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經濟重心南移及衰弱的原因

——《中國北方經濟史》第十章（中）

程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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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會基本生產力的衰弱

無論自然條件是否均質相同，地域經濟差異產生的更重要的因素還是人為因素。地域經濟增長過程就是勞動力利用其他資源創造財富的過程。人口是社會基本生產力，同時也是社會基本消費力。人口分布的數量和質量，直接決定着生產力布局、購買力強弱、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北方地區長期是人口重心，唐代以來發生變化，與經濟重心的南移幾乎同步，既是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原因，也是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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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史》卷30《五行志》3。

1．人口的大量南遷

直接關係人口分布變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唐宋時期北方人口的南遷。我國歷史上多次發生因戰爭等天災人禍導致北方流民大規模湧向南方的浪潮，其意義仿佛北方向南方輸血。其中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有三次。第一次是魏晉時期，促進了南方經濟的開發。第二次是唐中期安史之亂以後，是在關鍵時期的關鍵浪潮，導致經濟重心開始南移。“天寶末，安祿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吳為人海。”①僅吳縣(今江蘇蘇州)的北方人口就占了當地居民的1／3。②李白說中唐後“天下衣冠士庶，避地東吳，永嘉南遷，未盛於此”。③又如韋莊言“楚地不知秦地亂，南人空怪北人多”；④賈島言南康(今江西南康)“版籍多遷客”等，⑤都是當時的真實寫照。唐後期及五代時期，北方戰亂更頻繁，每次大戰亂都造成一批北方人口南遷，從而削弱了北方的經濟發展能力。經濟增長的勞動力貢獻減小，在現代西方發展經濟學中，被視為極化效應和涓滴效應的主要方面之一。⑥

北宋末期，隨着北方戰事的增多、剝削的加劇，已出現“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蜀”的動向。⑦及至金兵南下，遂爆發了第三次也是古代最大一輪人口南移高潮：“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⑧如臨安(今浙江杭州)是朝廷南渡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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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29，顧況《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東都序》。

②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卷519，梁肅《吳縣令廳壁記》。

③ 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26《為宋中丞請都金陵表》。

④ 唐·韋莊《浣花集》卷7《湘中作》。

⑤ 唐·賈島《長江集》卷4《送南康姚明府》。

⑥ 李小建主編《經濟地理學》，第221頁。

⑦ 《宋史》卷179《食貨志》下1。

⑧ 宋·莊綽《雞肋編》卷上。

和移民中心，“西北人以駐蹕之地，輻輳駢集，數倍土著，今之富室大賈，往往而是”。①北方人不僅在數量上大大多於土著居民，而且以以往的政治文化優勢和經驗，重新確立了富貴地位。連北宋人一向視為畏途的廣西，“渡江以來，北客避地者眾，俗化一變，今衣冠禮度並同中州”。②需要特別指出的還有兩點。其一，這些南遷的北方人口，多是熟練勞動力和文化素質高的士家大族，如金陵(今江蘇南京)在南宋建炎初經過戰亂，“絕城境為墟，來居者多汴(今河南開封)、洛力能遠遷的巨族仕家”。③明人邱濬也曾指出：“海內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④其二，以“力能遠遷的巨族仕家”為主的北方移民，必然攜帶巨額資金和動產南下，為南方社會經濟輸入了大量資金。據吳松弟先生估計，在“紹興和議”簽訂前，約有500萬左右的北方移民遷入並定居在南方。⑤他們在大量充實了南方人口的同時，對其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也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這500萬左右的北方人移至南方，在統計學上顯示的就是北南方人口相差1000萬，從而使得北南經濟的天平傾斜，經濟重心南移遂成定局。明代徐貞明曾作過總結，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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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73，紹興二十六年七月丁巳。

②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卷104《容州》。

③ 至大《金陵新志》卷8《風俗》。

④　邱濬《重編瓊台稿》卷10《文昌邢氏譜系序》。

⑤ 葛劍雄主編、吳松弟著《中國移民史》第4卷，第414頁。該著第13章《靖康亂後北方人民的南遷：移民與南宋經濟》有專論甚詳，可資參考。

及五胡之亂，中原生齒漸耗，從晉室而東徙者，謂之僑人，久則安其土而樂其生。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非細故也。即如東南之饒，三吳稱最。在《禹貢》，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下下而已。漢之時，亦一澤國耳。惟晉室既東，民日聚而利漸興，然其財賦，亦未至於今日之盛也。至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則民益聚，利益興，而財賦遂甲於天下矣(徐光啟註：靖康之亂，北人南來者更多)。嘗考宋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懋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閒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以資中興。由此觀之，則宋室方南之時，東南尚有曠棄之地。①

由此可看到經濟重心南移與北方移民的密切關係，也進一步證實了南宋完成經濟重心南移的結論。我們不能說北方移民對南方經濟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當地人民畢竟是社會生產的主力，但可以說具有關鍵性的重要作用。

元代初年，蒙古鐵騎再次逼迫北方人南遷避難，“昔江南平，中土人南走，若水趨下”。②這時的人口流動浪潮，除了逃難的傳統原因外，更多了一重“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的經濟動機，也即尋求更好的生活環境。如元初的鄭思肖言：“韃人絕望江南如在天上，宜乎謀居江南之人，貿貿然來。”③元世祖至元二十年(1283)崔彧報告說：“內地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④元中期的張養浩言：“凡遊宦於江之南者，無曰歲久與否，往往利其庶饒，輒戀嫪忘歸。”⑤這是經濟重心南移後，移民性質發生的一個新變化。北方不良的生存環境，落後的經濟，是導致人口遷出的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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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徐光啟著，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卷12《徐貞明西北水利議》。

② 元·許有壬《至正集》卷53《故承直郎僉嶺南廣西道提刑按察司事葛公墓碑》。

③ 宋·鄭思肖《鄭思肖集·大義略敘》。

④ 《元史》卷173《崔彧傳》。

⑤ 元·張養浩《歸田類稿》卷11《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與此相應的是，北方每經一次戰亂，積累的社會財富便焚盪一空，人口或被殺戮，或流亡南方，往往出現千里無人煙的悲慘景況。如安史之亂以後，“東周(今河南洛陽)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今河南鄭州)、汴(今河南開封)，達於徐方(今江蘇徐州一帶)，北自覃懷(今河南沁陽)，經於相土(今河南安陽)，人煙斷絕，千里蕭條”。①兩宋之際，金人“縱兵四掠，東及沂(今山東臨沂)、密(今山東諸城)，西至曹(今山東定陶西南)、濮(今山東鄄城北)、兗(今山東兗州)、鄆(今山東東平)，南至陳(今河南淮陽)、蔡(今河南汝南)、汝(今河南臨汝)、潁(今安徽阜陽)，北至河朔，皆被其害，殺人如刈麻，臭聞數百里，淮泗之間，亦蕩然矣”。②蒙古國時期的成吉思汗八年(1213)至九年，蒙軍“凡破金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捲而去，屋廬焚毀，城郭丘墟矣”。③元末明初推翻蒙古統治的戰爭，使從河南開封到河北之間幾乎成為無人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④明末清初50年戰亂，造成“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東，比比皆然”。⑤據有關學者統計，隋以來，我國共發生戰役543例，其中北方429例，占79％；南方114例，占21％。⑥北方戰事遠多於南方。北方社會經濟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戰爭中被清洗、摧毀。在一定程度上說，北方的經濟重心是被戰亂驅趕到東南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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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舊唐書》卷120《郭子儀傳》。

②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4，建炎元年四月庚申。

③ 宋·不著撰人《兩朝綱目備要》卷14，嘉定七年七月乙亥。

④ 《明太祖實錄》卷33，洪武元年閏七月庚子。

⑤ 《清世祖實錄》卷14，順治二年二月戊辰。

⑥ 李燕茹、胡兆量《中國歷史戰場地域分布及其對區域發展的影響》，《人文地理》

2001年6期。

2．文化水平的落後

宋代以來，北方人口的質量也發生了變化。所謂人口質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條件和能力。在人口數量相等的情況下，人口質量對社會經濟便發揮着主要作用。而在人口質量差距過大的情況下，人口數量的多少在經濟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從人的生物性而言，人口質量表現為身體素質即體格。在這方面，北方占有優勢。宋人曾分析指出：“地勢西北高、東南下。地高而寒，其民體厚而力強，氣剛而志果。地下而溫，其民體薄而力弱，氣柔而志回……此士大夫咸知之也。”①南宋初呂頤浩也云：“中原之人強悍壯實，東南之人柔脆怯弱。”②由於地理環境等原因，北方人體魄高大健壯，氣勇勁悍。如宋代的河東路即現在的山西，居民“天性勁勇，耐辛苦”；③京東路徐州(今江蘇徐州)“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④又如清代陝西，“人材壯健，強勇者多”等，⑤都是具體的說明。而南方相對弱些，“東南民素柔脆。”⑥在社會生產力以體力勞動為主的情況下，北方人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

從人的社會性而言，人口質量表現為人的文化素質和思想觀念。當社會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更多地需要智力的投入，文化素質和思想觀念的作用便突出出來。北宋中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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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李覯《李覯集》卷17《強兵策》。按此語為李覯引用他人之論。

② 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176，紹興七年正月十五日。

③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河東奉使奏草》卷上《論宣毅萬勝等兵札子》。

④ 宋·蘇軾《蘇軾文集》卷26《徐州上皇帝書》。

⑤ 《世宗憲皇帝聖訓》卷10，雍正二年五月甲辰。

⑥ 《明史》卷223《徐貞明傳》。

南方人口超過了北方，個體體力的不足由人數彌補，更重要的是，南方文化水平也開始趕上並超過了北方。為了便於量化說明問題，比較系統也是惟一的方法，就是統計正史列傳人物的地域分布，因為可視為各地人口素質的代表。史念海先生根據兩《唐書》列傳統計，有確切籍貫者1868人，北方地區共1582人，占總數的85％；南方地區286人，占總數的15％。①北方居絕對的優勢。筆者據《宋史》列傳也作了統計，入傳的人物(不含連北方還是南方人都不清楚者)2213人，北方1030人，占46．5％；南方1183人，占53．5％。南方比例超過了北方。由於宋代分北宋、南宋，南宋時期只是南方領土，如此籠統的比較還不能說明問題。為了便於對比，只能以北宋一朝為準。北宋朝入傳的人物1484人，北方906人，占61％；南方578人。占39％。則北宋時北方仍有較大的優勢。

北宋是經濟重心和文化重心南移的關鍵時期，所以我們又將北宋入傳的官員(指正傳和《循吏傳》)1058人分為3個時期統計，發現了明顯的變化軌跡。北宋前期，北方278人，占84．5％，僅比唐代的85％下降了0．5個百分點，南方51人，占15．5％，仍處於明顯的弱勢；北宋中期，北方274人，占63．9％，南方155人，占36．1％；到了北宋後期，北方121人，占40．3％，南方179人，占59．7％。②這就意味着，南方文化在北宋後期趕上並超過了北方。

我們看到的具體記載，與此完全一致。如河北“人性質厚少文”，③宋神宗也認為“河北人愚”；④陝西邊防地區“其人勁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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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兩〈唐書>列傳人物本貫的地理分布〉，《紀念顧頡剛學術論文集》巴蜀

書社1990年版。

② 以上詳見拙作《宋代地域文化》，第131～157頁。

③ 《宋史》卷8《地理志》2。

④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246，熙寧六年八月己卯。

質木”；①京東地區“大率東人皆樸魯純直，甚者失之滯固”，②而同時的南方人則以聰穎靈巧著稱。北宋後期的京東鉅野(今山東巨野)人晁補之概括道：“夫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③表現在智力上，就是頭腦靈活機敏：“南方人性皆慧黠”即是事實。④北宋中期的江西人吳孝宗從歷史角度，指出了這一巨大變遷：“古者江南不能與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後七閩、兩浙與夫江之西、東，冠帶詩書，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⑤他以親身的觀感，指出了東南地區文化從宋代開始盛況空前，一舉改變了不能與中原相比的落後狀況。如兩浙明州(今浙江寧波)：“衣冠文物，至我朝而始盛”。⑥福建也是如此：“自有宋，閩中之士始大振發”。⑦北宋後期的蘇轍所說，則是民間文化程度的南北對比：“四方風俗不同，吳、蜀等處，家習書算……至於(西北)三路等處，民間不諳書算。”⑧南宋的葉適甚至說：“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⑨雖不免誇張，至少道出了南方文化的欣欣向榮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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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史》卷87《地理志》3。

② 《宋史》卷85《地理志》1。

③ 宋·晁補之《雞肋集》卷51《上蘇公書》。

④ 宋·劉邠《彭城集》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銘》。

⑤ 宋·洪邁《容齋隨筆·四筆》卷5《饒州風俗》。

⑥ 寶慶《四明志》卷8《敘人》上。

⑦ 宋·黃裳《演山集》卷19《送黃教授序》。

⑧ 宋·蘇轍《欒城集》卷45《論衙前及諸役人不便札子》。

⑨ 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9《漢陽軍新修學記》。

南方文化在宋代的興起及文化重心的南移，奠定了以後文化的基本格局，影響深遠。明人也是這種看法，現舉幾例如下：

吾吉(今江西吉安)自有宋逮今，賢才輩出。①

四明(今浙江寧波)自宋以來，衣冠之家，棟宇相望。②

自宋以來，江東文學之盛，首稱金華(今浙江金華)。③

吾邦(指今江西廣昌)自宋以來，號稱多士。④

今之茶陵州(今湖南茶陵)，自宋以來多顯者。⑤

自北宋後期以來，南方尤其是東南文化一直穩居鰲首，人口的文化素質明顯優於北方。元代官辦地方學校多在南方，許有壬說：“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為學則不一。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於州乎?”⑥明代地方學校的基本格局與元朝類似，洪武二十年(1387)，即“以北方學校無名師，生徒廢學，命遷南方學官之有學行者教之”。⑦從明洪武四年(1371)到萬曆四十四年(1616)的245年間，共產生狀元、榜眼、探花、會元244人，南方有215人，占總數的88％，北方僅有29人，占總數的12％。⑧清初的王夫之言：“天地之氣衰旺，彼此迭相易也……吳、楚、閩、越，漢以前夷也，而今為文教之藪……宋之去今五百年耳，邵子(雍)謂南人作相，亂自此始，則南人猶劣於北也。洪(武)、永(樂)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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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黃訓編《名臣經濟錄》卷19，周敘《奉王冡宰書》。

② 明·鄭真《滎陽外史集》卷42《四明孫先生行狀》。

③ 明·唐文風《梧岡集》卷7《跋宋景濂杜叔循所撰書前太常丞呂仲善祖父墓銘後》。

④ 明·何喬新《椒邱文集》卷11《送李大倫歸省序》。

⑤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卷76《明故南京戶部郎中致仕進階中憲大夫羅公墓表)。

⑥ 元·許有壬《圭塘小稿》卷8《遼山縣儒學記》。

⑦ 清·嵇璜等(續文獻通考)卷17《職役考》3。

⑧ 陳正祥《中國文化地理》，第21頁。

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荊揚之產……今且兩粵、滇、黔漸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風俗人心益不忍問。”①顧炎武又言：“北方之人，鮮能識字。”②北南方地區文化、思想、道德境界等素質的差距愈來愈大。

3．思想觀念的陳舊

北方人口思想觀念的落後，集中地表現在受傳統觀念的約束．固守土地，專務農業。南宋時，生長於京東濟南、仕宦於南方的辛棄疾曾作過對比：

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貧甚富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民，而兼併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③

他看到北方多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與市場較少發生聯繫，重農輕商；南方則多是商業社會，重商輕農。《宋史·地理志》言陝西“其民恭農桑，好稼穡”，京東路“勤耕紝”，河東路“勤農織之事業”等，就是具體的說明。明人馬文升也指出：“北方之民，別無恆產，止是種田。”④

片面重農的觀念與實踐，逐漸造成產業結構性的貧困，影響着北方商品經濟和整個社會經濟的進一步全面發展，清代甘肅就是如此：“蓋因地瘠民貧，一切費用皆仰給於所收之糧，有不得不糶之勢，迨至爭欲糶賣，價值平賤，所得無幾。是以豐收之年，轉受糧賤之累，名為熟荒。”⑤即使在豐收之年，由於糧食是家庭惟一的收入來源，爭相投入市場換取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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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王夫之《船山思問錄·外篇》。

② 清·顧炎武《求古錄·序》。

③ 《宋史》卷401(辛棄疾傳)。

④ 明·馬文升《端肅奏議》卷4《勤恤小民以固邦本事》。

⑤ 清·嵇璜等《清朝文獻通考》卷36《市糴考》5。

造成穀賤傷農，增產而不增收。明清時期的山西晉商雖名揚天下，但只是個別的情況，多數“山西之民，別無他業，惟資田畝”。①典型如晉東北的廣靈縣，居民專務農業，“又其性戀土懷鄉，不能牽車服賈。凡俯仰、交際、租稅之費，皆取給于田，年豐每畝不過數斗。居民生長山谷間，自不能睹奇技淫巧，故工匠頗拙，亦無他端雜藝，婦女不習紡織。致富之術，目無一焉”。②山西中西部的隰州(今山西隰縣)地瘠水少，農業的資源貧乏，潛力有限，但“人既不為商賈，地亦別無生產，所望惟夏秋兩收。八口賴之，正供賴之，何怪夫民間之十室九空乎?”③環境的閉塞及主要是觀念的陳腐，一味從事第一產業的簡單勞動，使之除了農業之外想不到其他任何發展經濟的出路，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未能充分利用，創造不出更多的社會財富。即使單就農業而言，在實用新技術推廣、產業結構調整、經營管理等方面也多有欠缺，經濟形勢只能是每況愈下。社會經濟發展到明清時代，早已超出了單一農業、以農為主的舊生產方式，在土地上固步自封，本身就是保守的不明智表現。

如果說在深山僻壤、交通不便的地區，上述情況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在平原沃土和資源豐富的地區，經濟的落後主要就是人的問題和由此帶來的產業結構、技術含量問題了。陝西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如明代同官(今陝西銅川西北)：“同民專務稼穡，不事紡織，不習商賈，民少生業，故貧。”④乾隆年間，陝西巡撫畢沅向皇帝報告說：關中地區“沃野千里，實為陸海奧區。臣近加體察，民間耕讀相半，素鮮蓋藏，殷實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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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欽定大清會典則例》卷40《積貯》。

② 乾隆《廣靈縣誌》卷4《鄉俗》。

③ 康熙《隰州志》卷13《田賦》。

④ 萬曆《同官縣誌》卷1《風俗》。

十不得一。緣其平時所恃，不過農田”。①當地是傳統的農業發達地區，但只靠農業在當時並未能致富。再如河南：“豫省民俗，素稱淳樸，迥非江浙浮奢可比。但不善經營，別無生財之道，其公私用度，皆藉於地之所產。”②如鹿邑“務農業，故恥商賈”；③傳統的經濟發達之地河內(今河南沁陽)“力耕桑而鄙販鬻”；④滑縣“滑民全無逐末……工匠拙樸”。⑤河北如河北保定府深澤縣：“民俗重農，不能商賈，鬻財於外者少，故邑少富室而鮮狙獪。”⑥永平府的灤州(今河北灤縣)、樂亭，“獨稱平沃，民亦明農……然不知習水利，旱潦悉聽之天。平歲惟為下農，豐稔不知積蓄，故貴賤不得其平。稍饑饉，則流亡，至歲平招之復業，其俗之不改如故。如南方鉅富鮮矣”。而且“工藝寡，即以工名，亦不稱精巧”。⑦此地有着肥沃的土地，又位於渤海之濱，既能夠發展農業，又可以依靠大海從事多種經濟活動。實際情況卻是農業以外，並無他長，即使農業也是粗放經營的“下農”，加以不善調節經營，稍有災荒便流離失所，經濟基礎十分脆弱。片面重農必導致鄙視商業、拙於手工業，形成封閉的經濟，其活力與發展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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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賀長齡編《清經世文編》卷36，畢沅《陝省農田水利牧畜疏》。

② 清·尹會一《尹少宰奏議》卷2，乾隆二年五月十八日。

③ 康熙《鹿邑縣誌》卷2《風俗》。

④ 道光《河內縣誌》卷10《風俗》。

⑤ 康熙《滑縣誌》卷2《風俗》。

⑥ 康熙《深澤縣誌》卷4《風俗志》。

⑦ 康熙《永平府志》卷5《風俗》。

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南方很少傳統的包袱，觀念新，思想解放，以商品經濟為龍頭，各業並舉，很快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流。早在宋代，南方人就富於進取心和求知慾望，勇於標新立異，如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每立異以求勝。①表現在經濟生活上，則是汲汲於財利，如兩浙人“善進取，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②用盡心機地大膽追求財富，重視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與改進。如其首善之地的杭州人即“習俗浮泊，趨利而逐末，顧雖有良子弟，或淪於工商、釋老之業。③不少優秀人才投身於工商業中，南方的士子“狃於厚利”，甚至不惜違法販賣私鹽。④淮南路“人性輕揚，善商賈，鄽里饒富，多高貲之家”。⑤重商觀念濃重，因而生活富裕，多富豪巨室。元人也說：“淮南之俗，喜負販以牟市利，雖公卿大族，猶或然也。”⑥又說福建泉州：“其民往往機巧趨利，能喻於義者鮮矣，而近年為尤甚。”⑦明代徐光啟又從人口角度，指出了南方商品經濟發達的原因：“南人太眾，耕墾無田，仕進無路，則去為末富、奸富者多矣。”⑧有限的土地無法載負眾多的人口，單靠農業已無法繼續發展，必須脫離土地另謀出路，向商業、服務業等方面發展，增添了社會經濟的活力。

在消費觀念方面，北南方也是大不相同。人口既是社會基本生產力，同時也是社會基本消費力。一般說來，人口多少，決定着消費量的大小，而消費量的大小，直接影響着生產量。另一方面，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和社會環境，使人口的消費觀念、消費結構差別較大。就官方而言，北方作為政治中心和軍事重心，消費量大於南方。就民間而言，突出地表現在南方人口偏重於日常生活的消費，北方人口偏重於積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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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4。

② 《宋史》卷88《地理志》4。

③ 宋·陳襄《古靈集》卷19《杭州勸學文》。

④ 《宋史》卷182《食貨志》下4。

⑤ 《宋史》卷88《地理志》4。

⑥ 元·蘇天爵《滋溪文稿》卷29《跋趙子昂鮮于伯機與朱總管手書》。

⑦ 元·吳成《吳文正集》卷28，《送姜曼鄉赴泉州路錄事序》。

⑧ 明·徐光啟著，石聲漢校注《農政全書校注》卷9《開墾》下。

早在司馬遷時代，這一習俗就已聞名了：沂、泗水以北“地小人眾，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梁、宋地區“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而吳、越地區人民“無積聚而多貧”。①一直到清代，北方消費少而藏蓄多的傳統都沒有改變。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自然環境因素。北方土厚水深，氣候乾燥，能夠長期儲存糧食，而南方相反。清人言：“河北五省，風氣高燥，倉谷數年不壞，存七糶三之法，尚可遵行。若江淮以南，地氣卑濕，通行存七糶三，則南方數省每至數年，必有數百萬石霉爛發變之谷。”②南方潮濕暑熱的環境難以長期貯存大批糧食。再者，北方經常發生自然災害，必須有一定的儲備以度饑荒。關鍵在於消費觀念方面與習俗。如宋代兩浙：“俗奢靡而無積聚，厚於滋味”，追求飲食的口福之樂；四川：“其所獲多為遨遊之費，踏青、藥市之集尤盛焉，動至連月。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愛好旅遊、音樂和逛市場，大膽消費；北方則以河東即後來的山西最為典型：“多藏蓄，其靳嗇尤甚。”③明代王士性也說：“晉中俗儉樸，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④如此刻薄自身，生活簡單，縱有家產萬貫，很少投入消費市場，對山西內需的拉動和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有限。明代張瀚言：“至於民間風俗，大都江南侈於江北。”⑤又如清代的山東：“齊俗儉樸，衣服不尚華麗，無論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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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② 雍正《浙江通志》卷78《積貯》中。

③ 《宋史》卷88《地理志》4；卷89《地理志》5；卷86《地理志》2。

④ 王士性《王士性地理書三種·廣志繹》卷3《江北四省》山西。

⑤ 明·張瀚《松窗夢語》卷4《百工紀》。

率服大布之衣，”即使極富貴之家，也很少穿着綢緞等中高檔服裝。①乾隆元年(1736)，清高宗在一道上諭中，對此作了比較和評論：

朕聞晉、豫民俗，多從儉樸，而戶有蓋藏。惟江蘇、兩浙之地，俗尚侈靡，往往家無斗儲，而被服必極華鮮，飯食靡甘淡泊，兼之井裡之間，茶坊酒肆，星列棋置，少年無知，遊蕩失業。②

從現代經濟學角度解讀這位封建皇帝所透露出的信息，我們看到的是：北方人生活儉約，消費力弱，財富多積沉；南方人追求歡樂，消費結構是發展型和享受型，消費力強，財富多流通，從而形成強大的經濟促進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