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揚州十日記》錯誤百出
1. 最致命的錯誤是，王秀楚身為史可法的幕僚，《揚州十日記》說，“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但是，史可法當時並未到白洋河。應延吉《青磷屑》卷下。

2. “揚州十日”被清兵屠殺八十萬人的由來，此說極不可信。

到底有多少人死於揚州屠城?

葛劍雄主編的《中國人口史》第四，五卷說：

蕭一山分析道：“人民之遭兵者，兵民莫辨，凡十日間，查《焚屍簿》所載，已有八十餘萬之多。其被擄與落井投河，閉門焚縊者，不與焉。”①如此算來，可能有百萬之眾。顧誠則認為這一數目有可能誇大，當時揚州城內未必有這麼多居民②。可是，蕭一山引揚州守將史可法城陷後被俘時所說的一段話，可為佐證：城亡與亡，我意已決，即劈屍萬段，甘之如飴。但揚州百萬生靈，即屬於爾，當示寬大，萬不可殺。揚州人口可能多達百萬。《明季南略》卷3稱：“揚州煙爨四十八萬，至是遂空。”指的是城市常住人口，不應包括守城的軍人及其家屬，以及逃難人城的人口。看來，根據《焚屍簿》記載得出的80萬死亡人口的結論是大體可信的。
在嘉靖年間的抗倭戰爭中，揚州城曾因其城牆高大而得以保全。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鄉村居民總想憑藉城牆獲得庇護。有記載稱：“初，高傑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遷湖瀦避之，多為賊所害，有舉室淪喪者。及北警戒嚴，郊外人皆相扶攜人城，不得人者，稽首長號，哀聲震地。公輒令開城納之。”③然而，以往的經驗這次卻行不通了，清兵憑藉紅衣大炮很快攻破城牆。人城的鄉民多死於屠城。在本書第四卷中筆者曾經指出，在明代末年的戰爭中，河南地區的百姓也總是遷入城中避難，結果釀成了開封城數十萬人口死亡的大慘劇，也釀成華北，尤其是河南地區許多類似的屠城慘案。
　　①蕭一山《清代通史》，第290頁。
　　②顧誠《南明史》，第186頁。
　　③戴名世《揚州城守紀略》，中國歷史資料研究叢書，上海書店1982年版，第32頁。　

但是，葛劍雄的《中國人口史》相關內容，主要引用“揚州十日記”，戴名世《揚州城守紀略》上文已經討論過。順便說一下，葛劍雄的《中國人口史》一書錯誤百出，以宋朝的農業技術和土地面積，
宋朝不可能人口過億，葛劍雄卻給我們來了個現代版的人口“大躍進”，已經被海內外學者嚴厲批評。

揚州城中多少人

我們只需估算當時揚州城內有多少人，就知道《記》的真偽。
古代典籍極少揚州城市人口統計，但可以肯定，在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體制下，城市人口不多，《萬曆江都新志．食貨志》記載，全江都縣洪武九年（１３７６）是６４８７２人；萬曆九年（１５８１）是１１１３８４人。滿打滿算，到順治二年（１６４５）全江都縣的人不會超過１６萬，假如全部躲進揚州城，再加上守城軍人不會滿２０萬。
明清揚州城內的面積應是４．７８平方公里。當時城內和城郊最多８平方公里，要住８０萬人，每平方公里要住１０萬人。上海市盧灣區是上海人口密度較高的中心市區。據盧灣區地方志發布的資料，１９９３年底，全境人口近４２萬，面積８．０２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住５．２４萬人。盧灣區高樓林立，顯然，明代的揚州不具備這規模。

據《〈揚州十日記〉證訛》》作者考證，揚州城當時人口不會超過十萬人（作者羅列詳細的數據和圖表）；吳子輝著《揚州建置筆談》（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有專門介紹歷代揚州府縣人口的篇目，其中萬曆六年（１５７８年）揚州各州縣的總人口為８１萬人，當時揚州所轄州縣十座。明末揚州城池不大，容納不下８０萬人。
結合《揚州府志》所刊揚州府城池圖，複製當時揚州府城池的示意虛線內為舊稱宋大城處，原來周長2280丈，經明朝張德林改筑後為周9里，計1757丈5尺，即稱為府城處市河東部為新城區，系明嘉靖乙卯築以防倭寇者，周長約10里， 計為1541丈9尺。府志提供了城的周長，城池圖提供了城為四邊形的，但未說明邊長。在四邊形中以正方形面積最大。按照正方形進行計算，其結果是：府城區面積約2144760．25平方米。新城區面積約1651255平方米。整個揚州府城的面積約為3795985．25平方米。
按照城池圖估算，城內的民房、官廨、寺廟、學校、廳堂樓閣、園院場橋等建築物及河渠所占地約為60％。假如王秀楚所記被殺人數“八十萬餘”是實，不把清軍、揚城生存者及其他方式死亡者計在內，這“八十萬餘”人的人均占有土地面積僅4．7平方米，如將建築物所占面積減去，則人均僅占有土地不足1．9平方米。這些人在生前，要摩肩擦背，死後要象柴禾一樣地碼起來。人在這樣環境裡是不能夠進行生存活動的。更何況揚州的實際形狀不是正方形的，其面積平方米數必定要小於上述數字，而人口採用了“八十萬”這個最小數字。如果把城內面積數字減少而把“八十萬”以外的數字加上，那麼在清軍入城前，揚州府內人一個挨一個也容納不下了，這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揚州府領屬三州七縣，它們是高郵州、泰州，通州，江都縣，儀真縣、泰興縣、寶應縣、興化縣、如皋縣、海門縣。縣附府治揚州府和江都縣在同一境內。 自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迄萬曆六年(1578年)的185年中，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的編戶丁口，除成化十三年外，變化都不大。無論整個揚州府還是江都縣一縣的編戶數與人口數的比例，基本是在1：5這個數字上下浮動。這和我國的多數比較發達地區編戶丁口人數的比例基本一致。
萬曆六年(1578年)到康熙十四年(1675年)的近百年內，揚州全府丁口減少約42萬人。萬曆以來，災禍頻仍，崇禎以來，戰亂加劇，人民死走逃亡，人口大量減少是必然的。由於揚州府衙始終和江都縣在同一處，就人口數字而言，府縣為一。從江都縣一縣的登記來看，康熙前期和洪武時期的丁口數字基本持平而稍稍低於成化、嘉靖二朝。約減少了三萬左右。
百年左右時間裡，江都縣減少人口約三萬，揚州全府在百年左右時間裡減少人口約42萬。揚州府所領三州七縣共十個單位，平均起來，每個單位減少約四萬人。江都縣所減少的人口數字也是接近的。
自洪武以來，全府丁口最多時是萬曆六年(1578年)，也僅有81萬餘人。揚州府和江都縣同在一城，府屬除政府機構外，並不另有自己直轄編戶丁口。就人口而言，府縣為一，而江都縣全部人口(包括郊外)從未達到過十萬。

王秀楚在《記》中記述的是揚州城內的大屠殺，不是揚州府全境的大曙殺，而揚州城內從來沒有過這麼多人，也容納不下這麼多人，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即使把全城殺光，也不會超過十萬人，更何況事實上不可能殺光。

3. 《揚州十日記》一文自身的矛盾; 滿人怎能說漢語

《記》中講到的清軍士兵大都簡單的用“卒”字，這既可以理解為滿人，也可以理解為漢人。不過有幾處明顯是滿人。《記》中說：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王秀楚、紅衣者、黃衣者之間毫無語言障礙，這就離奇了。
《記》中有幾處明確寫道：“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清軍於１６４４年入關到攻占揚州，時間上只有一年，他們是軍人，沒有時間學習漢語。廟堂之上的滿漢官員尚且語言不通，何況一般小民百姓，這樣的記載能使人信服嗎？

順治二年（1645年）三月十二日，大學士馮銓、洪承疇因皇上“一日之間，萬機待理，必習漢文曉漢語，始上意得達而下情易通”，遂奏請選派滿漢詞臣向皇帝進講六經。昭連在《嘯亭雜錄》卷二《啟心郎》條記載說：“國初滿臣不解漢語，每部置啟心郎一員，以通曉國語（按即滿語）之漢員為之，職正三品，每議事坐其中。”這都反映了清政權在北京建立之後，實行全國範圍的統治，在語言文字上遇到的困難。1644年以前，清軍雖曾數次入關，但停留時間都比較短暫，滿漢語言障礙不可能迅速超越。迨豫王大兵進入江南地區，戰事緊迫，沒有學習漢語的條件，而且清軍從未到過江南地區，江南（揚州）話比北方話更難於聽懂，即便是講漢語，用漢文的漢人，也不易聽懂，更何況剛過淮河的清軍。另外一方，即揚州人，多數人聽北方話也會感到困難，時至今日，在南方和北方人之間，不是仍然存在着互相聽不懂的情況嗎？，更何況清軍講的是“滿語”呢！王氏卻在文章中多次提到聽“滿兵”講話和他與“滿兵”對答如流的講話情節。如“一騎獨指予呼後騎曰：“為我索此藍衣者”。“卒固囑我於諸婦曰：“看守之，無使逸去。””王秀楚不僅能聽懂滿語，並且能和“滿兵”相問答，現將這段話摘抄如下：

紅衣者熟視予，指而問曰：“視爾非若儔輩，實言何等人”？予念時有以措大而獲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斃者，不敢不以實告，紅衣者遂大笑謂黃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蠻子非常等人也。”（引者按：清朝服飾制度，普通人是不准也不敢穿黃色，包括明黃、杏黃和金黃的衣物的，這裡卻是說是穿黃色衣服，豈非大謬）復指洪嫗及予問為誰，具告之。紅衣者曰：“明日王爺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斃。”命隨人付衣幾件，金一錠問：“汝等幾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則曰：“隨我來”。

從這段流暢的對話中，怎能感覺到這是“滿兵”用“滿語”於江南人第一次見面時的直接交談呢！揚州人講的話，不但清軍將官可以聽懂，“滿卒”也聽得懂。如記一“滿卒”對其兄進行敲索時，其兄哀懇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當取獻。”又如在“滿卒”污辱婦女時，被辱婦女說：“此地近市，不可居”。在他妻將受辱時，他對“滿卒”說：“婦孕多月，昨乘屋墜下，孕因之壞，萬不能生，安能起來？”而這個從未到過江南地區的“滿卒”對各類內容的揚州話都聽得懂，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諸如此類的談話，還有多處，不一一例舉。

此處須說明一點，《記》中所能講漢語的“滿兵將”係指滿州旗之兵將而非漢軍旗之兵將。因原著通篇未涉及漢軍旗兵將，同時《記》中多處明確寫道：“領此者三滿卒也”，“突遇眾騎至，中一與卒滿語一、二，遂舍予婦去”、“自相奮擊，內一卒勸解，作滿語”等。

4. 揚州城破後，南明總兵劉肇基曾率兵進行巷戰，史書不乏記載。而王秀楚根據自己的“目睹”記二十五日城破時情況是：“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指清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闞其服色皆揚俗。”緊接着他從家中出來，又看見“北來數騎皆按轡徐行，遇迎王師者，即俯首若有所語……迨稍近，始知為逐戶索金也。”在硝煙瀰漫、喊殺震天的戰鬥之際，清軍競攜帶婦女從容地走在城上，將士們挨戶索錢，這是有悖情的。

按軍事常識論，清軍既奪取揚州，戰役的目的已達到，自然應彈壓保守之，而王氏在記敘五月初一的情形時，除描述了清軍的搶殺外，並記有：“是日，興平兵復入揚城而寸絲半粟盡入虎口。”到初二日，府州縣均已任命了官吏，而記述初五日情形時，城內仍然是“往來打糧者日不下數十輩……，初不知為清兵為鎮兵為亂民也。”勝利之清軍競能容忍“興平兵”和土匪之流任意進出府城，對其肆意搶掠也不聞不問，這也予情理不合。

5. 王氏在其書中有三處提到清軍將領，記敘亦頗詳明。其一，四月二十八日，記其兄之遭遇時云：“伯兄亦來，雲是日被動雲負擔，賞以千錢，仍付給令旗放還。”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清軍並非毫無軍紀的野蠻之師。其二，在同一天裡還發生了另外一件事：“復聞有王姓將爺，居本坊昭陽李宅，以錢數萬日給難民。”還些清軍既是強盜--任意搶殺，又是菩薩--救貧賑災，先當強盜，後做菩薩。以搶來的錢再施捨給原主。這樣的記載不禁使人懷疑。其三，二十九日與他談話的紅衣青年將領，曾勸慰他“幸勿自斃”，還給他“幾件衣服”和“金一錠”，當知道他家人已五天未吃飯後，就親自將他帶到一宅院，命人給他家燒魚做飯，他吃飯後，還允許他把魚和飯帶走去餵受傷的哥哥。這又叫人怎麼理解呢？

6. 王氏在四月二十六日記事中引用“滿卒”話說：“我輩征高麗，擄婦女數萬人，無一失節者”。這裡不談他何以能如此透徹的理解滿語，就征朝鮮一事，史書記載頗詳，後金（清）與朝鮮共發生戰爭二次。第一次是在天聰三年（1627年）正月，由貝勒阿敏率兵遠征，距1645年已十八年，第二次是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這次是由清太宗親征，兩次征戰，均無“擄婦女數萬人”之事，即《李朝實錄》也無此記載。且當時稱“朝鮮”，不稱高麗。

7. 自古以來，兵火相連。揚州烈火，王氏屢屢述及。令人不解者，如此空前的兵燹之後，城中竟然還存有“督鎮（史可法）所儲軍糧，如丘陵，數千石。”未受任何損失，供清軍用它來賑濟災民。《記》中甚至還有這樣記述：“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紛紛傳說洗城之說。城中殘黎冒死縋城昔大半。舊有官溝，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晝伏，以此反罹鋒，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輒結伴夜入官溝盤詰，搜其金銀，人莫敢誰何。”觀此，給人印象是清軍只在城外活動，只是在白天活動，夜晚競無守城之兵，城外不知為誰家之天下，競會有人在清軍“屠殺”的時候，夜入城內送死。這哪裡是戰爭尚未完全結束的揚州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