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回憶錄（一）
按：王力，文革中紅極一時、曇花一現的人物，曾經是黨內才俊，受到康生的提拔和推薦，江蘇省淮安人。1967年栽在武漢陳大麻子（百萬雄師）手中，隨後被貫上“王、關、戚反黨集團”的罪名被關押。太祖對他曾專門發話：“不准提審王力”。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放了出來。1996年10月，王力在北京病逝，終年75歲。以下是他的回憶錄的部分章節，該書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香港出版。
我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正式進入中央文革小組，一九六七年八月就被江青等人關起來了。工作了一年零兩個月，被關了十三年半。這兩個數字，就足夠引人深思的了。而且，我在獄中備受江青等人法西斯式的殘酷折磨，九死一生，這段曲折坎坷的經歷，更令人觸目驚心。由於我個人的命運和黨的命運、個人的錯誤和黨的錯誤密切地糾纏在一起，更增加了人們對我的問題的關注。朋友們都希望我寫一個回憶錄。對於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該怎麼認識?該怎麼辦才是正確的?我是應該進行反省和探討的：
我是文/化大革/命時期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員之一 。
我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一理論的最初的整理者和闡述者之一。
我把毛/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兩次講話中的詞句編輯起來加以系統化，成為一段有名的『語錄』，這段語錄後來被黨的『九大』 、『十大』、『十一大』作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的『基本路綫』。實踐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
我是『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第三個階段和第三個里程碑，而以文/化大革/命作為標誌』這一錯誤觀點的主要提出者之一。這也是錯誤的。
理論上的這些嚴重錯誤，在黨內和人民群眾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亂，其危害性是難以估量的。由於理論上的錯誤，導致黨在一系列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混淆了敵我界限。在我參加『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時間裡，黨中央指導運動的重要的指示、決定、通 知、社論和文章，我都參加了起草工作。（那個專門整老幹部的『專案組』辦的事情除外，因為『文/革小組』成員只有王力一人被排除在『專案組』之外。）我參加起草的這些文件和文章中提出的政策原則，今天看來大都是錯誤的，正確的很少。即使有的在當時起了某些積極作用，但是，因為是在戰略錯誤的前提之下寫成的，因而消極作用是主要的。雖然這些文章和文件大都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的，但是我作為具體執筆者也有嚴重的責任。我不能也不應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毛/主-席。
我一被關進秦城，就開始了反省。我認為，『文化/大革/命』這一場中國人民的大災難，主要不是由於某個人的不良動機造成的，而是有它深刻的歷史的、社會的根源。這一點我過去是沒有認識清楚的。上面所說的我所犯的理論上的錯誤和行動上的錯誤，都是從這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特別是土地改革以後，我就誤認為民主革命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了。其實，我們並沒有把自然經濟改變為社會化經濟，並沒有把農民等小生產者改變成為同現代生產相聯繫的農業工人和產業工人，並沒有把大量的手工生產改變成為機器生產。也就是說，封建主義的牆腳根本沒有剷除。中國人民還是苦於封建主義，即苦於資本主義的不足，而並不是苦於對國民經濟有利的而不是對國民經濟有害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存在和發展（毛澤/東語）。我們不懂得資本主義的二重性，不懂得資本主義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化正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我們用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武器，時常只是馬克/思主義的詞句，而實質是帶着封建色彩的小生產者的觀點。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同樣性質的錯誤還可能以另外的形式重犯。
解放以後，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後，我們的領導人常常以詩人的浪漫性和軍事家的決斷性來處理經濟問題，多次造成比例失調和經濟危機，而在受到客觀規律的懲罰以後，並不檢查自己，反而責怪『階級敵人』搗亂。這樣，臆造的『階級敵人』越來越多，以至無處不是敵人了，敵人不但跑到黨內來了，而且跑到最高的領導核心中來了。於是，就要『天天講階級鬥爭』，就要『不斷革命』，並且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了。這個深刻的、痛苦的教訓，應當永遠記取。
我國沒有經過商品經濟這樣一個大課堂，人們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觀點，就難以為完全現代社會的文明的、科學的、民主的觀點所代替，更談不到科學社會主義的觀點。從深刻的社會的、經濟的、思想的根源來看，『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帶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農民（小生產者）運動，因而具有極大的盲目性、破壞性和倒退性。這個歷史是絕不能也絕不應重演了。
我回顧過去的目的，是為了現在和未來。我的回憶錄要涉及不少人。對所有的人，我從不計較個人恩怨，只是如實地反映他們在特定歷史情況下的真實的言行，以便探討真實的經驗教訓，為後人作為可靠的借鑑。
文/化大革/命的開端
文/化大革/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對此有幾種說法，有的說從學術批判就算開始了，有的說學術批判只能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上次是從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談的。其實可以從一九六五年開始。現在我就從一九六五年布加勒斯特會議談起吧。
一九六五年夏，羅馬尼亞開黨代會，勃烈日涅夫率蘇代表團去羅，中國是鄧率代表團去的。我們的既定方針是在那會上繼續同蘇方接觸，改善同蘇關係。代表團出發前，毛在頤年堂召集會，參加者有劉、周、朱（德）、鄧、彭（真）、康-生、伍修權、王力。會上毛大講黨史（我有記錄，整理出來了，但文/化大革/命中丟了），毛反覆講不要怕龐然大物。他說陳獨秀、王明、李立三，都曾經是龐然大物，都不行，都沒有什麼了不起。還說不要怕大風大浪，大風大浪來了一定要頂住。這個會本來是討論同蘇修打交道的，可是毛反覆講上述問題。具體問題講了兩點：第一，罵楊（尚/昆），說楊為什麼還不走？毛早就要楊離開北京，說楊搞竊聽，還說反右派時楊把左派打成右派。（這就是所謂八司馬事件，就是一九五七年中辦把戚/本禹和毛的英文秘書的愛人等八人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下放勞動。後來英文秘書告了狀，毛給他們翻了案。他們不知道是毛給他們翻的，具體是田（家英）辦的，他們都感激田。）毛在會上還罵了鄧/力/群，說鄧/力/群當時看了大字報，對打右派的事一句話不講，隨聲附和，這樣的人怎麼能行？那時鄧/力/群是劉的秘書，所以毛主席這話也是對少奇的。
第二是談彭（德-懷），毛說，我看要給彭分配工作。毛說德懷這人是不會接受掛名的工作的，他要干實事。毛提議叫德懷到三線當副總指揮（彭是三軍團的，楊（尚-昆）也是，劉-少-奇也是。）小報傳說毛請彭吃飯，我沒參加。請吃飯那件事在後，決定分配工作在前，是在這次會上決定的。毛還罵尚昆從來不檢討，他打右派打錯了，翻過來了，他也不檢討。會上大家說馬上叫楊走。會開完後，楊打電話給吳冷西，問會上談了些什麼問題？吳說“我沒參加會，你問王力。”楊就問我，我不好說毛主席罵他，只說主席在會上大講黨史，講龐然大物。從這次會以及後來的發展看起來，龐然大物是指劉。（這次會上還要給彭分配工作，可見這次會不是繼續整彭。）
學術批判和五人小組
一九六四年七月成立五人小組，是為了領導學術批判。那時毛對思想文化戰線的情況不滿意，毛召集了幾個人談學術批判，他提議搞個小組，要陸定一當組長。那時江-青跟中宣部的衝突已很尖銳，說中-宣部是閻王殿。一九六四年我們去杭州談外賓事，也談過學術批判，毛也對中-宣-部不滿，可是這時毛還要陸定一當組長。陸定一堅決不干，他說“我幹不了，我見事遲，不能當組長。”陸提議彭-真當組長，毛同意了。小組成員究竟幾個人，也沒有定。毛當時只提了陸-定一、周揚，陸-定一提出加彭-真，才三個人，陸說要加幾個人，主席說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三人外還有康-生、吳冷西，這樣就成了五個人。不是主席先想出五個人，叫五人小組。五人小組不是文化/革命小組。當時沒有文化/革/命小組這個詞。陸提議叫彭當組長，彭沒有推辭。這時江-青同中-宣部的衝突已很尖銳，同彭的衝突還不尖銳。彭-真當組長後，還真的抓，開了些座談會，成立了學術批判辦公室，列了個很大的名單，包括胡繩、許立群、吳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繩當辦公室主任。當時我推辭，因為同蘇修打交道任務很重，寫《九評》我是專職，中聯部副部長我是掛名。康-生也說，王力不參加學術批判辦公室吧！但彭真-說不行，非要王力參加。這個五人小組送常委和主席的匯報提綱（即後來的二月提綱）稿子上並沒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是姚臻後來加上的。那時彭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釣魚臺，外號叫“樓長”。姚臻加了個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綱批轉全黨，“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的名字也傳開了。姚臻很得意，二月提綱是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批的，主要是彭批的。少-奇不在國內。主席看了沒反對，壓下了，連個圈都沒劃。後來周總理總結出個經驗：凡是毛只劃圈的，還不要急着去辦。因為如果毛支持的話，他會鮮明地表態，同意或不同意，這樣才可以積極執行。如果只劃圈，那還不行，何況這個文件主席連圈也沒劃。
四清問題上毛和劉的分歧
當時少奇不直接管四清了，他抓了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他對這方面講得很多。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劉在懷仁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強調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還拿出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的小冊子，上面談了教育與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劉要各地加以貫徹。余秋里、谷牧在工業方面加以貫徹。劉強調一要看書，二要調查研究。他在會上還誇了王力，說王力是這方面的模範，又研究理論，又搞調查研究。那時小平抓三線，劉準備出國，書記處、常委只剩下彭-真。他不是常委，但實際上是副總/書記。彭-真抓兩條，一是四清，一是五人小組。
會開完後，我跟鄧去三線，同去的還有谷牧、呂正操、余秋里。我對這一年多北京情況不大清楚，北京的事我沒有管。文匯報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海/瑞罷官》，我手裡沒有文匯報，沒有看，姚臻夜裡打電話來，說有重要文章，要馬上看。我請中聯部馬冠華同志給我找了文匯報，連夜送來。當時覺得很重要，但也沒有加以研究，沒考慮會引起什麼後果。我跟鄧上三線，把文匯報帶着，向別的部長們推薦。我跟鄧去了西安、寶雞、成都、攀枝花、昆明，一路上了解三線建設，也了解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的情況。現在看來，主席抓階級鬥爭為綱，而劉、鄧，想把重點放到建設上。社會主義建設怎麼符合中國特點？鄧考慮要發展小城鎮，解決城鄉矛盾、工農矛盾。兩種勞動制度也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我也在研究這個問題。我把鄧在三線的歷次講話、插話作了系統整理，成為給鄧-小-平同志的一封信，中心思想是要走中國道路解決城鄉關係問題，不能過度發展大城市，而要發展中小城市。三線的大工廠必須有小工廠為它服務。部隊也搞基建工程兵，很有好處，也很有成績，又省錢，工程又搞得好。對這問題，劉和鄧沒有交換意見。劉從理論上提兩種教育制度、兩種勞動制度，鄧看三線，從實踐中解決這問題，解決兩種制度問題、城鄉關係問題、工農關係問題。我覺得兩方面要結合。我整理了馬思列/寧對這問題的觀點，也整理了鄧在三線的講話。我整理的材料在工交系統的會上印發了。紅旗雜誌給鉛印了。小-平的談話同後來提的發展鄉鎮企業的方針有關係。前幾年我到廊坊參觀，回來後寫了個報告，也提到這問題。
一個熱鍋上的螞蟻
十二月中央打電話要鄧立即赴上海，因為發生了羅瑞-卿事件。當時誣衊羅瑞-卿篡軍反黨，把他調離，楊成-武擔任代理總長。鄧走後我們留在昆明，閻紅彥招待我們。他們發現了盧漢埋藏多年的白蘭地，用這個招待我們。鄧走後，羅瑞-卿來了。他自我感覺很緊張，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打聽怎麼回事？為什麼開會不通知他？我們也不知道。後來又來電報要羅立即赴上海。後來知道已經採取了措施，防止羅逃跑。文革時批判李井泉，說羅瑞-卿到成都，李井泉還送給他兩筐桔子。其實當時方針是先穩住羅。羅到上海後就沒有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