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回憶錄（五）
關於《大事記》
大事記是康-生一定要搞的，他是專門搞大事記的人。他把毛歷次談階級鬥爭的話都排起來，這次又排了個大事記。主要是康-生排的，得到劉鄧同意。我是參加整理，還有李鑫、賈一學。
現在中紀委把這說成是我的罪狀，說我在大事記中給康-生開脫。其實大事記比正件《五一六通知》說得緩和。正件說彭-真背着康-生、吳冷西炮製了二月提綱。我整理大事記時覺得不好說整個二月提綱是背着康-生，就只說起草的那一天是姚臻、許立群關起門來起草，這比正件輕得多。寫大事記時康-生提出要給王力開脫，有些事是王力反對過的，其實主要是為他自己開脫。他要給我開脫，我不贊成。因為文件太長了，不能再加了。後來康-生在中聯部講話時說，沒提王力是個疏忽，王力是正確的。中紀委把這作為王力的罪狀，說王力在大事記中栽贓誣陷彭真，給康-生開脫。
其實大事記比正件輕得多。為什么正件無罪，附件（大事記）倒有罪呢？這些我在《申訴書》中已寫明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
（一）毛為什麼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
那時文革小組沒有制度，沒有機構，康-生也並沒有重視他這個顧問的職務。他是中央理論小組組長，還要管國際問題。理論小組派了幾個人到北大去。五月份，北大就熱鬧了。何明、高炬文章發表後，各學校震動很大，大字報小字報都出來了。康-生派一個組到北大，組長是曹軼歐（康妻），她是理論小組辦公室主任。她到北大不是工作組，不是中央文革派的，不是搞文革的，是搞調研的。她本來就常去北大。她這個組沒有多少權，也沒有多少事，聶元梓大字報出現後，曹軼歐是很重視，因為五一六通知剛發下去，就出現這張大字報，是一個重要動態。曹軼歐向康-生作了匯報，康生也向毛反映了。陳-伯-達也通過光明日報向毛反映了。六月一日毛在上海，給康-生、陳-伯達都來了指示（不知是經過什麼人傳來的）。毛叫在全國廣播這張大字報，而且還講了很多話，主要是同康-生講的多。毛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重大。陳-伯-達那時是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五月三十一日進駐的，是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決定的。他還兼顧新華社。康-生找了王力、關鋒、曹軼歐，讓我們寫一篇評論員文章。
毛為什麼重視這張大字報？因為他想用大字報直接號召，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毛一貫的總的思想是，解放後十七年搞的一套機構不行。他認為這一套機構、制度脫離群眾，如果發展下去，會成為人民的敵人。必須把這一套搞掉，搞一套新的。怎麼搞法？思想教育不行，整風不行，四清也不行，各種辦法都試了，都不行。這次要用新的辦法，自下而上發動群眾運動，揭露黨的陰暗面。要實行這種作法，依靠原來的組織、制度、紀律就不行了。他認為只用原來機構，自上而下傳達五一六通知是不行的。光靠人-民日報也不行。江-青向來認為人-民日報不在她手裡。陳-伯達的工作組是劉鄧派的，而廣播這張大字報是毛布置的，評論員文章是康-生傳達毛指示後，根據毛指示寫的。六月一日傳達，當晚寫好，六月二日見報。對毛的思想，當時評論員文章還沒有從理論上說得很明白，後來才說明白的。毛的思想就是要把束縛群眾手腳的舊的機構、舊的紀律、舊的秩序打亂、摧毀，解放群眾的手腳，讓群眾直接揭露當權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按照他的指示，評論員文章當時寫得不夠。所以十一中全會印發時，在括號內加了一段毛的話，原稿上還有“毛注”字樣。紅旗公開發表時就正式加了一段。這一段是：“我們無條件接受的是毛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對一切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這是毛加的。這是非常重要的原則修改。
對於聶元梓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毛為什麼那麼重視這張大字報，歷史學家等估計不夠。其實毛是借題發揮，把陸平作為舊組織的代表。問題也不在於江-青和聶元梓有什麼私交。當時伯達對這點就遲鈍。評論員文章寫好後，康-生要我和關鋒送給陳，陳沒有把聶元梓的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放在人民日報第一版的上面。上面是他的社論。我們說主席指示應該放在上面，他說社論重要。他不知道光靠社論是不行的。
後來大字報的作用大了。聶元梓的地位突然高起來了，曹軼歐的地位也高了，她直接參與文化大革命了。康-生同大字報也有關係，他把大字報送毛，毛指示是他傳達的，他就把功勞歸於自己，康-生同外國人談話時也居功。實際上他們三個人都沒有份。後來曹軼歐和聶元梓的矛盾爆發了。曹軼歐不同意把聶元梓捧那麼高。康-生對聶元梓一貫印象惡劣。毛、江都重視聶元梓，曹軼歐覺得過分，就揭她的底，說大字報她一個字也沒有寫，主要是楊克明寫的。楊寫了後，叫哲學系的人簽字，聶元梓是哲學系總支書，叫她簽她還不簽，說服了好幾次才簽的。因為她是總支書，才把她放在第一名。有人說曹軼歐和聶元梓是老鄉，大字報是曹軼歐組織的，這一點影子都沒有。曹軼歐強調楊克明，十一中全會吸收北大的人參加時，江-青提聶元梓，康-生提楊克明。曹軼歐和聶元梓勢不兩立，聶元梓靠攏江-青，江-青支持聶元梓反曹軼歐。曹軼歐也列席了十一中全會，參加文革小組，當辦公室副主任，後來被撤銷。
以上所談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是毛為什麼重視聶元梓的大字報。毛認為歷次運動都沒有解決脫離群眾、官僚主義、變修的問題，這次運用大字報，採取新的方法，自下而上發動群眾，不靠原來的組織，原來的紀律，原來的方法。第二是澄清關於大字報的一些胡說編造。沒有那麼複雜，有的人沒有那麼多功勞。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它把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和林/彪五一八講話的精神，還有毛歷次講話加以綜合。它的發明權不屬於陳/伯達。如果說陳有發明權，那只是在社論中第一次提出“四舊”，即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光這篇社論也沒有用，如果沒有第一張大字報，還是按過去搞法，舊的機器、舊的組織紀律還束縛着，還是不行的。毛利用聶元梓大字報、評論員文章來解決這問題，主要是自下而上，摧毀舊機器、舊組織、舊紀律、舊方法，同過去的運動都不同。人-民日報工作組，組長是陳。因為當時說人民/日報不站在左派一邊，不代表毛思想，不是可靠陣地，所以要派陳去奪取陣地，這是毛的意思，派他去還是劉鄧統一派的，不過他比別的工作組早一點。工作組是陳/伯達自己組織的班子，在政治/局書記處的會上說了一下。主要依靠解放軍政治部、解放軍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還有上海的一個人。這幾個單位都是江-青的陣地。具體的人有穆欣（光明日報總編輯）、錢抵千（總政宣傳部副部長）、唐平鑄（解放軍報社長）、尚力科（解放軍報編委）、紅旗編輯楊某某、解放日報魯瑛（當時未到，後來到了）。
陳在人民日報開會，說要清除鄧拓的陰魂（資產階級辦報方針），清除吳冷西的陽魂。宣布要一天寫一篇社論。這些社論都是他自己主持寫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定稿時請我去過。
文/革小組成立初期和工作組問題
文/革小組正式成立是六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沒有通知我。我打電話問陳，問我要不要去，陳說不要去，也沒有說什麼原因。開會回來後告訴我說文/革小組有我。這時陳還在人民日報，康-生還是不管文革，曹軼歐正式參與文革，各機關大字報很熱鬧，很震動。在我觀念上，文革小組不過是常委的參謀秘書性機構，由少奇、小/平同志領導。這時文革小組沒有機構，沒有制度，沒有刊物，還是由當時的黨/中央領導運動。懷/仁堂每天都有會，各部門各個口在會上匯報，按原來的組織系統搞。各單位自己有簡報，原來的機構還在正常運轉。如團中央，後來有人說是王力去撤了耀邦的職，其實不是。是常委、政治局派工作組到團中央，宣布三胡一王停職，宣布的人是過去就管青年團的李富春，他是政治局委員分管青年團的，是按正常系統搞的。
清華的工作組長葉林，是經委副主任，日常工作是薄一波管。
北大工作組長張承先，是北京市委派的。
這些地方很熱鬧。最初文/革小組沒有什麼措施，後來上海來電話，江/青傳達毛的意見，說文革小組要積極活動，要直接去看大字報，支持造反派，不要讓原有機構控制運動。
六月下旬，文革小組雖然還是沒有制度、沒有機構，但執行上海指示，全部人馬浩浩蕩蕩集體去看大字報。蒯大富這時還沒有被隔離，薄一/波和蒯大富辯論，薄一/波說你這個名字就是資本主義！要富，還要大富，還要快大富！這樣的話簡報上就有。毛看到了。蒯大富是三好學生，登過人民畫報的。這時各單位很熱鬧，積極執行五一六通知，挖黑幫、牛鬼蛇神、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還沒有把矛頭對準走資派。陳老總在外事口匯報，說外事口有三個大牛鬼蛇神；一個是李昌，是對外文委主任，說他是階級異己分子，他母親是四川最大的地主，女惡霸，李昌一直養着她。第二是外交部的部長助理宦鄉，說他裡通外國，家裡有美金，抄家抄出來了。第三是浦壽昌，是總理的外事秘書，後來放到外辦當工作人員，是美國博士。這三個人後來證明都是優秀幹部。外辦工作組組長張彥主持搞李昌。
六月下旬，上海來電話給陳伯達，不贊成由原來舊的工作機構派工作組。
陳伯/達根據上海意見，在懷仁堂會議上遞了個條子，說不要用工作組的形式，因為容易形成包辦代替，妨礙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條子遞給鄧小/平，鄧批評陳：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亂套了嗎？會形成自發、自流、無政府主義，放棄黨的領導。工作組是在黨中/央領導下，才能保證黨中央的方針貫徹。
陳說不出道理，回到釣魚臺十四樓就坐在地毯上哭，說上海不要工作組，這裡又批評得這麼凶！他報告了上海，江/青傳過話來很厲害，說你們文/革小組要執行主席的路線，到有工作組的單位支持群眾反對工作組。
這時確有群眾反對工作組，如對外文委，工作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還有些小的。工作組同造反群眾對立，群眾要揭發領導，受到工作組打擊。文/革小組集體到對外文委找人談話，群眾對工作組有很多意見，貼了不少反工作組的大字報。如張彥當工作組長，整了李昌，但張彥的夫人楊純是對外文委副主任，就沒有事。所以有人說張彥去對外文委是保楊純，不准給楊純貼大字報，不准查對外文委的“黑線”，康-生、陳/伯達都去看大字報，支持反工作組的人，反對張彥。陳老總非常惱火，他召集群眾大會，說張彥經過長期考驗，是好幹部，這是領導的看法，你們群眾說他這樣那樣毛病，是群眾的看法，這不對，要以領導的看法為準，不能轟走張彥，張彥是我派的。當時形成僵局。
北大六一八簡報是少奇批的，康-生、陳-伯-達都劃了圈，簡報說對“反革命事件”要鎮壓，少-奇同志批了要全國仿行。那時上海電話還沒來，康-生、陳-伯-達也在簡報上劃了圈。
六一八事件經過大體是：六月十八日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北大工作組正在開會，群眾離開工作，揪鬥了四十多名校領導人和教授，有些粗暴行動。工作組制止了他們，指出避開工作組亂鬥的作法，有害於革命，已經被壞人利用。工作組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見北大文革簡報第九號。
少/奇同志批：現將九號簡報發給你們，中央認為工作組處理亂鬥的作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地都可仿照北大辦法處理。
據說當時有侮辱婦女的行為。我們沒聽說，有的書沒有說簡報認為北大事件是反革命，只說毛認為不是反革命，是革命事件，這是春秋筆法。
這一段經過是在上海來電話以前。事件發生在六月十八日，上海電話是六月下旬。毛只知道北大工作組把群眾說成反革命不對，毛認為是革命事件。為什麼群眾離開工作組就是反革命?他當時還不知有少/奇同志批語。直到七月下旬，毛回北京，十一中全會開會以前，康/生發現全國都發生工作組與群眾的衝突，他認為來源於少/奇同志的批語。可是他查了檔案，看到簡報上也有自己的大名，自己也畫了圈。他在文革小組裡說：“到處發生這個問題，和中央批語有關，我把批件揣在口袋裡，幾次想告訴主席，到現在沒有拿出來。”
張春/橋一聽，馬上把文件要過來。他馬上送給毛，毛看了大怒，說怪不得到處鎮壓群眾，現在才明白有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因此才有了毛的一張大字報。毛當時不但罵劉，還罵了康。因為張春橋告了康的狀，說康把簡報揣在懷裡很久沒有拿出來。主席說，要康生這種人有什麼用處?
我想，康/生不拿出來，一方面有個人顧慮，因為自己也劃了圈；另方面據我觀察，他也顧慮到是否要告少/奇同志一狀的問題。他當時對劉/鄧還是尊重的。他常講，他自己在白區執行的是王明的左傾路線，少/奇同志是正確的。
總之，六一八事件的重要性就在這裡，毛的大字報和換接班人的決心來源於此，其它學校發生的類似事件並不重要。
七月十八日，毛從上海回來，江/青是先兩天回來的。她回來後第一件事是建立文革小組的辦公機構和制度，籌辦刊物《快報》，專門開了一個樓（十六樓）作為文/革小組的辦公樓，建立文/革小組辦公室，說是同毛商量的，要王力當辦公室主任。為什麼要我當辦公室主任呢?我想主要是因為我1960年列席書記處會議，1964年列席常委會議，在黨內人熟好辦事，同各方面打交道都好辦，別人在黨內沒有這個地位，人家都不知道他，辦事就不方便。我推辭不干，江說不行，非要我從八號樓搬到十六樓。八號樓還保留我的房，陳住十四樓，江自己住十一樓，毛要來開會就住十二樓。王力為辦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軼歐、穆欣為副主任。要我和肖華、劉志堅商量，調一百個團以上政工幹部辦《快報》，向常委、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動態。快報暫時放到解放軍報印刷。這一百人等於是革小組的聯絡員、巡視員，到各地、各部門了解情況，公開名義是用紅旗、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人民日報記者的名義，不用革小組聯絡員的名義。其實人家也都知道是革小組派的。這一百人是劉志堅、肖華從全國部隊挑的，主要是從濟南部隊和瀋陽部隊挑的。這一套作法也是毛的思想，通過江說的，說辦公室不要大，聯絡人員要多。辦公室除主任副主任外，只有三、五個助手，他們只作些技術性工作，主要的事情應該我們主任、副主任自己辦。毛就沒有政治秘書，只有個收發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江/青作他的秘書，都是兼職的。這也是毛的思想，把舊的機構、舊的作法改掉。文/革小組人少辦的事不少。不准配專車，需要人臨時調。後來電話太多，搞了個接電話的組，三個人，是部隊的。曹軼歐要搞個調查組，調了幾個人，不住在中央文/革，還是依靠北大。從文/革的機構來看，毛的思想是對的，大批人到第一線反映第一手情況，坐辦公室的人要少。簡報一事一報，要快，不要積成一大疊才印。“快報”只發常委和中央文革成員。很多快報上有毛的批語。檔案館可能還存着。一百個記者得力的不多。後來又從人民日報、新華社調來一些人。江第二件事是抓制度，建立碰頭會，每天下午三點碰頭，小組全體成員參加，另外需要誰就通知誰，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總理和陶/鑄。後來幾乎每次都通知他們二位。總理說，凡是中央文/革通知開會，他從來沒有不到過。最早的時候，中央文/革每天開過碰頭會以後，全體人馬到一個單位去開群眾大會，如各個大學（有的大學去了不止一次）。大會上都是把文/革小組成員向大家介紹，每個人講講話。去的有王任重（中南第一書記、候補中委）、劉志堅、張春橋、姚文元。有一次王任重向大家介紹江/青，說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組長（中央沒有這麼通知）。有人介紹我時，說我是黨的理論家，九評的作者（九評有七評半是我主稿的）。關鋒、戚本禹不用介紹，因為他們寫的文章很多，人們都知道他。這時期，重點逐漸轉移，劉那裡黯然失色，懷仁堂只討論一般性問題，實質性問題都在釣魚臺。釣魚臺直接支持群眾，矛頭對着工作組。
七月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毛要我和關鋒到清華去見蒯大富。這時蒯大富被隔離在宿舍。我們聽取了他的申述，對他說，他的信收到了，不要着急，很快會恢復自由，有什麼話可以對我們講。他對工作組葉林、薄一/波有意見。我們根據主席指示，表示支持他的革命行動。我們沒說要釋放他，可是我們一走，他就恢復自由了。蒯大富在學校是孤立的。開大會辯論時，蒯處於被告、辯解的地位。這次辯論會我去了，總理也去了。
蒯大富這人不怎麼行，他的發言不是進攻的，都是被動辯解。批的人理直氣壯，他都嚇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