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冒死偷渡避過反右 王孚慶“回歸祖國”換回20年勞改

一個被打成反革命臨將判刑的人，趁反右運動初期社會混亂，隻身由上海偷渡到香港；一名老報人在中共建政之初，獲邀回國擬大展所長，舉家由香港北上定居。結果？前者，在香港創出一片天，被譽為東方艾西莫夫（IsaacAsimov．美科幻小說代表人物之一），剛過完72歲大壽；後者，在大陸勞改營度過大半生，人生在含恨下終結。前者是香港藝人周慧敏的“老爺”倪匡，後者則是香港作家王璞之父王孚慶。

“如果走不了……死梗”

倪匡說：“如果我那時走不了，將會是怎樣的結果？這個是有例可循的。大陸有些和我同年齡，喜歡文藝，敢講話的人，當然我是高攀他們啦，如（大陸作家）張賢亮，後來都被打成右派……像我們這樣的人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如果，那時我在的話，應該是沒命了。就算反右不自殺，到文革也是非死不可，廣東話叫做‘死梗’哈哈哈……哈哈哈……”

被打成反革命面臨判刑

1957年初，22歲，被分派到內蒙工作前後已六年的倪匡（本名倪亦明），因處處頂撞上司，被打成反革命。“（好在）我的朋友告訴我，說當局要開庭審判我，可以判你死刑，要我走。”友人更贈送一匹馬，他漏夜外逃。他誤打誤撞之際，突然一列火出現了...

“那時，根本不知火車朝南朝北。”列車抵達大連後，他手上的錢僅夠買一張到青島的船票，“我的目的地是上海，因此到了青島就不上岸，看他們也不敢把我趕下來。”就這樣，倪匡抵達上海老家。

正值五月天，親人看到多年不見的倪匡如瘋子般忽現，都不敢接待。“當時剛好是鳴放，上海整個社會都很亂，我想可以混出去了。那時有人跟我說，可以帶我到香港，但必須交150塊。”

倪匡偷渡到港時已是炎夏7月。此時，大陸正展開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第二天家人就帶我去領身份證。當時香港的政策是：只要你能上岸，就能拿到身份證。”而倪匡到港後的成就，外界有目共睹。

“共產黨都好相信?!”

至今，倪匡再沒有踏足過大陸。“我幹嗎要回去，我一個乾乾淨淨的人，到骯髒的地方去幹什麼？”“大陸不是在變（好）嗎？”“共產黨是在變，但越變越壞啊！那時毛主席專制獨裁，但還有社會主義的影子啊！但現在一點社會主義的影子也沒有，權利與資本集中在極少部份人手，他們掠奪財富的程度，比滿清入關跑馬圈地還厲害。”

被中共視為反共分子的倪匡說畢，哈哈大笑。他說，自己雖然沒有親歷反右和文革的迫害，但其對共產黨的認識，比任何人看得深，看得透。“有時候，我覺得他們（被迫害的右派分子）是活該的！太天真、太幼稚了，根本不知道共產黨的本性！共產黨都好相信?!”

王孚慶　港報人回京換20年勞改

“1951年10月至1954年9月，我蒙受‘國際間諜’的不白之被公安部扣留審查……只是在1958年之後，留下了二十多年的空白……”這份自傳是香港作家王璞的父親、中國老報人王孚慶，為86年大陸官方通訊社中新社評職稱而寫。他所言二十多年的空白，是他被遣送到大興安嶺勞改的那段苦難日子：同行的高齡母親次年凍死；緊接第三年，妻子得肺病，獲准帶同王璞等女兒南下長沙生活，自己卻獨自一人留在當地。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活躍中國報壇的王孚慶，以跑政治新聞見着。“1947年10月，香港《星島日報》社長林藹民邀請下，我爸來香港工作。”王璞亦因此在港出世。那時，香港除了共產黨的《華商報》和國民黨的《國民日報》之外，其他報紙不重視政治新聞。王成為該報系首個專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其後更升任首席記者。

“但1950年10月，中共解放廣州後，我爸爸又應《人民日報》社長范長江的邀請，於1951年回北京，希望為國效力，亦希望能在新聞工作上有所發揮。”結果，他被組織分派到中國人民保?世界和平大會，擔任宣傳部秘書，做些跟傳媒不沾邊的工作。沒多久，爸爸突然失蹤整整三年，被列為“國際間諜”。

剖白蒙冤感受成右派

“媽媽那時很緊張，一直托人尋找爸爸的下落。”王孚慶其後回到家人身邊，但厄運並沒離他而去。1957年初，有領導鼓勵他說說蒙冤感受，他不說，但在領導的多番勸喻下，他說了3年坐牢的感受，令在場人士莫不流淚。這次講話卻讓他成為右派分子。1958年，王孚慶在母親大人和妻女兒的陪伴下，一家六口走上通往大興安嶺的勞改之路，“據報，乘該列車到大興安嶺的右派知識分子，多年後活回京的，只有我爸一人”。

1918年生，1996年離世的王孚慶，1979年獲得平反，但因右派的帽子，餘生並不好過。據悉，他亦因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向國外媒體透露“國家秘密”而無辜受牽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