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茶陵結集着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主力，包括聯隊本部、第一和第二兩個大隊，正在與試圖奪回茶陵的中國軍隊展開激戰。在1944年6月末就從平江出發的我們步兵第三聯隊，經過了山田和社港市的戰鬥，又在7月中旬到下旬的醴陵以東的麻山戰鬥中遭受了重大損失。由於連續多次的激戰和戰鬥消耗，使各中隊的兵力都減少了三四十人。正在此時，我率領的擁有一百五十多人的毫髮無損的第三中隊趕來支援。難怪小野聯隊長和市川大隊長都露出了大喜過望的笑臉。

　　就在我們第三中隊到達的幾天之前，第一大隊擔當的西面陣地遭到了中國軍隊的猛烈攻擊。茶陵縣城的北、東、南三個方向均被河流所包圍，只有西面與陸地相連，縣城以西大約兩公里的地方就是丘陵地帶。能夠從上面俯瞰縣城的丘陵高地已經被中國軍隊占領，第三大隊把那些高地分別取了名字，像松、竹、梅、桃、鷹、雕、鴿等，作為暫時使用的高地代號。面對報到以後的我，市川大隊長一面用手指着周圍的地形地貌，一面說明着戰場上犬牙交錯的態勢。最後，他命令兵員充實的我們第三中隊發起進攻，擊退占據西面山丘的中國軍隊。

　　因為日軍方面的火力裝備極其不足，我跟市川大隊長商量之後決定使用夜間突然襲擊的戰術奪取中國軍隊據守的山丘。1944年8月22日，我專門花費了整整一個白天的時間對中國軍隊據守的高地進行了詳細的偵察。根據偵察結果，我發現中國軍隊的主要陣地是“松”高地，在“竹”高地和“梅”高地上面也能看見修築的陣地和工事，但在“桃”高地上卻什麼也沒有發現，因此我判斷中國軍隊沒有在“桃”高地上部署兵力。所以，我決定避開中國軍隊防守嚴密、兵力充足的正面陣地，首先攻擊並占領“桃”高地，然後再從“桃”高地向中國軍隊陣地的左翼發起進攻。

　　以白刃作戰和夜間突襲攻擊對手堅固設防的陣地，對我來說還是第一次。當然，由於“白刃作戰主義”是日本陸軍的傳統，夜間突襲的作戰方法我也在陸軍士官學校經受過很完整而徹底的訓練，但畢竟從來沒有實戰的經驗。如果說我一點兒也不害怕，那純粹是瞪着眼睛撒謊，自欺欺人。但是我內心的膽怯和軟弱不僅絕對不能被部下看出來，而且還要裝出一副完全有信心取得作戰勝利的樣子。實際上，我們中隊的軍官也好，士兵們也好，都相當緊張。以背囊為代表的那些不必要的裝備都留在了大隊本部。等到天色已晚，暮靄朦朧，我們第三中隊就在茶陵街區的盡頭集合。大隊的官員們誰也沒有前來為我們送行，把針對鉗制了大隊的要穴命門的中國軍隊控制的高地發動進攻的作戰任務，完全交給了我們第三中隊單獨進行。大隊只是下達了作戰命令，沒有給我們第三中隊提供任何幫助，所有問題的解決都只能靠我們第三中隊自己來承擔了。

　　這是一個雲薄星稀的夜晚。我的作戰計劃是，沿着中國軍隊沒有部署兵力的道路，第三中隊全體官兵銜枚疾進直到“桃”高地。我們中隊的一百五十多人隱蔽在道路北側的路基的陰影里急速前進，就從洪山廟這邊控制了“桃”高地(根據書中所附之地圖，洪山廟在“桃”高地以北)，但沒有遭遇到作戰方案里想象的中國軍隊。我在“桃”高地的東麓重新結集起了中隊以後，命令村井少尉的第一小隊作為右翼第一線部隊向“竹”高地進攻，其他部隊以指揮班、第二小隊和第三小隊的順序向“松”高地進攻，占領“松”高地以後，第三小隊再繼續進攻“梅”高地。並且給部下下達了嚴格的指示，除非遭遇中國軍隊的攻擊，否則絕對不許開槍射擊。但同時，我內心深處卻期待着中國軍隊因為害怕日軍的攻擊而逃掉了。

　　在“桃”高地的東麓，第一小隊與中隊的大部隊分手，在黑暗中悄無聲息地前進。眼看就要開始攀登作為目的地的“竹”高地了，突然從第一小隊的方向響起了槍聲和手榴彈的爆炸聲，同時也聽得到日軍軍官在召喚衝鋒的叫喊聲。不知道是不是“竹”高地方向的槍聲引發的，在我們中隊正面的“松”高地上也響起了槍聲。中國軍隊的士兵沒頭沒腦地亂扔手榴彈，但是都沒有能扔到我們附近。我發出命令：“衝鋒。”中隊全體官兵以指揮班為先導，沿着“松”高地的斜面快步攀登上去。在這一過程中，中隊沒有任何一個因為中了對方的槍彈而倒下的人。看上去大部分中國士兵都逃走了。我們跳進高地頂上的戰壕，發現了兩三個還沒有來得及逃走的中國士兵，指揮班的下士官和士兵也來不及瞄準，把槍托抵在腰眼上，抬起槍口就放，把對方打倒了。就這樣占領了“松”高地。而我則立刻就開始擔心起“竹”高地那邊的情況了。

　　不久，從槍炮聲和呼喊聲響個不停的“竹”高地那邊傳來了清晰的用日語的喊叫聲：“第一小隊占領了‘竹’高地！”“小隊長戰死！”很快，傳令兵送來了報告，除了村井少尉戰死之外，還有十幾個人死傷，但陣地已經占領並鞏固下來了。提交這一報告的是下士官候補人員教育班的助教久保田軍曹。進行初步調查以後，我發現指揮班也有兩三個人傷亡。因為已經能夠確認占領了“松”高地，我命令第三小隊的指揮官三宅准尉率領部隊向“梅”高地進攻。守衛“梅”高地的中國軍隊聽到我們這邊的喊叫聲以後已經撤退了，日軍於是兵不血刃地占領了“梅”高地。我稍微偵察了一下，似乎其他山丘上的中國軍隊也撤退了。由於我們第三中隊的夜間突襲，日軍占領了中國軍隊所控制的7個山丘的陣地。但也是因為這一次作戰，在我們第三中隊的官兵中，有村井少尉以下10人戰死，20人負傷。

　　作為中隊作戰取得的戰果，這幾個高地就原封不動地由我們第三中隊來守衛。於是，我們中隊全體都停留在高地上，準備防範中國軍隊的反擊。我們第三中隊從醴陵就開始了持續的行軍，連口氣都沒喘就發動了夜間突襲，然後就這樣繼續停留在露天陣地上，中隊官兵的體力消耗可真是太大了。因此，我對大隊這樣考慮不周的安排很有些不滿，也對身邊的野村准尉和伊藤曹長發了牢騷。不過，比什麼都困難的是糧食問題。因為沒有糧食補給，所以我們必須自己籌措食物。但是激烈的戰鬥在持續進行之中，中隊根本沒有多餘的力量外出徵發食物。結果在此期間，我們第三中隊裡的營養失調者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的人。

　　到那時為止，作為中隊長的我最為關心的事情就是如何保存士兵的體力，如何避免體力的浪費和無意義的消耗。為此，就要努力確保糧食的供應，要為了物資和糧食的徵發而採取組織性的行動(具體內容到後面再詳細敘述)。但是，由於到達茶陵以後的戰鬥以及連續在露天陣地執行警備任務，使得我們為確保糧食供應的努力都付諸東流了。不過幸運的是，當時正好是仲夏，就算是在高地上風餐露宿也不是那麼難以忍受的事。如果是寒冷的季節，恐怕就會有更多的人喪命了。

　　因為這次夜間突襲，我們第三中隊遭受到了一號作戰開始以來的首次重大損失。特別是作為中隊軍官之一的村井正男少尉戰死，令我痛心疾首。村井少尉在突入對方陣地之際，從近距離發射的步槍子彈擊中了他的胸部。據說在胸部受傷的情況下，往往會因為大量出血導致肺的氣泡被堵塞最後窒息而死。因此受傷後需要絕對的安靜。村井少尉受傷的創口很大，幾乎馬上就咽氣了。

　　第二年我回國以後，去了村井少尉的老家，向他的家人出示了信件，告知了村井少尉戰死的情況。對此，村井少尉的長輩給予了鄭重其事的回答，被認為是態度不卑不亢、文筆優美流暢的典範回答。在當時，他們也是具有較高教養程度的國民之中的一分子。

陣地攻防戰
　　 1944年8月23日早晨，從我們第三中隊占領各個高地上的陣地之後，中國軍隊的反擊很快就開始了。首先，中國士兵從“竹”高地之前的斜坡開始向高地上攀登，幾十個中國士兵已經達到了將要發起最後衝擊的位置。但是被“松”高地上面的日軍哨兵發現了。日軍哨兵一邊大聲地通知守衛“竹”高地的第一小隊，一邊從“松”高地上用輕機關槍向中國軍隊掃射。由於側面射擊發揮了絕好的效果，所以中國軍隊不得不撤退。從此開始的這一天之中，中國軍隊一次又一次地、連續不斷地向日軍占領的“竹”高地和“松”高地發起進攻。有些中國士兵從日軍所占高地的背後攀登上去，用手榴彈向日軍投擲，炸死了三個日軍士兵。而日軍的手榴彈很快就不多了。在山地作戰的情況下，對付向高地上仰攻的對方軍隊，使用手榴彈是最有效的方法。但是手榴彈的數量不足讓我們很無奈。這一天，我們第三中隊對付中國軍隊的進攻主要是用槍進行射擊，而且從相鄰的陣地用側射火力封鎖通往高地的斜坡。

　　從1944年8月23日開始，中國軍隊對高地的反擊持續了大約一周的時間。這些反擊是日軍攻占衡陽以後，中國軍隊從外圍發動的持續反攻的諸多環節之一。對力圖確保茶陵、攸縣和安仁地區的日軍第二十七師團發起反攻的是中國第九戰區的第二十七集團軍。

　　中國軍隊進行的反擊並不僅僅是根據正面作戰方法而採取的白天進攻，還經常派少數中國士兵趁夜潛入日軍陣地附近出其不意地發動襲擊。1944年8月24日或25日左右，中國士兵在夜晚潛入日軍第三小隊防守的陣地投擲手榴彈，炸傷了第三小隊的隊長三宅准尉以下的多名日軍士兵。三宅准尉被送往後方，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我們第三中隊。這是因為日軍警戒不嚴密不充分，疏忽大意的結果，所以無論是白天，還是夜間，都不能有絲毫懈怠。

　　對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發動反攻的中國軍隊的指揮官，是中國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二十七集團軍司令長官楊森，他直接指揮第四十四軍，及其所屬的第一五○師、第一六○師、第一六二師這三個師，他們的裝備優良，士氣高昂。跟我們在華北地區擔任警備任務時的作戰對手八路軍相比，跟我們在許昌、郾城地區與之作戰的中國第一戰區的部隊相比，中國的第四十四軍的裝備要好得多了。特別是第四十四軍的迫擊炮對日軍的威脅最大，當他們對我們在高地上的陣地射擊時，炮彈往往從我們正上方落下，簡直是無處躲避。此外，尤其令我們吃驚的是，他們士氣旺盛，鬥志昂揚，作戰意志相當強烈。中國軍隊敢於向我們日軍固守的陣地發動那樣持續的、猛烈的攻擊，自侵華戰爭開始以來直到那時為止，絕對是無法想象的事情。中國軍隊在1944年8月23日進行反擊時，儘管不斷有人中彈倒下，但是其他人仍然不顧一切地向高地上面衝擊。他們的攻擊精神之旺盛，戰鬥意志之頑強，完全超越在日軍之上。與我們直到那時為止所見到過的中國軍隊相比，無論是編制、裝備，還是士氣、鬥志，都是完全不一樣的，簡直變成了一支精銳頑強的軍隊。

　　 1944年8月26日和8月28日，我們第三中隊守衛的陣地經受了中國軍隊發動的兩次真正的攻擊。特別是8月28日那次，是一次步炮協同的大規模進攻。中國軍隊以迫擊炮的射擊為先導，隨着炮彈划過空氣發出的那種“啾、啾”的令人毛骨悚然、心驚膽戰的聲音，一顆又一顆迫擊炮彈呼嘯着從我們頭頂上落下來。由於彈道極度彎曲，所以垂直挖掘的戰壕根本沒有防範迫擊炮彈的作用。8月28日的迫擊炮的轟擊，使守衛“松”高地的指揮班和第二小隊有好幾個人死傷。其中一人腹部被炸，腸子都飛了出來，最終悲慘地斷了氣。迫擊炮的轟擊在殺傷對方戰鬥人員的實際效果之外，還有使對方產生恐怖畏懼心理的作用。

　　迫擊炮的轟擊一結束，在“竹”高地和“松”高地的正面立刻出現了成群結隊的中國士兵，沿着斜坡沖了上來。特別是在我方防線上，“竹”高地正好向着對面的方向突出，而“松”高地則是這一帶一系列高地中的最高點，所以這兩個高地成為中國軍隊重點進攻的目標。中國軍隊的衝鋒緊接着炮擊的結束而開始，這跟訓練操典完全不一樣。按照訓練操典，從炮擊結束到發起衝鋒有一個較長的間隔時間，可以利用這個決定勝負的關鍵時刻進行狂風暴雨般的射擊，擊退進攻的對方軍隊。但如果這樣作戰，我又擔心我們的彈藥存量是否充足。

　　 1944年8月28日那天的戰鬥也使中國軍隊蒙受了重大損失，我們的陣地前中國士兵的屍體堆積如山。因此，這也是中國軍隊最後的攻擊了。此後，中國軍隊開始在距離日軍陣地兩三公里遠的雲陽山、關鋪一線構築工事。雲陽山、關鋪一線的海拔標高比日軍占領的高地還要高，因此形成了中國軍隊可以從那一線俯瞰日軍陣地的態勢。但是，後退到雲陽山、關鋪一線構築陣地的行動很明顯是消極的，好像是因為中國軍隊的兵力也減少了。

　　由於戰場的情況有所緩解，日軍方面也獲得了一時的喘息之機。自從發動夜間突襲以來，一連八天都跟高地上的戰壕緊緊聯繫在一起、須臾不曾分離的我們第三中隊，只在高地上留下了哨兵，其餘全轉移到茶陵以西的居民家裡休整，終於得以在久違了的房屋裡睡覺。但是，比什麼都困難的是糧食補給的問題。因此，我在中隊裡專門編成了徵發糧食的小分隊。歷經戰亂的茶陵周邊地區早已是家徒四壁，寸草難生，什麼食品都沒有，所以我只能派小分隊到更遠的中國軍隊較少出現的黃石鋪一帶去尋找。依據中隊長的命令而組成的徵發小分隊，至少還是有組織的進行徵發，而不是違反軍紀的掠奪。就像我在前邊已經說過的那樣，按照日軍的規定，徵發物資必須是高級指揮官(師團長)命令經理部長，由各部隊分別實施。如果是各部隊自行實施的話，必須由高級指揮官指定出一定範圍的地區，組成的徵發隊必須由軍官擔任指揮官，對於徵發的物資必須給予補償，或者是為日後進行補償而開具票據或證明。除此之外違反規定的徵發行為，就不是徵發，而是掠奪。但是，上述日軍的規定並沒有被各部隊嚴格遵守，很多軍官甚至連是否有這個規定的存在都不清楚。而我，因為在聯隊本部服役期間曾經偶爾看見過《戰時服務提要》，所以知道上述規定的存在，這恐怕也是日軍軍官中的一個例外吧。到我們第三中隊組織徵發隊的時候，既沒有由高級指揮官指定的地區，徵發隊的指揮官也不是軍官(因為村井少尉戰死以後，我們中隊就沒有中隊副指揮官了)，完全是違反規定的。所以，日軍的所謂徵發物資，只不過是以“徵發”為名進行的掠奪罷了。

　　像這樣長時間、大規模的作戰行動，因為完全沒有糧食的供給，所以雖說是不許掠奪，但實際上完全是難以實現的要求。為了不使第一線作戰的部隊因為飢餓而導致死亡，日軍各部隊就必然會千方百計地掠奪。確實，掠奪是惡劣的行為，但其責任可以說應該由無視補給問題而制定作戰計劃的軍部的上層來承擔。一號作戰動員了50萬日軍進行縱貫中國大陸的作戰，在這一作戰期間，日軍所到之處實際上都進行了反覆多次的掠奪。

　　當時，我們第三中隊的徵發小隊前往的黃石鋪，位於茶陵與攸縣的中間，就是我們第三中隊前來茶陵的時候儘量避免經過的鄉鎮。徵發隊派出去以後，到傍晚時分牽回來四五頭牛，這樣的成果正好符合我們派遣徵發隊的目的。但是，我們第三中隊向通往攸縣的道路途中的洪山廟派出的徵發隊一露面，就被其他部隊看見了。於是非常快的，不僅從大隊本部，從其他中隊也都提出了想要分得一份的要求。當然，我們第三中隊分別給了他們各自應得的份額。

　　據擔任徵發小隊隊長的伊藤曹長(我記得好像是他，但是記不清了)說，洪山廟已經沒有什麼中國居民了，當地居民早在徵發隊到來之前就已經逃得無影無蹤了。那些牛在徵發隊到達之時都放牧在山坡上，因為不想再往遠處走，就輕而易舉地抓住了那些牛。無論如何，因為抓了這些牛，使我們部隊嘗到了久違了的牛肉，補充了動物性蛋白。

　　從我們第三中隊發動夜間突襲獲得成功以後，接下來就防守剛剛奪取的陣地，進行了十天的陣地防衛戰，中隊裡出現了以兩名小隊長為首的五十多人的死傷者，還有約三十人的戰場病患者被送到了後方醫院，戰鬥減員幾乎達到了一半。我們第三中隊的傷亡比其他中隊還要多，是參加一號作戰以來第一次蒙受如此重大的損失。特別是還繼續留在中隊裡的官兵也都無一例外地因為營養失調、體力下降而變成了“老弱病殘”者。因此，無論如何不能否認這樣的情況對我們第三中隊戰鬥力的負面影響。由於營養失調而導致戰場病患者增加，對於我這個中隊長來說，是一種比什麼都傷腦筋的事情。

　　另外，我想根據戰後得到的資料來分析一下，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期間因戰鬥而死亡者與因戰場患病而死亡者的比例問題。輕視補給的作戰計劃，兵站線的斷絕，美國空軍的妨礙等一系列原因，使得一號作戰期間的補給，尤其是糧食的供給極其不充分。因此，日軍中陷於營養失調的人員非常多，其特點是因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死亡的人員達到了大多數。根據在野戰醫院所統計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順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戰爭營養失調病症，第三是瘧疾，第四是腳氣，即使是痢疾、瘧疾，很多人也是因為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導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終死亡的。據長尾五一軍醫所著《戰爭與營養》一書所說，如果體諒戰死者家屬的心情，作為軍醫很難提出戰爭營養失調病症的病名，但實際上，在戰場上生病而死的大部分人都被認為是由於患了戰爭營養失調病症。而且，日軍這樣的作戰還有一個特徵，就是作戰受傷的人很多也是死在了野戰醫院裡。其原因很多還是因為對野戰醫院的補給不充分，使傷病員們患上了戰爭營養失調病症，抵抗力下降而導致死亡。

　　關於在戰爭期間的戰死者、戰傷死者、戰病死者的比率，可以看一看我們部隊的《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作戰日誌》，那裡面有如下記載：
　　 “從1944年開始到戰敗回國為止的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期間，聯隊的死亡者人數為1647名，其中作戰死亡者509名，占31%，作戰受傷死亡者84名，占5%，戰場患病死者1038名，占63%，其他(包括意外死亡和死因不明)16名，占1%。也就是說，戰場患病死者是作戰死亡者的2倍有餘。”另外，雖然我作為中隊長為了不使中隊出現戰場患病死者而竭盡全力，但是，我們第三中隊仍然有作戰死亡者36名，占死亡總數的47%，作戰受傷死亡者6名，占8%，戰場患病死亡者35名，占45%。

　　跟瓜塔爾卡納爾島和新幾內亞島的情況不一樣，在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中國戰場，一般都以為不會發生日軍士兵被餓死的事件。但是，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的實際情況卻是，由於補給斷絕，給養惡化，在日軍里發生了大量的戰爭營養失調病症，出現了很多的因戰場患病而致死的官兵，也就是廣義上的餓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