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一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就廣播，今天下午四點有重要新聞，。那時候中國的政治氣氛極為緊張凝重，整個政治空間就象凍住了一般，自從周恩來死後，人們擔心中國的命運，擔心中國的政權鹿死誰手，單位里幾乎每天開會都在批評“反擊右傾翻案妖風”和追查政治謠言。我在去單位的路上，聽公交車裡的人在竊竊私語，說是老介福布店接到工總司的緊急通知，調動所有白布，備用。我心中猜測，可能是毛澤東死了，因為這幾個月，人民日報上一直沒有關於他的消息。三月份朱德死的時候，也是一早廣播說下午有重要新聞。下午的重要新聞一定不尋常。我到了單位，覺得大家的神情非常緊張，，特別是那些戴有帽子的地富反壞右分子，更是規規矩矩，似乎透氣都非常小心。我年輕好動，悄悄地把《少年文藝》的美術編輯老朱，喊倒走廊里，告訴他我在公交車上聽到的新聞和我的推測。他緊張地朝四周環顧一下，問：“真的？” “我看八九不離十。”我滿有把握地回答。他重重地抽了口煙，臉色木然，叮囑我：“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小心禍從口出。”說完就回辦公室去了。我們現在生活在國外，沒有恐怖的威脅，所以不管認識與不認識的人，見面總免不了打個招呼，可是在那個環境裡，知識分子間的猜忌極重，大家見面不說話，因為誰也吃不准，誰會碑誰買掉，但是朋友間私下議論還是有的，我和老朱就是這種關係。到了下午四點，工宣隊把大家召集到食堂里聽廣播，。一陣哀樂過後，那位中央台的男播音員也許是過度的緊張，把“毛澤東同志治喪委員會”讀成“周恩來同志治喪委員會”，這個錯誤以後在以後在報紙上從未見披露，有時候我天真地想，這是不是周恩來一派人故意搞的鬼，讓全國人民在這緊張時刻，響起周恩來。文化大革命最終是以周恩來的勝利，毛澤東的失敗而告終，當然這件事不會有人提及。那天聽廣播很平等，地富反壞右和革命群眾在一起，我特別注意這些人的表情，我想這些人頭上的大山倒了，他們心裡一定很高興，可是坐在我對面的反革命畫家華三川卻哭得特別傷心，我注視着他抹眼淚的動作，心裡差一點笑出來。我心中納悶，你華三川貓哭老鼠，會對毛澤東有那麼深厚的階級感情？若干年後，我在華三川家中談及此事，老華笑着說：“你這個年輕人真不懂事，當時我從心裡巴不得這個老賊早死，死在文革前中國還可避免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是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皇帝死了叫‘國殤’，在這其間老百姓一不小心，就會被抓去墊到頭，當陪葬，。你說我不裝哭，難道能笑，我笑出來，你們大家還不把我亂棒打死。我這叫韜晦。” 毛澤東死了，毛澤東死了二十七年了，這二十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還需不需要韜晦，如果還需要韜晦的話，中國政治改革的進步在哪裡？所幸的是二零零三年毛澤東的誕辰，胡錦濤和曾慶紅，沒有去紀念堂祭祖，我想新一代的中國領導人心裡是明亮的。 民不可欺，只有愛民的政權才能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