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年代。這魏晉二朝都是禪讓而來，也就是說新一代的國君沒有用暴力手段推翻舊政權上台，而是逼迫原來的皇帝主動退居二線，禪讓而得天下。其實呢，說穿了就是由明搶變成巧取，實質是一樣的，但是形式上卻大有不同。這總比使用暴力奪權要文明。

從東漢末期黃金軍起義、三國直至晉朝建立，在將近100年的時間裡一直是持續不斷的戰亂和社會動盪。亂世自有英雄出世，英雄自須英才輔佐，於是各路英豪紛紛網羅人才，這樣魏晉時期也就成為中國歷史上人才薈萃的年代了。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東漢和魏晉都是豪強士族組成的政治集團把持朝政，政治局勢的變化主要體現在所謂的“輔政”上，名義上皇權至高無上，但實際是政權從一個政治集團轉換到另一個集團手中，典型的例子有曹氏輔漢，司馬輔魏。這和日本幕府時代的政治結構有些相似。

記載歷史的載體最好不過詩文。魏晉時期由於連年的社會動盪，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慷慨、激昂、悲愴、和放蕩風格為主。比如我們熟知的三曹的作品，就是這樣的。所以唐代、五代和南宋時期柔媚的作品看起來是很有小資情調的。生活穩定了，就要講究生活品味了，文學作品自然就精緻起來，不然連讀者都不來捧場的。可是魏晉時期不行，精緻不起來，連年打仗，人們對人生和死亡的意義思考就多一些。

一提到魏晉風度，很多人就會想到縱酒放歌、寬服長袖的飄逸風格。實際上也並不總是這樣的。在飄逸後面還是有血淚的。這個時期的名士里，阮籍算是個代表了。阮籍這個人也是做過官的，而且職位還不低，曾經做過司馬師的從事郎中，就算是當時司馬總理的跟班秘書吧，後來調任到曹魏的散騎常侍，被封為關內侯。按照現代觀點看來，也算是成功人士了。可是阮籍對功名看得很淡。

阮籍本有濟世之志，但是看到魏晉時代大亂，所謂名士很少能功成之後全身而退，遂心灰意懶，以酒為樂。阮籍本不善飲酒，無非以酣飲為常，以不墜俗流，或是避禍，故有“阮途”之說；後人卻以為他生性好飲，豪放得很。當初晉文帝司馬昭想讓兒子司馬炎，就是後來的晉武帝和阮籍聯姻，阮籍不願意，但又不敢抗命，沒辦法就連着喝酒喝了兩個月，弄得司馬昭一直無從提起，這件事就這麼算了（“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二十四史•晉書•列傳第十九》）。要說阮籍這一招也夠可以。

阮籍為官作風民主，很開明，這也是當時很多人做不到的。同時要知道，阮籍這個人很聰明。當年曹魏政權從曹操時代就提倡“通脫”，也就是在文學上提倡簡練通俗，在政治上就是提倡要開明的意思吧，所以阮籍也在下面作響應中央號召，做了一些小動作，很讓人傳誦。司馬昭封他做東平相，他騎頭驢去上任，到任以後下令把縣委縣政府內外的所有影壁牆和圍牆拆掉，這樣一來老百姓從大街上直接就可以進他的辦公室，大家辦公的時候互相都能看得到。而且象阮籍這樣有才幹的人，做事乾脆利落，不出半月，東平被治理得“法令清簡”。司馬昭大喜，很快就把阮籍調回中央，官拜從事郎中。所以你看，阮籍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還是很會看火候的。如果我是阮籍，而當政的恰恰又是明清時代的皇帝，我是萬萬不敢拆掉衙門圍牆的，那樣至少要被治一個“擅改祖制，罪不容誅”，不砍頭也是發配黑龍江。

阮籍也有口出狂言，然後又賣關子的舉動。話說有一天大家在總理辦公廳上班，下面有人匯報說有惡徒殺了自己的母親。阮籍當時就說：“嘿嘿！老爸都可以殺掉，老媽當然更可以殺掉了！”秘書中有人就責怪他，身為名士，焉可出言不慎？總理司馬昭也說：“殺掉老爹是天下第一大惡，這怎麼能被允許呢？” 你看，那個時代縱然亂世，但人比較有涵養，心態比較平和，不象現代人這樣浮躁，你就看互聯網論壇，發言者多數是惡語相向乃至破口大罵。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所以人性醜惡一面就暴露無疑。司馬昭說的話很嚴厲，但很克制，心平氣和，所以無怪他能當總理。其實包括司馬昭和他的秘書們，都沒受過嚴格的邏輯思維訓練。人家阮籍只是說父母“可以”被殺掉，但沒說“應該”殺掉。就是說，從理論上講，這種犯罪是可能的（誰也不能保證不發生這樣的悲劇，飛機還能撞大樓呢），但並不等於阮籍就是在教唆殺人。抓到了這個空子，阮籍慢條斯穩地說；“禽獸麼，只知道生它的母親，但不知道誰是它的父親，如果它殺死了自己的父親，那它就是禽獸；如果連母親都要殺掉，那就是禽獸不如了（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同上）。”於是眾皆悅服。這個關子賣得夠大的。這段話細細研究一下，阮籍還是使用了偷換概念的手段。咱們先輩看來還沒真學過邏輯學，就這麼讓他糊弄過去了，還弄得“眾皆悅服”。

阮籍這個人不但有抱負，有才幹，和諸多只會空喊口號的腐儒相比，還很有政治頭腦。曹爽輔政的時候，曾經召他做參軍，阮籍看出來曹爽是袁紹式的人物，好權術而無謀略，幹大事而惜身，成不了大氣候，弄不好還要連累自己。所以阮籍毅然決然地拒絕了曹爽的高薪聘請，稱病回鄉，獻身老家的農業發展。後來曹爽果然在同司馬懿的爭鬥中敗陣遭殺身之禍，牽連多人。大家這時候才佩服阮籍的先見之明。

阮籍這個人，為人坦蕩，內心質樸，不拘禮教，說話通常很直率尖刻，但從來不對別人做評論。阮籍生性孝順，當母親去世以後，狂飲數日，以致吐血數升，幾乎把性命搭上。當時的一位學士叫做裴楷的去弔唁，阮籍喝多了，坐在地上，直勾勾地看着裴楷。裴楷徑自弔唁，禮畢而歸。有人問裴楷，既然是弔唁，阮籍作為主人應該痛哭，您哭什麼呀？裴楷嘆道：阮籍不是你我紅塵中人，他不必遵守世俗的禮儀，而我輩還總要以知書達禮自居。

阮籍有個絕活—他會裝白眼和青眼。這個白眼，就是篡改顧城詩中所說的：黑夜給了我一雙黑眼睛，我卻用它去翻白眼。對看不上的人，阮籍一概以白眼相待。另有一位名士叫做嵇喜的來弔唁，阮籍很看不上嵇喜，就用白眼相待，給嵇喜好大的一個沒趣，悻悻而去。嵇喜的弟弟嵇康，就是千古絕唱《廣陵散》的作者，聽說這件事以後，夾着自己的琴，扛着酒缸就來了。阮籍大喜，馬上青眼就出來了。阮籍的舉動招致了很多人的忌恨，但是司馬昭一直是阮籍的後台，別人拿他也沒辦法。

阮籍的文章很有氣勢，邏輯性很強，用詞尖刻。他有一篇《大人先生傳》，在文中激烈批評了所謂“君子”之流。阮籍將追逐功名的所謂君子比作褲子裡面的虱子，終日營營，鑽到褲縫子裡或者破爛的棉花里藏起來，還洋洋自得，以為找到了好的歸宿。實際上循規蹈矩，以禮教害人害己，萬一褲子被燒着了，恐怕跑都跑不掉。（獨不見群虱之處褌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於褌中而不能出也。—同上）

阮籍的兒子阮渾，跟他父親一樣不拘小節。阮籍就教育兒子說：我已經就這樣了，你不要學我！阮籍死的時候是五十四歲。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沒有，阮籍似乎言行不一。一方面口出狂言，說殺母可乎，另一方面母親過世，幾乎喪命。一方面自己不拘小節，另一方面去又教導兒子不要學他。我想阮籍並非不屑於遵守禮教，也並非不屑於追求功名。只是魏晉時代，禮崩樂壞，所謂遵從禮教之人對禮教的破壞遠在常人之上，禮教不過是追求功名的工具。阮籍不屑於以遵從世俗禮教而求功名，不免有些憤世嫉俗，見到遵守禮教的“君子”，阮籍就打心眼裡看不起。故而阮籍口上說對世俗禮教不屑一顧，私下裡恐怕是真誠希望恢復周禮的。當年曹植也對詩文不屑一顧，說從事文字工作乃末節，不值一提。這固然因為曹子建本身詩文冠絕一時，自然對別人舞文弄墨不大看得上眼。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曹植很有政治抱負，但沒能斗得過哥哥曹丕，一直鬱郁不得志。對曹植來講，從政兼濟天下才是大節，詩文自然就成了末節。

至於功名一節，阮籍也是追求的，不過並不是表面的東西，諸如權位封號俸祿等等的東西，他希望的是施展自己的抱負，達到亂世中濟世的目的。但他所擔任的官職還都是秘書一類的閒職，根本說了就不算。司馬昭之啟用阮籍，無非為廣攬天下英才於己，一方面有阮籍這樣的人作點綴，天下英才豈不趨之若鶩。另一方面把這些心高氣傲的名士搜集起來，免得他們在外面亂說亂動，給司馬氏天下添麻煩。內心裡司馬昭對阮籍並不放心，也不服氣，要不然為何阮籍的東平相只當了不到一個月就給調回來，改任閒職。阮籍想必自知其中關節，故而後期形跡放蕩，桀驁不遜，遭人忌恨，但大家拿他也沒辦法—背後有司馬昭屢屢撐腰，司馬昭當然不會因手下腐儒忌恨阮籍，就把他怎麼樣，這樣將落得個不能容人的惡名，於司馬家族卻是大大地不利。阮籍當然知道這個底線，故而對司馬氏族、對別人從來都是不置臧否。最後還要教育兒子說，你不要學我！道理很簡單：以阮籍的名聲和才氣，即便形跡放蕩，別人也不會把他怎麼樣，反而說這是名士脾氣，不同俗流；可兒子阮渾就不行了，那樣做會招致殺身之禍的。所以說阮籍這個人還是很聰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