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共產黨人的戀愛狀況

一九二五年，上海租界裡的慕爾鳴路有一處兩樓兩底的房子，這裡是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這裡住着當時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一些人。這些男男女女的房客中，有這樣一些人：剛剛鰥居的瞿秋白，他這時正在上海大學教社會學；從蘇聯回來的彭述之，在莫斯科時，人們喜歡稱他“老夫子”；留法勤工儉學的領袖湖南人蔡和森和他的妻子向警予；宣傳部的幹部福建人鄭超麟；當時名叫李郅隆的工人運動領袖和他的此時的妻子李一純。此外還住着兩個“娘姨”，一個是專門侍候瞿秋白的，另一個是毛澤東從湖南帶來的，但此時毛澤東不在上海，所以這個娘姨被送給了向警予，並給大家燒飯。

上面這幾個人需要加以說明。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共四大上，共選出了九位中央委員：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蔡和森、張國燾、彭述之、譚平山、李維漢、項英，而後陳、瞿、蔡、張、彭五人組成了主席團，不久以後的五卅運動就是由這個團隊領導的。所以可見慕爾鳴路上的這套房子裡的房客們都是些非常了得的人物。前面說到的那位李郅隆，可是大大有名的，幾個月後，他更名為“李立三”，是五卅運動時上海總工會的總指揮，也就是五卅運動的前敵總指揮。現在要說一說他的那位夫人李一純了。李一純那時候已經入黨了，正懷孕，挺着大肚子，她原名叫李崇英，本是楊開智的妻子。

楊開智何許人？乃楊昌濟先生之子，楊開慧女士之兄，楊家滿門都革命者，楊開智五四後自湖南赴北京讀書，與羅章龍、鄧中夏有來往，在京從事學運工作。這時有一個叫“李成”的同志自安源來北京授工人運動經驗，這位“李成”就是湖南人李隆郅，也就是後來的工運領袖“李立三”。楊開智委託李成同志把妻子李一純帶回長沙，李成當然慨然允諾，但自京南下的路上，李一純與李隆郅速生情愫，這可如何是好！李一純此時與楊開智生有一女，名楊展，一純女士回到長沙帶了楊展就去安源與工運革命家李隆郅住到了一起，成為夫妻。革命者李隆郅也是五四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活動家，他早已結婚，夫人叫林杏仙，此時因病癱瘓在床。再說楊開智，他聽得此訊，悔不當初，神情委頓，從此遠離革命，但二十多年後，毛澤東曾寫信給他，請求他，讓楊老太太（開智之母）與楊開慧同葬，從信中可以看到抬頭是給“楊開智、李宗德”。這位李崇德乃李崇英之妹，離開革命後，卻有一段姐妹同夫的趣聞，這是後話。

此時李一純肚子裡的孩子是李立三的，但他與李立三的夫妻緣分並不久遠。這就需要提到一同住在那套房子裡的蔡和森、向警予夫婦。蔡和森與向警予，都是早期中共的領導人，幾十年來一直在黨史上成為革命夫妻的楷模，時人稱之為“向蔡同盟”。蔡和森早最的革命活動發端於與毛澤東一起組建新民學會，後來攜妻（向警予）、妹（蔡暢）、母（葛健豪）一起赴法勤工儉學，並領導了勤工儉學的學生運動，後因“里大事件”，被驅逐回國。向警予在黨內被同志們戲稱為“老祖母”，為人嚴肅，不苟言笑，每天穿一套舊式上白下黑的學生裝。這個故事還涉及到另一位中央領導人彭述之。彭述之，湖南邵陽人，說一口難懂的寶慶話，矮小膚黑，是當年旅莫支部的三巨頭之一（另兩位是卜士奇、羅亦農），被羅亦農送綽號“孔夫子”。彭述之能言善辯，喜歡做別人的思想工作，回國後負責宣傳部，並主辦中共中央機關刊《嚮導》，日後他成為托派分子。又過一年，時間到了一九二六年，“老祖母”在蔡和森離開上海去北京西山養病期間，愛上了“孔夫子”，這就出了亂子。向警予是個嚴格要求自己的共產黨人，她要求中央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她與蔡和森、彭述之的三角戀問題。向警予對組織坦言，因彭委員的風趣是動人的，所以她對他發生了“不能抑制的感情”，但她又說與蔡和森相愛多年，而且還在愛着他，她不希望蔡受傷害。所以向警予提出離開上海去莫斯科進修。總書記陳獨秀批評了彭述之，並肯定了“向蔡同盟”，最後批准了向警予的要求。

這個故事還沒有完，因為這故事還得繞回到李一純身上。向警予並非隻身赴俄，出於維護“向蔡同盟”，蔡和森也被組織派去莫斯科，與蔡和森夫婦同去的還有李立三夫婦。在莫斯科吃麵包的那段時間，蔡和森與向警予的感情並沒有恢復，但蔡和森卻與同李立三的夫人李一純撞出了火花。就在一九二六年底，李一純與李立三離婚，嫁給了蔡和森。至此這幾個湖南革命者的婚戀圈算是劃了一個句號。李一純嫁給蔡和森後不久，向警予被捕犧牲，又一年，蔡和森也被捕犧牲，而李立三後了娶了俄羅斯姑娘葉麗薩維塔·基什金娜（中文名李莎）。

在上世紀二十年代，莫斯科是共產黨人的聖地，嚮往的地方，但是誰都不肯把自己的妻子、情人送到莫斯科去學習。慣例是，去了莫斯科的女人，“她們都有愛人在國內，她們都在莫斯科另找愛人”（《鄭超麟回憶錄》），“我們都把女同志在莫斯科的作為叫做‘倒戈’”（同上）。但是其中也例外，而且是唯一的例外，這個例外的姑娘叫王辯。

王辯是山東人，其父王翔千是與王燼美、鄧恩銘齊名的中共一大前的老黨員。一九二五年前山東省委書記是尹寬，尹寬是安徽蕪湖人，大個子，有思想，組織能力強，絕非彭述之般老夫子可比。尹寬在歐洲與趙世炎、周恩來同事，“少共”負責人之一。小姑娘王辯那年才十八，深深地被尹寬吸引、俘虜，在中央調尹寬赴上海任上海區委書記的前一夜，決定與尹寬一起私奔。王辯離家私奔一事，導致山東全省的黨員們群情激憤，一致要求中央嚴懲拐騙少女的尹寬，開除其黨籍。但五四運動的旗手陳獨秀豈能受此脅制，後來山東方面退了一步，要求舉行大婚，並要求由陳獨秀與惲代英作證婚人。這也被陳獨秀視為是封建思想，並不理會，但對尹寬也不能放過，於是讓尹借養病之機離開上海區委書記的位置。王辯則派到莫斯科去學習。王辯此一去成了唯一沒有“倒戈”的女同志，但她回國後，先後追着尹寬到廣東、安徽、上海，兩人還在一起工作過，但後來尹寬也成了托派分子，吃過黑麵包的王辯已不是當年的小姑娘了，就同尹斷絕了關係。

中國共產黨是五四運動的產物，八十多年前的那場運動的意義一直影響到今天。五四運動是一場文化革命，革命中，舊秩序被沖刷滌盪，但新的秩序卻不能一天之內建立起來，這是所有革命都要面對的問題。男女之間的關係在任何社會中都是文化背景的集中反映，五四以前中國人的男女關係，籠統地說是千年未變，道德秩序固若金湯，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權，但對這種道德秩序並未撼動。這一切只是到了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手持一根哨棒衝進孔記磁器店，放了腳的婦女們，才開始有了自己的婦女運動。以至於今天人們說中國的《婚姻法》是當今世界是最前衛的婚姻法。

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有一批女黨員，這也標誌着這個政黨與婦女解放之間的必然關係。一種禁錮一旦被解放，就釋放出令人恐怖的力量來，尤其是在新的秩序未建立之前。很多年前，傳統舊勢力一直在造共產黨的謠：共黨主張共產共妻，這顯然是無稽之談——在中共歷史上所形成的正式文件中找不到這種主張。但一種謠言能夠長久傳播，並且廣泛傳播，一定有深層次的原因。我想原因無非有二：一是革命帶給反對革命者前所未有的恐懼，道德體系被衝破後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於是所有不道德的東西都有可能被硬安在共產黨人的頭上；二是早期共產黨人過分的前衛，給旁人一種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