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2月間，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專門召開會議討論了處決人犯的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自3 月以來大張旗鼓地鎮壓反革命的結果，是各地殺、關、管的數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設想和計劃。由於多數地方按照原先掌握的情況，無法完成千分之零點五至千分之一的處決人犯比例，不得不勉強湊數，加上各地都沒有足夠的公檢法機構和人員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審理如此多的殺、關、管案件，結果是多數案件都未能經過嚴格審理。相當多的人犯只是基於歷史上有所謂“劣跡”，量刑的標準已遠遠超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中的規定，自然更不重視“現行”與否。不講證據，濫捕濫殺的現象相當普遍。
湖南衡陽茶市以劉伯祿為首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因多數人出身地主，再加上南下工作組幹部靠“逼供信”懷疑當地有“反共救國軍”，因此相信以劉為首的當地黨組織和其所領導的青年團、農會和勵淬學友會等組織，即系“反共救國軍”及其外圍，進而將劉定為“匪特頭子”、“惡霸地主”。結果200餘人受到株連，許多人被吊打逼供，8人被槍斃，5人被判刑，4人被開除公職，1人下落不明。
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積極追隨中共，投身抗日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因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民黨軍隊，解放戰爭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同樣既無民憤、亦無血債，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
勉強湊數，濫捕濫殺的一個極其嚴重的後果，就是把大批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也被列入“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