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不領美國救濟糧的真相

　　朱自清的家喻戶曉，不僅因為《背影》、《荷塘月色》這幾篇散文1949年後長期選入中學課本，更因為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知識分子，尤其是朱自清這類“舊知識分子”，有幸受到毛澤東表揚者，可謂鳳毛麟角。受到毛澤東表揚與文章被選入課本，又有着邏輯聯繫：正因為受到了毛澤東表揚，文章才被選入中學課本；不然，像朱自清這種被稱作“自由主義者”的作家，不被從現代文學史上徹底抹煞就算萬幸了，還敢奢望成為培養“無產階級接班人”的材料。

　　1949年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了《美國對華關係白皮書》，其中詳細敘述了抗戰後期至1949年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及其逐步失敗的過程。中共中央認為，這“白皮書”是一份極好的“反面教材”。對這樣的“反面教材”，毛澤東從來不會放過。於是新華社連着發表了六篇對“白皮書”的評論，除了《無可奈何的供狀》外，其他五篇，《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都出自毛澤東之手。這著名的“六評”，宣告了建國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也奠定了建國後全民性反美仇美的政治和情感基調。

　　在毛澤東執筆的五篇文章中，《別了，司徒雷登》也曾長期選入中學課本，因而也最廣為人知。正是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對朱自清點名表揚：

　　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願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我們應當寫聞一多頌，寫朱自清頌，他們表現了我們民族的英雄氣概。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文章，旨在喚起民眾反美仇美的強烈情緒。在這樣做時，毛澤東巧妙地把朱自清作為一個榜樣、一個楷模。此後，朱自清就成為了一個反美仇美的符號，成為了一個“民族英雄”。

　　這些年，我常常想到朱自清。面對一浪又一浪的反美仇美潮流，我想到了毛澤東的《別了，司徒雷登》等一系列文章，自然也想到朱自清作為“榜樣”和“楷模”的歷史身影。固然不能高估朱自清對50多年來反美仇美情緒、思潮的影響，但要說他的所謂“不領美國‘救濟糧’”對此後全民性的反美仇美有一定促進作用，恐怕也不無道理。

　　我之所以想到朱自清，還因為如今人們反美仇美的方式，與朱自清有了很大的不同。朱自清真是太老實的人，因為在某種問題上對美國有所不滿，便“寧可餓死”，也不吃美國的“救濟糧”，並且臨終時還以此囑咐家人。如今的這些反美仇美者，繼承了朱自清們的“精神”，但堅決地拋棄了他們的方式。大學生不妨一邊表現得似乎與美國不共戴天，一邊拼命啃英語，渴望早日拿到赴美的簽證；官員們不妨一邊對美國的“霸權”表現得切齒痛恨，一邊爭相把子女往美國送。至於一些反美仇美的學者，其行狀就更耐人尋味了。他們或者長期生活在美國，或者在中美之間飛來飛去，一邊盡情地享受美式生活方式，並且儘可能多地撈取美元，一邊則不遺餘力地對美國進行着批判、聲討。朱自清以“不食嗟來之食”的方式捍衛“民族尊嚴”，今天的這些反美仇美者不知是否會視為“土老冒”；朱自清若地下有知，目睹今天這些反美仇美者的行狀，也不知作何感想。

　　近人吳闓生曾將李商隱“昔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詩句改為“但得昔陽無限好，何須惆悵近黃昏”。約在1947年，朱自清將這二句詩錄出，壓在書桌的玻璃板下。年近半百就有昔陽黃昏之感，似乎有些過早。如果考慮到一年以後就貧病而死，又不能不感嘆朱自清的“昔陽”和“黃昏”過於短暫，不能不為朱自清“晚景”的淒涼心生哀戚。所以，我覺得壓在朱自清書桌上的二句詩，改為“哪得昔陽無限好，應須惆悵近黃昏”，才符合實際。

　　不領“救濟糧”的國內外背景

　　要明白朱自清不領美國的“救濟糧”到底是怎麼回事，要先清楚兩件事：一是美國為何給中國“救濟糧”，二是朱自清們為何“寧可餓死”也不領。

　　抗戰結束後，天真的人們所希冀的和平並沒有到來，國共之間的內戰幾乎是不可避免地爆發，“國統區”的經濟也幾乎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機。在大城市，尤其是華北的大城市，人們的生存都面臨嚴峻威脅。韋君宜先生在自傳體小說《露沙的路》中對此時的情形有如此解說：“仗要堅決地打下去！戰爭以人民解放軍的名義猛烈進行。還談什麼和平，想什麼還鄉！國民黨統治區有些書呆子，原指望着打垮了日本就可以大大地喘口氣，從此中國就是戰勝國了。還寫文章登報說是‘四強之一’哩。哪曉得是這樣，大城市被周圍小城市和農村包圍，物價飛漲，生活都生活不下去------”面對這種情況，美國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於1948年4月2日通過了《援華法案》（一般稱為《1948年援華法案》），主要內容是：美國核准撥款四億六千三百萬美元，其中三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為對華經濟援助，一億二千五百萬美元為特別補助，由國民政府斟酌使用，期限為一年；美國希望對華援助自始至終得到中國當局的合作，但“不得解釋為美國對於中華民國的政策、行為或承諾，或對於中國國內任何時間所存在的狀況，承擔任何已經明示或默認的責任” 。這話說得很拗口，直白地說，就是美國對華援助不得理解為用於政治和軍事目的。“法案”決定，在上述撥款尚未實現之前，由國會授權並責成復興金融公司暫行墊支不超過五千萬美元的款項，由總統決定實施方式及數額，以解中國的燃眉之急。該“法案”還規定，中美兩國應行簽訂有關“協定”，保證“法案”的實施。於是，1948年7月3日，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與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簽署了《中美經濟援助協定》，主要內容為：美國依照1948年援華法案，並鑑於國民政府正推行穩定經濟的政策，向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美方供應物在華出售價，由雙方商定；等等。（1）在這種情況下，才有了美國的“洋麵粉”一類救濟物來到中國，也才有了朱自清們以拒領這類救濟物的方式向美國“示威”。

朱自清們是在“反美扶日”的名義下聲明拒領美國“救濟糧”的。所謂“反美扶日”，是指反對美國對日本的扶持，換句話說，是反對戰後美國在日本實行的某些策略。“反美扶日”的運動，於1948年春先在上海興起，很快蔓延到北平、成都、武漢、昆明等城市。運動的主要方式是遊行示威，參加者主要是大中學校的學生。也正是在這種“反美扶日”的熱潮中，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了字。1949年後中國大陸的出版物在介紹這場“反美扶日”運動時，往往強調中國共產黨對運動的發動和領導作用。而其時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向國務卿馬歇爾報告中國的反美情緒和運動時，卻認為其中有着更複雜的原因。例如，在1948年6月14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司徒雷登寫道：

　　反美情緒廣泛擴展，具體表現為對我們扶持日本所舉行的抗議------解釋這種現象相當為難，認為它完全出於共產黨或蘇聯的挑動那就太過於簡單化了。打入教職員和學生中的代理人所做的巧妙的宣傳和組織，自然有助於製造這些運動。但這麼多人卷進去而其中包括許多平時親美的人們，這說明運動本身有其使人易於接受的原因。這或者主要是由於自前世紀末就產生的害怕日本的心理，我們無法想象其條件反射和深度。由於對我們在日本的行動所做的歪曲的，其中包括中國官方來源的報導；由於對德瑞波和類似報告的公布而產生的誤解和錯誤推論；由於諷刺說我們為了準備對蘇作戰而不惜犧牲中國；自然地，以及由於有意的持續不斷的惡毒的宣傳，反美情緒就更加擴大化了。另一個真實的原因是人們對現政府的普遍的不滿而美國卻同這個政府的存在和缺點有着不合理的然而卻是想得通的聯繫。學生比其他階層的人更加敏感，他們極度失望了而又沒有出路發泄他們的愛國熱情。在現在使人沮喪的狀況下，煽動反對美國扶持舊日仇敵的日本自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除了這種心理和共產黨人以及其它反政府人士的利用而外，還有自私和缺乏遠見的工商界人士，他們想避免日本的競爭。舉例來說，利潤很大然而效率很低的上海紡織工業，他們想把持上海和東南亞的市場。因此極左分子和愚蠢的資產階級利益奇怪地結合起來反對我們在日本的做法。我們無法使這些做法（指美國扶持日本的做法——譯者）一點也不產生合情合理的誤解。（2）

　　司徒雷登在1948年6月30日致馬歇爾的報告中，談及中國的反美情緒時，又說：“我們的支援及其目的被嚴重歪曲誤解了。日本的事例被利用來證明我們的帝國主義意圖，說我們準備用日本和中國將來進行對俄作戰。對他們說日本重新武裝對中國至多是在遙遠的將來的假設的恐懼，而已經喪失外蒙和即將喪失內蒙和東北（滿州）則是目前即時的危險，他們似乎完全聽不進去。對他們敘述俄國人在上述地區的行為，他們聽來半信半疑，或者簡直無動於衷。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變態心理，但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心理，因為學生們今日所想的標誌着整個國家將來的想法。”（3）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國的立場上觀察中國，但作為駐外大使，在向國內寫報告時，也一定不會刻意歪曲事實，一定會寫出他眼裡最真實的東西。司徒雷登強調了“反美扶日”運動的複雜原因，這應該是相當可信的。他說的有些事情，已被時間所證實。例如，他說對於那時的中國，真正的威脅是蘇聯而不是日本。如果考慮到數年後中蘇之間即處於尖銳敵對狀態、中國長期把“蘇修”作為頭號假想敵，就不能說司徒雷登當年的論斷毫無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說中國當時的反美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誤解。如果考慮到美國最終是以民主化為目標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說，當時“反美扶日”運動的參加者，對美國在日本的策略確實不無有意或無意的“誤解”。

　　當然，戰後美國對日本的策略有過某種程度的反覆。1948年的時候，美國對日經濟策略的某種調整，確實容易讓在此問題上十分敏感的中國人覺得是在庇護日本財閥和法西斯勢力，因而也確實傷害了一些中國人的感情。也正因為如此，司徒雷登說中國人對美國產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誤解”。司徒雷登的報告中，值得注意的還在於強調了參加“反美扶日”運動者，並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還是長期親美者。他們僅僅只是在一個很具體的問題上反對美國。朱自清應該屬於這一類。說朱自清是長期親美者，固然不妥；但說他並非是一向反美者，應該沒有問題。反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並不意味着反對美國的一切；然而，當朱自清始而不領美國“救濟糧”繼而貧病而死後，就被闡釋成一個全面的反美者。——這也不能不讓人感嘆。

　　餓着肚子扭秧歌

　　本來，“反美扶日”與領美國的“救濟糧”，二者不必有什麼關係。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邊吃着美國的麵粉，一邊對美國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議。把這兩件事情攪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絕美國“救濟糧”的方式表示對美國“扶持”日本的抗議，是吳晗等民盟人士的別出心裁。

　　抗戰結束後，吳晗回到北平，仍在清華大學，同時也成為民盟在北平的領導人物之一。民盟因過於左傾，國民政府於1947年5月宣布其為“非法團體”，其活動遂轉入地下。轉入地下後的民盟，自然就更為激進和左傾了。實際上，在被宣布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黨領導，並在財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軍調部結束時，中共代表葉劍英、徐冰等人邀請張東蓀、關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飯，給民盟留下了一筆活動經費，並把一台美制收音機送給民盟。活動經費對於轉入地下的民盟當然很必要，而收音機則用於日夜收聽“解放區”新華社的廣播，然後抄寫、複印、散發，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鬥爭。（4）吳晗是民盟的活躍分子。他所在的清華大學，自然是他活動的中心地帶。作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後幾年的政治熱情和左傾表現，很大程度上要歸因於吳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譜和日記，可知1947和1948這兩年裡，吳晗頻頻來動員朱自清在那類政治性的宣言上簽字。朱自清在拒絕美國“救濟糧”的宣言上簽字從而進入毛澤東的視線，成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吳晗一手造成。

吳晗在1960年11月20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5）一文，對此事做了回憶和闡釋。吳晗先說明了“救濟糧”出現的背景：“所謂‘救濟糧’是這麼一回事：一九四八年六月間，那時候國民黨政府的法幣像大江東下一樣，時時刻刻在貶值，買一包紙煙要幾萬塊錢。教授的薪水在漲，但法幣貶值得更快，物價漲得更快，原來生活比較優越的教授們，這時候，也和廣大人民一樣，活不下去了。特別是家口眾多的人，生活更為困難。”這樣，就需要政府實施某種特別的救濟。對此，吳晗解釋道：“國民黨政府也知道人民的怨恨，特別是在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也對這種情況忍受不下去了，便耍了一個手法，發了一種配購證，可以用較低的價格，買到‘美援的麵粉’。”這“美援的麵粉”，當然是美國《1948年援華法案》和《中美經濟援助協定》的產物。根據“協定”，美國援華物資，價格應雙方商定，中國不能自定價格。美國之所以要對援華物資在中國的出售價進行干預，無疑是擔心中國政府將售價定得太高，從而達不到“援助”的目的。所以，這“美援的麵粉”之所以以“較低的價格”出售，實在不是國民黨政府單方面做主的。既然價格低廉，當然就不可能人人可買。而吳晗把給高等學校的教師發放“配購證”稱為“耍了一個手法”，也毫不奇怪，——不能設想1960年時的吳晗，能對此給出別的解釋。國民黨政府對高等學校教師進行這種特別救濟，對當時的吳晗們開展工作無疑是不利的。吳晗說：“也正當這個時候，美國政府積極扶助日本，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發出誣衊和侮辱的叫囂。”“一面是廉價收買，一面是扶植日本，侮辱中國人民。我們一些人商量了一下，要揭穿國民黨政府的陰謀，抗議美國政府的侮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時代終於為吳晗們提供了對美國援助進行“消解”的“理由”。吳晗們起草的聲明如下：

　　為反對美國政府的扶日政策，為抗議上海美國總領事卡寶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對中國人民的誣衊和侮辱，為表示中國人民的尊嚴和氣節，我們斷然拒絕美國具有收買靈魂性質的一切施捨物資，無論是購買的或給予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絕購買美援平價麵粉，一致退還配購證，特此聲明。

　　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

　　聲明寫好後，便徵集簽名。第二天，吳晗手持稿子來到朱家請求朱自清簽名，朱自清顫顫巍巍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在當天的日記中，朱自清寫道：“此事每月須損失六百萬法幣，影響家中甚大，但余仍決定簽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應直接由己身做起，此雖只為精神上之抗議，但決不應逃避個人責任。”朱自清是言出行隨的人，簽名後便讓家人把“配給證”退回。一個多月後的8月12日，朱自清因胃腎疾病逝世。臨終，還不忘叮囑家人，不要購買美援麵粉，因自己是在聲明上籤過名的。

　　如今回顧吳晗們發起的這次簽名活動，我想到了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以發動高校教師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是否很合適。當時，這低價的美國麵粉，對於這些教師及其家人的生存來說，並非可有可無的“錦上添花”，而實在是扶危濟困的“雪中送炭”。這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這種確實能夠救死扶傷的國際性經濟援助，不管能賦予多少政治色彩，它的人道主義性質總也不能全部抹煞。而吳晗們把這種援助徹底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在今天看來，顯然有所不妥。不過，吳晗們當時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反對美蔣是他們其時的工作任務。他們終日尋找着可對美蔣進行打擊的機會。當任何一個這樣的機會被他們發現時，都不會輕易放過。

　　第二，吳晗們動員教師在這種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字時，是否應該多少選擇一下對象。這種性質的聲明，簽名者當然是多多益善，但畢竟多幾個人少幾個人，無關抗議宏旨。因此，那種家累過重、身患重病、特別需要這種“救濟糧”的人，是否就應該不動員他們簽名，甚至他們主動要求籤名也應該婉言謝絕呢？而朱自清就是這樣一個應該“放過”的人。在吳晗們發動簽名時，朱自清其實已陷入嚴重的生活困境。營養不良使得病情日逐惡化，全家也處於半飢半飽狀態。對此，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在《追憶朱自清》一文中回憶道：“我們家人口多，尤其困難。為了生活，佩弦（按朱自清字佩弦）不得不帶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寫文章，經常寫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時家裡一天兩頓粗糧，有時為照顧他有胃病，給他做一點細糧，他都從不一個人吃，總要分給孩子們吃。”在拒絕美國麵粉的聲明上簽名時，“他的病情已經很嚴重了，嘔吐得很厲害------醫生說應儘快動手術。”朱閏生在《魂牽夢繞綠楊情——記父親朱自清與揚州》中也說，1948年春夏，朱自清“身體越來越壞，胃病經常發作，一發作起來就嘔吐，徹夜甚至連續幾天疼痛不止。------六月九日又來信說：‘------又大吐，睡了九天才起床，這回因為第二次並未復原，又來一下，人更瘦了------’------”吳晗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也說：“這時候，他的胃病已經很嚴重了，只能吃很少的東西，多一點就要吐。面龐瘦削，說話聲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個孩子，日子比誰過得都困難。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遲疑，立刻簽了名。他向來寫字是規規矩矩的，這次，他還是用顫動的手，一筆不苟地簽上他的名字。”看了吳晗的回憶，了解了朱自清當時的身體和生活狀況，我想，人們有理由問一聲：既然朱自清當時處於這種狀態，為何不能不請朱自清在拒絕救命糧的聲明上簽名？——但這個問題對於吳晗似乎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他當時沒有朝這方面想，後來回憶時，也只有自豪感充溢於心。但“革命精神”中如果完全排斥人道主義精神，一定會有可怕的後果。“文革”初起，吳晗即受到非人的對待、以致於慘死獄中，實在不能說無因可尋。

　第三，既然動員一些教師在拒絕美援的聲明上簽了名，是否應該同時發起一個救助特困教師的民間行動。例如像朱自清這樣的人，如果因為他的身份名望而在徵集簽名時難以捨棄，那是否應該在他簽名後，以其他方式對他進行救濟？可以動用民盟活動經費，也可以組織民間募捐。但吳晗們顯然顧不上這些。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必須要有立竿見影的政治意義，他們所花的每一分錢、所流的每一滴汗，都必須能直接地起到反對美蔣的作用。所以，在拿到朱自清的簽名後，吳晗就走了。——他還有新的簽名活動要發起。他太忙。

　　第四，在“反美扶日”運動興起的同時，“反飢餓”運動也在一些大城市興起。本來這兩個運動並不矛盾。當吳晗們發起以拒絕美國麵粉的方式“反美扶日”時，這兩個運動就相互矛盾了。這時期，朱自清也數次在“反飢餓”的宣言上簽名。例如，1947年5月8日，朱自清出席清華教授會議，討論要求改善教職員生活待遇。會議決定急電教育部長，要求政府對教職員生活待遇採取改善措施。會議推選朱自清等起草電報稿，並確定朱自清為召集人。電報說：“邇來物價暴漲，米煤油布等生活必需品均增漲數倍，同人一月之收入僅足維持旬日，低薪教職員更無以為生，此為抗戰以來未有之現象，若不從速設法救濟，同人勢必斷炊，教育無人維持。謹此電陳，迫切待命。”（6）再例如，1848年4月4日，吳晗等人來到朱自清家，徵求在一份罷教三日的聲明上簽名。起因是清華、北大、北平研究院教職員工為爭取改善待遇，決定從4月6日起，罷教、罷研、罷工三天。吳晗等人又希望朱自清這類特別有影響的人士宣布罷教三日以配合這次行動。但這回，朱自清謝絕簽名，堅持應通過正常渠道解決。（7）朱自清此次之所以讓吳晗碰釘子，當是出於對“罷教”的不以為然。朱自清畢竟是留英學生，畢竟受過英美文化薰陶，這使得他即便在提出合理的要求時，也不會完全不選擇手段。“罷教”這種方式，是朱自清這樣的教師所無法接受的。不過，朱自清簽名也好，不簽名也好，吳晗們所發起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簽名運動與拒絕美援麵粉的簽名運動，這二者是不無衝突的。低價的美援麵粉，是政府改善高校教師生活待遇的方式，而且是政府當時惟一能採取的方式。既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又拒絕政府惟一能採取的改善待遇的方式，這二者的不兩立，不知吳晗們是否意識到。

　　朱自清的傳記、年譜和回憶朱自清晚年生活的文章，幾乎都要以讚賞的口氣寫到朱自清以飢餓和病弱之身積極參加那種政治性的“文化活動”。吳晗在《關於朱自清不領美國“救濟糧”》中說：“自清先生是舊時代知識分子中的典型人物，他曾經是自由主義者，他不大喜歡參加政治活動，特別是比較激烈、鬥爭性較強的政治活動。但是，他具有正義感，隨着國民黨和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奴役、壓迫的加強，和向中國人民的武裝挑釁屠殺、鎮壓，他畢竟忍受不住了。他說話了，行動了，通過文化生活、朗誦詩歌和扭秧歌，表明了他的態度。”吳晗說到了朱自清的扭秧歌。許多有關著作都要強調朱自清扭秧歌。例如，有文章回憶說，1948年元旦，朱自清參加中文系新年晚會，“當時從解放區帶過來的秧歌，已在清華園裡流行。那天的晚會主要節目就是扭秧歌。自清老師帶着病，但是還興致勃勃地和同學們在一起熱烈地扭起來了。同學們給他化了裝，穿上一件紅紅綠綠的衣服，頭上戴了一朵大紅花。他愉快地興奮地和同學們扭在一個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認真。他這種精神使許多師生受了感動。”（8）看到這樣的文字，我總有些鼻子發酸。我能想像得出吳晗扭秧歌是什麼模樣，但實在想像不出朱自清塗脂抹粉、穿紅戴綠地扭秧歌是怎樣一幅畫面，——也不忍細想。

　　余 論

　　毛澤東在建國之前，即定下了未來的反美親蘇、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吳晗們在建國前夕的積極反美，與中共預定的這種外交方針無疑不無關係。但是，同屬民盟頭面人物，張瀾、黃炎培、張東蓀、羅隆基等人則在此問題上與吳晗立場頗不同，他們堅決主張建國後要與美國建立良好關係。1948年10月，張瀾、黃炎培、羅隆基、葉篤義等人曾以留滬民盟中委的名義向中共中央建議，建國後外交上要採取對美蘇同樣友好的方針。（9）至於張東蓀，在此問題上態度更“固執”。1949年1月，應中共之邀，張東蓀等來到西柏坡，與毛澤東們“共商國是”。在談及建國後的外交政策時，張東蓀與毛澤東產生了巨大分歧。毛強調只能向蘇聯“一邊倒”，張則主張在蘇美之間走“中間路線”，或者二者都不親近，或者在較為親近蘇聯的同時，也與美國建立良好雙邊關係，總之是不能反美。理由之一，是中國的建設需要美國的支持。毛澤東當然不會被張東蓀所說服。建國後，毛澤東積極尋求蘇聯的經濟援助，結果大家都知道——反目成仇。

　　建國後，張東蓀仍不能坐視中美之間的對抗，甚至以政府“要人”之身，十分書生氣地私自與美國方面接觸，想最終影響上層，使中美關係改善，以致於犯下了“叛國罪”。“文革”期間，張東蓀以八旬之身鋃鐺入獄。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中美上海公報》發表。張東蓀在獄中得知這一消息，驚喜交集，不停地說：“中美不能對抗，還是我對。”（10）可惜張東蓀未能活到“文革”結束，不然，得知鄧小平復出後立即訪美，他會更高興。

　　（1）關於美國對華援助情況，可參見《中華民國外交史辭典》（上海古籍出版社）、《中華民國事件人物錄》（上海人民出版社）等書。

　　（2）（3）見《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

　　（4）見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0頁。

　　（5）收入吳晗《春天集》。

　　（6）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10頁。

　　（7）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88頁。

　　（8）見姜建、吳為公《朱自清年譜》第331頁。

　　（9）見葉篤義《雖九死其猶未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

　　（10）關於張東蓀情形，見左玉河《張東蓀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