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3月末，結束了在永清縣鎮壓紅槍會的作戰後，我們回到了中隊。

　　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本部移駐灤縣後，我們第三中隊也駐紮在灤縣並歸聯隊直接管轄，擔負着向任何作戰方向出動支援的預備隊的角色。1943年4月27日，我被任命為中隊長。聯隊長還專門為我舉行了任命儀式。所謂任命儀式就是為了使隊長的任職更為嚴肅莊重而舉行的儀式，作為部下的中隊全體官兵全都身穿軍禮服排列整齊，聯隊長在隊列前宣布，根據天皇的命令任命中隊長，作為部下的中隊全體官兵必須服從中隊長，然後中隊全體官兵在新任中隊長面前舉行分列式。就這樣，我正式成為了部隊的指揮官。中隊長以上的隊長職務因為是正式任職，所以官方文件上也要記載。聯隊裡除聯隊長以外的其他軍官都是由聯隊任命的聯隊副，聯隊長從那些軍官中選擇任命中隊副。中隊軍官和下士官都是中隊任命的中隊副，在出動作戰之際，根據中隊長的命令組成小隊長以下的編隊。因此，任命和擔任中隊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當時，我們中隊在冊官兵有近兩百人。1939年徵召的士兵已經是最早的老兵了，加上1940年、1941年徵召的士兵，共有三個年次徵召的士兵。而1942年徵召的士兵已經於2月1日到達灤縣，正在集中教育之中，預定在新兵教育結束後配屬於各中隊。也就是說，我們一個中隊裡將有四個年次徵召的士兵。這些士兵的出生地都是崎玉縣、山梨縣、千葉縣、東京都等地所屬的第一師管區。特別是1940年以後徵召的士兵，大部分來自於千葉縣，漁民和賭徒出身的很多，被認為是性情粗放而且戰鬥力很強的人。下士官們則大多是岡山縣、鳥取縣、廣島縣等本州島中部地區出生的人。

　　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創立於1938年3月。1901年，日軍創立了中國(當時還是清朝)駐屯軍，司令部設於天津，下屬北京步兵隊和天津步兵隊，由日本國內的部隊輪流交替駐紮。1936年4月，中國駐屯軍的實力得到增強，全部兵力有一個步兵旅團(下屬中國駐屯步兵第一、第二兩個聯隊)，一個炮兵聯隊，騎兵、工兵各一個大隊，以及戰車隊，成為長期侵占中國的部隊。而駐紮於北京的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就是侵華的1937年“盧溝橋事件”的當事者。1938年3月，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改編為中國駐屯軍步兵團，從中國駐屯步兵第一、第二兩個聯隊抽出部分兵力編成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也就是說，從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抽調第二大隊編為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第一大隊，中國駐屯步兵第二聯隊的第二大隊編為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第二大隊，從另外兩個聯隊抽調的部隊編成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第三大隊和聯隊直屬隊。我們第三中隊因為屬於第一大隊，所以從作為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徵兵區的本州島中部地方出生的下士官比較多。

　　 1938年7月，以中國駐屯軍步兵團為基幹編成了三單位的第二十七師團。所謂三單位師團(下屬三個聯隊和一個步兵團)是與原來的四單位師團(兩個步兵旅團、四個聯隊組成)相對而言的。第二十七師團除步兵團之外，還轄有山炮兵、工兵、輜重兵等聯隊，以及搜索隊、通信隊、衛生隊和野戰醫院，其中的搜索隊在1943年6月部隊改編時解散。各步兵聯隊都有騎兵小隊。第一大隊的隊長先是山田少佐，後是山下曦佑少佐，從1942年以後就再沒有變化過。山下大隊長沒有山田大隊長那樣強烈的個性，其存在也不那麼引人注目。我們中隊的幹部，自野村、三宅兩名准尉以下的眾人都是熟面孔，所以能夠安心地跟熟人共事比什麼都好。

　　就任第三中隊的中隊長之後的1943年5月1日，我們第二十七師團接到了近期內轉移到滿洲(中國的東北地區)境內的命令。我們將從應付游擊戰轉向準備真正的對蘇聯作戰。而直到部隊移動之前，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一直在冀東地區繼續進行着“治安肅正”作戰。

　　在轉移到滿洲之前，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裡發生的重大事件就是木下中隊的全軍覆滅。第十二中隊的隊長木下五郎，是在我之前的聯隊旗手，他是從幹部候補生到特別志願軍官最後轉為現役軍官的。第十二中隊駐紮在盧龍縣。1943年6月7日，木下中隊長在結束新兵集中教育後，為了對分配到本中隊的新兵進行嚴格訓練，計劃在本中隊所警備的區域內搞一次行軍。木下中隊長親自率領包括助教、助手和新兵在內的約五十人為本隊，另外還有一個護衛兼警戒的分隊。但是，這一行軍計劃被八路軍偵察到了。八路軍在木下中隊行軍途中的一個叫做後官地的村子設下了伏擊圈，先讓日軍老兵組成的自行車隊通過，然後等跟在後面、以新兵為主的日軍本隊來到村子前50米的近距離時，從三個方向一齊開槍射擊。剎那間，毫無防備的木下中隊自中隊長以下的五十來人就被全部擊斃了。接到緊急報告的我們第三中隊立即乘坐卡車前往現場支援，傍晚前後趕到現場的時候，已經連對手的影子都看不見了。村子前的壕溝邊上雜陳着日軍的屍體，他們的武器早已被全部奪走。日軍沒有任何開槍還擊的跡象，完全是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受到了出其不意的猛烈打擊。

　　緊接在淺葉分隊之後又看到了木下中隊被全殲的現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到，八路軍由於得到了中國民眾的擁護，所以擁有強大的抗日戰鬥力，從本質上說，日本軍隊是不可能戰勝他們的。

　　我直接目睹了淺葉分隊和木下中隊的全軍覆沒，但實際上，在八路軍的游擊區，日軍小分隊被全殲的事例多得很。八路軍的戰術是，如果看到日軍擁有優勢兵力就撤退迴避，發現日軍處於劣勢時，就預設埋伏，全殲日軍士兵，然後奪走他們的所有武器裝備。無論是淺葉小隊，還是木下中隊，都只留下了日軍官兵的屍體，全部武器裝備都被拿走了。這就說明，八路軍與日本軍隊或國民黨軍隊作戰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奪取對手的武器來裝備自己。

　　原來，八路軍的武器裝備很差，至今為止在冀中地區與日軍作戰的冀中軍區的部隊和回民支隊都只有命中精度很低的各種步槍，以及偶爾從日軍手裡繳獲的1936年式機關槍。八路軍的捷克制輕機槍對我們日軍的威脅倒是挺大，但也不多見。手榴彈也是八路軍自己製造的居多，那是在鑄鐵裡面裝上炸藥，爆炸時彈片紛飛，用來造成殺傷。不僅鑄鐵，很多情況下連石頭也用來製造手榴彈或地雷。因此，八路軍在作戰中非常積極地繳獲日軍的武器裝備。

　　與此相對應，日本軍隊也儘量不把武器交給八路軍，同時以儘量收繳對方的武器作為重點。日軍在清點戰果的時候，比起清點對手的屍體數量來，更重要的是清點繳獲武器的數量。因此，各部隊都把收繳的武器保存起來，在自己一方損失比較大的戰鬥後，用於增加戰鬥報告的“水分”。這就使得日軍與八路軍的戰鬥呈現出武器爭奪戰的態勢。

　　至今為止，在與八路軍的戰鬥中，我倒不覺得對方的火力有多可怕。除了近距離狙擊或者因為進入了伏擊圈而遭到的集中火力射擊之外，也不能說有特別大的威脅。跟後來打通大陸交通線時的作戰對手——新編成的國民黨主力部隊相比，還是有天壤之別的。

　　但是，八路軍擅長神出鬼沒的游擊戰術讓日軍感到十分苦惱。不管在冀東地區怎樣加強警備，也不管怎樣推進無人區，進行“三光作戰”等非人道的戰鬥行動，要確保“治安”都是不可能的，日軍的小股部隊屢次被八路軍全殲，就是有力的證明。

中隊的軍容風紀
　　木下中隊被全殲之後的1943年6月17日，我們第二十七師團正式接到向滿洲開拔的命令，改編師團的命令也同時下達，為對蘇作戰而進行了“甲級編成”。廢除了步兵團的編制，各聯隊直屬於師團。另外，從聯隊的步兵炮大隊中分出獨立的速射炮中隊，從大隊的機關槍中隊分出獨立的炮兵小隊，這樣改編的目的是試圖加強對步兵的支援火力。

　　為了部隊的改編和向滿洲的移動，我們第二十七師團把冀東地區的警備任務移交給了獨立混成第八旅團，各部隊以大隊為單位分別集結。我們都有一種終於從不知什麼時候就會遭到八路軍襲擊的不安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感覺。此後的兩個月，是我們集結訓練的時間。可以用來糾正因為長期以來的分散駐紮和永無寧日的掃蕩作戰而導致的軍容風紀渙散的問題，使我們重新回到現役部隊那樣的嚴明紀律。部隊的配置部屬最為分散時，甚至達到只是以下士官為隊長的大約十人左右的小分隊的程度，這樣一來，軍容風紀的維持就變得相當困難了。在河間縣的聯隊本部與景和鎮的中隊駐地，起床、吃飯、點名、熄燈都是用軍號來指揮的，每天都儘可能地進行嚴格的訓練，但在小分隊的駐紮地就很難做到。因為一般的小分隊都沒有軍號手，為了不分晝夜地警備，每天也無法堅持嚴格的訓練。而且跟居民的接觸更經常和頻繁，很容易出現各種各樣違反軍紀的現象。特別是作為軍隊特有的問題，下級對上級軍官的暴力犯罪非常多。

　　違反軍紀者，特別是使用暴力針對上級軍官的犯罪，很多都是因為喝酒過量造成的。一旦戰爭長期化和駐紮時間拖長，士兵們對何時能回國的期望越來越淡漠。我到達景和鎮是1941年的秋天，那時從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創立就加入，並參加了武漢會戰的1937年度徵集的士兵們剛回國。聯隊裡最老的士兵是1938年徵集的，另外是1939年、1940年徵集的士兵，到1941年12月當年徵集入伍的新兵入隊為止，一共是四個年度徵集的現役士兵在聯隊裡。有不少比幹部候補生出身的軍官和下士官資格更老的士兵，因此上級軍官也沒有什麼權威，加之看不見回國的可能性，以及日軍經常被八路軍全殲而引起的生命難保的不安，自暴自棄的士兵非常多，成為軍紀敗壞的原因。

　　我出任中隊長的時候，知道在中隊的花名冊里甚至還有正在監獄服刑的士兵的名字。他是一個因為在前任中隊長時代向中隊長辦公室扔手榴彈，被以“使用武器威脅上級軍官”的罪名判處無期徒刑，在位於瀋陽(奉天)的方面軍監獄服刑的士兵。據負責人事的軍官介紹，那個人在入伍之前就是賭徒出身。後來我去公主嶺出差，在回部隊的途中順便去了瀋陽，到方面軍的監獄跟他見了一面。雖然對方面軍監獄的嚴厲管轄感到吃驚，但流下了眼淚的他似乎還相當的滿意。作為相對而言還比較能嚴守軍紀的現役部隊的我們第二十七師團，竟然也曾發生這種對上級軍官的暴力犯罪。

　　 1943年12月，在駐紮於河北省館陶縣的第五十九師團獨立步兵團第四十二大隊第五中隊，發生了使用武器威脅上級軍官的大規模暴行。因為收到轉而隸屬其他部隊的命令而感覺憤怒的幾名士兵，使用暴力攻擊了試圖追趕違紀士兵的中隊長和其他中隊軍官。北中國方面軍非常重視這一事件，將其內容通報全軍，與此同時，發出了重新整頓軍紀的訓令。我很快就看到了上述通報和訓令。《戰史叢書·北中國的“治安”戰(2)》中以《北中國方面軍的道義反省》為題的章節提出了館陶事件。在詳細記述事件經過的同時，也登載了陸軍省、方面軍就軍人、軍屬犯罪違法行為提出對策的通報，當時我也看到了下發的這些文件。

　　由於分散的部屬配置而形成了小規模的小隊或分隊，幹部候補生出身的小隊長和下士官志願者出身的分隊長，就會面對入伍年次跟自己一樣或比自己還要早的老兵，就很容易發生不能徹底地嚴肅軍容風紀的情況。另外，因為現役軍人一旦成為三年兵、四年兵，就沒有被開除出現役的可能了，所以部隊裡自暴自棄者有之，破罐子破摔者也不少，而且他們的所作所為會影響到整個部隊，軍容風紀敗壞的現象隨處可見。部隊的集結訓練正是克服軍紀渙散問題的好機會。

　　但是那個時候，因為是轉而隸屬於關東軍，要進行針對蘇軍的作戰訓練，作為北中國方面軍不能不予以認真的考慮。但是完全不能因此而以為在中國戰線上跟永無休止的游擊隊的戰鬥就可以結束了。太平洋戰場的發展也開始呈現出對我方不利的態勢。因此，以蘇聯為敵我方真的就能占據上風嗎？雖然我們僅僅是從報紙上得到有關戰局的情報，但是也能看出在歐洲戰場上德軍的形勢實在是不容樂觀。在各個戰場形勢都對我方不利的情況下，準備開始對蘇戰爭是正確的選擇嗎？我心裡不禁浮現出這樣的疑問。

　　在這兩三個月期間，我一直專心致志於中隊長的職責。因為部隊好不容易才集結起來，我可以認識所有部下的名字和樣子，但遺憾的是，在聯隊和大隊以及其他單位執行勤務的士兵很多，我不能按照中隊的定員名額把全部下屬集中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