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的婚戀傳奇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李立三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人們久聞其名，主要是通過“立三路線”，對這位人物的反面印象比較深，都知道他是我黨歷史上一個反面教員。長期以來，由於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人們很少能客觀公正地認識黨的真正歷史，也就很少能全面客觀了解這樣一個有着巨大貢獻的忠誠的共產黨員。其實，李立三是一位名副其實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有過錯誤，但更多的是其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與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歷經磨難，為了黨的事業付出了畢生心血，還長期被人們所遺忘所誤解，在那個不正常的年代裡被無情打擊，備遭摧殘，以至於承受不了非人的虐待而自殺，在歷史上留下了一幕悲劇，讓人扼腕感嘆。李立三不僅革命生涯曲折離奇，其４次婚姻生活也是跌宕起伏，充滿了戲劇性，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了那個動盪年代老一輩共產黨人的傳奇人生。
　　
　　* 結髮妻子林杏仙：封建家庭的羈絆
　　
　　李立三的髮妻林杏仙是由父母包辦的，１９１８年結婚，生育有長子李人紀。

　　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１８日，李立三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城郊。他的父親是一位晚清秀才，名昌圭，字鏡蓉，以教私塾為業。李家早年比較富有，後來逐漸沒落。李立三的父親給他取的乳名叫“鳳生”，年齡稍大後，其父又給他取了一個李隆郅的名字。隆者：興隆、高大之意；郅者：極也、大也、盛也，這個秀才教書先生對兒子的未來寄予了厚望。李立三天性好動，極具聰明才智和悟性，他從小接受封建私塾式教育，很早就熟讀四書五經。

　　１９１１年，武昌起義爆發，李立三在新的革命思潮的影響下，閱讀了大量書報雜誌，很快就接受了新的觀念。面對國家的軍閥混戰，國無寧日，李立三幼小的心靈上受到了一次次的震動與覺醒，在學校，他常常以“憂國子”的筆名來書寫文章，表達自己的思想，從小就展現了不同一般的抱負。

　　１９１５年，李立三就讀的淥江中學併入長沙長郡中學，他便由醴陵來到長沙。在長沙，他結識了毛澤東、羅章龍等一批有志青年，有更多的機會接受新的觀念和思潮，開始思考為國為民解憂排難的問題。李立三的思想與行為變得不能使其父親接受，李昌圭認為子女的正道應該是“篤耕課讀”，很害怕其子女“欺上作亂”而遭禍。

　　１９１７年，李立三中學畢業後，其父堅持讓他回到家鄉擔任一名小學教員，並為其包辦了婚姻，企圖通過婚姻來約束李立三在身邊。這位就是李立三的結髮妻子林杏仙。可是，以李立三的聰明才智和政治抱負，怎麼能夠在這樣的一個角落裡度過一生呢？過了一年，雖然妻子為他生了一個兒子，可是他還是不能就在那樣的環境下終了一生，他身處黑暗之中的苦悶和對光明的渴求，時刻促使着他逃離封建家庭的羈絆。

　　１９１８年，李立三不顧父親的阻止，離開了家庭，投奔同鄉人程潛的護國軍，打算在軍隊尋求救國之道。後來因一次機緣巧合，程潛十分賞識李立三的聰明與靈巧，就幫助他到北京去學習。

　　１９１９年春，李立三到北京後，正趕上五四熱潮，他異常振奮，所接觸到的人和事讓他的思想境界更為開闊。他於是抓緊補習法語，很快就具備了赴法勤工儉學的資格。其父面對兒子的理想追求儘管不支持，也是無可奈何，就將祖傳的地賣掉，湊夠路費，李立三就這樣踏上了新的征途。

　　李立三的這次赴法，基本上與封建家庭、包辦的婚姻脫離了關係，再加上林氏體弱多病，像很多舊社會的婦女一樣，缺乏遠見和主張，根本不可能追隨李立三。於是，李立三的第一次婚姻也就自然而然地解體了。
　　
　　* 第二任妻子李一純：革命年代動盪與變異
　　
　　 李立三與第二位妻子李一純，１９２３年１月在安源結婚，１９２６年初解體，生育有次子李人俊。

　　李一純，原名李崇英，湖南人，在李立三的引導下投身革命，１９２５年在上海經向警予介紹入黨。她原本是楊開智的妻子，也就是楊開慧的嫂子。

　　１９２２年底，李立三被張國燾、羅章龍邀請到北京傳授安源的罷工經驗，以促進北方的工人運動，此間在北京滯留了一個多月，結識了著名教育家楊昌濟的兒子楊開智夫婦。１９２３年１月底，李立三啟程南歸，楊開智因為在北京還有事情，就託付李立三照顧其夫人李一純回長沙。

　　此時的李立三，已經離家好多年，獻身革命工作，生活長時間沒有人照顧，因而也希望有個異性伴侶生活在身邊。李立三的才華與閱歷也深深吸引着李一純，在他們南歸的途中，由於接觸得頻繁，產生了不能抑制的愛情。李一純就隨着李立三到了安源，組建了新的家庭。

　　在這樣的尷尬情形之下，他們感到十分愧對楊開智；後來李一純將自己的妹妹李崇德介紹給了楊開智做妻子，這婚姻糾葛才算了結。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下旬，黨中央派中共代表李立三和夫人李一純、蔡和森和夫人向警予、張國燾和夫人楊子烈等人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執行擴大會議。就在這次莫斯科之行中，李立三的第二次婚姻解體了。

　　在莫斯科期間，蔡和森與向警予的婚姻破裂，蔡和森因體弱多病倒下，生活無人照顧，出於革命同志之間的友情，李立三和李一純就主動到蔡和森那裡照顧幫助。由於李立三的工作繁忙，李一純被蔡和森深深吸引了，產生了戀情，李、蔡結合。爾後李立三孤身一人回到中國。

　　李立三的婚姻變化是因蔡和森的婚變而引起的，這裡有必要簡單說說蔡和森與向警予之間的故事，再現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的動盪與變異。

　　蔡和森和向警予是２０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政治舞台叱咤一時的革命風雲人物。他倆的愛情被當時無數革命青年奉為楷模。然而，人性的複雜與多變讓他們的愛情同革命事業所經歷的艱難曲折一樣，沒有能順利走到終點。蔡和森和向警予於１９１９年５月在法國的蒙達尼城突破了封建的囚籠，舉行了婚禮。然而，這一對革命家在生活中面臨了重重的挑戰與壓力。

　　１９２４年６月，中央安排蔡和森離職去北京療養，向警予因工作需要脫不開身而留在上海。就在蔡和森離滬的兩個月的時間裡，一位風流才子式的人物彭述之走進了向警予的生活。在工作中兩人頻繁接觸，彭述之對向警予的生活更是關照體貼。對向警予來說，彭的出現令她耳目一新，仿佛打開了另一扇情感的窗口，兩人很快墜入情網。

　　向警予的移情別戀給蔡和森帶來了巨大的痛苦。組織上派他們一同去蘇聯，目的也是使他們冷靜下來，彌補裂痕，然而這一切都是難以挽回的了。向、彭的戀愛風波引起了中央的分歧，中央常委甚至開會來討論男女關係問題。蘇聯之行並沒有撫平蔡、向之間的裂痕，而是使他們十分理智而平靜地分手了。蔡、向的婚姻雖然畫上了句號，但是他們的友誼卻延續到二人生命的終點。向警予１９２８年犧牲後，由於叛徒的出賣，１９３１年蔡和森也在香港遇難。

　　１９２６年底，蔡和森和李一純在蘇聯正式結合。蔡和森犧牲後，李一純先後在延安魯迅師範學校、陝甘寧邊區行政學院工作，解放後在北戴河中直療養院等單位任職。１９８６年李一純在北京逝世。１９４６年，李立三回到延安時，劉少奇曾建議他和當時在延安工作的李一純復婚，但是當時李立三已經和李莎結合。
　　
　　* 第三任妻子李崇善：萬里山川難逾越
　　
　　李立三與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於１９２７年１月結婚，１９３０年１１月解體。育有３個女兒，長女李競，次女李力，三女謝志佩。

　　李一純和蔡和森結合後，李立三再次一個人生活，由於工作繁忙也不太在意自己的婚事。李一純覺得愧對李立三，就將自己的又一個妹妹李崇善介紹給了他。１９２７年１月，李立三與李崇善結婚，開始了其第三次婚姻生活。
　　
　　李立三與李崇善兩人都是共產黨員，都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之中去。而此後的李立三，在我黨的領導崗位上日益重要，參加重大事件的決策與領導。１９２７年５月，在黨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選為中央委員，７—８月間參加了南昌起義的領導與策劃工作。１９２８年６月，李立三再次到莫斯科參加黨的六大，會上被選舉為中央委員，逐漸走向黨的核心。１９３０年，在李立三的領導下，中央政治局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在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案，也就是“立三路線”。就是這個決議案，註定了李立三一生的悲劇。

　　此間，李立三、李崇善夫婦，儘管他們生下了兩個女兒，由於工作的需要，離多聚少。

　　“立三路線”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很快遭到了失敗，而這所有的責任則都推到了李立三身上。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李立三奉命赴蘇，向共產國際匯報檢討工作，沒完沒了地接受批評和進行自我檢查。同時，遵照共產國際的決定，他留在莫斯科，隸屬王明負責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從此，他開始了漫長而艱難的羈旅生涯。

　　李立三與妻子和女兒就這樣分離了，在那樣一個非常的年代裡，萬里江山相阻，又怎麼能逾越這層層障礙呢？他們的分離成為必然。

　　李立三走後，李崇善又生下一個女兒，由於情況的特殊，不得不送給他人。而她自己則帶着兩個孩子，艱難地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她曾經冒充張聞天的夫人，掩護張的工作，被敵人探知後，她機智地掩護張聞天脫險，而自己被捕入獄，兩個女兒就被任弼時夫人陳琮英撫養了一段時間。１９３３年，當局找不到她是共產黨的證據，將其釋放。由於李立三的問題，她在黨內被冷落，沒有再安排工作。生活無有着落，而又帶着兩個孩子，在十分無奈的情況下，她就回到湖南老家尋找出路。在湖南，她遇到進步的知識分子黃希索，黃十分同情她的遭遇，並很崇敬李立三，就和李崇善組成了家庭。他們結合後一直沒有再要孩子，全身心地撫養李立三的兩個女兒李力和李競，解放後歸還給了李立三。

　　至於李崇善送出的第三個女兒，也是歷經坎坷，充滿了戲劇性。李立三在赴蘇聯前，就估計到自己將面臨一個非常的遭遇，就委託一位積極參加工人運動的女工將這個女兒送人。後來這個女兒被送到一位謝姓的從事工運的職工那裡，謝氏夫婦精心撫養，起名謝志佩。解放後，她通過自學成才，在上海工業大學做黨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前，謝家曾委託陳雲告訴李立三，通報了其這個女兒的情況。而由於種種原因，李立三沒有認這個女兒。直到李立三逝世多年後冤情被平反，當初李立三委託的女工的兒媳婦，也是已經退休多年的吳鍾毓老人，才又將此事告知了李立三的家人。

　　１９８２年，楊開智逝世，李立三的後人，終於在這樣的一個場合下團聚在了一起，而此時的謝志佩已經是５０多歲的人了。

　　時代動盪不定，人也在這個潮流中跌宕起伏，李立三及其親人都承受了太多的沉重。
　　
　　* 異國伴侶李莎：情真意切永相隨
　　
　　李立三的第四位妻子是俄國人李莎，１９３６年２月結婚，育有兩個女兒，李英男和李雅蘭。

　　李莎的原名叫葉麗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１９１４年３月２０日出生於俄羅斯薩拉托夫省巴拉紹夫縣的一個鄉村，其父為其取乳名麗扎。麗扎的父親，是沙皇時期一個貴族知識分子，當過律師。１９２８年，麗扎讀完初中，到國家出版局舉辦的一所半工半讀的印刷技術專業學校，從此開始了其自食其力的生活。１９３１年，麗扎從學校畢業，響應布爾什維克的號召，到毗鄰中國伯力的遠東出版社工作，擔任編輯。在此工作期間，麗扎結識了不少的中國革命者朋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１９３３年，麗扎結束了在遠東出版社的工作，回到莫斯科，一邊工作，一邊參加課程的補習。就在這一年，她和被滯留在蘇聯的李立三相識相知了。

　　李立三到蘇聯後，無休止的檢討讓他內心極為痛苦煩悶。１９３３年，李立三認識了比他小１５歲的李莎。李立三知識淵博，談吐睿智而富有紳士風度；他對自己所犯錯誤毫不隱諱檢討的勇氣，展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素質與修養，有如磁石一般深深吸引着年輕的李莎。他們相識相交一段時間後，李立三坦誠地將自己的婚姻情況告訴了李莎，並對心上人傾訴了自己在犯錯誤之後的無奈與彷徨：“我走上領導崗位時才３０歲，經驗不足，又很急躁，覺得中國革命一夜之間就能成功，終於形成冒險主義路線，給黨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使整個形勢的發展走向了反面，這都是我深深自責的。這兩年來，我一直在接受批判，很想為黨多做點工作而彌補過失，可是沒有機會，很多人不敢接近我，而你不怕同‘左’傾機會主義分子交往，以誠相待，實在難能可貴。”隨着交往的增多和理解的加深，兩顆心深深地相愛了。李莎欣賞李立三的率真和坦誠，並不計較他的過去，決心以身相許，演繹了一幕神聖的愛情讚歌。１９３６年２月，李立三和李莎喜結良緣，新郎３７歲，新娘２２歲。在莫斯科的陳雲、歐陽欽，瞿秋白的夫人楊之華和女兒獨伊，以及《救國時報》的十多位中國同志參加了婚禮。

　　然而，與李立三的結合，給李莎帶來的是更多的生活磨難與不公，他們面臨了太多的挑戰。

　　１９３８年２月李立三被蘇聯當局逮捕了，竟然毫無根據地污衊他是日本特務，在審訴無門的情況下，李立三在蘇聯牢獄裡被關了１年零９個月。李立三的被捕使李莎承受着來自學校和周圍人群的巨大壓力，人們勸她和丈夫劃清界限，找一個本國的年輕人，何必跟一個犯有嚴重錯誤的外國人受罪呢？然而李莎卻堅持認為李立三是個好人，絕對不會是日本特務，更不可能做出對黨不忠的事情，她支持着李立三，為此被開除了團籍，受到了人們的輕視與冷嘲。

　　李立三被關押最初４個月期間，李莎得不到任何有關丈夫的消息，她就到各個監獄去詢問查找丈夫的下落。在尋找的過程中，李莎時常聽到各種關於囚犯被處死或流放的消息，這些傳聞令她心驚膽戰。不懈地尋找，終於讓李莎在一個監獄找到了李立三的下落。但是她不被允許探監，她就從自己微薄的津貼中每月抽出５０盧布送給監獄中的丈夫。這份來自妻子的關懷，使當時身處絕境的李立三，有了繼續生存下去的勇氣和力量。

　　１９３９年，蘇聯當局找不出李立三是日本特務的證據，不得不把他釋放，但是卻停止了他的黨籍。李立三蒙冤受屈，陷入極端苦悶之中。李莎對丈夫的遭遇憤憤不平，卻又無可奈何，只能用言語開導，在生活上多加關心和體貼。

　　１９４３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李立三的黨籍仍然沒有恢復，也沒有了生活來源，他全靠李莎微薄的助學金和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發的２００盧布救濟金維持生活。他四處奔波找工作，卻到處碰壁，被逼無奈，最後只好給曾經擔任過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秘書的曼努伊爾斯基寫信尋求幫助。在曼努伊爾斯基的關照下，李立三方在國際工人出版社謀得了一份差事。此後的長時間裡，李立三在共產國際主辦的國際工人出版社工作，曾負責《救國時報》的編輯工作，同時也儘自己的最大可能為中國革命做一些工作。此期間莫斯科出版的大量中文書籍都是李立三擔任翻譯，為中國共產黨與國際的溝通做出了貢獻。雖然李立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可是他和李莎的生活卻是充實而甜蜜的。

　　日本投降後，李立三再也按捺不住回國的渴望，多次向黨中央、毛主席申請，終於有機會再次回到祖國波瀾壯闊的革命之中去。為了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１９４５年，中國共產黨決定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召開前夕，中共中央正式向蘇共中央致信，擬提名李立三為黨中央委員候選人。１９４５年８月底，即中共中央“七大”閉幕３個月之後，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終於批准了李立三回國的申請。李莎得知這個消息後，既高興又矛盾。她支持丈夫回中國，又擔心從此天涯孤旅，一家人難以團聚。李立三深深懂得妻子的心思，安慰妻子說，待條件成熟後，馬上接她和女兒英男回中國。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６日，在異國他鄉羈旅１５年的李立三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同年１０月，李莎也帶着女兒英男來到東北解放區哈爾濱，與丈夫團聚。
　　

　　新中國成立後，李立三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勞動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等職；１９５９年當選為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深愛丈夫的李莎於１９６４年加入了中國國籍。

　　李立三回國後，滿腔熱情努力工作，為新中國的解放與建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然而，１９５２年之後，他又一次因黨內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工作靠邊站，也就不再有用武之地了。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保持了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風骨與志氣，不向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屈服，遭受到了無情的批判打擊與迫害。１９６７年６月２２日，李立三在非人的虐待中吞食了大量安眠藥而離開人世。

　　李莎同樣受到了迫害，她和兩個女兒一起被關入秦城監獄。直到１９７５年，李莎才又獲得了自由。長達８年的監獄生活，讓一個異國女子體會到了政治鬥爭的無情與殘酷。鐵窗生涯嚴重損害了她的健康，長時間都沒人對她說話，在孤獨寂寞里承受了這個國家給她的不公平。為了堅毅忠貞的愛情，李莎付出了太多、太多！在牢獄生活中，李莎得不到任何關於李立三的消息，但她始終懷着希望。在２８８０多個日日夜夜裡，李莎一直以為李立三還活着，他們還有再相聚的一天。然而，事實卻讓她難以接受：她等來的只是一紙死亡證明書和一封李立三自殺前寫下的遺書：“最最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現在走上了自殺叛黨的道路。沒有任何辦法去辯解自己的罪行，只有一點，就是我和我的全家沒有做過任何裡通外國的罪行。”看着親愛丈夫的遺書，李莎泣不成聲。真是造化弄人！

　　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重新審查李立三的問題，為他平反昭雪，這年３月２０日，中共中央為李立三舉行追悼會，深切悼念這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

　　歷盡人間苦難的李莎，出獄後不顧年事已高和孱弱的身體，繼續在北京外語學院工作，為我國的俄語教學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她熱愛教育事業，嘔心瀝血，教書育人。她曾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老教授協會理事、中俄友好協會理事，熱心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為促進國際友好交往和國家的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她與李立三的兩個女兒，（李英男曾擔任北京外國語大學俄文學院院長，李雅蘭曾在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工作）恪盡職守，都在教育戰線上默默耕耘，奉獻自己的聰明才智。

　　李立三的一生是曲折起伏而又坎坷多難的，但他又是幸運的，因為在人生磨難與挫折中，他最終擁有了一份來自李莎的堅貞愛情。這份來自俄羅斯的愛，在殘酷的政治鬥爭與人性的考驗面前，彰顯了它的崇高和珍貴，譜寫了一曲人間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