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告訴了我們什麼？

野風

朝鮮戰爭過去快50年了。從今年6月至今，因為夾着幾個紀念日，這場戰爭引起不少國人議論。這很正常。同樣的論題，跟20年、30年、40年前的議論相比，相信今人的議論，應該是視野更為開闊、立論更接近真理。
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的言禁有所鬆動。有關朝鮮戰爭，許多專家和有識人士都可以本着實事求是的精神展開討論了。於是我們才有可能了解朝鮮戰爭爆發的真相：知道全局性的朝鮮戰爭是由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首先發動的；知道了當時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在這場戰爭中所起的巨大的幕後作用；也知道了當時中國領導人毛澤東在這場戰爭中的所作所為等等。其實，作為中國人，之所以對朝鮮戰爭如此關注，主要原因還在於朝鮮戰爭之後，中國經歷了數十年的淒風苦雨——中國與人類現代文明隔絕數十年，與飛速發展的世界隔絕數十年，戰爭造成的創傷至今仍在心頭隱隱作痛！朝鮮戰爭作為中國20世紀後50年眾多災難的序幕，給我們的印象實在是太深刻了！正因為中國經歷了從50年代起直至今天的不尋常歷史，所以人們才試圖從朝鮮戰爭中挖掘這一歷史的源頭，從中吸取歷史的教訓。這完全是正當的，也是必須的。

朝鮮戰爭爆發的真相，雖然並非是我們關注的主要問題，但對這一歷史事實的澄清，無疑是有助於我們吸取歷史教訓的。迄今為止對這一歷史疑案作出較具權威性結論的是沈志華先生。他的結論是：一、金日成在1949年就提出通過軍事手段推進“革命”，完成統一朝鮮大業。二、1950年初，蘇聯在失去經由中國通向太平洋的權益後，便決定積極支持北朝鮮發動突擊戰，迅速統一朝鮮半島，以便開闢進入太平洋的新通道。三、作為亞洲革命負責人的毛澤東無法拒絕金日成關於統一朝鮮的“革命”要求，特別是在斯大林已經表態支持之後，中國只能接受既成事實。四、在毛澤東表示原則上同意金日成採取軍事手段之後，1950年6月25日凌晨，在蘇聯大規模的軍事援助下，金日成發動了後世所稱的朝鮮戰爭。今天，人們已經不再懷疑，朝鮮戰爭是當時共產主義國家集團中的朝鮮、蘇聯、中國三方密謀的結果。

朝鮮戰爭是作為一個國家的朝鮮向作為另一個國家的韓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因此，朝鮮戰爭對中國和朝鮮來說不具有正義性。朝鮮半島上的“三八線”並非朝鮮內戰雙方的軍事分界線，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太平洋遠東戰場上美國和蘇聯共同確定的接受日本投降的臨時分界線，後來此線成了東西方陣營的實際分界線。不久，在“三八線”的南北兩側分別成立了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因此，朝鮮試圖用武力“統一”南面的韓國不具有正當性，同時，這也使得中國出兵朝鮮同聯合國軍交戰的所謂正義性大打折扣。中國共產黨曾指責蔣介石發動內戰是“背信棄義”，而蔣介石發動內戰還只是在一國之內。按此邏輯，由一國打到另一國的“內戰”豈不更是“背信棄義”？再者，中國“保家衛國”的戰爭打到了一個挑起戰爭的國家領土上、甚至一度打到了被侵略的國家領土上，於法於情似乎都說不過去。朝鮮先動手打韓國後，聯合國並不是以“保家衛國”名義、而是以懲罰侵略者的名義打朝鮮的。這是因為二次大戰剛結束不久，國際社會對類似德國、日本等法西斯國家動輒用武力侵占別國領土的侵略行為無法容忍。聯合國軍打過“三八線”，也只是出於懲罰侵略者的需要，就象當年德國法西斯不投降就打到它的首都柏林一樣，這是侵略者理應得到的報應。聯合國軍司令麥克阿瑟誇口“感恩節前結束朝鮮戰爭”，許諾美軍將士可以回國過聖誕節，表明這支軍隊沒有攻擊中國的意圖。美國政府在聯合國軍打過“三八線”後仍然以為中國不會出兵朝鮮，這雖然有些一相情願，但多少也說明它已經意識到借朝鮮戰爭攻擊中國是不明智的。沒有任何情報證明美國有攻擊中國的意圖。既然是這樣，那麼中國出兵朝鮮是為了“保家衛國”又從何說起呢？事實證明，中國“抗美援朝”，只是幫助了一個侵略者免於覆滅，做了蘇聯的擋箭牌，而戰後，又不幸充當了朝鮮的殉葬人（跟着朝鮮一起受國際社會的嚴厲制裁達數十年！）。因此，由朝鮮發動的朝鮮戰爭就中朝這一方來說，並不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正因為如此，中國出兵朝鮮對抗聯合國軍，立即遭到聯合國的反對。1951年1月底2月初，聯合國第一委員會和聯合國大會先後通過決議，譴責中國為侵略者。相反，同一場戰爭，就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立場來說，倒具有較多的正義性。朝鮮戰爭雙方道義上的差距，雖然沒有在戰爭的直接勝負上體現出來，但在經歷了數十年之後，最終還是體現出來了。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結局：一方面，蘇聯在90年代初頃刻之間土崩瓦解；中國在毛澤東去世時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且至今還為眾多難題所困擾；朝鮮更是一個多年來基本上被開除“球籍”的邊緣國家。而另一方面，韓國在70年代就已經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以美國為首的眾多西方國家數十年來始終在穩定中不斷發展。總之，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和眾多西方國家的日子不知道要比蘇（今天的俄羅斯）、中、朝好過多少倍！朝鮮戰爭的勝負不是在戰場上決定的，也不是由“停戰協議”確定的，而是由冷戰的最後結局決定的，這就是揭示朝鮮戰爭真相後給我們的深刻啟示。
當初，在決定是否出兵援助朝鮮時，毛澤東曾說：“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說，“出兵朝鮮，將中國的損失減小到最低程度”。但有人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不應該僅僅根據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的事態來判斷中國出兵朝鮮的利弊、得失，而應該從更早的1949年初共產黨在大陸取得軍事上的絕對優勢之後，毛澤東開始確立新中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等一系列歷史事件中，來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而且，即使從朝鮮戰爭本身來尋找判斷的依據，也未必能得出“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的結論。中國在朝鮮戰爭上的所作所為對國家和民族的利弊、得失究竟怎樣？中國在發生朝鮮戰爭這段歷史時期（1949年—1953年）內，究竟有沒有更好的選擇？這是今天的中國人很想弄明白的事情。

為使問題簡化，我們認為有必要先確定兩個前提：1、我們不認為僅僅依據意識形態就可以作為某項決策的理由是合理的；2、也不認為某一政治集團的利益可以等同於民族和國家的利益。

如果我們只把一切內政外交政策的正確與否都應該以是否符合本國人民利益為標準視為正常、合理的話，那麼，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為止這段時期，比較中國、蘇聯、美國等相關國家的戰略行為，我們就不難發現，中國領導人的所作所為恰恰是最不正常、最不合理的。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正常、不合理的作為主要表現在：1、背棄自己原先承諾的既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立國原則。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一立國原則是最容易獲得國內多數人擁護和國外多數國家接受的政治取向；2、放棄跟美國建立並改善關係的努力，從而最終導致中國跟美國以至整個世界的長期衝突。將民族主義情感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混合物作為國際政治行為的取捨標準是共產黨不能正確處理跟美國關係的根本原因；3、背棄自己所一貫倡導的自由民主理念，不顧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全盤接受蘇聯共產黨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4、在作繭自縛後，宣布要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路線，並於1950年2月跟蘇聯簽訂“同盟條約”。中蘇“同盟條約”的簽訂是朝鮮試圖武力吞併韓國的極大誘因；5、置中國統一和復興的偉大歷史使命於不顧，為減輕蘇聯“西部的壓力”和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參與謀劃發動朝鮮戰爭的陰謀，並最終直接出兵參戰，將自己置於整個文明世界的對立面；6、向自己的人民隱瞞朝鮮戰爭的真相，企圖靠激發民族主義情感來掩蓋自己所作所為損害人民利益的事實，繼續實行對內對外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為製造今後更大的政治災難埋下禍根。相比之下，蘇聯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就要正常、合理得多。它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除了美國，西方各國的力量已經極度削弱，相反，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的力量卻是相對強大起來。東歐已是蘇聯的天下，其勢力可直逼西歐腹地。中國共產黨眼看勝利在望，東亞的力量對比馬上就變得更有利於蘇聯。乘西方虛弱時，在不引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前提下，儘可能地擴大戰略勢力範圍，這是蘇聯當時的既定方針。這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更重要的還是出於自身安全方面的考慮。正象當時一位南斯拉夫人所說的，斯大林總是“把蘇聯直接的國家的利益和策略上的利益放在首位”。正是由於蘇聯的這種戰略意圖，所以在伊朗、土耳其、希臘等國就有了蘇聯先硬後軟的舉動；就有了因對西柏林實行封鎖而造成的“柏林危機”；最後又有了朝鮮戰爭。朝鮮戰爭一則可以牽制美國，減輕蘇聯在歐洲的壓力，二則可借這場戰爭削弱中國民族主義勢力，確保蘇聯在共產主義國家集團內的老大地位。事實證明，蘇聯的這一如意算盤並沒有打錯。

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所作所為也是正常的、合理的。面對蘇聯封鎖西柏林的嚴峻局勢，美、英等國家避免直接軍事對抗，而是採取空前絕後的“大空運”行動，不僅粉碎了蘇聯的封鎖，更在道義上讓蘇聯大大失分。對待中國的局勢演變，美國也採取了比較務實的走一步看一步政策，希望能夠找到一個中美之間出現良性互動的契機。我們都知道美國對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提出過 “一筆交易”：只要共產黨實際上統治全中國、得到人民擁護、不倒向蘇聯、繼續履行國際義務（常常被理解為保留不平等條約），則美國即跟共產黨建立關係，並考慮援助40億美圓幫助中國恢復建設。當然，這一“交易”的提議被共產黨拒絕了。其實，直到1950年2月中蘇同盟條約簽訂之後，美國依然沒有放棄跟中國共產黨打交道的願望。在朝鮮半島，美國和蘇聯相互達成默契，在“三八線”南北各自扶持成立了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的也是能在東亞地區獲得戰略勻勢。直到今天，也沒有人會認為當時美國有向“三八線”以北侵犯的戰爭計劃。而實際上，美國在1950年初，就已經將它東北亞的戰略防線退到阿留申群島——日本——琉球群島一線。總之，這一時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團相對於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集團來說，基本上是採取防守戰略。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這種戰略態勢當然並非出於對共產主義勢力的仁慈。它的產生主要出於三個前提：1、基本戰略利益不受損害；2、為了儘可能避免新的世界大戰；3、對自由民主理念的自信。金日成發動朝鮮戰爭，明顯損害了西方國家集團的基本戰略利益。如不及時粉碎朝鮮的南侵，那將難以遏止共產主義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擴張。美國在朝鮮戰爭爆發後立即作出反應，說明西方國家集團對朝鮮戰爭的深遠戰略意義早有洞察。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處理朝鮮戰爭問題上也是極其謹慎的，儘可能不刺激蘇聯和中國，避免戰爭升級。這符合他們的總體戰略思想。

既然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是那麼的不正常不合理，又何來“利益極大”之說？恰恰相反，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的所作所為直至介入朝鮮戰爭，不僅沒有給中國人民帶來什麼利益，倒是帶來了極大損害——包括直接軍事開支在內，中國為這場戰爭耗費了一百多億元（將近兩年的全國財政收入），近15萬人死亡，31萬多人傷殘，國內經濟建設整整滯後兩年。更為嚴重的損害是，中國的統一事業被拖延50年之久至今沒有良策！中國被隔絕於世界之外長達30年！因為反對美國及西方世界自然涉及反對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中國人民始終對人類現代文明抱着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因而導致公民意識淡薄，封建流毒橫行，最終引發“文化大革命”之類的政治大災難！可以認為朝鮮戰爭不是中國數十年災難的起因——我們前面說過，在朝鮮戰爭爆發前一年，中國災難的起因已經形成，但朝鮮戰爭無疑加速了中國災難的到來，加劇了中國災難的程度。這一點恐怕沒有人可以提出異議。但是，直到今天，還有一些人在說朝鮮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種種利益，我們認為這實在是睜着眼睛說瞎話！

一說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後給國家安全帶來了保障。認為在鴨綠江對面確保一個“社會主義”的朝鮮就能保障中國的國家安全，這實在是幼稚的想法！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對中國國家安全威脅最大的，除了日本，就是蘇俄！二次大戰後，美國客觀上幫助中國人民在相當程度上消除了日本威脅，這一點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因此，二戰以後，真正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是蘇聯。毛澤東在1949年後說了許許多多的話，其中一句看來是比較接近真理的，那就是“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可惜他在1950年前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其實，說得更準確一點，應該是“俄羅斯（不管是沙俄還是蘇俄）亡我之心不死。”只要我們認真研究一下從本世紀2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就不應該看不到蘇聯通過利用、控制中國以確保其大俄羅斯國家利益的戰略野心。建國之初，中國理應保持跟美國的友好關係，至少，也應跟蘇聯和美國採取等距離外交，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保障國家安全。然而，中國共產黨在取得全國政權之後立即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不久又出兵朝鮮，下決心跟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進行激烈對抗，這不僅沒有減輕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反而加劇了這種威脅。中國的國家安全體系實際上已經被共產黨徹底破壞了！蘇聯乘中國在國際上失去戰略迴旋餘地的機會，加緊對中國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使中國的“三北”地區不得不常年陳兵百萬，成了耗費中國國力的一個巨大漏斗！當中國自絕於世界之後，印度就在西藏地區蠢蠢欲動。不久，越南也跟中國拉開距離，以至最終爆發邊境戰爭。至於美國和台灣聯手在中國東南沿海製造麻煩，那只是朝鮮戰爭的後遺症而已。更讓人扼腕嘆息的是，由於中美之間存在根本矛盾，本已不存在的日本威脅竟然有死灰復燃的可能！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們還會看到，曾經跟中國生死與共的朝鮮也要成為美國東北亞戰略防線的組成部分。現在，無論是陸地還是海洋，環顧中國四周，不是現實的敵人，就是潛在的敵人。中國的國際安全形勢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嚴峻！我們不能絕對地說，中國領導人如果採取正常合理的內外政策，就一定能增強國家安全感。但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國既然已經走上介入朝鮮戰爭這一步，再奢談什麼國家安全，那便是自欺欺人！

二說中國介入朝鮮戰爭贏得了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有利於中國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蘇聯的經濟援助，完全是出於它在世界上總的戰略意圖和它國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將中國跟蘇聯經濟一體化，從本質上更有利於蘇聯。蘇聯的經濟援助無疑是一把雙刃劍。中國在接受了蘇聯機器、技術的同時，也接受了它的經濟管理模式——計劃經濟制度。現在沒有人會懷疑，正是這個計劃經濟體制，不僅是當初中國經濟發展的桎梏，而且，還給以後的改革開放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遺症。事實證明，蘇聯的所謂的經濟援助，帶有極其露骨的政治意圖。60年代發生的蘇聯對中國採取撕毀合同、撤走專家的做法，其實在援助之初便已顯露端倪。如果不是出於維護意識形態的需要，我們看不出，接受美國40億美圓的援助和接受蘇聯經濟援助究竟有什麼區別。其實，區別還是有的，那就是隨着美國40億經濟援助而來的是市場經濟體制，而非計劃經濟體制。那樣，中國將少走許多彎路。

三說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有利於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有人說，朝鮮戰爭表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的一個海岸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更多的人為中國能夠跟當時世界最強大的美國打個平手而沾沾自喜。50年前的中國人有這樣的想法，我們無權責怪他們，但今天的中國人如果還是這樣想，那只能說明我們沒有進步。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中國連續發生了舉國一致的“反右派運動”，接着，又是“全民大煉鋼”、“全民辦食堂”、“全民大饑荒”。仿佛不把中國折騰完便不能表現出民族氣概似的，毛澤東死前十年，終於鬧出個“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一中華民族的空前浩劫。這一系列政治災難不都是在增強了的“民族自信心”下出演的嗎？當中國人民舉國一致地無法無天，瘋狂地殘害着上到國家主席、下到黎民百姓，硬是要在自己的肌體上勇敢地戳上無數窟窿，將民族自殺視為民族榮耀時，那麼它面對美國等西方國家所表現出的所謂民族尊嚴和民族自信心又有多少價值呢？

站在民族和國家的角度，我們實在看不出朝鮮戰爭究竟帶來了什麼顯著的利益。當然，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不是站在民族和國家的角度，而是站在共產黨統治集團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那毛澤東所說的“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似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事實正是如此。共產黨借朝鮮戰爭進一步強化了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加強了對全國的極權統治，並通過煽動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驅使他們心甘情願地跟着共產黨往背離人類現代文明的邪路、往民族的災難之路迅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朝鮮戰爭以後的二、三十年裡，共產黨給中國人民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的深重災難，中國人民居然都忍氣吞聲地接受了，而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不但沒有削弱，反而空前強化，以至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地位，幾乎跟帝王相差無幾！不得不承認，這是共產黨的巨大成功！而共產黨的這一成功，有相當一部分就是得益於朝鮮戰爭！

不能絕對地說朝鮮戰爭對我們沒有任何益處，但是跟50年來我們所遭受的挫折和損害相比，那些益處實在是微不足道。有人無法迴避中國介入朝鮮戰爭害巨利微的事實，但卻辯解說，中國作出參戰這一“下下策”，是在當時情況下不得不採取的做法。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我們把視線僅僅局限在朝鮮戰爭本身，這話似乎還不無道理。但我們如果將研究問題的視線擴大，對中國共產黨從1948年末開始的政治選擇作系統考量，就會發現這一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因為當時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沒有選擇餘地。恰恰相反，共產黨由於在內戰中已經大獲全勝，它的內政外交選擇範圍不僅大大超過國民黨蔣介石，甚至要比蘇聯、美國都更具主動性。沒有人逼迫中國共產黨非跟蘇聯結盟不可。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大事件逼得共產黨非跟美國鬧翻不可。事實上，20世紀的四十年代末，中國正面臨劃時代的選擇。我們有沒有更好的選擇、而且這種更好的選擇並非是遙不可及？回答應該是肯定的。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1948年末1949年初就根本沒有了選擇餘地，而到了1950年10月，面臨朝鮮一敗塗地尷尬局面更是沒有選擇餘地，那豈不是等於說，這以後中國人民連續遭受厄運便統統是上蒼註定了的？任何一段歷史都可以看作因為必然性的因果關係承前而來。歷史的因果事件環環相扣，都存在一定的必然性。但這種必然性是相對的。歷史的因果關係還存在不少的偶然性。正因為有這些偶然性，才給歷史上的眾多偉大人物以用武之地。如果我們把這種必然性絕對化，那豈不是在說1921年共產黨成立那天，甚至毛澤東誕生那天，就註定了中國要跟蘇聯結盟、要經歷朝鮮戰爭、要經歷被封鎖30年、要經歷“反右派”運動、要經歷“文革”、要經歷“64”……按照這樣的歷史宿命論，那也完全可以說，我們今天所經受的一切，早在秦始皇時代就已經註定了的？！當我們正身處歷史因果關係的演變時，似乎總認為這種因果關係的必然性就根本毋容置疑、無可動搖。但是，當我們的視線遠離它50年、100年甚至更長時間來回眸這一因果關係時，卻發現其中的必然性竟然是那麼的脆弱。這就是為什麼總有那麼多事後諸葛亮的原因。而歷史，正是由這些事後諸葛亮來寫就的。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之所以需要偉大的政治家，就是為了讓他在某一歷史因果事件發生時，能判斷出它的真偽，在各種可能性中能夠選擇最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那一種可能，並將可能變為現實。如果我們的政治家總是為必然性所迷惑，總是當事者迷，總是選擇較壞的、甚至最壞的結果，那他就不成其為政治家，更談不上偉大的政治家了。是的，出兵朝鮮已經是無奈之舉，就象作愛快進入高潮，欲罷不能一樣。我們當然沒有必要去追究“他”渴望高潮的極度快感有什麼過錯，但我們難道不能追究“他”找錯作愛對象和選擇錯誤甚至違法的作愛方式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嗎？

其實，我們早就應該從朝鮮戰爭，不，應該從新中國誕生初期的錯誤選擇中汲取深刻的歷史教訓了。遺憾的是，我們至今尚且不能從“文化大革命”中引出有益的教訓，又怎能做到從朝鮮戰爭、從立國初期的錯誤選擇中汲取歷史教訓呢？正因為我們總是不能從以往的過失中汲取教訓，所以過失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我們不能汲取朝鮮戰爭的教訓，所以就有了“文化大革命”的民族浩劫；我們不願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所以1989年又有了震驚世界的“64”血案！直到今天，我們還是不願汲取這些教訓。現在已經有不少人表示擔憂，更大的民族災難似乎離我們並不遙遠！
朝鮮戰爭——“文化大革命”——“64”血案，這三個發生在不同時代卻有着深刻內在聯繫的歷史事件，告訴我們的沉痛教訓，其實只有一條，那就是——我們在為背離人類現代文明而不斷付出沉重的代價！

20世紀是人類現代文明大倡的世紀。在人類現代文明的時代列車上，歐美各國捷足先登。進入20世紀後，亞洲尤其是東亞各民族國家，面對這飛馳的人類現代文明列車，有的躍躍欲試，力圖成為這一文明列車的乘客；有的不屑一顧：你有你的文明列車，我有我的“中華龍舟”；有的如獲至寶，清醒地看到，“如欲圖強，則舍歐美文明而不能也”；有的驚恐萬狀，表示“絕不能讓西夷滅了祖宗家法”；有的一拍即合，先學後創，慢慢地由“蟲”變成了“龍”；有的視如仇敵，發誓要跟人類現代文明一刀兩斷，並不惜為此付出“兩億人死亡”的代價！跟其他東亞民族相比，中華民族在遭遇人類現代文明過程中似乎有更多的不幸。由於種種的原因，中國人民跟人類現代文明接觸的歷史竟然充滿了戰火和鮮血。這就使得許多中國人無法分清人類現代文明的精華和糟粕——只看到自己受列強欺凌的一面，而總是看不到列強具有先進文明的一面，久而久之，便將列強的先進文明跟列強的持強凌弱視為一體，由仇視列強的“霸”到仇視列強的“理”，進而發展到對列強的全盤否定，有時甚至根本就不相信他們也是人！從此，中國人民似乎是得了“文明恐懼症”，而共產黨那半生不熟、真真假假的共產主義理念，又加劇了這一症狀，最終將中國人民原本只是心理症狀的“文明恐懼症”變成了對人類現代文明極具攻擊性的具有政治意義的“文明恐懼症”。嚴重的“文明恐懼症”使我們的行為常常顯得與眾不同。因為，“我們憎恨我們害怕的東西，”“它容易導致極度的殘忍。”（羅素語）50年來，在我們中國，伴隨着“文明恐懼症”而發生的殘忍現象不勝枚舉。朝鮮戰爭從本質上說就是一次因恐懼而造成的殘忍現象。以後，又接連發生了“鎮壓反革命”、“西藏平叛”、“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革”、“64血案”等一系列殘忍事件。這一期間，在共產黨政權製造的無數冤案、枉殺事件中，遼寧的張志新、江西的李九蓮、上海的林昭三位女性的被殘害，可以視作這一政權對人類現代文明近乎瘋狂地進行踐踏的典範！國際社會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不會將它對人民施行的殘害原則運用到國際事務中——如果它以為自己的力量足夠強大的話！因此，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中國威脅論”並非空穴來風。長期以來，美國雖然把蘇聯當作最有實力的敵人，但卻認為這最有實力的敵人“具有相當的理智”（同樣，蘇聯也認為美國是一個具有理智的敵人）。在美國人看來，中國雖遠沒有蘇聯強大，卻是一個沒有理智的敵人，因此更具危險性。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跟民眾中的“文明恐懼症”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那無疑會對人類現代文明構成威脅。對文明的恐懼，在本質上是一種退化，是一種反動。尤其是當共產黨蓄意美化這種“文明恐懼症”、在各種“革命”口號的掩飾下唆使患有“文明恐懼症”的人們大肆踐踏人類現代文明時，它簡直就是一種犯罪！整個20世紀的100年裡，中華民族總是不能很好地跟世界和諧相處，其根源就在於我們患了“文明恐懼症”——因對人類現代文明產生恐懼而拼命反對人類現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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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患有嚴重的“文明恐懼症”。我們因跟人類現代文明格格不入而跟世界潮流漸行漸遠。但許多人並不知道這一切，這跟共產黨長期的錯誤引導有很大關係。共產黨為了證明自己所作所為的“偉大光榮正確”，總是將人們的視線局限在一個既定的坐標內。在共產黨設定的這一坐標上，衡量是非的標準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關於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以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社會主義制度，是公有制，是計劃經濟體制，後來，又增加了某某理論，某某旗幟，“四項基本原則”等等。根據這些標準，共產黨的行為軌跡看上去總是進步的、正確的、無人可比擬的，甚至連毛澤東在1949年後的27年裡給中華民族造成巨大的災難，也只是好心辦了錯事！然而，共產黨恰恰忘記了（或是無意，或是故意），在它設定的坐標之外，還有一個更大的、以人類現代文明準則為標準的大坐標！共產黨的所作所為，在它設定的坐標里看來是進步的、正確的，而在人類現代文明的大坐標里來看，卻常常是倒退的、錯誤的。為什麼長期以來，在我們中國，革命口號喊得越是響亮，事情就辦得越是糟糕；越是大干快上，遭受的損失就越是嚴重；一個又一個的輝煌勝利越多，就越是接近慘重的失敗？為什麼50年來，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不是距離人類現代文明越來越近，相反，而是越來越遠？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共產黨所設定的坐標，跟人類現代文明大坐標，在方向上完全是顛倒的！其實，每個民族，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小坐標，而且，這個小坐標跟人類現代文明大坐標在方向上也不可能絕對一致。但如果要想使本民族、本國家獲得發展而強盛，那就必須使小坐標跟大坐標基本保持一致。舍此，要想發展以至強盛，那註定是夢想！我們希望中國共產黨能真正與它的過去實行徹底的決裂，重新點燃中華民族的思想啟蒙火焰，使整個民族徹底擺脫“文明恐懼症”的困擾。我們不能試圖改變人類現代文明來適應我們，而應該改變我們自己去適應人類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的先賢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經懂得這一道理了，難道我們還不如他們？

民族的小文明，人類的大文明，小文明必須融合到大文明里；民族的小坐標，人類的大坐標，小坐標必須跟大坐標保持基本一致。這一道理並不怎麼深奧複雜，然而我們中國人民卻常常要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來獲得她！甚至在一次又一次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之後，還依然不能擁有她！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朝鮮戰爭的問題上來。當我們用人類現代文明的大坐標來審視這場戰爭的利弊得失時，恐怕就能看得更清楚了。這裡，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提到冷戰。如果我們將這場冷戰放到人類現代文明大坐標的背景上來考察，就不難發現，冷戰從本質上講，是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潮流跟反人類現代文明的歷史逆流的和平競爭。20世紀90年代初，當蘇聯頃刻之間土崩瓦解，東歐各國紛紛棄暗投明，中國的社會主義也因“64”血案而再次蒙上恥辱，冷戰的勝負實際上已經決出。朝鮮戰爭是大冷戰中的小熱戰。中國作為國際共產主義國家集團的一分子，在大冷戰中已經敗北。撇開冷戰的勝負來奢談朝鮮戰爭的勝負沒有任何意義。更何況朝鮮戰爭的結局本身對中國來說，也根本就談不上什麼勝利。我們倒是應該借紀念朝鮮戰爭的機會冷靜地審視中國已經走過的曲折道路，下定決心，抓住時機，儘早地擯棄陳腐的思維方式，回歸到人類現代文明的共同發展道路上來，這才是中國的唯一出路。如果我們還是不肯擯棄陳腐的思維方式，還是一味沿着背離人類現代文明的道路往下走，至今還頑固地認為朝鮮戰爭無論就其本身，還是戰後的影響，對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場勝利戰爭的話，那就不得不讓我們想起《紅樓夢》裡賈瑞手中的“風月寶鑑”來了——不錯，這面“風月寶鑑”確實能給賈瑞帶來無窮的快感，可結局又怎樣呢？賈瑞不正是在這種無窮的快感中上了西天嗎？

朝鮮戰爭是一場悲劇！在這場悲劇中，中華民族有401401名優秀兒女獻出了寶貴生命；486995人受傷致殘，21211人失蹤；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忘記還有2萬多志願軍將士因為成了敵人的俘虜，或受到不公正的歧視，或被迫流落他鄉。他們都是英雄！雖然是悲劇式的英雄！我寫這篇文章，絕沒有貶低他們的意思。我只是由衷地希望，在中華民族爭取文明進步的歷程中，他們的鮮血沒有白流！

[2000年10月寫於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