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上旬，為了對1941年徵集的新兵進行入伍教育，我被指定為第三中隊的教官。因此，同由中隊指定為新兵入伍教育的助教、助手的同僚們一起被召集到位於河間的聯隊本部，接受作為新兵教育要員的集中培訓。在河間縣城東南的兵營進行集中培訓幾天之後的12月8日早晨，負責培訓的聯隊新任副官町田一男大尉集合全體受訓人員，告訴我們：日本對美英宣戰了。然而，如此重要的情報對於我們這些身處中國戰場的軍人來說，卻似乎有一種遠在天邊、事不關己的感覺。眼下的侵華戰爭距離當初的目標已經越來越遠了，已經完全成為陷入了泥沼的長期戰爭，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結束。連作為新任軍官的我，也知道日軍根本就沒有得到民心，得民心的是八路軍，所以僅就情報戰而言，日軍就已經處於劣勢，從這一點看，日軍想通過加緊掃蕩作戰以儘快結束侵華戰爭是很困難的。原來日軍把蘇聯視為第一假想敵，因此一直準備對蘇開戰。現在卻又突然對美英宣戰，到底想幹什麼？這是我的坦率的想法。不管怎麼說，對美英開戰跟我們遠在中國大陸的陸軍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只有我們第二十七師團的中國駐屯第二步兵聯隊兵不血刃地占領了天津的美英租界，也算是跟美英作戰的一部分吧。

　　從那以後，我一連多日感覺頭昏腦脹，渾身酸痛。於是到聯隊本部的醫務室找到經驗豐富的長屋軍醫大尉，讓他給我診斷一下，結果體溫高達近四十度，長屋軍醫大尉一看就診斷出是副傷寒，讓我立刻住院治療。當時，在我們這個戰區患腸傷寒和腹傷寒的士兵非常多。不管在什麼地方，細菌性的傳染病大多是從水和食物傳染的，而且大多數人的病症嚴重，高燒不退，特別是腸傷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腸傷寒，且不斷惡化。雖說是住進了醫院，但在河間縣的這一間並非野戰醫院，只不過有一些像包紮所那樣簡單的醫療設備，充其量比聯隊本部的醫務室稍微像點樣，平時從野戰醫院派來幾個醫生出診看病罷了。入院以後的我，在持續高燒的情況下，昏昏沉沉地睡了將近一周。後來我清醒過來以後，軍醫告訴我說：“如此危重的病情居然好轉了，到底是年輕啊。”據衛生兵說，給我點滴和注射的藥量之多，已經是創紀錄的了。多次被扎了針的我的兩臂和大腿也變得肌肉僵硬、腫脹起來。

　　包紮所使用的房屋其實就是一所普通的中國式住宅，所謂病房不過是在房間裡放一張床，就成了軍官用病房。當我的病進入恢復期以後，病房裡又住進來一個軍官，他得的病是猩紅熱。身體虛弱、毫無抵抗力的我馬上就被他傳染了。我一直發着高燒，全身發出了皮疹，病情再一次加重。因為這完全是醫院方面的責任，所以軍醫也全力以赴地給我治療，重新點滴和注射，終於幫助我撿回了這條小命。結果，我躺在病床上迎來了1942年的新年。

　　此後，我經歷了長時間的療養生活。接踵而至的兩場大病，使我的身體徹底地衰弱下去了。一進入恢復期，我就要求早一點出院。可是軍醫一口就回絕了我的要求。結果，我一直在這間大煞風景的河間縣包紮所里過着毫無情趣的病房生活，直到1942年2月初為止。

　　 1942年的2月中旬，我終於得以出院，並回到了駐紮在景和鎮的第三中隊。當然，新兵教官的工作早已交給別人進行了。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徵召的1941年新兵已經在當年的12月就進入了作為補充隊的近衛步兵第四聯隊，然後從宇品乘船到釜山，於1942年1月1日到達了滄縣。第一大隊的新兵在大隊本部所在地的獻縣接受集中教育。這些新兵後來成為打通大陸交通線作戰的主力，但是當他們入伍、來到大隊報到的時候，我還沒有跟他們見過面呢。

　　在我住院期間，華北的形勢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冀東地區的“治安”狀況急劇惡化，中國駐屯步兵第一聯隊的一支小部隊被八路軍全部殲滅了。駐紮在滄縣的步兵團司令部移駐唐山以加強冀東地區的兵力。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聯隊本部也從河間向滄縣轉移，所警備的地區隨之擴展到津浦線以東的鹽山縣、石德線以南的武強縣。儘管聯隊的兵力有所減少，但是，我們承擔的警備區域卻反而更廣泛了。

　　同樣是在住院期間，太平洋戰局也有了很大的進展。我出院之後，就在中隊的隊部看到了開戰以來的報紙，看到了偷襲夏威夷、侵占香港、進攻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等諸多報道，攻占新加坡也指日可待。日軍在中國戰場雖然陷入了困境，但在南方戰線 [ 註：即東南亞戰場。 ] 卻有很大的發展。

　　駐紮在華北期間，我們第三中隊的隊部里有一台收音機，一連幾天的報紙也會一起收到。為了便於閱讀，在中隊的隊部有報紙的合訂本，因此我們在一定程度上有機會了解到有關戰爭形勢的眾多信息。

駐紮劉窩的分隊長

　　隨着第二十七師團調整兵力部署，從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第三中隊派出了一個分隊，駐紮於沙河橋與河間縣之間的劉窩，1942年2月下旬，我被任命為這個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隊的隊長。這是山崎中隊長考慮到我大病初癒而對我的照顧，因為跟隨中隊在一起，就要接連不斷地出動掃蕩作戰，但作為分隊長，多少可以讓我過上一段悠閒自在的日子。此時，趁冀中地區的日軍兵力收縮之際，八路軍的行動也變得積極起來，第一大隊也展開了頻繁的掃蕩作戰。

　　劉窩是位於沙河橋與河間縣之間的一個交通要衝，從河間、滄縣去往大城的公路在此分岔。在這裡有治安維持會和華北傀儡政權的警備隊，他們的會長和隊長每天早晨都到我這裡來，報告“治安”狀況，特別是有關八路軍的情報。與在兵器和裝備上都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日軍相反，八路軍非常重視做政治思想工作。特別是針對日軍普通士兵的宣傳口號，像“我們的敵人是日本軍閥”、“中日人民團結起來，共同打倒策劃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閥、財閥”之類的宣傳標語非常多，我們所到之處的村莊都在牆壁上書寫着這樣的口號。而我所親身經歷的有關八路軍所進行的、直接針對日軍的活動，都是在擔任駐劉窩的分隊長時所了解到的。

　　為了防備八路軍破壞通訊線路和交通線，需要有人整晚不睡地值班，每隔一小時就要與相鄰的分隊互通電話，檢查通訊線路是否暢通。因為八路軍經常利用日軍的電話線，使用日語對日軍進行宣傳。八路軍用攜帶式電話接通日軍的電話線，然後使用日語向正在值班的日軍士兵進行反戰和平宣傳。每當那種情況出現時，我作為隊長總是不許值班士兵接話，一邊大叫“賣國賊”，一邊命令值班士兵切斷電話。因為，實際上使用流暢的日語對士兵們進行宣傳的那些人都是日本反戰同盟會 [ 註：抗戰期間，在中國的反對戰爭的日本人所組成的反戰組織。 ] 的成員。

　　在景和鎮，中國農民也常常把裝着大棗、稱為“慰問袋”的袋子送給我們，袋子裡總是放有介紹日本國內農業歉收情況的宣傳單。此外，有時袋子裡還有從日本國內寄來的信，在家族成員所寫的今年稻米生產不好的字句旁邊，還有用不一樣的筆跡所寫的日本農民苦於農作物歉收，希望士兵們儘早停止戰爭回國等字句。這或許是郵電局的內部職工所為，或者是在郵寄的途中郵件被奪走，添加上述內容後再送達日軍士兵手中的。不管怎麼說，都證明了確實是有日本人在幫助八路軍這一事實，也就是說八路軍在積極進行針對日軍的反戰工作。反過來，日軍也因此而了解到，抓獲日軍俘虜對於八路軍來說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

　　我們分隊在劉窩的一角修築了一座碉堡，分隊全體人員正好可以龜縮在裡面。有一天，本村的維持會長帶着一個年輕的姑娘來到碉堡，對我說：“隊長，這個姑娘給您做太太怎麼樣？”雖然這種出乎意料的事令我十分生氣，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這種事情在日軍軍官中是屢見不鮮的。我聽說，以前在戰地服役的軍官中確實有不少人在軍營內養小老婆，為此而招致了士兵們很大的不滿。

　　在這裡，有一件讓我感到苦惱的事。就是我的部下里有一個服役已經三年卻仍然還是個一等兵的老兵。他負責炊事班，經常隨隨便便就外出與維持會和警備隊的人交往，跟他們一起大吃大喝。正當我為整肅風紀在考慮應該做些什麼的時候，老兵卻因為性病惡化而住進了河間的醫院。

　　我擔任駐劉窩的分隊長還不到一個月，就在1942年的3月下旬又回到了中隊所在地。從3月到4月，我作為小隊長參加了大隊在劉官莊、東南村、田家莊等地進行的掃蕩作戰。所有這些戰鬥都因為八路軍進行了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而沒有取得任何重大戰果。這就是我在冀中地區的最後的作戰經驗。

　　 1942年的5月初，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本部的副官助理。於是我告別了第三中隊，去已經轉移到滄縣的聯隊本部報到。因為當時作為聯隊旗手的特別志願軍官木下五郎少尉即將調職，所以我成為他的後任擔任聯隊旗手。聯隊又任命我為教官，負責對聯隊的下士官候補人員在前往日軍駐華北方面軍的保定教導學校之前進行預備教育。就這樣，我隨着聯隊本部來到渤海邊上的鹽山縣和慶雲縣。這一片在空氣中瀰漫着濃厚的海鹽氣味的荒涼土地與富饒肥沃的冀中平原是完全不一樣的。八路軍的活動也不是很活躍。

　　由於原任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聯隊長的山本大佐住院，所以小野修大佐接替他擔任了聯隊長的職務。小野大佐是陸軍省恩賞課課長出身的人，過於重視個人的業績，因此聯隊上下對他的評價都不是很好。

　　 1942年的6月上旬，我被正式任命為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旗手。因為軍旗並不隨同聯隊出發掃蕩，只是放置在聯隊本部，所以聯隊旗手的職責實際上就相當於是聯隊副官的助手，實際工作有處理機密文件、記述《陣中日記》和《戰鬥詳報》等。那時，大病初癒後我的身體正在逐漸恢復，而且又離開了激烈的行軍打仗，每天從事的大多是案頭文書工作，所以身體開始發胖。從當時跟父親一起拍下來的照片看，我那白皙的皮膚、胖乎乎的臉也完全不像是一個身在戰爭前線的作戰部隊的軍官。

　　在我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時候，作為經理軍官的父親擔任陸軍航空本部第十課(建築課)的課長，由於當時日本國內正在大張旗鼓地興建飛機場，所以人們都說我父親是當時能夠在國家預算中使用最多資金的課長級官員。我出發到達中國的華北以後，父親轉而擔任第四十一師團的經理部長，也來到了中國華北的山西省。在1942年春季北中國方面軍策劃的冀中大掃蕩中，第四十一師團作為主力部隊離開山西省參加了冀中大掃蕩的作戰。作戰結束後，第四十一師團在河北省德縣 [ 註：“德縣”為舊縣名，屬山東省。今已劃歸陵縣。 ] 置了師團司令部。1942年的6月上旬，父親以師團經理部長的身份走訪相鄰地區的滄縣，分別已久的我們父子兩人終於見面了。父親看到我發胖的身體感到吃驚，我就告訴他，一旦回到前線我就會瘦下來的。當我與父親見面的時候，不知道是聯隊本部的什麼人給我們父子兩人拍了張照片。

　　還是這個1942年的6月中旬左右，我們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的本部為進行掃蕩作戰移駐到了河間縣。駐紮在河北任丘的第十一中隊的中隊副是我的同學石田久之，他在率部與駐地附近村莊的八路軍作戰時，一個人舉起軍刀衝鋒，因而腹部中彈。受了重傷的石田被送到河間，長屋軍醫為他進行了手術，取出腹部的子彈。雖然在我們部隊有以下這樣的評語：哪怕是腹部中彈，只要讓長屋軍醫治療就能得到最好的幫助。但由於延誤了治療時間，最終還是引發了石田的腹膜炎，在經歷了不堪忍受的痛苦之後，石田還是死去了。當時，我只能說一些鼓勵的話，並眼看着不能回答、只是呻吟的石田魂歸故里。這是我第一次眼看着一個活生生的人在自己的面前死去。長屋軍醫是婦科專家，武漢作戰以來親手進行並完成了許多開腹手術，在聯隊官兵中深受信賴。但開始給石田進行治療時已經為時過晚，長屋軍醫也束手無策，最終只好放棄了治療。

　　同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服役的我們五個人之中，有四個人是近衛步兵第三聯隊出身，只有我一個人來自近衛步兵第四聯隊，所以我跟他們四個人直到抵達天津之前都還互不相識。在我們五個人之中，淺田很快就轉到了航空通訊科，三山成為戶山學校的學生後暫時回國，石田死後聯隊裡只剩下了加養和我兩個人。不久，三山歸隊。我們三個人：加養、三山和我，後來都作為中隊長參加了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三山在茶陵戰死，我也轉而服役於其他部隊，所以只有加養一直在中國駐屯步兵第三聯隊留了下來，他最後作為聯隊副官迎來了日本的戰敗投降。另外附帶提一句，加養在戰後加入了日本陸上自衛隊。60年代，陸上自衛隊在千歲招待一些研究者和評論家，我也作為一個被邀請者參觀了陸上自衛隊的觀摩演習，與作為演習指揮官的加養再一次見面。

　　在我們陸軍士官學校第55期學生剛剛出任少尉的時候，也正好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所以下級指揮官在戰鬥中的死亡率非常高。我們入學時的全體預科同學有2400人，參軍後分成陸軍與航空部隊兩大部分，在戰爭期間一共戰死973人，死亡率高達四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