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近代中國的許多歷史人物紛紛走下神壇，中國人開始了解歷史真相，破除迷信，增長智慧。環顧20世紀中國很少觸及的最後一尊偶像是孫文。寶相莊嚴，靈光閃爍。

徹底破除迷信，努力弄清事物的本來面目不是獵奇，更非譁眾取寵。任何現代國家公民成熟和社會穩定都離不開一個基本條件：洞悉政治運作的真實情況，按民主程序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掩蓋真相，按照某些以先知或精英自詡之輩選定的觀點編造歷史和現實，刻意宣傳，是可怕的盲動的重要根源。20世紀中國許多人為的災難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孫文一生幹過四件大事：推翻清帝國；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護法鬥爭；準備北伐，冀圖用武力統一全國。清帝國的覆滅是歷史的必然，爭議不大。20年代謀求中國統一中的是是非非，筆者擬另撰專文。本文集中討論反袁和護法鬥爭。

討論這些問題，先要弄清楚判斷是非的標準是什麼。竊以為最重要的基準線是完成從中世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歷史任務。核心是嚴復說的："身貴自由，國貴自主。" 後來的多次啟蒙運動和反帝、反封建一類的政治口號都是這一核心思想的推衍。任何有關的言行和事件都應以此為基準去考量，有利於完成這個歷史任務者是，不利者非。現有研究成果表明，袁世凱在經濟領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有利於提高人的自由度。但他對外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出賣國家利益；對內限制言論自由，踐踏法治，摧殘民主，恢復帝制；這些都是與歷史行程背道而馳的罪行。反對他的這些倒行逆施，無疑站在歷史正確方面。

不過，不是所有反對袁世凱的人和事都應肯定。宗社黨和其他遺老遺少冀圖恢復失去的天堂，恢復大清帝國，當然不值得讚許。即使像孫文等人總的看來站在正義一方的人，其所作所為也絕非無可非議。性質正義並不意味着手段正義，更不表明正義一方的各種舉措都是正確的。袁氏暴斃後的"護法"，情況則更為複雜。

反對袁世凱專制統治和護法鬥爭，對20世紀中國影響巨大。愚意以為在這兩次長達十年的鬥爭中，孫文有以下幾個方面的主要迷誤：1,鼓吹錯誤綱領。2,進退失據。3,把小團體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 4,以不正當手段進行護法鬥爭。

以下讓我們逐項詳加討論，然後探討這些迷誤的根源。

一、辛亥革命後的錯誤綱領

辛亥革命結束了清帝國260多年的統治。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綱領的中國同盟會取得了重大勝利。在新的形勢下，如何適時調整自己的奮鬥目標和策略，成了考驗同盟會領袖們的重大課題。

有的史家至今仍在指責他們"軟弱"，把政權輕易地讓給了袁世凱。這有失公允。政治家必須審時度勢。南北議和，讓權於袁世凱，是基於以下形勢的無可奈何的選擇：

首先，軍事力量對比十分不利於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控制着訓練有素的北洋六鎮7萬多精兵，再加上仍然忠於清帝國的禁衛軍和其他新軍，總兵力達14萬多人（新軍總數為2 4萬1千人）。而南京臨時政府方面，號稱革命的各色民軍很多，絕大部分是會黨乃至綠林隊伍改編而成；雖然人數上遠多於北方，武器裝備、訓練、指揮和紀律等都遠遜於對方。用當時任總統府秘書長、協助孫中山綜理全局的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南京軍隊隸編於陸軍部者，號稱十七師，然惟粵、浙兩軍有戰鬥力。粵軍不滿萬人……浙軍將軍，則素反對克強（時任陸軍部長兼參謀總長的黃興－－引者），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烏合，不能應敵。"

其次，經濟力量對比懸殊，南京臨時政府已到了難於支撐的邊緣。雙方在財政上都困難重重，但袁氏出任清帝國內閣總理後畢竟仍牢牢控制着東北和華北大部，中央財政的基礎仍在，原有的徵稅系統沒有打亂，加上還能借到外債，軍費比較充足。於是，除了維持正常運作外，袁氏竟有餘力一再出手，拿出幾十萬乃至幾百萬兩白銀收買清帝國的王公大臣和革命黨人。與此同時，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文，卻為維持臨時政府所必需的經費在國內外頻頻伸手求援。他在私下談話中坦率地承認："倘近數日內，無足夠之資金以解燃眉之急，則軍隊恐將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將面臨瓦解之命運……之所以斷然實行漢冶萍日中合辦，以取得五百萬元資金者為此；此次又苦心焦慮，欲以招商局為擔保，籌措一千萬元借款者，亦為此。然而，雖經種種籌劃，而時光荏苒，交涉迄無結果……於軍隊解散、革命政府崩潰之前，作為最後之手段，唯有與袁世凱締結和議，以防天下大亂。"

當時各省雖然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但起義軍、民團等急劇增加，支出浩繁，自顧不暇，不但無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撥款。再加上關稅收入被列強在"中立"的名義下凍結，臨時政府在經濟上顯然已走進了死胡同。

另一重要原因是人心思定。"排滿"是觸發辛亥革命的重要因素。"驅除韃虜"成了同盟會政綱的頭一條。占國民絕大多數的漢人，既對清廷腐敗不滿，更恨它是"異族"統治。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頒發《遜位詔》，在許多人心目中，"異族"統治已經結束，其他便無關緊要了。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同盟會未嘗深植其基礎於民眾，民眾所接受者，僅三民主義中之狹義的民族主義耳。正惟'排滿'二字之口號極簡明切要，易於普遍全國，而弱點亦在於此。民眾以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故當時民眾心理，俱祝福於和議。逆之而行，乃至不易。"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選擇和談與讓權於袁世凱都算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錯誤。問題倒在於有幾千年專制傳統的古老國家宣布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以後，一個政治組織及其領袖究竟應該怎樣選擇自己的行動方向？這一方面的任何重大決定對歷史的發展都有難於磨滅的影響。孫文曾一再責備人們不聽他的話而招致民國初年的大失敗。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同盟會本來是個鬆散的革命聯盟，有多個派系。辛亥革命後，它迅速分化。以留在同盟會旗下活動的政治領袖來說，有兩個主要趨向。

以孫文為代表的一部分人選擇了直接推動經濟建設（主要是鐵路建設）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在交卸了總統職務後，他反覆宣揚的主張有這麼幾個要點：
1，"今日滿清退位、中華民國成立，民族、民權兩主義俱達到，唯有民生主義尚未着手，今後吾人所當致力的即在此事。"這是他的總的指導思想。
2，"外人素愛和平，斷不敢侵略我邊圉，奴隸我人民。"這是他處理中國與外國關係的基本觀點。
3，"鄙人擬於十年之內，修築全國鐵路二十萬里。""今日修築鐵路，實為目前唯一之急務，民國之生死存亡，繫於此舉。"
4、如何看待袁世凱?"當南北戰爭時，袁項城表示君主立憲，與吾人意見不合，故不能合作共事。後袁贊成共和，南北統一，袁與吾人意見已同。惟南方人士，尚有疑其非出於真意，目民國為假共和者，余則決其出於真誠之意。"在另一場合，他又表示："袁總統可與為善，絕無不忠民國之意。國民對袁總統萬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訐，使彼此誠意不孚，一事不可辦，轉至激迫袁總統為惡"。

以上說的都不是孫文一時的感想，而是他深思熟慮後的決策。更準確地說，這是民國元年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後的行動綱領。其核心思想是信任和支持袁世凱領導政府統治全國，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於經濟建設特別是鐵路建設上。用他的話來說是："袁總統才大，予極盼其為總統十年，必可練兵數百萬，其時予所辦之鐵路二十萬里亦成，收入每年有八萬萬，庶可與各國相見。"

作出這樣的抉擇，實際上是走上非政治化的道路。1912年3月，同盟會總部在南京開會員大會，制定了《中國同盟會總章》和九條政綱，選舉孫文為總理。8月，同盟會又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政治組織聯合，合併為國民黨，公推孫文為理事長。這些都是像同盟會那樣以進行軍事鬥爭為主要任務的秘密革命組織，在新的形勢下向現代民主政黨轉化的必要步驟。但這時的孫文堅決表示："決不願居政界，惟願作自由國民。"理事長一職，他旋即委託宋教仁代理。

同盟會－－國民黨內頗多成員持另一種態度。以宋教仁和其他國民黨領袖為代表，他們在尊重孫文、黃興等人的前提下，也各自獨立地闡明自己的主張。其要點是：

1，民主、自由尚未實現。與孫文的樂觀論調相反，他們毫不含糊地說："今試語皙族曰：'亞東有偉大民國，合七族以建極也。'聞者能相承否……又自語曰：'吾為民國國民，凡歐美民國國民之自由之康樂，吾弗歆羨焉矣，吾既與齊肩矣。'嘗熟審而不鄰於誇誕否？""天賦人權，無可避也。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推翻專制政體，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設共和政體。"強調自由、平等等"天賦人權"，把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放在中心位置，實際上否定了認為三民主義只剩民生主義尚待努力的錯誤認識。

2，為了給民主、共和制度奠立良好的社會基礎，他們力倡思想觀念的變革和改良社會風俗。他們認為："數千年君權之影響，迄今未沫，其與共和思想牴觸者頗多。"因此，應該"以人道主義去君權之專制，以科學知識去神權之迷信。"或者是："以人道主義及科學知識為標準而定改良現今社會之條件。"他們所說的人道主義指的是個人的獨立、自由、男女平等、貴賤平等、婚姻自由等現代人權。幾年後，《青年雜誌》創刊，新文化運動興起，與他們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3、以兩黨制和政黨內閣為基本政治主張，推進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建設。用宋教仁的話來說是："我們要在國會裡頭，獲得過半數以上的議席，進而在朝，就可以組成一黨的責任內閣；退而在野，也可以嚴密的監督政府，使它有所憚而不敢妄為；應該為的，也使它有所憚而不敢不為。那麼，我們的主義和政綱，就可以求其貫徹了。"以此為指導思想，他們相應地有幾個措施：

一是區分秘密的革命組織和公開活動的政黨。在當時多達320個政黨和類似的政治團體中，聯合了宗旨相近的組織，組成了全國第一大黨－－國民黨，總部設在北京，在各省和海外各地建立了支部。二是致力於競選活動。按當時的《國會組織法》規定，參議院議員274名，眾議院議員596 名，合計870名。1912年12月至1913年3月的第一次選舉中，國民黨有392人當選為參、眾兩院議員，而居二、三、四位的共和、民主、統一三黨，合計才有223席。國民黨成了國會中的第一大黨。當時登記的選民號稱有四千多萬，只占全國人口的10%；婦女沒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選舉過程也產生了收買選票、軍警到場威迫、計票舞弊等不法行為。不過，如果考慮到有的問題（如婦女選舉權）即使在當時的歐美亦未解決；有些則是幾乎所有國家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中都出現過的現象，任何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有一個完善過程，就應肯定這終究是中國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與完全不必通過國民依法定程序授權的專制統治相比，無疑顯示了歷史的進步三是運用各種政治權利和大眾傳媒，對袁世凱及其政府進行了嚴肅的批評監督。儘管產生過程有種種缺陷，但議員們總的說來對履行自己的職責是認真的。從內閣組成人選到大借款和各大政治事件，一一進行了認真的辯論和質詢。再加上民國初建，大體保障了新聞自由，他們與傳媒合作，對政府和政府官員的活動進行了認真的監督。例如，袁世凱的作為就被報刊斥之為中國歷史上"遊民政治"的繼續，"袁世凱之用人，乃並男盜女娼者而亦用之……彼以為天下之人，殆無有不能以官或錢收買者"。他的破壞民主與法治的種種作為，無一不受到嚴厲的譴責，從而使這一時期成為20世紀中國罕見的拒絕神化政治人物的年代。

兩種取向差別很大。後來孫文曾一再指摘國民黨人當時不聽他的話而招致革命事業的失敗。孫文的指摘，留待後面詳細討論。這裡有必要先說一點：發展鐵路及其他交通、工商事業，發展教育，都是國家現代化的基礎，確實極為重要。問題是政治家在這些事業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如果一個政治家以直接經營包括交通在內的工商事業為主要職志，那麼，其身分已轉化為實業家。政治家活動的主要舞台應在政治領域。他們應在這個領域掃清工商業發展的障礙，構築自由、安全、法治、廉潔、民主的社會環境，讓工商企業家可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幹。對於政治家認為關係經濟發展全局的重要基礎設施（如鐵路、公路等），亦應通過制定優惠政策等措施，指引和鼓勵企業家去建設和經營。如果越俎代庖，直接經營工商事業，只能導致兩個結果：

1，從政治領域淡出，無法在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中為工商業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可能導致不利工商事業發展的現象泛濫，反而阻滯經濟發展。

2，以現職官員的身分去經營工商企業，自覺不自覺地運用特權，有意無意地把官僚作風帶入企業，不管主觀動機多麼善良，現代企業必然程度不等地蛻變為腐朽的官僚企業，投入的大量資金轉化為回報率很低甚至長期虧損的沉重負擔。因此，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如果以直接經營包括鐵路在內的工商企業為基本綱領，顯然意味着社會角色的混淆和誤入歧途。從這個角度看，民國初年孫文提出的基本主張是不足取的，幸虧國民黨的多數成員沒有聽從他的主張，否則，這個組織的處境將更加困難。

當時，國民黨雖然仍尊孫文、黃興為領袖，但實際工作是由宋教仁主持的。著名記者黃遠庸寫道："國民黨之改組也，實系鈍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異於他人，實為國民黨政界運動之中心。諸同盟會議員既親附之，與之連名附於贊成改組之列，及改組事定，則國民黨之議員，尤親附之。"與同盟會一樣，國民黨也有不同的派系。宋教仁顯然是有重大影響的一派領袖，且顯示了團結全黨的潛力。應該如何評價他的政治主張呢？

應該肯定，他把秘密革命組織改組為共和制下公開活動的政黨是正確的。章太炎等人鼓吹的"革命軍起，革命黨消"是片面的，但革命黨確實需要改組為民主政黨，方能適應鞏固和發展民主共和政制的需要。同盟會本來以組織武裝起義為自己全部活動的中心。民國建立後，除非一開始就準備繼續積蓄力量，以武力掃平一切政敵，統一全國，建立自己的絕對統治，同盟會的組織結構和活動方式不能不進行全面的改革。

應該指出，不能簡單地把消解黨派看作反民主勢力的政治陰謀或個別人昏憒的奇談怪論。這個錯誤主張其實包含着一些合理因素。例如，張謇是消解黨派的積極支持者。在政權移交給袁世凱以前，他就致函臨時政府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申述他的理由："軍事非亟統一不可；而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一則可融章太炎之見，一則可示天下以公誠，一則可免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願公熟思之；此為民國前途計，絕無他意也。"當時義軍蜂起，良莠不一，非嚴加整頓，軍令、政令均無法統一；財政亦不堪重負，正面臨崩潰的危險。他沒有就事論事，而冀圖從現代國家中政黨與軍隊關係的高度去思考問題。軍隊與政黨分離，在國內政治鬥爭中中立，使之真正成為國家而不是某個黨派或個人的工具，這是現代民主國家的天經地義。張謇以此為出發點，力主"銷去黨名"，如僅就軍隊與政黨關係而言，這是一個正確的原則。如進一步要求整個社會都"銷去黨名"，那就有過猶不及之嫌。不過，無論是那種情況，這都反映了一些有識之士已敏銳地感到：原有的政治組織必須改組。同盟會等五團體聯合組成國民黨，正是適應這個歷史趨勢的正確措施。有的史家認為，國民黨成立前後濫收黨員，削弱了它的戰鬥力，這是導致民主共和制不能鞏固的重要原因。竊以為對此事要作全面的分析。

首先，不能用列寧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作為觀察其他政黨的規範。這些政黨從組織形式去考察，大體有兩個類型：一是所謂"幹部黨"，通常只有黨務幹部在做研究和宣傳政策、聯絡和籌款等活動；一般成員沒有嚴格的入黨手續。另一是"群眾黨"，自下而上地組織，有特定的社會群體（如職工或工商業者）為主要的社會基礎；即使有入黨手續，也極為簡單。兩者通常都以通過選舉執掌政權為自己的活動中心（即使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怪胎－－希特勒法西斯主義類型的政黨也是通過選舉上台的），各自以自己的主張和推銷這些主張的能力去贏得選民的信任。因此，政治綱領和當前各種重大問題的對策才是這些組織的生命線。這些政黨實際上是政治家、政客（這是一物多名，實質並無差別）或其他有志安邦治國和做官謀生等吃政治飯的人，謀求贏取公民支持，貫徹主張，施展抱負的組織形式。嚴密的組織是不必要和不可能的。這些政黨面對的是公民取向的不確定性，而這正是督促吃政治飯的人進取，和推動社會更加自由、民主、開放的必不可少的機制。如果一次授權，即可長期壟斷，必然導致國家的封閉，實行極權主義，乃至干出各種瘋狂勾當。德、意、日的法西斯政治就是其中典型。所以，國民黨成為比較鬆散的民主的政治組織，不過是現代政黨的常規，不值得大驚小怪。對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這也是利大於弊的積極步驟。

在組建國民黨過程中，確實出現過一些偏差。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不以政治思想的分野為基礎，硬拉當權的政府官員入黨，拼湊所謂"政黨內閣"。當時數以百計的政治團體，綱領和政策相同或接近的比比皆是，一人跨越幾黨的現象屢見不鮮。例如，南京臨時政府的司法總長伍廷芳是共和政體的堅定支持者。但他既是與國民黨對立的共和黨和後來的進步黨的理事（理事長是黎元洪）；又是國民共進會的會長，國民公黨的名譽總理（這兩個組織後來都與同盟會合併，組成國民黨）。同時參加對立的兩派尚且不以為怪，交叉參加同一傾向的各黨更司空見慣。這反映當時的政治領域存在"咸與維新"的某種渾沌狀態。面對這一狀況，如能確切認定"普及政治思想，作育從政人才，確為當今急務"，堅定不移地傳播和捍衛自由、民主思想，不失為爭取與聯合各方力量、推進民主政治的大好時機。

不過，如果不以培植自由、民主思想為基礎，不清醒地考察政治分野，為追求表面的影響而降格以求，不但給世人留下喪失原則的惡劣印象，且為反民主勢力張目。當時，建立民主政制的主要阻力來自袁世凱及其追隨者。但國民黨的有些領袖居然把長期追隨袁世凱的前清官僚、時任國務總理的趙秉鈞和各部總長等所謂"國務員"拉入國民黨，然後心滿意足地宣稱已組成了"國民黨內閣 "。黃興甚至"並挽袁（世凱）為國民黨領袖。袁遣楊度入黨，覘虛實。楊以變更政黨內閣主義為條件；吾黨難之。楊不入黨；袁亦罷入黨議。"出面辦這件事的是黃興，但得到孫文的首肯和支持。孫文曾志得意滿地說："黃克強抵京後，主張政黨內閣，調和各派意見，袁總統均甚贊成。余出京時，邀國務員加入國民黨之議始起。今閱報，國務員已入加本黨。是今日內閣，已為國民黨內閣，民黨與政府之調和，可謂躋於成功。嗣後國民黨同志，當以全力贊助政府及袁總統。"這種麻痹鬥志的聲音，與當時嚴格批評監督政府的輿論頗不協調。

尤令國民黨尷尬的是有些"國務員"堅持獨立人格，堅決拒絕了這種錯誤做法。當時的報紙曾廣為報導："黃克強此次來京……曾力勸教育總長范源濂君加入國民黨，措詞頗為激烈。略謂：此次鄙人北來，專為調和意見而來。尤以國務員一律加入國民黨，為調和之先聲，且符政黨內閣之主張……現在各國務員均先加入，公如固執，將來破壞吾政策者，實君一人。吾不得已，惟有立離北京耳。范乃婉詞卻之。"? 財政總長周學熙語人云：'財政總長地位為一時的，周學熙三字為永久的，因一時之地位令永久之個人入黨，昧良無恥，莫逾於此。'故對黃興強招入黨之舉，堅拒到底。"強人所難，竟招致這樣的結果，自然是孫文、黃興始料不及的。

另一偏差也是由他們兩人造成的。1912年9月25日，《政府公報》民國元年第149號公布了袁世凱、孫文、黃興、黎元洪《協商訂定內政大綱八條》："一、立國取統一制度。二、主持是非善惡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暫時收束武備，先儲備海陸軍人才。四、開放門戶，輸入外資，興辦鐵路、礦山，建置鋼鐵工廠，以厚民生。五、提倡資助國民實業，先着手於農、林、工、商。六、軍事、外交、財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權主義，其餘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權主義。七、迅速整理財政。八、竭力調和黨見，維持秩序，為承認之根本。" 正如當時上海《時報》所說："八政見之最要者為外資輸入與集權限制之兩條。"對這八條稍加考量，不難發現它有一大特點：沒有顯示民主共和制度的特點。如果把它放在清帝國最後10年的新政時期，當時的朝廷和包括袁世凱在內的中央和地方大臣也會欣然接受。

與國民黨既定的政綱相比較，被孫文拋棄的恰恰是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基礎的部分。一是隻字未提國民黨孜孜以求的政黨內閣和議會制度。《國民黨宣言》曾尖銳地提出："夫共和立憲國之政治，在理未有不以政黨為其中心勢力，而其共和立憲猶可信者。而今仍不然，則中國雖謂為無共和立憲國之實質焉可也。嗟乎！興言及此，我國人其尚不知所以自反乎？我國人之有志從事於政黨者，其尚不知所以自處之道乎？"二是忽略了國民黨五條政綱中非常重要的一條："發展地方自治"。提出這一條為的是"將以練國民之能力，養共和之基礎，補中央之所未逮也。"而其終極目的則是"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要是說孫文在公開場合還說點"尊重議院"之類的話，與袁世凱的13 次會談中，則根本沒有把這一重要問題擺到議事日程上。後來，孫文曾自我辯解，彷佛民國建立後，他是行約法之治，實行地方自治的提倡者，只因"後知後覺"的國民黨其他領導人反對，才無法實行，並導致革命的失敗。看看他是怎麼說的吧："乃於民國建元之初，予則極力主張施行革命方略，以達革命建設之目的，實行三民主義，而吾黨之士期期以為不可……此予之所以萌退志，而於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也。"所謂"革命方略"就是奪取政權後至實行憲政之前，要有一個實行"訓政"的過渡時期，"在此時期，行約法之治，以訓導人民，實行地方自治。惜當時同志不明其故，不行予之主張。"如此說來，在民國元年，他不愧是實行地方自治，推進民主政治的先行者。

不過，這些事後的辯解，迄今無法找到足於證實的可靠史料。反證倒有不少。首先，"南京政府成立之後，仍繼續停戰，重開和議"的根本原因是財政支絀；說其中包含着革命領袖之間路線鬥爭的玄機，純屬信口開河。其次，當時他反覆宣揚的是一民（民生）主義，更具體點則是修20萬里鐵路，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和鞏固，實際上已排除在他視野之外。再次，當議及政治時，他滿腦子都是中央集權。就任臨時大總統的第一天，向海內外宣布五條"政務之方針"，依次是"民族之統一"、"領土之統一"、"軍政之統一"、"內治之統一"、"財政之統一"，居然矢口不談民主政治體制的建立和鞏固。念念不忘的是鐵路和中央集權，難怪在與袁世凱商定施政大綱時有意無意地置諸腦後的，恰恰是民主政治體制和發展地方自治的內容。要是說這些辯解有什麼價值的話，那就是證明孫文急於表白，他是致力於推進民主共和制度建設的偉大政治領袖，而不是厭棄政治沉迷於鐵路的實業主義者。這倒成了宋教仁等人的綱領比較符合實際的又一佐證。無論怎樣辯解，綜合以上情況，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孫文當時提出的綱領和實際行動，都與中國歷史行程對一個政治家的要求不相符合。這是他在辛亥革命後的一個重大迷誤。

不過，孫文的觀念並沒有真正轉變。他所以那麼慷慨一再把滿蒙奉送給他國，原因之一是他不認為那是中國的本土。1913年5月，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向在北京的代理公使報告孫文的一次談話："當來訪者說，萬一發生內戰，日本突然襲擊滿洲，孫博士答稱'滿洲並非整個中國'。有人提出警告，俄國屆時將完成對於蒙古的接管，先生指出，留下的地方才是真正的中國。"孫文沒有認識到，一個在野的政治領袖根本無權轉讓本國的領土；假如他認為那不是本國領土，那就更加無權說三道四了。

　　一個不能不回答但又難於回答的問題是：孫文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重大的迷誤?筆者目前還無法提供完整的答案，要說的是：有兩方面的因素是不能忽視的。

　　一個方面個人品德的缺陷。

　　孫文本人的性格是複雜的。再加上他生前身後都脫不了複雜的政治關係的羈絆，不同的政治派別和人物，都冀圖按照自己的需要去塑造孫文的形象，與他有來往的人留下來的資料往往歧異很大。鑑於1927年以降，中國人反覆聆聽的是頌聖主旋律，這裡介紹的便限於親身觀察並敢於揭露其性格缺陷的材料。這些人的觀感和評論也可能有片面或不當之處，但都是同時代人的親身感受。本文旨在總結孫文在一個時期的失誤，而不是給他寫全面的傳記，作這樣的選擇不但切題，或許還有助於讀者結合孫文的言行，作出自己的判斷。

謝纘泰(1872——1937，一說死於1938)是出生於澳洲的革命志士，1895年便參加了興中會。在其名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中，他記下自己觀察孫文的印象。1895年5月5日，他會見孫文後寫道："孫逸仙看來是一個輕率的莽漢，他會為建立'個人'的聲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險……他認為自己沒有幹不了的……'大炮'!"6月23日又寫道："孫是希望每一個人都聽從他。"

　　宋教仁1907年2月28日的日記有如下的記載："慶午(即黃興)忽言，欲退會(指同盟會)，斷絕關係，其原因則以□□□以己意制一新國旗，而慶午以為不善，請其改之，逸仙固執不改，並出不遜之言，故慶午怒而退會……實則此猶小問題。蓋□□素日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作事近於專制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又思□會自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事亦聽之。"當時宋教仁是同盟會司法部檢事長和《民報》編輯。

　　譚人鳳(1860—1920)是老同盟會員和重要骨幹，多次參加起義，出生入死。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到日本，為總結歷史經驗，他寫下這麼一段評語："中山本中國特出人物也，惜乎自負雖大而局量實小，立志雖堅而手段實劣。觀其謀舉事也，始終限於廣州一隅，而未嘗終籌全局；其用人也，未光復以前，視為心腹者，僅胡漢民、汪精衛、黃克強三人，既失敗而後，藉為手足者，又僅陳英士、居覺生、田梓琴、廖仲愷輩，而不能廣攬人才；其辦黨也，又以個人為單位，始則放棄東京本部，專注重南部同盟，繼者拒舊日同人，邀新進別開生面，非皆局量之小，手段之劣乎?至揣測華僑心理，知必發難後始能籌款，遂不計成敗，嗾人輕舉妄動，敗後無力維持，則尤其失人心之處也，以故前後舉發十數次，靡費及數百萬金，無一成功之效果，卒至進退失據，不亦可惜哉!"

　陶成章(1878—1912) 是堅定的革命家，光復會和同盟會的重要骨幹。1909年，同盟會中包括他在內的一批人不值孫文的所作所為，要求罷免他的總理職務。他們起草了一篇言辭激烈的傳單，體現着中部同盟會一批成員的憤慨，不管是否完全符合實際，聽一聽不無好處。同時，撇開一些頗難弄清的具體事實，有一些意見深刻剖析了20世紀中國政治人物的通病和頑症，不失為不應忽視的警世箴言。

　　例如，他們說："所謂孫文也者，在兩廣內地，固無一毫勢力，即在於南洋各埠，亦僅得新加坡一隅，設一團體，彼時會員亦不過三十餘人……弟等一片公心，盡力為之揄揚，承認其為大統領，凡內地革命之事業，均以歸之彼一人，以為收拾人心之具。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既得勢，彼乃忘其所自始……遂以為眾人獨愚而彼獨智，眾人盡拙而彼獨巧，謊騙營私之念萌，而其毒其禍，遂遍於南洋之各埠矣。"

　　又如，他們指出："凡反對彼一人者，盡誣之為反對黨，或曰保皇黨，或曰偵探，意欲激怒極熱心而不洞悉內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傾軋，以快其初願。"

　　章太炎是同盟會和辛亥革命的重要領袖之一。他與孫文既有過並肩奮戰的歲月，也有過激烈爭辯乃至分道揚鑣的日子。孫文逝世，章太炎肯定"天生我公，為世鈴鐸……余豈好郵，好是諤諤。"既承認孫文首倡革命之功，又坦言彼此的分歧，是有話直說的諍友。孫文生前，他筆下已一再出現如下的字眼："中山計劃短淺，往往自敗"，"中山天性褊狹"，"中山為人鹵莽輕聽"，"中山名為首領，專忌人才，此仆輩所以事事與之相左也。"

　 民初的名記者黃遠庸對政壇人物觀察入微，他對孫文的評價是"大言無實"四個字。

　　以上六人無不認為，孫文作為政治家，在品德上有不少重大缺陷。同時，他們的評論雖有差異，但有幾個顯著的共同點：1，胸懷不寬，缺少容人之量；2，輕率，說話、辦事欠深思熟慮；3，權欲、領袖慾很強；4，民主素養不足，不時顯露專制、不擇手段的習性。在現有的被主流意識形態所推崇的大量回憶錄、傳記、文章中可以找到大量與上述四點截然相反的材料。那些材料一般讀者唾手可得，筆者不再徵引，亦無辯析的興趣。至於誰說得比較切實可靠，只能由讀者自行判斷。在華的外交官，記者和其他人士也對孫文有過種種評論，敬意雖有但不多，大都視之為不成熟、缺經驗和權力份量不足的政治家。與眾不同的是急於找到合作夥伴的俄國人。為免扯進中外關係這個敏感話題，此處亦不涉及。要補充說明的是：世間有不少表里如一的人，但也不乏有多副面孔之輩，政治家中尤其多見。記錄和評論歷史的既有實話直說的，亦有人出於種種苦衷，不得不說些應酬的門面話；而動機各異的頌歌手，聖詩班，古今中外，所在皆有，今後亦無失傳之虞。應該感謝譚人鳳、章太炎等人之處，在於他們以自己獨立觀察所得的結論，為解讀民國初年孫文的言行，提供了十分寶貴的另一路徑。

　　另一方面是社會環境。

　　孫文出生在一個前現代的農村。那裡不可能有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圍。他在這樣的環境下接受傳統的村塾教育--識字和中世紀意識形態的灌輸。在13歲赴夏威夷以前，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洪秀全的故事。反抗等於造反，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亦即太平天國老兵教給他的基本觀念。除了這個最後手段外，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自由、平等和民主的討論，互相尊重基礎上的對話和妥協，都是當時的環境中所沒有的。

　　孫文是在19世紀80年代萌發參與政治活動的念頭的。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就與民間秘密會黨--三合會、致公堂、哥老會等洪門組織及其他幫會結下不解之緣。1886年，他在廣州博濟醫院學醫時結識鄭士良、尤列，兩人都是洪門中人。他們也是最早的政治上的"同志"。1894年在檀香山組建興中會，最早的會員鄧蔭南、楊文納也是洪門的。 1895年在香港與謝纘泰、楊衢雲的輔仁文社聯合，組建興中會，謝氏即是三合會成員。他們進行的多次武裝起義，都是依靠會黨和綠林好漢。1899年10 月，興中會、哥老會、三合會首領曾在香港會見，決定組織興漢會，公推孫文為總會長。1904年1月，他又在檀香山加入洪門致公堂。"孫文親在五祖像前發三十六誓，願遵守洪門二十一條例十條禁。於是洪門封以洪棍之職，孫文欣然接受之。"

　　人的行動總是受思想和文化觀念支配。孫文接受過現代西方民主主義思想的薰陶，因此才有三民主義的構想，民主革命和建立合眾國的倡導。但系統研究他留下來的文字，不難發現他對現代西方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的了解既不系統，更不深入；加上邏輯思維不嚴密，缺乏理論思維應有的徹底性，認識和觀點的混亂，俯拾皆是。在民族和個人自大心理結合下，他甚至斷言："外國民權辦法不能做我們的標準，不足為我們的師導。""我們拿歐美已往的歷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的後塵，是用我們的民權主義，把中國改造成一個 '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如此大言不慚，自然不可能認真清理自母體文化中承受的與自由、民主、法治相悖的觀念和行為習慣。他的政黨觀念和政治行為，滲透了多少傳統的幫會烙印!於是，我們看到的不是"駕乎歐美之上"的更高形態的新式民主，而是言行中處處流露中世紀專制主義的腐朽氣息。

　　傳統吞噬了現代!個人品德的缺陷和思想觀念的迷誤應該重視，更應重視的是社會環境。民國初年，在政治舞台上馳騁的主要是四類人：前清官僚；行伍出身的武人；新軍將領；留洋歸來的政客。當時面臨的課題是在舊體制瓦解的基礎上，讓全國逐步過渡到民主與法治的新軌道上。前三類人一再顯示與新體制格格不入的習性毫不足怪，他們本來就是中世紀的孽種。孫文的迷誤卻提醒國人，那些號稱既民主又革命的領袖人物，其實腦後仍然拖着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從中推出的一個合理結論是：當時的中國社會該死的未死，方生的孱弱，現代的民主與法治缺乏深厚的社會基礎。

　　對症下藥，應該致力於培植民主與法治的社會基礎：

　　讓中產階級日益壯大，保護和支持他們的社會團體充分發揮作用，成為牽制政客和武人的強大力量。

　　拓展當時已具雛形的以言論自由為核心的獨立的新聞出版業，形成強大的輿論監督和思想更新機制，成為遏制政客和武人違法行動又一強大機制。

　　推廣以蔡元培改革後的北京大學為範式的現代教育，讓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接受現代文明觀念和科學技術的培育。

　　推動新文化運動--思想革命更加廣泛深入地開展，讓中國人確立公民權利、個人自主自由、司法獨立和法治、憲政、軍隊國家化和軍人不得干政的觀念，為民主共和制度奠立牢固的思想基礎。

　　這條道路極其漫長，不可能立竿見影，只能日積月累，積小變為大變。可是，欲速則不達。它不但可以減少旌旗變幻、血流成河的戰亂給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和對生存環境的破壞，而且它是無法繞開的起點和基礎，戰火過後依然必須從這裡起步，一步一步攀登。

　　政治家在這個艱巨的歷史性建設面前不是無能為力的。消極者的最低限度是不知法犯法，在政治鬥爭中遵守遊戲規則。積極者則進而捍衛和支持上述基礎事業的發展。不幸，孫文沒有顯示偉大政治家應有的高瞻遠矚氣慨，不在枝節問題上糾纏，把中國推向民主與法治的軌道，辜負了歷史的重託。

　　為了尋找政權合法性的依據，國民黨及其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從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遺餘力裝扮和神化孫文。它發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總理中山先生所創造之三民主義，實為結合中國民族之歷史的文化精神與現在世界之科學的學術經驗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

　　此一原則，不特足以指示中國之國民革命之理論與行動；全世界一切人類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進步，其政治的、社會的組織，國家與人民之行動，絕不能背離此原則。此實過去與現在世界之一切政治的、社會的經驗之所能確實證明者也。"孫文成了中國和世界的救世主。從此對孫文只准頂禮膜拜，對其言行不准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學術探討。神化孫文，不過是神化其繼承人蔣介石和國民黨。他們以真假參半的孫文為符號，着力推行極權統治。孫文成了他們實施文化專制主義的工具。這些都是眾所周知和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探討民國建立後第一個十年孫文的迷誤，不但有助於尋求歷史真實，汲取經驗教訓，也是清算國民黨的全能政治，告別專制主義的不可缺少的工作。這個工作早就應該做了。拋磚引玉，願大雅勿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