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基本準確地把握一個歷史人物，特別是要求能夠基本做到正確地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僅要掌握這個歷史人物的主要情況與作為，而且還必須要站到一個正確的階級立場上來看待這個歷史人物。
要有一個鮮明的階級立場，其要求把被評價的歷史人物放置到特定的階級之中去考察，以及看看他的階級地位的變化情況。
站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大眾的這一基本的階級立場之上，來把握和評價華國鋒這樣的一個歷史人物，就不能不對其的所做所為進行掂量和比較。
由於華國鋒這個歷史人物，正好是正反兩個方面都占了。由此對其的深刻評價，就要比對其他人的歷史評價相對要困難一些。人們可以看到，華國鋒在1976年政變之前，是一個或多或少起着積極作用的一個人物，但是，當把其在1976年所搞的陰謀政變端出來加以稱量，結果會發現從此以後，這個人所起的作用，完全是徹底的反動與欺騙。
這樣以來，這個人也就與其他叛徒一樣走過了一種基本相同的路徑，從開始的革命轉向到了反革命的陣營。最終走到了背叛無產階級革命的歷史罪惡的醜惡道路之中。
另一種情況也有發生，這就是一些人從剛剛開始的反革命的行動，到後來轉向了革命的行列。
前者是從正面走向了反面，後者是從反面走向了正面。
當然，有的人是一貫反動，也有大量的人是一貫革命的。自然這是指他們的基本的或主要的方面而言的，就一般人來說，只是革命性強些還是弱些，或者是反革命性強些，還是弱些的問題。沒有人從來沒有犯過錯誤的，一個人既難於一輩子不犯錯誤，也難於一輩子總犯錯誤。犯了錯誤，及時加以改正，就仍然是一個相當不錯之人。
對於華國鋒，其搞陰謀政變，已經不能被算在犯錯誤之列，其完全屬於一種歷史罪惡。後來華又被鄧走資們攫取了政權，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無能。逮捕所謂的“四人幫”，是1976年10月6日的事情，到了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又搞了一次“審判”。前後相隔4年多時間，而這段時間內華國鋒已經大勢已去。華國鋒主導了逮捕“四人幫”的基本過程，原本應當由其自己來對此進行審判，以便給予一個最終的交代。但是，歷史卻變成了鄧走資主導了對“四人幫”的審判。華國鋒所始料不及的是，對“四人幫”的審判，正是自己政治生涯的衰落標誌。這個所謂粉碎“四人幫”的功臣，竟然變成了“四人幫”的體系殘存的勢力的“象徵”，歷史真實在進行着莫大的諷刺。

一、對華國鋒的歷史評價的社會聯繫問題

華國鋒通過陰謀政變攫取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地位，反過來也可以說其通過政變這種政治鬥爭取得了對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也許在華國鋒看來，其完全是正當的，剷除“四人幫”，是掃除其政治士途的上升的一種巨大的障礙。
談到歷史問題，特別忌諱的一種論說歷史的方法，這就是用臆測的動機來斷定一切。儘管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到人的心理和動機，甚至目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論說方式，會產生很大的不切實際的虛幻。
每一個具有正常頭腦或思維健全的人，都無法否認現在的中國已經基本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到處都是大量的被僱傭的奴隸。那麼，這種社會狀態是怎麼發生與發展而來的呢？一些人把產生這種資本主義復辟的惡果完全歸咎到鄧走資的頭上，當然，中國發生資本主義復辟，其中鄧走資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這是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另一方面，鄧走資們為什麼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取到政權，如果僅僅從表面上看，那麼，鄧走資獲得政權首先就是從華國鋒的手上接過了權柄的，當然，可以說是由於華國鋒在與鄧走資的較量中鬥爭不利所至。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呢？至少在華國鋒謀得政權的政變過程中，得到了葉劍英的支持。也就是說，華是憑藉着葉的軍事權力而斷然進行政變的。如果沒有軍方的支持與參與，即便有十個華國鋒要搞政變，也會被軍隊剁成肉泥。政變者，沒有一個不是膽大妄為的，但是，政變失敗者也不計其數。
由此說明，華國鋒為了奪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地位，是投靠了葉劍英的。由於葉是政變的主要參與者和受益者，自然，華國鋒就很難把其怎麼樣。
這就好比是被綁到了同一個戰車上一樣，同生共亡。
說明華勾結了葉，而葉又與鄧勾結。其結果是葉鄧再聯手搬倒華。葉始終處於不敗之地，而華成了幫人抬轎子的過河橋。
也就是說，華做了葉鄧做夢都難以做到的事情，客觀上也就為鄧走資取得政權埔就了道路。
在“華汪葉李”這個“四人幫”中，通過此次政變，各自得到了其想要的東西。用自己的“四人幫”打倒了別人的“四人幫”。對於“華汪葉李”這個“四人幫”來說，也只是形成了暫時的聯盟，過後不久，其這個短暫的聯盟就開始發生了分裂，一邊是華汪，另一邊是葉李。單單從葉李的角度看，這兩個人，不論誰也不再具有做第一把交椅的可能，但是，這絲毫不排除這二人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不止是以後敗在華汪的手中，那麼，其拉攏和培植自己的勢力也就不可避免了。
為什麼葉要急於把鄧請出來呢？一個是兩者的關係密切，另一是至少葉試圖把鄧請出山，至少可以與華形成對抗，起碼可以對華形成相當的威脅與制約，使其不敢把葉徹底放到一邊。葉已經進入到高齡階段，其顯然要為自己的後路考慮更多。不想把自己的最後前程毀在華的手上。
儘管幾個都是“76政變”直接的策劃參與者，但是，問題在於各人對此次政變的性質和作用的見解是不同的。對葉來說，其當然是把這一政變看成是“除四害”的必要手段。但是，出乎其意料的是華竟然要與“張、江、王、姚”反目，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華這個人只要在其個人需要的情況下，有可能與任何人成為仇敵。說明華要取得最高領導權，不過是藉助葉這個方面的軍權與軍威罷了，一旦華的翅膀變硬，葉是否還能夠保住自己的地位，仍然是一個未知數，一個變數，一個很危險的狀態。華所以還不能對葉動手，那是因為華自己在軍隊中還沒有自己的實力。
政變成功之後，另外兩個重要的軍事頭目陳錫聯、韋國清也跟到了華的一邊。後來的結果是這兩個人，也被解除了軍權。
對華的歷史評價，必須與社會歷史的變化有效地聯繫起來看，才能把握準確，如果沒有後期發生的資本主義的徹底復辟，那麼，就可以把華的政變僅僅簡單地歸結成為一次黨內的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但是，恰恰是在華通過政變上台之後，中國社會的航船開始發生了轉折與偏轉。
不是不能單看華當政時期自己所鼓吹的是什麼，還要看其當政的社會及歷史結果是什麼。
張、江、王、姚都是文革中知名的左派。毛澤東繼續革命路線的堅決的執行者與貫徹者。相反，葉、李反而是這一革命路線的消極的執行者，或者說表面上被動贊成，實際上試圖對抗與反對的。從後來所做的否定文革的決議的過程看，葉、李是贊成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這就暴露出了葉、李這兩個人的實質。
那麼，儘管華文革中的大致表現也具有左派的面孔，但是從其最終選擇了與靠右的人的聯合而不是與文革左派聯合，這本身說明其最多也不過是一個中間派，而說不好聽一點，實質就是兩面派。兩面派這種東西，機會主義的成份太多，兩邊的人都不會與其真正的合作，都會最終把其排除在外，但是，左與右，在很大的程度上又無法完全離開這種機會主義的兩面派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
如果葉、李要進行政變，當華要堅決反對，那麼，其就無法有效得逞。葉曾經向周提出或試探過除掉“四人幫”的問題，當場被周拒絕。儘管周在自己的經歷中，曾經是地下黨的最高決策者和領導人，這種身份使其對政變之類的東西，並非不了解。但是周選擇拒絕，在於其必須要忠於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另一方面也由於緊跟毛主席早已是多少年來所形成的定勢，一旦周起來反對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路線，那麼，周將會使得其全部的歷史被顛倒過來了，這個周是永遠無法做到的。也就是說，儘管周與“文革四傑”之間已經存在很大的裂痕，甚至有相當大的矛盾，但是，根本不可能在毛澤東在世期間，來解決這個矛盾與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同意，周是不可能把與“文革四傑”之間的矛盾當成為敵我矛盾來解決的。

所以，只有把華的政變放置到社會演變的大的方面來把握，才能看清其所起到的實質性的作用，這一作用使得中國從社會主義社會開始轉向資本主義。華所清剿的是文革的革命左派，由此華的政變作用就是對文革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屠殺與鎮壓。由此，華也就成了背信棄義的叛徒，是葬送中國共產主義事業前途的罪魁禍首。

二、“76政變”的階級實質問題
76年10月6日，“華汪葉李”這個四人幫的政變的階級實質就是官僚資產階級與走資右派聯合進行的一場反革命的陰謀政變。
在這個方面，當然會存在一些爭議。比如有一些人認為，在華國鋒當政時期，中國還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還是基本主張搞公有制的，由此，這些人堅持認為，華並不是復辟資本主義的罪魁，而只有鄧走資們才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野獸。
如果這種論調，能夠成立。那麼，就必須要看一看，華與什麼人進行了聯手，以及鎮壓了什麼人。華與葉、李進行了聯手，鎮壓了“文革四傑”，也就是與右派聯手，鎮壓了文革繼續革命的左派。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什麼，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中間派轉向了反革命。
但是，這樣說，仍然不完全，為什麼呢，因為，單純地從社會性質的轉變上來考察“76政變”的歷史作用，還不能與階級鬥爭問題有效地聯結在一起，對“76政變”還必須進行階級性質的分析，這個政變本身就是一場階級鬥爭，在這個政變中，資產階級戰勝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使得資產階級攫取了政權，建立了官僚資產階級與走資聯合的資產階級專政。

華國鋒屬於什麼階級的人呢？現在看來其屬於官僚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本身做為傳統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個實際存在的資產階級，曾經被毛澤東視作“官僚主義者階級”做為被批判被攻擊的對象，騙取了毛澤東的信任。
對官僚資產階級的認識，需要與走資派適當地區別開來。走資派也屬於資產階級，也是當權派，但是，走資派是要直接搞私有制的。而官僚資產階級有所不同，其不會直接搞私有制，但是其的實質是高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有制的，是要搞國有制的，這種國有制以國家統治集團占有資本的方式對勞動人民實行剝削、壓迫與奴役。由此，官僚資產階級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其把國家所有制一方面鼓吹成公有制，而實質上則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所有制，是官僚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的集團私有制。
認識到官僚資產階級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實質，也就揭示出了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實質與本來面目。從而把國家所有制進而國有制與生產資料的社會公有制有效地區別開來。
正確把握了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本質，那麼，也就可以找到為什麼華叛徒當政期間還沒有完全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癥結所在了，官僚資產階級上台，就會按照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方式對原有的人民公社集體所有制進行改造了，其會力圖把人民公社集體公有制改變成為符合官僚資產階級統治需要的官僚資產階級階級占有制，改造成更符合它特點的官僚資本主義的國有制。
也就是說，如果華國鋒不垮台，那麼，人民公社也不一定會解體，甚至會發展到官僚資本主義的農業國有制方面去的。
但是，華國鋒通過政變上台之後，並不能有效地駕馭全局，因為其所依靠的一個相當大的勢力是走資派。而跟着華國鋒跑的人，多數都是機會主義者，而且是官僚資產階級。這樣以來，即便在華國鋒還沒有徹底失敗之前，也即在1980年末之前，對人民公社的肢解過程就也已開始了。
華國鋒並不是一個公有制和人民公社的捍衛者，其不過是力圖捍衛其自己通過陰謀政變所得到的權力罷了。
華國鋒也不可能得到全國勞動人民的支持，因為其依靠政變攫取最高統治地位，特別是其投靠了走資派及右派，賣力地鎮壓和屠殺文革左派，使得多數人不可能不對這種出爾反爾兩面派保持警惕。

三、華國鋒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問題
正確評價華國鋒的歷史的地位與反動罪惡，自然就會聯繫到毛澤東提名華國鋒擔任總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問題。
歷史不會因為由於受到了毛澤東的推薦或提議，就可以說明華是一個什么正面人物。毛澤東在歷史中曾經重用提拔和重用過許多人，包括對劉少奇、林彪的提拔和栽培，也包括對王洪文的提拔與栽培，以及對鄧在平的重新啟用，但是，結果是不得不將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劉、林、鄧再次打倒。問題是，當毛澤東依然健在時，那麼其具有這個能力把這些被提拔重用的人剷除，但是，對於華國鋒的提拔重用的結果是出乎了毛澤東自己的意料。毛澤東過了不幾個月，就去世了。而這個結果使得華國鋒雖然並沒有直接取得黨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的職務，但是，已經處到了比其他人職位高的地位。
不管怎樣來評判，毛澤東這一次對華國鋒的職位的安排，都是一個歷史性的用人上的重大的錯誤。如果不敢於承認這一點，就不可能準確與有效地評價華叛徒的歷史罪惡。也正是由於毛澤東在最後階段用人的重大失誤，導致了整個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事業的慘痛的失敗。在這個方面，毛澤東的失誤和錯誤，導致了無法挽回的歷史結果。是造成資本主義從此轉入復辟軌道的一個重要的誘因。
可能有人會說，這樣的論說方式，帶有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的傾向。似乎只要錯用了一人，就是導致全盤皆輸的歷史動因了。當然，不能這樣絕對地看待傳統社會主義社會失敗的原因的，但是，傳統社會主義社會的失敗也是與這些人為的失誤與錯誤聯繫在一起的。
自然，毛澤東提拔重用華國鋒，主觀上希望華能夠擔當起必要的職務，一邊較好地繼續推動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和繼續革命向前發展的。另一方面，把華確定為國務院總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並不等於華就是天然的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繼承人。畢竟離兩個主席還有一步之遙。問題是在毛在做出這個決定之後，沒有為自己身後到底誰來接班進行明確。
如果按照正常的程序，那麼，誰來當毛澤東之後的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還是要經過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員會最後通過表決來決定的。
總之，毛澤東既沒有提議他去世後誰來擔當第一把手，也沒有明確誰應當具備這種資格。說明毛澤東並沒有預見到其身後有關誰來當主席的問題會出現什麼情況。這點表明，毛澤東是人，而並非是神。
在毛澤東逝世之後，誰來當黨中央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雖然華國鋒已經由於當上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並身兼國務院總理，職位已經不低了。由於這個比他人更高的職位，使得華國鋒要取得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要比他人更接近一些了。但是，沒有經過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討論和表決通過，就仍然離取得最高的主席職位還差一道程序和步驟。
如果華國鋒謙虛一把送一個人情，那麼，推舉他人為中央主席，很顯然，華仍然保持中央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職位，就是有把握的。並且還可以再增加一個頭銜，中央軍委副主席。問題在於，花這個時候不再謙虛了。
而即便華要取得主席的職位，那麼也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通過政治局的討論和中央委員會的表決來達到。
但是，問題恰恰是華感覺這種正常的渠道沒有把握，特別中央委員會中張、江、王、姚等的勢力還相當龐大。
由於鄧已經被再次打倒，葉也基本靠邊，由此，葉鄧勢力已經不再成為華登上最高職權的障礙，唯一有可能阻止華謀得最高職權的勢力也就是所謂的“四人幫”了。
因此，這裡顯然是一場權力之爭，也是一次對每個重要的領導人的重大考驗。
本來，做為共產黨人，應當光明磊落，對於這種關繫到國家前途與命運的重大的人事變動問題，應當至少在中央政治局的範圍內進行專題的開誠布公的討論協商並訴諸表決，不應當在背後依靠搞陰謀詭計來謀權。
但是，歷史就常常給人們開玩笑，偏偏就是在越不需要各懷鬼胎，勾心鬥角的時候，就越出現這種情況。原本需要大家同舟共濟，認真地把黨合國家的最高領導人的選擇放到維護社會主義事業和爭取團結的角度來處理，而實際上，被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以及明爭暗鬥所淹沒。
當然，人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即便處在高層，由於相互所形成的矛盾格局和利益上的訴求的不同，而難以自持，更何況這些爭鬥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反映罷了。
毛澤東的去世，不過是把最高職位實際地空出來罷了，由此總需要一個人頂上去以彌補出現的空缺。
其實這是一個這樣簡單了並不複雜的問題，只要在政治局中取得一個簡單的多數，就基本可以解決的問題，其結果由於華害怕自己無法取得這個簡單的多數，而走上了陰謀政變的歧途。
與華的陰謀政變的不法手段攫取了最高領導人的職位的醜行相反。張、江、王、姚雖然並不對華信任，但是他們主要防止的是鄧葉的陰謀篡權，也就是主要防止的是走資派反功倒算，這樣以來結果變成了陰差陽錯。
唯獨就沒有防範華，結果就栽到了華的叛賣的罪惡之手。很顯然，如果所謂的“四人幫”真的要搞陰謀奪取政權，那麼，在華很有可能成為死對頭的情況下，應當對華的防範超過對任何人的防範，就不會輕易地上了華國鋒設置的陰謀的圈套了，至少起碼保持兩個以上的重要人物不能同時出現在華的視野之內。由此即便華想一網打盡，也由於慎密的防範使其無法做到，也就不會變成華的瓮中捉鱉，守柱待兔，輕易得手了。
古人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張、江、王、姚“文革四傑”對華的粗心大意，使得他們走向慘敗的絕對的疏忽與失誤，結果釀成了全軍覆沒的可悲的下場。

在這裡不得不指出，毛澤東的屍骨未寒，華國鋒就竟然對毛澤東的夫人殘下了毒手，這說明什麼呢，一個是說明了政治鬥爭及階級鬥爭的殘酷，另一個無非表明，華郭鋒所謂的高舉毛澤東繼續革命旗幟完全是使用主義的騙人的把戲。當然，人們不能說江青就可以完全代替毛澤東，但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把直接迫害毛澤東的家人的人看成是毛澤東主席的革命路線的代表吧，毛澤東在革命鬥爭的里程中，先後喪失了數位親人，其中有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有被法西軍隊致殘的，有被美帝國主義的炮彈炸死的，而毛澤東的“親密同志與學生”——江青，則被華、汪葉李的反革命政變非法逮捕，被鄧走資一夥進行了邪惡的審判，處以死刑緩期執行，終身監禁，並最終被迫害至死。

在這裡，出現了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毛澤東並沒有把江青當成是他的敵人，而是看成文化大革命的得力助手，對江青的批評，是處於愛護與關心的角度出發的，當然，江青本身也有自己的缺點、弱點和毛病，而誰也並不是完人。另一個問題是毛澤東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提拔重用了華國鋒，而沒有直接提張春橋和江青。至少說明毛澤東對華還是信任的。
儘管毛澤東與江青在夫妻關係和生活當中存在一些矛盾，但是這些都是人之常情，很難免會發生的一些細節問題，按照毛澤東的政治原則性，如果江青試圖與毛澤東在政治上對立，那麼只要毛澤東一句話就可早已使江青從政治鬥爭的旋渦中消聲匿跡了。何必還需要作其他的安排而多次一舉呢。根本就犯不着大動干戈。
而華國鋒得到毛澤東的提拔與重用，從正常的人情關係看，其應當對江青多加保護以及起碼的最怕才是。也就是說其一旦握有重權，逮捕誰都可以理解，唯獨逮捕江青不能被人們理解和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首，第一夫人——江青（非毛澤東的第一任夫人），就這樣被華叛徒打進了牢獄，不但沒有得到華國鋒的知恩圖報，反而以殘酷的鎮壓為酬。
這件事情，充分表明，華國鋒是一個極善於偽裝的無恥小人與叛徒，為了攫取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而不擇手段的殘暴的反動的惡劣品質。
很簡單，在“文革四傑”的眼中，華國鋒雖然被定為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但是，他們並沒有由此就認為接替毛澤東的位置的就一定是華，究竟水能夠當上主席，還要拿到中央委員會最終決定。沒有想到的是，華這個人竟然早已開始預謀，並通過陰謀政變手段而攫取了最高領導權。
華國鋒既然已經走出了依靠陰謀政變得成的無恥叛徒的道路，那麼，剩下的事情也就由不得他自己來左右了。其已經與走資和右派變成了一條繩子上的螞蚱，只有一條道悶到黑方能罷休。
或許，華國鋒突然某一天良心發現，而有可能釋放“四人幫”，但是，走資派早就力圖要除掉的心腹大患，藉助華叛徒之手好不容易被關了起來，怎可善罷甘休，其必然要儘快處死而後快。這就是80年醜惡的審判的基本用意。只是擔憂立即執行死刑會徹底喪失對“毛澤東思想”的利用價值，由此，才沒有敢把事情完全做絕。
華國鋒最終走上了無恥叛徒的反革命的道路，是由於其兩面派的機會主義本性和個人權欲的膨脹所促成的。一個人的一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考驗，死亡、酷刑、金錢、美色和權力等考驗，任何一關過不去都會造成變質叛賣。或許華已經通過了前四種考驗，結果在正是年富力強的具有較為豐富的鬥爭經驗的當口，發生了可悲的無恥叛變。拜到在權力頂峰的誘惑之下，轉眼就變成了過目雲煙，落得了個千古罪人的可恥下場。

四、華國鋒與鄧小平的關係問題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關係是一個繞溪的問題，既有些對立，又有些曖昧。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華國鋒是鄧小平的部下，除了聽毛主席、周總理的之外，還必須聽鄧小平的部署。
華國鋒心裡明白，張、江是鄧小平的死對頭，鄧雖然重新占據了權力中心的位置，但是，這個文革中的第二號走資派，到底鹿死誰手，還要小心從事。在此期間，儘管華已經躍升為國務院副總理，並身兼公安部長，但是，暫時還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未來的一號。
已經透露出信息，又要開始批鄧了，結局如何，還要靠毛澤東定舵。中央政治局召開了由鄧主持的批鄧會議，與之前由鄧主持的批江會議，也即長達兩個多月的批江會議（75年4月末到75年6月末），已經顛倒過了一個個了。批鄧近儘管主要是“四人幫”的事情，但是，這次有毛澤東做後台，鄧是看來要倒台的，批鄧是非批不可了。至少也要做做樣子。
周已經病如糕荒，儘管很多人已經開始試圖從周那裡聚集起力量，但是，畢竟掌舵的人，還是毛澤東，由此過分地親密周，也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事情，還是需要搞平衡術的。
毛澤東的事情，已經基本由聯絡員毛元心代勞。誰也得罪不起。
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15日，追悼會由王洪文主持，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未參加。
1976年2月3日，華國鋒被毛澤東提名任國務院代總理。
可見，周總理去世，總理位置出現了空缺，但是鄧小平遭到了批判，由此，鄧已經被排除在總理候選人之外。如果鄧沒有遭受批判，很顯然，即便代總理的差事也輪不到華國鋒的頭上。
主席這個時候提名華擔當代總理，至少還沒有釀成大錯，至少可以平息一下由於罰沒鄧小平所隱含的危機。
也就是說在周去之後，沒有啟用張春橋，而偏向了華，多少帶有權宜之策的印跡。如果直接啟用張，那麼，恐怕隨後的事情會越加難以預料和控制了。
這裡不去着重分析華出，鄧落，及張未上的問題。而分析一下，華與鄧之間的一下一上的交替關係。
1976年4月7日，毛澤東提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國務院總理，當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同時免去鄧小平職務。
華國鋒與鄧小平，原來並沒有多少恩怨，但是，在發生“4.5事件”之中及之後，打倒鄧小平已經成為定局。
“4.5事件”起初是多數民眾懷念周總理，但是，發展到後期，已經有人當後台在背後開始操縱了。這其中有鄧，也有葉。鄧遭批判，葉被靠邊。如果認為兩者沒有參與這次陰謀，則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其借悼念周總理的形式，試圖對黨中央毛主席發動猛烈攻擊。
但是，也需要進行適當的分析，在毛主席依然活着的時候，鄧、葉在背後指使來搞這種活動，能夠撈到什麼稻草呢。似乎並不能改變什麼大局。或許只是不甘心失敗而做的最後掙扎而已。
鄧、葉所以要鬧，還因為毛澤東的病情已經難以堅持多久。看出了毛澤東已經很難把握大局了，當然，企圖亂中取勝。
這裡不得不說，毛澤東對鄧小平還是有曖昧態度的，結果這麼一鬧，加上江青、張春橋等看清了“4.5事件”背後的後台老板，自然再次打倒鄧，也就不可避免了。但是，為什麼毛澤東沒有堅持開除鄧的黨籍呢。只能說明這個時候毛依然沒有徹底看清鄧走資的危害性。這就為後來鄧重新起家造成了一個藉口。
毛澤東在用人上存在一些問題，這包括對華國鋒的器重。而對張春橋的器輕。使得整個格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錯誤地重用了華。事實證明這造成了很大的後患。
華國鋒與鄧小平的過節，實際上就是發生在這段時間。由於批鄧已經被明確，華國鋒這才不甘示弱，也開始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落井下石而已。
華國鋒已經主持中央工作，繼續堅持“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由此，也就奠定了鄧與華勢不兩立的開端。本來鄧被撤消一切職務，鄧當總理的夢想破滅了，就很憋火。再加上遭到批判，由此華也就成了鄧的眼中的狗屎。如果一旦鄧再次得勢，一定會把華掐死。
華雖然並非是倒鄧和批鄧的主力，但是，華是在堅持批鄧的前提條件下獲得提拔與重用的，如果其在毛澤東去世之後，很快就取消批鄧，那麼，很顯然，就表明了華這個人是兩面三刀，由此，在華通過政變取得最高權力之後，阻止鄧出來是不得以而為之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華又無法有效地阻止鄧的復出呢。這是由於華在政變之時已經投靠了葉、李走資派。如果再次失掉葉、李的支持，那麼華將無法繼續待在上頭。
在葉反覆地要求使鄧重新恢復工作的情況下，如果華決義不許，那恐怕華很快就會遭受到葉、李的排擠，進而更快地失掉頭銜。由此華得罪不起葉，只好讓鄧重新出山。
華叛徒心裡很清楚，鄧一旦出來，自己的位置就很難保住了。但是，當無法阻止鄧再次出來時，華依然試圖把鄧限定在當一個政協主席這樣的空頭銜上。但是，華的如意算盤，還是撥錯了。
鄧小平已經準備取而代之了。
等華開始清醒，而已經為時已晚了。
華起初認為，如果自己同意鄧重新出來，鄧一定會感激自己的，鄧的歲數也不小了，只要給其適當的職位，也許鄧這個人很可能就已經相當滿足了。然而，華國鋒已經到了利令智慧昏的地步，其難道不知道正是毛澤東親自決定把鄧小平再次打倒的嗎，一旦給鄧重新工作並恢復原職，無疑等於直接否定了毛澤東生前所做的根本決定。
毛主席剛剛去世不長時間，華國鋒不就為鄧小平翻案了嗎。由此可見，華國鋒的所謂的“兩個凡是”，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使用主義的“兩個凡是”了。毛澤東生前所確定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為什麼華國鋒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就公然否定了呢。
華國鋒由於權欲惡性膨脹，受野心的驅使，採取了非法的陰謀政變手段攫取了黨和各家的最高領導權位，與走資和右派鬼混到了一起，上了賊船，做了無恥的投降派，最終走向了背叛變成了無產階級革命可恥的罪惡道路。
當鄧重新出山之後，其怎麼可接受被華擺弄。何況華也是打倒鄧的一大幫凶。從攫取最高同志權的需要和搬倒自己的執政朔敵的要求，這兩個方面，鄧都要把華排擠掉。
其結果也正是如此，華為了謀權，竟然與走資派勾結實施反革命政變，其結果是上了賊船，還能由己嗎，不是被扔到垃圾桶，就是被甩到河中淹死。自然，華最終還是被鄧走資所遺棄了。

五、華國鋒是在保衛社會主義嗎？

在毛主席親自所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運動中，到底是誰沖在了最前列，能夠輪得到華國鋒嗎，很顯然，沖在最前沿的當屬“文革四傑”了。華最多也不過是一個中派稍微偏左了一點而已。
文革左派經過堅決的鬥爭，方才取得了基本勝利，奪取了相當的政權。文革如果按十年計算，那麼，這個期間打倒了一大批走資派和保守派，有效地防止了資本主義的復辟。
華國鋒則是無功受祿，成了摘桃子的行家裡手。
一些人，認為林彪是文革的一大左派，甚至認為林彪屬於“極左”，但是林彪不能算“極左”，林彪只能算是“形左實右”，林彪實際上不過是在謀權，多數文革的實際鬥爭，其是不參與的，甚至也是不感興趣的。
林彪唯一的作用，就是吹捧毛澤東。通過不斷地吹捧毛，來變相地抬高自己。以便能夠順利接班，執掌大權。搬倒劉少奇，林彪是很賣力氣的。如果 不把劉整垮，林彪怎麼能取而代之呢。從後來，林彪要當國家主席，結果就暴露出了林彪原來整劉的實際意圖了。
在文革中始終有一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在起着關鍵的作用。這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意義在於什麼呢。一是要不斷的革命、反覆的革命、持續的革命，二就是要在把主要的“黨內資產階級”也即“走資派”清除掉，但是這一革命還包括另一項重要內容，這就是還要繼續把“官僚主義者階級”拿下，文革的整個進程實際上僅僅進行了一半，也即主要把走資派打倒的差不多了，而對於“官僚主義者階級”還沒有傷多少骨，動多少筋。甚至為了集中火力對付走資派，還不得不保護、重用和提拔一些有較好表現的“官僚主義者階級”。要利用這部分人，以便有效地打擊一小撮。
等走資派被清剿的差不多了。那麼，再系統地“清理官僚主義階級”方能說，文化大革命次算搞得比較徹底了。也是繼續革命所必然要求的行進方向。
毛澤東雖然親自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但是，在自己有生之年，其並沒有完成這一革命。
那麼，作為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繼承者，必然就要求將這個繼續革命進行到底。
而遺憾的是，毛澤東最後錯用了一人，把一個實質上屬於官僚主義者階級的華國鋒，誤當成了文革左派。
毛澤東曾經要自己研究文革中不足的方面。但是，這種“不足”，其沒有能夠充分地表達出來。
現在看來，就左派的不足而言是一部分人試圖“打倒一切”，而更多的不足，恐怕是對走資勢力的頑固性估計不足。
文革之中當然有壞的東西。一部分右派，就挑逗群眾斗群眾，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走資派）就對造反派進行鎮壓的。
文革之中還有一些派別，其表面上也打着擁護毛主席的旗號，但是，販賣反動的血統論，鼓吹什麼“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混帳兒混蛋”，“老子打江山，兒子做江山”。這些派別都有後台。並且是跳起武鬥的禍首。老子有權嘛，可以玩槍弄刀嘛。
華國鋒在文革中期初屬於保守派的。後來見風施舵，才站到支持左派的一邊。如果沒有這一出，華國鋒就不可能再有什麼機會，升遷到中央了。
毛澤東對華形成印象，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個是華在搞合作化運動中的確有自己積極的東西，另一個是華是毛澤東家鄉湘潭的“父母官”，在文革之前總的把湘潭搞得不錯。再一個就是由於華國鋒一直在毛澤東的家鄉湖南省工作，由此華國鋒就增加了接觸毛澤東的機會。通過這些接觸使得毛澤東得到了華這個人“忠厚老實”的初步印象，後來是“厚重少文”。
華國鋒從縣委書記到省革委會主任及省委第一書記，是一級一級的逐漸上來的。在文革期間的確受到了毛澤東的重用和提拔。這主要還是華最初在毛澤東家鄉湘潭的工作成效所做的鋪墊。並且華在67年及時轉向，站隊正確。
華國鋒，能夠走到中央，到底是什麼原因呢。在1971年“9.13”事件之後，對毛澤東的打擊和觸動實在太大了。甚至直到去世之前，也一直未能回復元氣。林彪時間，使得中央突然出現了一大批真空。結果是，華國鋒得到了提升和重用，甚至連鄧小平這個第二號走資派，也不得不重新啟用。這說明中央的權力真空實在太大太大了。毛澤東感覺自己身邊嚴重地缺人。
從這個現象看，說明毛澤東在林彪事件之後，開始轉向“安定團結”為好的趨向了。
這個趨向，也是決定毛澤東後面重用華的一個良苦用心。其很可能希望華能夠站到中偏左的方面，起到平衡作用。
實際上，毛澤東可以做到的事情，他人未必能夠做到，毛澤東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生，而另一些人未必是這樣。毛澤東的鬥爭經驗和能力，在中國很難找到第二個人可以與其相比。

在華國鋒，陰差陽錯，鬼使神差，通過反革命陰謀政變實現篡黨奪權之後。華國鋒的所做所謂，還是在保衛社會主義嗎？
華國鋒為了保住自己的職位，不得不推翻毛澤東生前所做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果斷決定，堂而皇之地就把鄧走資放了出來，並且不但官復原職，而且實權大為增加。
這樣以來，就實際進入高了華鄧之間的白熱化的爭權奪利的鬥爭。
也就是說，華國鋒自從搞了反革命的陰謀政變之後，請注意，華一直在兼任公安部長，華與汪、葉，都是庸兵自重的，由這樣的三個人參為主的政變，當然就是軍事政變，那麼，在這個反革命的軍事政變之後，華與鄧的鬥爭，實際上就變成了華企圖維持和保持自己的權位的不被鄧剝奪的一場徒勞的爭權鬥爭而已。
根本與是否是在保衛社會主義無關。
毛澤東時期的社會主義社會，正式由於華汪葉李的反革命軍事政變，而被毀掉的。由於這個政變，達到了篡黨奪權的目的，實現了官僚叛徒與走資聯合的資產階級專政，對文革革命左派及造反派進行了瘋狂的清剿與鎮壓。
由此可見，華在政變之後所做的一切，除了欺騙之外，都不過是為維護其自己的罪惡的統治地位而與鄧走資發生了一場爭權奪利的狗咬狗的鬥爭罷了。

通過上述對與華國鋒有關的五個方面的關係和聯繫的分析，對於準確把握華國鋒這個人物的歷史作用，也就是說把其放置到應當放置的歷史環境與關係當中，才能基本看清華國鋒的歷史真面目才能比較準確地給其進行歷史定位。
華國鋒這個人，是這樣的一個人，少年有志，青年有功，狀年爬行，中老年有罪。
華國鋒所犯的罪行，是毀掉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反革命罪行，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重大歷史罪惡。與這種復辟倒退的反革命罪惡相比較，華國鋒前期所做出的那一點點所謂貢獻，無論如何都是不可比擬的，由此也是微不足道的。
由於華國鋒幹了反革命想要而並不一定能夠做到的事情，由其所主導的這一反革命的罪惡政變，使得華終於變成了背叛共產主義的反動叛徒，變成了一個無恥透頂的千古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