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鑄夫人曾志回憶錄的一些歷史披露

作者：單世聯 　

８ 另一種紅色

　　革命者是一個大家族，其中不乏友愛和溫情，但友愛和溫情只施及同志和戰友，所以革命首先要分清敵我，以便能區別對待：對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敵人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無情。曾志就在革命隊伍中有過"冰窟窿"似的（上頁２１１）感受。

　　如何分清敵我？階級出生、戰場考驗之外，還有持續不斷的內部審查和整肅，從江西蘇區的肅反到文革，每次運動無論是什麼目的，"清理階級隊伍"都必不可少。革命者不留情面，在白區、敵占區和國統區從事過地下工作的人順理成章在受到嚴厲審查。延安時期，包括極受毛澤東信用的林彪的妻子葉群，也被整得往曾志的臉盆里撒尿。

　　整風期間中央黨校一部的動員會上，有一個" 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的判斷，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危拱之感到十分絕望，"就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裡，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後精神有些失常，"亂罵領導，亂談戀愛，並嚷嚷着要脫黨。她常跑到男宿捨去和她的男朋友睡一起"。４９年後真的瘋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真是悽慘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糊塗、無聲無息地死去了。"（上頁３３３─３３４）

危拱之是葉劍英的前妻。宋任窮回憶長征時：

　　幹部團里只有一位女同志，就是負責司令部總務工作的危拱之同志。長征途中的總務工作是很繁重、很辛苦的。部隊一到宿營地，拱之同志忙着安排大家的吃、住，安頓病號，招呼大家燒熱水洗腳等。部隊出發前，她督促同志們打掃駐地，上好門板，歸還借來的東西，做好各種善後工作。記得在過草地時，我的馬丟了，馱在馬背上的糧食和全部生活用品也隨着丟失了，拱之同志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從其他同志那裡為我勻了一份，幫助我渡過了難關。她還在百忙中為我織了一條毛線圍巾。拱之同志對幹部團其他同志的照顧也是滿腔熱情、無微不至的。拱之同志纏過足，但是由於馬匹少，在整個長征途中，她從來沒有騎過馬，完全是靠一雙"解放腳"一步一步地走完了兩萬五千里。（６）

　　危拱之在革命最艱苦的歲月把愛奉獻給了革命同志，但在革命相對順利的時期，她卻被自己的同志逼瘋。

　　拒不承認特務指控的危拱之以自殺來抗議組織，當然不會有好下場。但黨有辦法讓你承認組織對你的指控。車輪式的攻心戰術，各種手段的逼供、誘供，使許多革命者都無法不承認自己是特務。如果有人比如曾志仍不承認，中央黨校一部為這些人專門編了一個臨時支部繼續加壓。照曾志的看法，"臨時支部"實在是個監獄。在這裡，打、罵、踢，刑罰多種多樣，特別是那些"坦白分子"，為了洗刷自己，也為了邀功，鬥起別人來更是心狠手辣。還有個別老紅軍，對黨十分忠誠，但因為與社會接觸少，知識面窄，不善於分析，只一味抱着"對敵人要狠"的態度，所以整起人來也毫不留情。（下頁３４０）

　　在"臨時支部"中，不但有人用皮鞭抽，還有人用嘴咬，"另一位女同志被打得口鼻都流了血，滿臉儘是血污。月經來了，也照斗照打，結果褲子都咽透了，還把窯洞的地面染紅了一大塊。"（下頁３４１）──這是延安的另一種紅色。

　　每到夜晚，臨時支部這排窯洞的一個個小窗口透出了胡麻油小燈螢火般閃爍的昏黃燈光，四處靜靜悄悄地，只有一陣陣喝罵聲、踢打聲和慘叫聲越過土牆，越過山梁飄向漆黑的山野，時斷時續，此起彼伏，讓人心驚肉跳，不寒而慄。（下頁３４１）

　　恐怖的目的表面上是要每個挨整的人接受他人的揭發和組織的指控，如果你真是什麼反革命或特務，那麼你是不可能在如此高壓下漏網的；反之，如果你不是反革命或特務，那麼也可以鍛煉一下你對黨的忠心。所以，在當時的情境中，似乎一旦承認加給你的罪名，你就成了光榮的"解放戰士"，從此不再受折磨。但對於這種經不起折磨而屈服的人，黨是不會信任的：很簡單，你也會屈服於敵人的壓力而真的成為黨的叛徒。整風過後，組織上再度對曾志的歷史和原審查結論進行考察和甄別：

　　他們考察了我在審幹中的表現，認為我態度誠懇，實事求事，在高壓下沒有講一句假話，而在臨時支部七十多位受審查的同志中沒有講過假話的只有四人，這種政治上的堅定性是難能可貴的。（下頁３４５）

　　黨內的高壓恐怖並不是要你說假話，黨對革命者的要求是，無論如何委屈你，甚至要你死，你也不能講假話欺騙黨，黨從每個黨員的無條件信仰中獲得自己的力量，而經歷了這場血雨腥風、意志變得極為剛強、沒有任何溫情和資產階級人性人情的"老革命"，４９年後就用這些在延安見識過的方式去改造全國人民。

９ 延安的麵條

　　河南地委一級的幹部小苗開始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但同志們夜以繼日地輪番攻心，不讓他睡覺，逼他坦白交代：

　　只要他"坦白"一些，就給他煮麵條，加以鼓勵。這種"恩威並施"的車輪戰術整得小苗暈頭轉向了，他開始胡說，卻又不能自圓其說，一追問便矛盾百出。這樣搞了一個多月，直到他承認在河南某地曾加入國民黨ＣＣ特務組織，才認為差不多了，對他的審查方告一段落。（頁３３４）

　　承認自己是"特務"後，小苗成了"解放戰士"，十分積極地參加對他人的審查，加倍發狠地整別人，希望立功贖罪。（下頁３３４）被整者用整自己的手段整別人，組織上想挖多少特務就可以挖多少特務。

　　此時此地，"麵條"是有相當誘惑力的獎品。康生領導的中央社會部治安科科長陳龍，整風前收留了一個延安本地孤兒在治安科打雜，大家把這個一天到晚臉都洗不清的孩子叫作"黑娃"。審幹時黑娃也成了特務。問其原因，黑娃說："我饞麵條，人家說誰坦白說是特務，就給誰一碗麵條吃。"（７）

１０ 慧眼識江

　　１９７６年１０後，江青作為毛澤東批評的對象、作為毛澤東的對立面的形象逐步刻劃出來。但誰都不會否認，沒有毛澤東的信任提撥，就沒有江青的飛揚。這就形成了一個補充說明，即江青原本是好的，後來、特別是文革中變壞了。這一說法不但不符合常情，也是對毛的貶低：江青豈能瞞過毛澤東的火眼金睛？因此，曾志披露的毛在五十年代對江青的評價是相當準確的：

　　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是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下頁３２０）

　　在生活上合不來，這是當然的。毛澤東生於農家，長期在山溝里苦鬥，好吃辣椒、紅燒肉，留長頭髮，不會跳舞，衛生搞得也不大好，這與十里洋場出來的明星江青自然難協調。但對於" 政治第一"的毛澤東來說，找妻子不是找保姆，他要的是政治上的助手，"所以江青雖然只是秘書職務，但無論到那裡，看文件都必須按政治局委員待遇。"（下頁３２０）她實際上早就參與政治生活了，並確實表現出毛所期待的敏感，４９年後文藝上無休無止的"階級鬥爭"大都是江青首先警覺到的。當毛對幾乎所有的"朝臣"都不再信任時，修煉二十多年的江青一馬當先，充任"文革"大將，辟關斬隘，沒有辜負毛對她的期望。

　　毛澤東握有萬里江山，生活上不怕沒人關心，曾志就為他在廣州針織廠訂做了兩套線衣線褲。所以毛非但不需要江青關心自己的生活，而且可以反過來在生活上關心江青。曾志在延安第一次與毛、江吃晚飯，" 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主席趕快舉着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嗽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下頁３２０）"江青患子宮癌，在蘇聯做了放射治療，主席念她有病，處處照顧她讓着她。在廣州，主席總是將自己的一號樓讓給江青住，而自己到較小較差的三號樓去住，將自己身邊最喜愛的四個警衛人員派去照顧江青的。……有一年，主席要我替江青買塊表，他說："江青跟我這麼多年沒有一塊好表，她向我要塊表，你在外面給她買一個，我給錢。"（下頁３２０─３２１）

　　毛對江青的關心，不是丈夫對妻子的關心，而是政治家對自己助手的關心。

１１ 交易

　　１９５４年，廣州市委推薦曾志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但名單到了陶鑄那裡，他一筆勾掉曾志，換上另一個女同志。陶鑄的解釋是：中央認為方方同志不適合在華南局工作，把他調到北京，為了照顧方方的情緒，緩和一下矛盾，就讓方方的愛人擔任人大代表。

　　我聽了非常生氣，認為陶鑄的理由完全說不通，他是為了個人關係，拿我來做交易。我斥道："你這是毫無原則，我是組織上推薦的，你為了你自己與方方同志的關係就否定了我的代表資格。我想不通，我有意見。"（下頁４３４）

　　陶鑄或許會用"大義滅親"來自我欣賞，但人大代表的資格被他用來做交易，這也太不尊重廣州市幾百萬人民的"意願"了。

　　陶鑄是精通鬥爭邏輯善於進行黨內的人。１９５０年，毛澤東認為廣西剿匪不力，派陶前往督導，他" 對廣西的剿匪鬥爭卻一口否定，扣下幾頂大帽子，如說不收民槍，不殺土匪頭，七擒七縱，寬大無邊，右傾等等。他不經省委、軍區，亦不找省委同志說，也不經中南局、中南軍區，把自己的片面的看法直接電告毛主席。他不是善意地幫助省委工作，而是動員別人'揭發'省委主要領導人。不久，省委主要領導即被'靠邊' 了。"（８）１９５２年，毛澤東認為廣東土改有右的傾向，又派陶前往廣東，陶迅速發起"反右傾"和"反地方主義"的鬥爭，擠走華南分局和廣東省的主要領導人。後來葉劍英說："有人告了我的御狀，陶鑄這個人，在廣西一腳踢開了張雲逸，到廣東，又一腳踢開了我葉劍英。"（９）張雲逸、葉劍英都是軍內元勛，陶卻能取而代之，除了毛的信任、支持外，陶本人的鬥爭能力也由此充分表現。

　　調走方方是" 反右傾"、"反地方主義"的必要環節，陶拿曾志的代表資格來做交易，可能說明他與方方沒有什麼歷史過節，以至於在趕走方方之後還得有點安慰。１９５７年廣東第二次反地主主義，主要人物之一時任副省長的古大存。延安整風中，古深得毛澤東、劉少奇、彭真的信任，大刀闊斧地將黨校一部的許多老幹部打成"特務"、 "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認定是"有特務嫌疑"，曾不服，"去找了黨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釋，但他不表態。"（下頁３４３）陶當時就對他說："古老，你主觀主義，不肯為曾志作結論，拖了兩年，你有什麼根據？你有沒有作過自我批評？"（１０）當年的怨氣肯定是陶打倒古大存的動機之一。因為陶的愛憎異常分明，高饒事件後，中紀委曾派人到廣東了解陶鑄傳達七屆四中全會的情況。了解陶鑄是否對"劉少奇、高崗各打五十大板"一事，區夢覺證明並無此事。所以區夢覺此後，一直受到陶鑄的重用。"

１２ 劉少奇的威信

　　劉少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提起來當作接班人來培養的，但二十多年後，當毛要打倒他時，卻不得不發動一場全國性的運動，劉有什麼能耐在黨內形成了這麼大的氣候？而且照當時的說法，全國每個省、國家每個部，直至基層單位，都一無例外地有劉少奇的代理人。陶鑄被打倒後，向曾志說到他與劉少奇的關係：

　１９４２年，我在軍委工作期間，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認識，我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在對待柯老的問題上，我覺得劉少奇比較偏，評論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１９５３年，我對劉少奇都是敬而遠之的。在中央財經會議上，我向劉少奇開了一炮，差點被高崗利用。（下頁４５２）

　此說需要補充。延安整風" 審幹"中，陶受過劉少奇、康生、彭真的打擊，曾與劉少奇當眾爭吵。而高崗則是對審幹時的恐怖提過意見的極少數人之一，在反劉這一點上，他們有共同語言。４０年代末，陶在東北工作時，與高崗配合得很好。１９５３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主調是高崗"批薄（一波）射劉（少奇）"，陶也參與其中向劉"開了一炮"。會後高到各地遊說，在廣東見過陶。高崗事發後，陶曾中央寫過書面材料。

　陶此處說的柯老即柯慶施。１９３６年在北方局時，柯就與劉少奇、彭真有隙，延安整風時當然跑不掉：３０年代執行了王明的左傾關門主義；抗戰後執行了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進入延安後又是王明任部長的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柯與王明私交確實不錯，在王明挨整後曾上門探望。１９６５年身在莫斯科的王明聞柯去世後曾賦詩悼念）。為此，中直機關召開群眾大會批鬥柯慶施夫婦，其妻不堪迫害自殺身亡，柯則被隔離。陶在落難之前還前往探望，兩人從此結下深交。柯去世時，陶極為悲傷。

　　４９年以後，高、柯、陶都是封疆大吏，且都越來越左，陶自己就說過"我這個人從來都是只左不右的"，也是毛平衡劉的重要力量，１９５８年兩人都以中央委員而直入政治局。

　　但政治生活中人際關係在不斷重新組合。以陶鑄的地位及其和毛澤東的關係，劉也不會輕易得罪陶鑄。高饒事件後，劉" 非但沒有批評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釋，並且承認他看人可能有些偏。"（下頁４５２）６０年代初，劉主持經濟調整，局部背離毛的荒唐路線，以收束大躍進的激進政策、收拾困難局面，這是劉一生的輝煌時期，眾望所歸，一些此前"毛派"干將也與劉建立了良好的工作關係，各省各部確實有他的"代理人"。陶也在此時認同劉：

　　尤其１９５９年三年困難時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贊成劉少奇的觀點的。（下頁４５２）

　　１９６２年周恩來、陳毅主持的給知識分子鬆綁的會議，就是在陶鑄治下的廣州召開的，而" 柯老"在上海卻拒絕傳達周恩來在會上的講話，由此說明陶與"毛主席的好學生"、文革的實際策劃者之一的"柯老"又有一定差別。１９６４年的工作會議期間， "少奇同志讓陶鑄去跟李雪峰同志講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開一個會議，聽王光美介紹'四清'運動的'桃園經驗'。"（下頁４３１─４３２）"桃園經驗"是" 文革"前夕是劉少奇既迎合毛、也對抗毛的材料。毛不會對陶的"倒戈"跡象毫無覺察，但也許沒有想到劉、陶之間的信任已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至文革初期仍矚意於陶鑄，希望這位與劉沒有歷史淵源、延安挨過劉的整且長期有分歧的幹將擔任揪劉先鋒，孰料陶已認同劉的路線，不能承擔毛指派的角色，理所當然地成為最大的保皇派。

１３ "天下大亂"好得很

　　文革時天下大亂，百姓深感浩劫之苦，毛澤東卻反覆說天下大亂是好事。不排除其中有文過飾非的成分，但確也是真情流露：無論如何亂，毛的威信在大亂中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他對全國的控制，由於各級組織系統的癱瘓而更加無所限制。

　　一片混亂中，毛的權力登峰造極。陶鑄岌岌可危時，曾志向陳毅說起自己的擔心，陳毅卻說："大姐，你放心，他們這樣搞。老陶也打不倒，前幾天主席還保了他，除非主席又改變了主意。"（下頁４４７）黨內第四把手的命運就取決於毛有沒有改變主意。如果不是文革，毛哪能如此瀟灑。他可以在１９５９年罷了彭德懷的官，把彭監禁起來，但要整死彭，還得到文革。

　　一片混亂中，毛的監控無微不至：

　　在批鬥場上，造反派揪住我，要我低頭彎腰，這時有人示意他們不要動我，讓這批莽漢退了下去，我知道這都是由於毛主席的緣故，如果沒有他的保護，在那麼恐怖的批鬥大會上，我是必死無疑了。（下頁４７０）

　　有保護當然就有不保護。劉少奇、彭德懷等人之所以在會場上被無情揪斗直至整死，顯然也是出自毛的意願。

　　一片混亂中，專政系統高效運轉。曾志在粵北被監管期間，到集上買一元錢的菜、勞動時戴手套、穿雨鞋等等都有人向上匯報。１９７４年，曾志的３歲的孫女在中組部幼兒園，向一個５歲的小男孩說了一句她的姥爺（即陶鑄）不是病死而是被害死的話，男孩的母親報告老師、老師報告中組部政工處、政工處報告組織部、組織部報告中央，位於權力中樞的紀登奎、汪東興親自批示處理。層層上報，井然有序，何曾有半點"亂"的跡象？

１４ "陶鑄是陶鑄"

　　在眾多的革命妻子中，有的是隨夫參加革命的，有的自身就是革命者。曾志的革命資歷並不低於陶鑄，所以儘管她的政治生命實際上離不開陶鑄的命運，但相對而言，她比許多下台領導的妻子要好過得多。陶鑄被打倒後，毛澤東保護了曾志，沒有要她回廣州挨批；後來在一次會議上又說："曾志有什麼問題，陶鑄是陶鑄。"（下頁５０２）１９７４年，陶鑄尚未平反，曾志已經參加四屆人大。

　　共產黨理論上不講連座法，陶鑄自是陶鑄，曾志自是曾志，即使丈夫是保皇派，妻子也仍然是革命者，這沒有什麼講不通。毛澤東把曾志與陶鑄分開，應當是考慮到曾志的特殊性，正像毛澤東１９６４年向陳永貴等人介紹曾志時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下頁４３３）曾志有獨立於丈夫之外的政治資本。

　　但革命沒有革掉" 夫貴妻榮"的觀念，在黨內高層，妻子的命運一般都依附於丈夫。劉英也是老革命，但張聞天下台，劉英即難逃劫運。彭德懷被罷官後，組織上動員浦安修和他離婚。毛澤東沒有針對劉英或浦安修說過張聞天是張聞天、彭德懷是彭德懷之類的話。因此，當他說"陶鑄是陶鑄"時，除曾志的特殊性之外，另一方面也是基於陶鑄與張聞天、彭德懷等人不一樣，曾長期追隨毛，而張、彭則在歷史上反對過毛，因而下起手來輕重不一樣。

１５ 病人？

　　老幹部們在被打倒、被專政期間如何看待毛澤東，後人不得而知。７０年代末他們復出後，對毛一度意見較大。但８０年代他們退下之後，對毛的評價一般都比較好。

　　我的女兒總問我一個問題：爸爸死得那麼慘，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那麼大的罪，你怨不怨毛主席？這是個很膚淺的問題。我跟隨毛主席半個世紀，並不是靠個人的感情和恩怨，而是出於信仰我對我選擇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對我走過的路無怨無悔，那麼我對我的指路人當然會永存敬意！我嘆口氣，對我的女兒說："不怨，主席晚年是個老人，是個病人嘛！"（下頁５３４─５３５）

　　曾可能是出於信仰跟隨毛，但陶鑄卻像女人嫁人一樣跟着毛。廬山會議上，陶鑄曾以女人嫁丈夫的比喻勸說黃克誠：" 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過身於世，不講究操守是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 '，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１１）其實，嚴格說來，陶鑄也沒有"從一而終"，毛長期信用他，最後卻置之於死地，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他"移情別戀"於劉少奇了。

　　如果毛在文革中沒有保護曾志，如果曾志還是處在監禁中，也許曾志還是這樣說。革命者生命的全部意義就是革命，他們必須無條件地肯定革命，無怨無悔地承受據革命邏輯而推出的一切。他們對毛澤東所為的一切都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批評。曾志不明白的只是：" 毛主席英明了一世，為什麼在他的晚年，要搞這麼一場天怨人怒的'文化大革命'？"事後她想用"老人"、"病人"來寬容毛澤東。這真是一出諷刺劇，一代風流的毛澤東，死後居然要這些聽他擺布的人來寬宥他。其實，並不是老人、病人做的一切都可以原諒，而且，發動文革，既非老人的昏憒，亦非病人的狂亂，而是毛澤東社會思想的邏輯延伸，是他深思熟慮、周密安排的產物，無論是１９６６年他寫給江青的信還是１９７０年他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斯諾的談話，都表明了這一點。１９７６年毛髮起"批鄧"運動時確實是老人、病人，但他的腦袋是清醒的：他看準了鄧小平與他在政治路線上的分歧。對於像文革這樣的空前事件，是絕不能用" 老人"、"病人"來解釋的。

　　有兩個工作需要進行，第一，站在革命的立場，究竟應對毛澤東作如何評價？第二，超越黨派立場，如何評價毛澤東以及以他為旗幟的中國革命留給中國社會的遺產？有反省精神的革命者也許可以進行第一項工作，至於第二項工作，革命者卻必須完成一次思想革命才能進行。

曾志簡歷

１９１１年生於湖南宜章縣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
１９２４年在衡陽第三女子師範學校受到革命思潮的影響，１９２６年秋進湖南農民運動講習所，參加共產黨。
１９２８年參加湘暴動，隨後是井崗山，任後方醫院總支部書記。
１９２９年到福建工作，先後任閩西團特委書記、廈門省委秘書長、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福霞縣委書記等職，１９３２年與陶鑄結婚。
１９３７年任湖北省委婦女委員會書記，１９３９年到延安進馬列學院學習，整風時受到嚴厲審查。
１９４５年到東北，任瀋陽市委委員兼鐵西區委書記員、地委組織部長、瀋陽市委職工部長。
１９４９年後，任中南局重工業部副部長、廣州市電業局黨委書記、局長、工業書記等職。
１９６７年陶鑄被打倒後，在中南海被禁錮，１９６９年１０到粵北翁源縣勞動。
１９７３年回北京。
１９７９年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１９８３年離職，任中顧委委員。
１９９８年逝世。

注釋：
（１）引自徐則浩：《王稼祥傳》頁２４，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１９９６。
（２）《胡也頻選集》上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３）引自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２５７，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葉飛回憶錄》頁７５─７７，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５）《粟裕戰爭回憶錄》頁１６８，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８８。
（６）《宋任窮回憶錄》頁８６，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４。
（７）參見修來榮：《陳龍傳》頁１４５─１４６，北京：群眾出版社，１９９６。
（８）《莫文驊回憶錄》頁６３０，北京：解放軍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１０）楊立編著：《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頁１２３、３１，廣州：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１９９７。
（１１）引自李銳：《廬山會議真面目》頁３０９，海口：南方出版社，１９９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