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十年，公元一七三二年，廣州發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二品大員，滿洲貴族，官居粵海關監督的祖秉貴。祖秉貴是鑲黃旗的包衣，卻是滿族新貴，深得康熙帝的寵愛；年紀輕輕，就當上了主管一省錢糧的布政使。後來又當了幾年戶部侍郎，康熙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二零年，當上了封疆大吏，廣西巡撫，威震一方。

祖秉貴既是上三旗正宗貴族，皇親國戚，又是少年得志，想來必定驕傲，目空一切。具體事跡不得而知，但是過了幾年，到了雍正朝，就被撤職查辦。雍正對祖秉貴，當年也不算苛刻，撤了職，也沒有深究，只是讓他閒賦在京。至雍正七年，又想起了這個滿族新貴，上諭說念他還年輕，尚有前途，派任粵海關監督，兼監察御使。除了任命的聖旨外，按例發密旨一道，有專折上奏權。

雍正皇帝對祖秉貴，多少有點象是一家人的態度。年輕人犯錯誤，准予改過自新。當然皇親國戚之間，七大姑八大姨托人說情的情節，估計也是有的。但是關鍵還是在於雍正願意相信並且重用自己的包衣奴才。粵海關監督，在祖秉貴以前，向來是巡撫所兼；自祖秉貴始，獨立設海關監督；名義上雖然是戶部所派，其實卻是內務府的要員；何況祖秉貴本來就是巡撫出身，官居二品，又可以專折密奏，其地位，毫不遜色於兩廣總督。

粵海關監督地位之重要，在於當時廣州的外貿形勢十分喜人。每年有近二十條西洋巨船，掛着各色旗幟，來廣州進口茶葉、瓷器、絲綢、香料甚至生鋅，帶來的都是鋥光瓦亮的西班牙銀元，十成十的硬通貨。外貿形式喜人，當地官民自然是皆大歡喜，生產勞作的，囤積居奇的，外貿公司，收入多多；新興了許多行業，領航、翻譯和買辦，都是為外商服務，第三產業也發展迅速，至於衙門裡的老爺，書辦，衙役，自然也大大地中飽私囊，不亦樂乎。

海關監督一職，久由廣東巡撫兼任。但是早年的巡撫，對外貿，一是不懂，二是多少有點馬馬虎虎，並不管得很多；康熙朝末年，吏治敗壞，所以粵海關上上下下，貪得不亦樂乎。最主要的辦法，還是敲詐勒索老外和外貿公司；比如丈量船隻，如果不是每天送紅包，本來一天可以量完的事情，十天也完不了。所以那個時候，前來做生意的老外，無不熟知紅包的妙用；紅包的送法，也和眼下的送法一樣；無非是托中國的商人，或者翻譯，給衙門的某某，悄悄地遞過去；很快，所託的事情，也就辦妥了。

雍正朝整頓吏治，廣東巡撫楊文乾算是一個能員。凡是能員，通常是精力充沛，無所不管；所以楊文乾對他兼任監督的粵海關，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改革之一，是將有執照和外國人做生意的外貿公司，組織起來，任命行頭，領導其他外貿公司，有組織地和外國公司做生意；其二是整頓海關吏治，把所有敲詐勒索的規矩，統一合併成一項固定費用；好比現在的所謂報關費，總共是一千九百五十兩白銀，稱為“繳送”，一律上繳國庫，其他的敲詐勒索，概行停止。

楊文乾的第二項改革，把廣州對外貿易中的所有參與者，全部得罪遍了。歐洲人覺得付了“繳送”，該被勒索的，還得被勒索，所以極度不滿；衙門的大大小小官吏頓時被斷了財路，殺了楊文乾的心都有；外貿公司夾在中間，沒有紅包這樣美妙的東西作為潤滑劑，外貿業務自然跌跌撞撞；做商人的，自然最怕環節上的繁瑣，所以對楊文乾也大為不滿；這些不滿加在一起，楊文乾便大大地有點不妙。

不妙是不妙，雍正皇帝還是喜歡這樣的能員的；雍正六年，上諭命楊文乾到北京，具體解釋為什麼這麼多人，對他的改革咬牙切齒。楊文乾忙而不亂，隨身帶了一個著名外貿公司的老闆，幫他做旁證，在北京滔滔不絕地解釋了他的改革措施和整頓吏治的成果，結果龍心大悅，得到了雍正皇帝的充分肯定；楊文乾凱旋而歸。

楊文乾的凱旋，等於是他的外貿制度改革的凱旋。從此之後，廣州的對外貿易，便有點中規中矩起來；海關稅收大增，外貿公司也重新排列組合，在嚴格的制度下，成了官府的代理。可惜楊文乾第二年忽然暴病身亡；便宜了祖秉貴，以獨立的海關監督的身份，帶了一幫家人，拍馬前來廣州上任。

【二】
作為粵海關監督兼監察御使，祖秉貴的任務主要有三項。一是管理粵海關，二是替雍正監督廣州其他的大員，特別是專折密奏，打小報告；三是對內務府負責，採辦貢品，以及把外國人送來的稀奇東西，直接送往北京。這些任務當中，想來後面兩項，祖秉貴和其他滿洲親貴一樣，自然是行家裡手；向皇帝拍馬屁，打小報告這種事情，向來是當官之人，無師自通的本領，何況祖秉貴當過戶部侍郎，廣西巡撫，可以說是熟門熟路。

但是第一項，管理中外貿易，祖秉貴絕對是外行；好在唯一的內行人楊文乾已經嗚呼哀哉，打下的基礎甚好；照虎畫貓，祖秉貴也大大施展了一番手腳。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抓住外貿公司當中，最大的幾家，緊緊地控制起來。所以祖秉貴延續了楊文乾的制度，任命了五家外貿公司，作為海關的重點依靠對象；只是把楊文乾時代的叫法“行頭”，改了一個名字，叫做“總商”，想來比“行頭”，要好聽許多。

卻說當時的外貿公司，稱為行商，乃是官府特許的行當，非專門的外貿執照，不能執業。康熙雍正年間，當行商，不算複雜；向官府申請，外加紅包；批下來，就算是行商。但是當行商，資本要求很高；非大富人家，不能勝任。但是廣州的地主土紳，似乎不屑於當這種勞什子的行商，每天周旋於官府和紅毛老外之中；因此在廣州當行商的，都是來自福建漳州和泉州一帶的暴發戶；暴發於走私絲綢瓷器等去呂宋等地；熟悉外貿，甚至能操一口洋涇浜英語，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到廣州開個大大的外貿公司，起個花團錦簇的名字，什麼崇義行，廣順行，如升行，大大地掙下了一份產業。

雍正七年到雍正十年，這種福建暴發戶的外貿公司，基本在十九家左右。歷史上所說的廣州十三行，和這個時候的外貿公司數量，沒有直接的關係。十九家當中，祖秉貴選了實力雄厚的五家，任命為總商。其中特別重要的是，陳壽觀的廣順行，陳汀觀的崇義行，以及陳芳觀的孚德行。這五家外貿行，於是脫穎而出，獨占鰲頭。其他的行，不免相形失色。

福建漳州泉州一帶，大概那個時候，名字當中都有個“觀”或者“官”字；因為是沒有功名的商人，所以名字也馬馬虎虎，不甚講究；到在廣州註冊公司時候，清一色地用了“觀”字，作為大名中的最後一個字；所以名字顯得有點古怪；老外大概不喜歡類似“崇義行”這種拗口的叫法，於是就給重要的行商起綽號；綽號的起法，多數是按名字發音，比如陳壽觀，就稱之為Suqua，簡單上口；久而久之，Suqua就成了廣順行的商標，所以外國的檔案中，從來查不到陳壽觀，或者廣順行；有的綽號生動，比如遠來行的老闆，大概很胖，所以綽號前面，乾脆加個胖字，叫 Fat Hunqua。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被海關監督選做總商，未必是一件幸事。這種榮耀的代價有兩個方面，於公，要替粵海關代管外國人，要保證他們在廣州的時候，一切符合天朝制度，不給監督大人添麻煩；於私，則要負責把祖秉貴的個人腰包裝滿。祖秉貴只要出題目，就要應着，讓他落個腦滿腸肥；付出了這樣的代價，少不了能包攬外貿生意，贏利多多。所以被選為總商的行商們，多少有點兩難。兩難當中，出現了兩個極端，一個是陳壽觀，和祖秉貴混成了鐵哥們；另一個是陳芳觀，天生的驢子脾氣，非和祖秉貴對着幹。故事就這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