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忠於主席：“你在下邊可得好好替我照顧主席呀！”---哈。 |
| 送交者: 文膽 2007年09月29日00:00:0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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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才是忠於毛主席：“你在下邊可得好好替我照顧主席呀！”---哈。 今日謝靜宜 蘇山曼 發表於 2006-6-10 23:52:00
那風風火火的17年，小謝叱咤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曾被主席親自點名為北京市委副書記，這是主席身邊工作人員榮任的最高級別。隨着“文革”的結束，她被宣布隔離審查…… 如今，她已從北京市委某單位退休，過着極其普通的生活。 作為“文革”敏感人物，謝靜宜是絕少在媒體拋頭露面的。她不願意接受採訪和拍照，每次在紀念堂參加活動，遇到記者問話或投來的好奇目光，她就對同行的人說：“我們還是走為上！” 但是她12月5日接受了我們的採訪，並且談得很愉快很盡興。這些年，她一直默默地寫一些懷念小文章，她說：“有的人見主席一面就能寫出一本書，若讓我寫，一輩子都寫不完。也許我的文章沒人家寫得美，寫得漂亮，但它都是真實的，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我希望通過我反映出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毛澤東。”
房間裡很溫暖，牆壁上懸掛着一副《南鄉子》詞作：何處望杭州？劉汪兩據一號樓。西子湖畔景已舊，悠悠，不見主人淚空流。老人精神抖，穩坐小莊揮神州。古今英雄誰敵手，無有，人民思念好領袖。 小謝 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於杭州 詞作工整而有韻律，看得出作者紮實的古文功底。謝靜宜不好意思地笑了：“這是我1999年回杭州參觀主席曾住過的寓所時寫的，當時也是百感交集，一首詞一蹴而就。” 我看到窗台上有一張照片，毛主席站在中間，一對朝氣蓬勃的青年男女分列左右。“那是我和我愛人蘇延勛1960年與主席的合影。我愛人也是中央機要人員。不過，他現在已經追隨主席而去了。” 謝靜宜語氣低沉下來。桌上壓着一首《江城子》詞：十年陰陽各一方，離別久，相思長。相隔遙遠，亦可話家常。暮暮一同歡天宇，談古今，論短長。朝朝陽台賞花香。葡萄垂，花齊放。相顧笑看，群鳥尋覓忙。靜觀天下人間事，柴門院，心寬暢。這是謝靜宜為紀念丈夫去世十周年而寫的。“我每天晚上看電視的時候，就把主席的相片和老蘇的相片放到桌上，讓他們和我一起看電視，睡覺前，我再把他們收起來。” 謝靜宜真的從桌子下面抽出了兩個相框，再次認真地對我說：“我還跟老蘇說，你在下邊可得好好替我照顧主席呀！”她的眼睛濕潤了。 主席專列“隆隆”響
有一次某地農民不知道是誰來了，走近一看，是主席，就大聲歡呼：‘毛主席來了，毛主席來了。’於是一幫子老頭老太太們就簇擁着主席往大隊部走（公社主要幹部都還在田裡幹活呢）。主席坐在條凳上與農民群眾談笑風生，問他們：‘有飯吃嗎？能吃飽嗎？’農民們回答：‘您別擔心，我們能吃飽，還能吃肉。’主席又問： ‘餵豬羊了嗎？’農民們發了愣，主席就要往農戶家去看豬窩和雞圈，他悄悄拉過一個小男孩問：‘有肉吃嗎？’小男孩伸出一個小手指在主席面前比劃：‘我們過年時才吃這麼一點點。’主席一言不發，半天才對我們說：‘我想這個孩子說的才是真話。’坐上專列，他還一直念着：‘我想這個孩子說的才是真話。’ 1962年麥子收割的時候，我們的專列又出發了。主席和我們都透過車窗愉快地看着外面金燦燦的麥田。忽然遠處走來一個農村婦女，她一手拿個罐，一手提個菜籃子，顯然是剛給地里送飯回來。她走路一搖一搖的，一邊走一邊偷偷地扯一把麥子往口袋裡塞。我大叫起來：‘主席你看你看，偷麥子的！’主席用手指往嘴上一豎：噓，不要叫，小心她聽到。火車‘隆隆’地奔馳着，很快就不見了那婦女。主席長嘆了一聲：‘唉，看來，農民糧食還是不夠啊，不然，她何苦去扯那幾把麥粒呢？’ 對於當時盛行的‘畝產過萬’的浮誇風，我曾問過主席是真是假，主席氣憤地大聲說：‘假的，這樣做會死人的！’ “我應該幫助葛忠仁”
我把葛忠仁的事匯報給了主席，主席聽我說着，顯得十分難過，特別是聽到葛忠仁面對紅牆淚如雨下地呼喚自己時，他掉淚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主席落淚。主席果斷地說：‘我送他300元，我是他的領導，我應該幫助他。’他當場交待張玉鳳去落實了此事。 這件事給我的深刻印象永遠難忘，那就是主席關心人民疾苦的赤誠之心。” “文件看中間的就行了”
主席說：‘文件要分主次，看主要的，無關緊要、與你無關的，你就跟着人家閉着眼睛劃圈好了。倘若是讓你批、要你拿主意的文件，那就必須認真對待了。’‘其實很多文件，本來是來自下面的第一手材料，很值得一看。可是到了上面經過一層層修飾，就面目全非，沒有意思了。有的文件，頭幾頁你別看，就看中間的內容好了。’我知道主席最不喜歡看前面的語錄和後面的萬歲，也不喜歡為了闡述一個問題，先羅列一大堆優點，故意拉長的文章。一句話，他看文章喜歡開門見山，討厭穿鞋戴帽，特別是調查報告。”
早晨我和李敏外出散步，發現了樹上有很多小指頭點大的小梅子，我倆邊摘邊吃，也不覺得酸，吃得忘乎所以。同行的工作人員發現了我們，笑得直不起腰：‘瞧這兩個饞丫頭，這麼點小梅子也偷吃。’這時主席走了出來，聞言並沒有加入玩笑的行列，而是極嚴肅地對他們說：‘女同志懷了孕，生理需要想吃。我本應該滿足她們，卻滿足不了。你們記住這件事，等梅子成熟了、變黃了以後，給她倆買點，由我來買，分給她們吃。’ 那年5月，我果真收到了一大包用報紙包着的黃澄澄的梅子，送梅子的士兵說：‘主席吩咐的，你一半，李敏一半，這是你的。’” “李訥兒，爸爸老了……”
李訥到農村後不久就病了，我受主席之託，再次去江西看她。她正在地里與農民一起砍甘蔗，頭上卻高燒不退。但她從來沒有提出過要回北京治病。回京後，我向主席說起了她的病情，問是否回京治療。主席說：她沒什麼大病，在家時也是常發燒的。人在哪裡，就在哪裡治病，她在鄉下就在鄉下治，鄉下治不好到縣裡治，縣裡治不好到省里治，不要回北京來。難道江西人民病了都要上北京嗎？ 其實李訥是一個儉樸好學的人，穿的是破軍衣、破鞋子，衣服舊得發紅，前後補丁疊補丁。主席雖然心裡很疼她，但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優越感和特殊化，要求有時近乎苛刻，這是我們這些長期相伴他的工作人員深有體會的。 當時李訥已近30，我曾問她：‘李子，年歲不小了，對婚姻考慮過沒有？’她說：‘這事我不着急，我媽媽急。我不聽她的，我倒想聽聽爸爸的意見。’我回京後，主席給了我三條意見轉告李訥：‘婚姻的事，父母親不能管，由她自己決定：是工人也行，是農民也行；是黨員也行，不是黨員也行；比她大也行，比她小也行，只要他們自己同意就行了。’ 這就是毛主席反封建、反世俗的婚姻觀，他給了女兒充分的自主權。” 後來，李訥果真在農村找了一個愛人，據說比她小。後來李訥回北京後，兩人因文化背景和個人修養的懸殊太大而分手。李訥唯一的兒子王效芝就是這一段感情的結晶。 (本文采寫於2003年12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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