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張邦昌，腦海中總會浮現出《說岳》中那個讓李綱“滾釘床”的壞人。這一先入為主的惡劣印象在心中延續多年，直到日前翻看到一些相關史料以後。
事實上，文學中的張邦昌與歷史上的張邦昌完全是兩張不同面孔

誠然，張邦昌本身並不是什麼好鳥。從考中進士踏入官場起，這個公元1083年在永靜軍東光縣（今屬河北）出生的小伙子，先後經歷了大司成、知州、禮部侍郎、尚書右左丞、中書侍郎等多個重要工作崗位的歷練和考驗，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位列使相，期間長達數十年的領導生涯，居然沒有做出一件突出的政績，唯一可堪一提的，竟是“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制旗物”。——實在是典型的溜須拍馬、粉飾太平之徒。無怪乎後來會被秦檜攻擊為“專事宴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是導致“社稷傾危”的罪魁禍首。

公元1126年，金國大軍突然南下，六萬人馬勢如破竹，直搗京城汴梁。當是之時，以菜鳥皇帝欽宗趙桓為首的一干人等似乎被如狼似虎的金軍嚇傻了眼，根本無視敵我雙方兵力之比（當時汴梁城內的守軍多達20萬），就“毅然”決定割地求和。作為當時主張“求和”態度最為堅決的國家領導人之一，張邦昌則被宋欽宗“英明”的任命為“河北路割地使”，負責陪同康王趙構前往金營充當談判的預交“押金”——人質。

這一由國家最高元首親自交付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充分代表着來自皇帝的信任和關心，但凡有點上進心的人，都會高興的接受的，比如康王。可是，張邦昌卻是一個小人，而且是“懦夫式”的小人，所以在接到聖旨以後，他如喪考妣，為了自己的這條小命，居然又是荒唐的要求宋欽宗做出書面承諾（署御批），切實保證“無變割地議”；又是要求宋欽宗乾脆先下發《大宋王朝關於交付河北大好河山的決定》的正式文件，讓他揣在懷裡然後直接送給金國。理所當然的，這些荒唐的要求被乾淨利落的一一否決了。


儘管要求沒有成為事實，可是堂堂一名國家領導人，為了一己之私利，竟然可以如此光明正大的做出如此厚顏無恥的事來，張邦昌實在想不小人都不行了。因此，如果史書據此將其列入《奸臣傳》、《寵幸傳》或者乾脆單列一篇《小人傳》，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順理成章的。問題是，無論是官方正史還是民間傳說，卻將張邦昌歸類於“叛臣”，而究其理由，不過因為他當過那麼個把月的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皇帝”。這，就是對張邦昌的莫大冤枉了。
那些認為“張邦昌當過皇帝”的觀點，本身就是對張邦昌的冤屈


其實，張邦昌從來就沒想過要當皇帝。關於這一點，《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得很清楚：當被告知將成為皇帝候選人時，張邦昌是明確反對並堅決拒絕的。是粘罕和斡離不慌稱只是讓他當宰相，輔佐宋朝太子治理國家，他才勉強進入汴梁城中。而其最終也是由於京城父老鄉親的苦苦哀求，才勉強成為理論上的“皇帝”的。


事實上，儘管在王朝內部表現得相當可恥，可是一旦進入金營，正式成為人質，張邦昌的行為卻可圈可點，基本上展現了一名優秀的外交官員所應當具備的那些風度和品質。比如，當粘罕和斡離不二人召其單獨議事時，張邦昌就始終堅持自己與肅王趙樞（其時康王已經被金軍退貨並另立山頭）以及駙馬曹晟等三人所組成的“人質代表團”是一個共同的整體，自己絕對不能違背外交工作紀律私自行動。最後還是金國使者使用武力才將其帶走的。


此外，張邦昌也從來沒有當過皇帝。雖然當皇帝的任命經過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簽名認可，但他本人根本就沒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他將辦公地點設在文德殿（皇帝的辦公地點為紫辰殿和垂拱殿），將辦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堅決制止朝廷官員向他跪拜行大禮，當有的官員為了巴結討好而對其跪拜時，他必定“東面拱立”。他與朝廷官員開會聊天時自稱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來時用“手書”而不是“聖旨”。凡此種種，都充分證明了他始終是與朝廷官員們以同事和平級關係相處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王時雍是推舉他成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和死黨，可是當王時雍以皇帝專用的“陛下”他稱呼時，他絲毫不留情面的將其狠狠訓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後來金國大軍準備返回北國，已經身為“皇帝”的他卻身服縞素，率領滿朝文武，親自向其時已身陷金軍牢籠的徽、欽二宗遙拜送行，並且傷心欲絕，涕淚俱下，完全是為人臣子的禮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所有這些行為，無不實實在在的說明，張邦昌所謂的皇帝職位，確實是只存在於理論上的。


事情的真相是，與後世一致認定為“叛臣”的結論恰恰相反，自當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張邦昌就在為推翻自己的統治，實現前朝的復辟而做着種種不懈的努力。
就算張邦昌當過皇帝，其終極目標也還是為了恢復“舊時王謝”


金軍沒走之前，他親自到金營拜見粘罕和斡離不，提出了“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等七項重要提議，並通過積極的外交斡旋工作，得到了當局的許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其中，僅歲幣一項就成功免除錢一百萬貫、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的負擔（《大金吊伐錄》），為趙宋王朝的成功復辟和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他又親自致書金軍統帥，成功的將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績、中書舍人孫覿以及徐天民、蘇餘慶、沈晦、路允迪、黃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爭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會編》）。前京城留守孫傅、簽書樞密院張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檜曾經反對他當皇帝的態度最為激烈，但他絲毫沒有計較前嫌，同樣致書請求放歸（《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還殫精竭慮，請求遣還諸王夫人及諸帝姬，希望通過“曲線救國”的策略——因為當時有部分夫人的腹內正有孕——為皇室宗族保全一絲血脈，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南征匯錄》）。


最後，當金軍終於準備北歸時，他又委婉而堅決的拒絕了粘罕留一萬金軍幫助其鞏固統治秩序的“好意”，徹底消除了趙宋王朝復辟的暴力隱患。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可以在金軍撤退以後的第一時間內，就派出使臣謝克家帶着傳國玉璽趕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請大宋王朝現存唯一合法繼承人——康王趙構前往繼承皇位。同時，恭請元祐皇后在康王到來之前先垂簾聽政，暫時主持大局，自己則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內東門資善堂居住，繼而又親自趕到南京，痛哭請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至此，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自始至終，張邦昌從來都沒有任何叛變國家的行為。因此，說他小人則可，將其列為叛臣，則不但有失公允，更是千古奇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