劃宣傳，各省青年聞風跟進，留法大潮逐漸涌動，1919～1920年形成空前熱潮，這兩年中全國各地赴法青年共17批達1670餘人。
　　中法貨幣巨大的匯差，使得五四運動後掀起的仿歐習美之潮落到實處，各地掌握實權的新派人物也願意吃小虧占大便宜——花一點小錢送當地子弟留法而收買人心。如福建龍巖學子鄭超麟便是由“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以半官費方式遣法留學。陳炯明在漳州舊道台衙門為各縣送上來的30多名留法預備生開歡送會，拍照留念，請吃大菜，很是熱鬧了一番。後來陳炯明退閩回粵，定下的留法官費卻一直未被廢止。鄭超麟之父每年仍從縣衙支領300元官費，而且只給兒子寄過一次錢，以後就將這筆錢“出口轉內銷”—補貼家用了。當然，也有真誠支持的。如在毛澤東、蔡和森的倡議下，得到熊希齡、章士釗、楊懷中等人的友情贊助，僅僅一個湖南省1919～1920年就有300餘人赴法，一個小小的新民學會走了三分之一的成員（18人）。
　　據統計，官費、半官費、自費、勤工儉學四大類留法學生，總人數約4000人。除甘肅之外，各省都有留法學生，人數最多的是川、湘與粵三省。這批留法生不少人後來成為革命中堅，其中著名的有：周恩來、鄧小平、李立三、蔡和森、向警予、王若飛、李富春、聶榮臻、趙世炎、李維漢、陳延年、陳喬年、蔡暢、徐特立、何長工、傅鍾、劉伯堅、李慰農、羅學瓚等。其他各路名人還有曾琦、張繼、張申府、鄭毓秀、李仲三等人，稍後還有巴金、艾青、戴望舒、李金髮等。當然還有一些不光彩人物，如白色恐怖中淪為叛徒的任卓宣（“少年共產黨”發起人之一，繼趙世炎、周恩來任中共旅歐支部書記）。
　　1920年入秋以後，留法大潮逐漸退卻。因為法國各地學校固然歡迎中國學生，但法國工廠卻不再對他們開放大門。戰爭停止兩年後，元氣稍復，經濟已經不景氣了，工廠正要裁人，哪裡還有位置容納外籍勞工？經濟決定一切，能夠一年拿出600大洋支持子弟留法的中國家庭，畢竟是少數。
　　1927年，國民黨上台後，一方面連年戰爭經費日絀，一方面對近代民主化取逆向之態，實行文化專制，於是限制出國留學，致使中外文化交流勢頭大為削弱。1929～1946年，教育部派出的公費留學生僅1344名，平均每年派出不足75人。1939年，中英庚款董事會只招考留英公費生24名。同時，也由於歐美諸國對中國貨幣匯率的提高，如一美金要抵兩塊中國法幣，這一時期自費留學生為8180人，亦僅為1905年留日學生之數。
　　20世紀50年代後，最初還選派學生留蘇，後來則認定國門之外鮮友邦，重回閉關鎖國，哪兒也不派了。窗戶緊閉之中，呼吸不到外面的新空氣，思想、學術上的聯繫徹底中斷。80年代初，周揚深有感觸地說，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就20世紀初兩次留洋大潮的效果來看，第一次大潮的歸來者參預了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的醞釀與發動工作，成為中堅力量；第二次大潮的歸來者則參預了大革命與後來的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成為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至於兩次留洋大潮的遠期效果，更是難以估量。可以說，沒有這兩次留學大潮，也就沒有中國20世紀一系列的現代化改革與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