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聽白求恩自己怎麼說——白求恩最後一個生日發出的信
引者：紅色康乃馨
2007/08/20

引者註：這是白求恩大夫去世前最後一個生日——1939年3月4日，寫給加拿大共產黨的信，信中介紹了自己在八路軍中的生活，也解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性質和策略。從信中可以明白無誤地看到，白求恩大夫為自己是八路軍中“最老的戰士”而驕傲和自豪！同時也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對“重慶政府”的清醒認識。兄弟很納悶兒，那麼多想按自己的需求和意識形態來解讀、來重新包裝白求恩大夫的人，為什麼就不能聽聽白大夫自己的意見呢？那些總是遮遮掩掩想用“抗日軍隊”來替換“八路軍”以乞“國際上認可”的人，為什麼就不能先問問白大夫自己的感受呢？白求恩是一個共產黨員，白求恩是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顧問，白求恩為自己是八路軍在抗日前線“最老的戰士”而自豪，這難道不是“國際上”久已為人熟知的事實？這還要怎麼個“接軌”，才能算是被“認可”了呢？在八路軍中“非常快樂，非常充實”的白大夫，難道不正是在以這樣的“快樂”和“充實”，向世人昭示着“重於泰山”與“輕於鴻毛”之間不同的生命質量與意義？

親愛的蒂姆和同志們：
　　我現在試圖使用美國外交郵袋，通過駐北京美聯社的幫助，在你我之間建立一條郵路。日本人對出入的郵件、書籍和期刊都要進行檢查，所以這很有必要。我也不知道是否能成功。如果你們收到信，就給北京燕京大學的M·林德賽（M·Lindsay）教授發個電報，說“信收到”即可（不要署名）。你們也可以試着給我發一封信，上面寫他的地址，收信人的名字寫“尊敬的H·N·伯利恆閣下”。當然，必須非常小心，而且要用密碼。如果我們能建起這條郵路，會很有價值。自來到中國，我每個月都定期給你們寄信，匯報我的工作——迄今已有20多封了。但我不知道你們是否收到，因為我從沒有收到過你們的信件或其他消息。我到是收到利廉的三封信。我收到援華委員會三封信——都是哈斯科爾寫的，沒有一封其他成員的信。我還收到一封溫哥華的A·M的來信。我收到的信就這些。來自援華委員會的信寄出日期分別是1938年8月23日和9月20日。他們到達的時間是1939年1月14日。能到我手中的部分郵件（大約十分之—）是從延安郵來的。信件從香港到延安要很長的路，從延安到河北西部的八路軍司令部路更長（原文如此——譯者注），需要—個月的時間。然後，再過大約—個月的時間才能到達我們這裡。我們在北京以南150英里、天津以西50英里處。如果我們能夠建起—條通過北京的郵路，那麼我們的信就可以在兩個月內走個來回。傳教士中的一些同情者會把這些信件帶出北京，他們的傳教區分布在日軍控制的城市裡，這些人經常去北京。
　　首先，我要跟你們談談我的工作，但我認為你們至少能收到我幾封相當詳細的月度工作報告。從新年開始，我們忙於組織和教育工作。這要求我們進到軍區的6個分區，每一個軍分區都有一個以上的醫院。需要做大量的重新組建工作。單是上個月我們就行軍1198里（400英里），從河北西部的山區進到河北中部的平原。在山區呆了一年之後，再次回到平原上真是令人欣喜。山區景色非常好，但是行軍非常艱辛——我們常常沿着彎彎曲曲的山間小溪，走在崎嘔不平的羊腸小道上，然後翻過幾千英尺高的山梁，進入另一個山谷，如此這般。儘管我們有馬，但多數時間還是步行，步行更快一些。我們的腳非常辛苦，因為我們只穿着布鞋。布鞋只能撐幾天——經常不到一周。我們每天平均行軍75里（25英里）。我有一匹從日軍那裡俘獲的良種棕色母馬，此外還有好多日軍的戰利品——外套、帽子等。經過一周行軍，我們身上都髒得不行，滿身虱子和跳蚤。我們睡在老鄉家的炕上，炕用土磚爐子燒熱。我們的醫院也僅僅是一些用土磚和石頭蓋的很不乾淨的民房。房子非常冷，缺水，窗戶都是紙糊的——紙大多破了，地面是用土壓的。
　　村子沿着河谷小溪散居各處，隨處可見從山上開墾出來的—缺塊土地。（你們有沒有收到我去年過了10月份寫的一篇題目叫《職員大會》的文章？？）我在這兒說說農村和村居生活吧。每個村有20到200戶人家，都極為貧因。傷員（現在超過2000名）散居在村子裡，每個村有50到200人不等。他們同老百姓住在一起，所以相當擁擠。我們到一個這樣的“醫院”檢查，鼓勵傷病員，重新組織工作人員。（醫院工作人員包括19到22名“醫生”，他們中沒有一人受過大學教育或者在現代化醫院工作過，也沒有進過醫學院；護士都是些14到18歲的男孩，僅僅是些農民。）想象一下他們的平均水平吧！想象一下他們關於衛生、解剖、生理、內科和外科的知識吧！然而，這是我們僅有的可塑之才，而且我們必須利用好。他們非常渴望學習，渴望提高，經常為他們的工作做自我批評。所以，儘管我經常被他們的無能、無知、無序、無心搞得非常惱火，但是他們的樸實、好學和純真的同志情誼和無私精神，常常使我的怒火最終消於無形。
　　1939年2月，華北共產黨會議在河北西部召開之後，我們穿過緊挨定縣北部的平漢鐵路來到此地。日軍駐守鐵路的兩個炮樓之間的距離不到一英里，我們在這個空隙中穿行而過。鐵路附近村子裡的狗都被老百姓弄走了，好讓我們在夜間通過的時候不出動靜。過了鐵路我們又走了三天（確切地說是三夜）才到此地。這裡完全處在日軍包圍之中，任何一個方向離敵人都不超過15英里遠。為了阻擋他們的摩托車、裝甲車和坦克的前進．所有的道路都挖開了。日軍經常炮轟他們認為有軍隊的村子。他們最大的炮有105毫米口徑，射程大約是10華里。他們還有許多較小的野戰炮，也有飛機。我們當然什麼也沒有。我們師大約有1.5萬人，分散在多個村子裡。河北中部有1萬多個村莊。日軍控制着大城鎮和城市，我們控制着農村和小村莊。
　　這是個巨大的產棉地區。天津附近以西，75%的莊稼都是棉花.而根據我們的政府法規僅僅允許5%的土地種棉花，其餘的必領種糧食作物。某些在北京的外籍權威觀察家指出，日本人在華北的土地上已經得不到什麼利益，只有開礦了。敵人非常希望媾和。我們期望持久作戰。我認為重慶政府不敢求和，儘管有一兩個人可能想這樣做。人民——老百姓想的是把日軍趕出中國，在此之前反對—切求和。他們的憤怒和決心與日俱增。
　　日本人的軍事思維非常愚蠢。他們燒掉老百姓的房子，殺害他們，然後希望老百姓會跟他們合作[原文如此！——原注]建立一個新中國！兩個民族和平友好！（就像小紅帽對大灰狼說的：“姥姥，你的牙齒怎麼這麼大呀！”）
　　假如重慶政府的資產階級曾經試圖帶來和平——我認為完全不可能，那麼，階級鬥爭（現在被壓抑着）將會激烈爆發！統一戰線是馬列主義者如此堅持的一種“臨時集團”。正如我在這裡看到的，儘管有一些前省級官員（現在回來了）搞破壞，但統一戰線維持得相當好。這完全取決於共產黨英明的靈活政策。我必須說的是，中國共產黨是我所見過“最好”的國家共產黨。當然，這裡有歷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有着20年鬥爭實踐的強大優勢，囊括了一大批非常聰明而有經驗的同志，他們的理論知識水平很高。此外，他們還從俄國同志那裡得到建議和幫助。人們非常不贊成左傾主義。當然，在很多情況下，左傾是由於沒有經驗。他們非常強調教育群眾，取得地方自治政府和群眾組織的重要性。當地政府中的貪污和“壓榨”已經完全消失了。八路軍及其政工人員每到一地，就指導當地政府怎樣建立民主自治，恢復政府的秩序和誠信。八路軍中的政工人員僅僅充當建議者和監察者。當然，為使這項工作切實有效，我們的人必須確實控制着群眾組織中的主要成份——工農聯盟和婦救會等。
　　戰爭持續越久，我們黨的力量就越強大。黨的成長是飛躍式的。毫無疑問，資產階級害怕它！國民黨陷於矛盾之中。如果他們放棄—個地區（例如1937年他們放棄了河北省中部），八路軍和共產黨就會開進這個危險地帶。他們與所有留下來的政府官員建立起統—戰線的地方政府——但不是蘇維埃政權。這當然是國民黨所不歡迎的。然而他們也想贏得戰爭，所以必須容忍八路軍的這些努力。他們發現，八路軍在老百姓中間能夠而且已經激發起了強烈的抗日意識，這比他們過去做得好。有些時候，舊官僚（比如前河北省長鹿仲麟）返回試圖恢復他們的統治。但是，老百姓已經嘗到了自治政府的甜頭，不想再回到老路上去了。鹿省長是由國民黨任命的，1937年在日軍進攻的時候，他逃到南部去，放棄了這—地區。現在他想回來，而且確實回來過—次。他曾經請求把河北中部地區合併到河北南部的地盤上，但是現在河北中部以北是新建的統—戰線下的晉察冀邊區的一部分。國民黨非常清楚，鹿仲麟決不會堅守這一地區抗日，而八路軍能做到，所以拒絕了他的要求。我敢打賭，國民黨並不願意這麼做！不要認為國民黨已經放棄了對共產黨的痛恨和恐懼！它不過是陷入了由對抗性的期望所產生的一種矛盾之中。但是，當前對日本人的痛恨和恐懼是首要的。
　　在中國的不同地區，共產黨的任務也是不同的。甚至在—個較短距離之內也有不同，——河北西部和山西東部以及河北中部都各有不同。在山西，省長閻錫山獨掌政治權利達20餘年，他建立了一個穩固的封建政權形式。那個省，由於遠處內地，還不曾在任何程度上受到帝國主義的影響。河北省則是半殖民地。儘管在山西不存在民主政府，而且官員都是省長任命的，但總的來說政府還是相對誠實，有一定的工作效率。老百姓服從官員，缺乏管理自己事務的經驗。此外，省長和山西軍隊不曾完全放棄這個省，他們只是從北部撤到南部。許多小官員在五台山等地擁有自己的地產。這些人後來與共產黨和八路軍結成了統—戰線。但是，老百姓在閻錫山的半封建統治下習慣了，對地方自治政府漠不關心，反而滿足於舊政府相對溫和的半專制統治，這種歷史原因使共產黨不太容易在老百姓中開展工作。但是，河北中西部卻不同。首先，多年來軍閥和政客們在此你爭我奪，輪流敲詐和苛待老百姓。人們已經習慣了政府更替——繼承者只是在不誠實的程度和濫用權力上有所不同。所以，老百姓期望建立一個誠實的政府。他們藉此機會躍進到了地方自治政府，具有很高的改革意識。此外，這裡離海岸（天津）近，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早就成了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與商業帝國主義一起到來的還有基督教，傳教士傳播的基督教具有一種模糊的民主精神。最後，前省長和絕大部分官員逃跑了，統治機器空空如也，這使得八路軍和共產黨的任務更容易完成。於是，老百性更容易將權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建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在八路軍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和幫助下）。的八路軍政工人員馬上開始利用這些因素：⒈前國家機器的空缺。⒉老百姓較高的文化水平。⒊老百沒較高的政治意識。⒋對前專制政府的普遍不滿。
　　看到抗日情緒的高漲，另人特別高興。隨着日軍占領了這一地區的大城市和城鎮，民族情緒大為高漲。在此之前，日軍僅僅掌握了幾個像北京、天津和其他幾個真正的大城市時，農民和小資產階級還遠遠沒有認識到他們的危險。敵人離得太遠了。“眼不見，心不煩。”但是當敵人通過燒毀“他們”的房屋，殺死“他們”的親人，偷走“他們“的財物等方式真正闖進他們的生活時，情況就不同了。現在，整個農村的抗日情緒都被喚醒了。兵源增長了，群眾組織工作容易了。
　　八路軍無論走到哪裡，都在群眾中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幾乎全部都由農民和工人組成，是他們的軍隊，同人民永不分離。政工人員使用戰士的語言隨軍工作，其中絕大部分也是農民和工人出身．其餘的是一些學生。他們用工人們能聽明白的語言講話。他們有他們的生活。他們為農民和工人展示了一種新生活的憧憬。不久，一種決心誓死抗日的精神出現了。農民們參加戰士所有的會議，學習他們的標語，唱他們的歌。他們模仿軍隊的衛生措施。村子變得整齊了，人也整潔了。他們還學習基本軍事原則。他們的自衛團是由老式的燧石發火槍和生鏽的大刀裝備起來的，他們操練的隊形也不太整齊。他們給部隊送糧食、水果和鞋子，為他們洗衣服，抬傷員，運送物資。假如讓一個村民離開村子和田地，去運送傷員或者物資——經常要好幾天，我是從沒有聽到他們有一句怨言。戰士們占了他一半的房子，和他擠在一起，他一家人（經常多達6到8口）擠進一間房子，睡在一張炕上。村民還擔任密探、情報員、嚮導和偵察員。如果你看到一位老鄉穿着破破爛爛的舊藍布大褂，戴一頂破草帽，但是肩膀上荷一條舊的燧石發火槍，帶領一個團沿着陡峭狹窄的山間小道前進．那將是一副絕妙而又有趣的景象。
　　戰爭不會由顯赫的軍事領袖或職業軍人贏得，而是由穿軍裝的和不穿軍裝的農民贏得(這是我所讀到的對“人民戰爭”戰略思想最精闢的詮釋，也是對抗日戰爭基本特色的準確描述——引者注)。婦女們正在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我寫信的村子——距敵軍45里，就有一個由10個小伙子和4個姑娘組成的劇團。他們在前線為部隊演出。婦救會的女同志也在為軍隊工作，她們做軍鞋，縫補和洗滌軍服。她們在影響自己的丈夫方面，起着重要的但卻是隱蔽的作用。婦女們從幾百年的封建宗法制度下覺醒過來，參加了地方政府。她們居然開始與男人同桌吃飯了！她們的身影不僅出現在地方政府中，甚至還出現在縣和中央政府中。許多員優秀的女工和女學生來自城市。我多麼希望我們加拿大的學生能向這裡的女學生學習，把他們的“書本知識”和他們的“文化”用於工人爭取新生活的鬥爭。這樣，也只有這樣．學生們才能證明他們的生命價值，使他們的書本知識受到尊重，才能利用他們的知識。他們的知識必須服務他人。他們這樣做不僅是為了他人的緣故，也是為他們自己——通過服務他人，強化自己的人格，豐富自己的生活。
　　今天是我49歲的生日。我很驕傲我是前線最老的戰士。我在床上躺了一天。從昨天下午7點開始，我做了整夜的手術，早上6點才上床睡覺。昨晚，我們為河津附近戰場下來的40名重傷員做了19例手術。給所有傷員敷裹後，我們開始給那些亟需手術的傷員動手術。3例顱骨開裂的開顱手術，2例大腿截肢，2例小腸穿孔縫合，6例胳膊和腿嚴重骨折，其餘是小手術。我們打敗了敵人，他們留下了50具屍體。對他們來說，這是一次慘敗。我們繳獲了40條步槍。我們損失了40人———條命換一條槍。這是我們獲取武器的方式。
　　同志們，現在我得結束這封信了。除了盼望收到你們的信以外，我非常快樂，非常充實。你們堅持戰鬥，我們在這裡也將如此。是同樣性質的戰鬥，我們必定勝利。
　　致以最誠摯的同志式的問候！

　　　　白求恩
　　　　　　　　　　　　　　　　　　　1939年3月4日
　　　　　　　　　　　　　　　　　　　於河津附近120師的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