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鐵路運輸的管理體制問題

隨着志願軍連續三次戰役的勝利和戰線的向南推移，中朝軍隊的後方補給線越拉越長。這時，保障軍隊後勤供應問題的重要性就突出地顯露出來。與此同時，由於戰爭，到1950年底，朝鮮的“工業生產已完全停頓”。為了恢復和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中朝聯軍打過三八線以後，朝鮮政府便做出了“關於1951年第一季度恢復及發展國民經濟計劃”等一系列決定。特別是1951年2月22日“關於改進戰爭時期鐵路工作”的決定，提出了鐵路“為恢復工農業生產而保證國民經濟運輸的任務”。 於是，中朝雙方在如何保證鐵路運輸及鐵路管理體制方面的矛盾隨之爆發。

志願軍出國作戰，由於朝鮮遭受戰爭的嚴重破壞，資源不足，致使部隊供應不能取之於當地，而美軍裝備精良，機動性強，亦無法取之於敵人。因此，物資和裝備基本上要靠國內運來。但朝鮮山地多，運途遠，且路況十分惡劣，而志願軍汽車數量本來就不足，加上敵機日夜轟炸，損失極大，公路運輸力量更顯緊張。 於是，鐵路運輸的重要性就顯得特別突出。早在1950年10月底11月初，彭德懷即向東北局提出應加強鐵路運輸和建立統一指揮機構的要求，還請求中央派鐵道兵到朝鮮加強修路力量。11月6日鐵道兵團和鐵路員工志願援朝大隊相繼入朝，與朝鮮人民軍鐵道搶修部隊、朝鮮鐵路員工並肩作戰。

為了改善鐵路運輸的管理，協調中朝雙方的運輸任務，確保前線的供給和傷員及時轉運，彭德懷在11月16日與高崗會見時又提出了建立中朝鐵路聯合指揮機構的設想。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方先後派人來朝，經使館安排多次同朝方有關人員商談，但均未有結果。直到12月3日金日成親自到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洽談後，才取得了原則上的一致意見。

到12月底，中國方面成立了以劉居英為司令員、余光生為政委、葉林為副司令員的東北軍區鐵道運輸司令部(後改為東北軍區軍事運輸司令部)，負責組織支前運輸，並指揮搶修鐵路；同時，在球場臨時設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局，由中朝雙方共管，並充實了力量。 1951年1月22日至30日，東北軍區在瀋陽召開後勤會議，專門研究志願軍後勤工作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志願軍各軍後勤部、各分部以及東北軍區後勤部、東北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負責人。周恩來率代總參謀長聶榮臻、總後勤部部長楊立三、空軍司令劉亞樓、炮兵司令陳錫聯、軍委運輸司令呂正操等領導人，專程來瀋陽參加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明確提出了建立一條打不垮、炸不爛的鋼鐵運輸線的任務。
經過這些努力，使中斷的鐵路運輸，在球場、定州以北（共延長384公里）恢復了通車，1951年1月即接運2944列車，較上月增加44%。到4月，在軍管局管轄範圍內的1391公里線路中，通車線路已發展到1321公里（東達釋王寺，南到南川）。
儘管鐵路線大體通車了，但後勤供應的根本矛盾並未緩解，除了敵機轟炸造成的損失外，最嚴重的問題是鐵路運輸內部管理混亂，缺乏統一調度。由於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互不了解，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爭車、爭路、爭時間，矛盾和衝突時有發生。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搶運上來的不是急需物資而無人卸車，急需的物資又因前沿山洞被占而積壓在後方，由此造成列車運行時間普遍延長，熙川以北山洞嚴重堵塞（如1950年12月底積壓重車竟達329輛）。

鐵路軍管局雖然成立，也由雙方共管，但中朝之間仍然存在着很大分歧。在管理方針上，究竟應該採取軍管方式，還是僅僅實行軍事代表制，尚未確定；在運力分配原則上，究竟是首先搶運軍需物資，還是以民用和經濟建設物資為主，也有爭論。再加上組織機構極不健全，人員思想情緒不夠穩定，鐵路運輸的處境仍然十分困難。為此，彭德懷向毛澤東抱怨：對運輸問題“若無速效解決辦法，勢必延長戰爭”。 如何協調好各方面的關係，建立統一調度、統一指揮的鐵路運輸機制，從而保障鐵路運輸的安全、暢通，已經迫在眉睫。

關於建立中朝聯合鐵路運輸司令部的問題，早在12月金日成訪問北京時就確定了基本原則。金回到朝鮮後對柴成文說：“前些時候關於鐵路運輸的軍事管制問題，中國同志多次與我們的同志商談，我們總有些人，就是不懂得沒有軍事上的勝利什麼也談不上的道理”。並說，“這件事在北京已經商妥，請你轉告高崗同志，就由他委任鐵路人員去辦吧”。 但實際上在具體談判中卻困難重重，阻力甚大。

1951年2月19日，負責談判的中方代表葉林（東北交通部部長）、張明遠（東後司副司令員）、彭敏（鐵道兵）報告：在談判中，朝方往往對問題考慮不周，提出的意見前後矛盾，但其中心思想是明確的。第一，在中朝雙方的運輸量超過朝鮮鐵路運輸能力的情況下，反對中方提出的“應首先滿足軍需運輸”的原則，而對朝鮮經濟恢復的考慮較多。按照朴憲永的話說，經濟就是政治，這個問題最好由金日成和高崗出面解決。第二，要求朝鮮交通省參與對鐵路的管理。雖同意成立聯合軍運司令部，中方為正，朝方為副，受中朝聯合司令部領導，但須與交通省合署辦公，並建議中國也成立類似朝鮮軍事交通局的機構。第三，在鐵路管理機構問題上，反對實行軍管制。朴憲永提出恢復朝鮮原各鐵路管理局，而將已經成立的臨時鐵路軍管局改為定州管理局。

到3月中旬，雙方在鐵路管理的基本原則方面仍然存在較大差距。軍管與鐵路行政合而為一是戰時提高鐵路運輸效率的有效辦法，而鐵路軍管局則是中朝聯合實行軍管的具體組織形式。對此，朝方不便直接提出反對，而是自行成立了軍事交通局，對鐵路進行控制，還恢復了原管理局機構管界和部分工作（交通省21號令），實際上削弱和限制了軍管局，使其無法完全行使職權。
為了儘快達成協議，周恩來做了妥協，除堅持“在聯司指揮下設雙方統一的軍管司令部，統一進行搶修護路及調度車運”外，同意“在目前作戰時期，朝鮮鐵路行政仍需朝鮮交通相管轄”。對於中方的這個讓步，金日成表示基本同意。
然而，在中方代表與朝鮮交通相朴義完逐項談判時，朝方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除鐵路行政系統仍歸交通省領導外，一、軍管局僅負責制定計劃，其作用只是對鐵路運輸進行檢查和監督；二、鐵路搶修工作另成立聯合機構，委託交通省領導。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已經建立的中朝聯合軍管機構。鑑於朝方在談判中反覆不定，雙方基本想法差距太大，中方代表深感問題複雜，關係重大，即使形成紙上協議，也難以改變實際狀況，以至要求再派“有威望的得力幹部來此慢慢談判”。

彭德懷亦無可奈何，提出將交通省的意見呈金日成，由雙方政府出面解決，只求朝方能“確保軍運如數完成，確定鐵路管理和運輸的具體辦法”。 隨後，針對朝方的三項原則，即鐵路行政隸屬朝交通省；成立中正朝副的聯合軍運司令部；成立中正朝副的統一鐵道兵團司令部（即中方所說搶修司令部），高崗提出五點商榷意見：一、堅持對朝鮮鐵路的軍管制度，但可實行軍事代表制，在聯運司下設各級軍事代表，中正朝副，軍事代表對一切軍運有最後決定權。二、聯運司設瀋陽，派總代表駐朝交通省，監督軍運計劃執行。三、要求朝方保證聯運司與其總代表及各級軍事代表間電話暢通。四、成立統一搶修司令部，受聯運司領導，同時受朝交通相及聯運司指導。五、在朝中國員工受朝鐵路局領導，其政治工作則受中國軍事代表直接領導。

葉、張、彭據此與朝交通相再次談判。除對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歸屬問題尚未明確表態外，朝方基本接受了高崗的五點意見，但要求確定朝交通省對其所屬各鐵路管理局行使管轄權。關於運輸問題，朝方同意原則上全部通車，由聯運司審核批准軍用物資和國民經濟所需物資的運輸比例。至於交通省及其所屬各管理局，朝方請中國派人任副職。雙方商定，將談判記錄整理簽字後，呈報各自政府批准。得此情況後，周恩來一方面要求中方代表最好爭取能在記錄中列入有關聯合搶修司令部領導權的內容，一方面也只得同意葉、張、彭在記錄上簽字，並將全文帶回北京。 恰在此時，莫斯科的意見到來，扭轉了局面。

據當事人張明遠觀察，中朝會談之所以爭執不下，其實質是聯運司領導權的歸誰所有的問題。中方代表認為，當時朝鮮的鐵路和機車大部被毀，鐵路運行的車輛主要是中國開來的，而搶修線路、運送物資的部隊和司乘人員都以中方為主，甚至維修線路的器材和部分朝鮮鐵路員工的供應也都是由中方負責。從這些實際情況看，朝鮮方面難以協調指揮鐵路運輸的正常運行。所以，戰爭期間的中朝鐵路聯運應由中方牽頭。但朝方以及蘇聯駐朝鮮顧問堅持認為，對鐵路運輸的管理涉及國家主權問題，必須由朝鮮領導。對此，周恩來曾指出，問題的根子不在平壤，而在莫斯科，並表示要同蘇方協商，以求妥善解決。
就在周恩來電告中方代表準備在談判記錄上簽字的當天，斯大林來電錶示了蘇聯的立場，全文如下：“我駐瀋陽領事列多夫斯基剛剛向我們報告了高崗同志的意見，即為正確組織部隊和作戰物資向前線的運輸工作，朝鮮鐵路必須交由在朝鮮的中國司令部管理。從領事的報告中可以看出，金首相是支持這個意見的，但朝鮮的部長們卻似乎反對這個意見，他們認為這個辦法將損害朝鮮的主權。假如需要我的意見和聯共（布）中央的意見的話，那麼我們認為必須告知您，我們完全支持高崗同志的意見。為了順利地進行解放戰爭，這個辦法是必須採取的。總的來說我們認為，為朝鮮本身的利益着想，中國和朝鮮之間最好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國家關係。”

周恩來當即將這一電文轉給高崗和彭德懷，並表示可以繼續“力爭聯合鐵路修復司令部歸聯司或運司指揮或仍進一步提議將朝鮮鐵路管理局置於軍事管制的直接管理之下”，中方代表亦可暫緩簽字，而由政府出面邀請朝交通相到瀋陽再談。

在此後的談判中，中方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4月16日，周恩來致電倪志亮即轉金日成：“提議為適應戰爭需要，朝鮮鐵路必須立即置於統一的軍事管制之下”，“即在聯司領導下，設立中朝聯合的軍運司令部，統一朝鮮鐵路的管理、運輸、修復與保護事宜”。5月4日，中朝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關於朝鮮鐵路戰時軍事管制的協議》，對管理體制、組織機構、運力分配等重大問題做出了明確規定。根據協議精神，7月在安州正式成立了朝鮮鐵道軍事管理總局，劉居英為局長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朝方)、黃鐸為副局長，統一負責朝鮮戰區鐵路運輸的管理、組織與實施。軍管總局下設熙川、定州、新成川、平壤、高原5個分局，共有援朝員工1.2萬餘人。

8月1日，在瀋陽成立了中朝聯合鐵道運輸司令部(聯運司)，受中朝聯合司令部直接領導，東北軍區副司令員賀晉年兼司令員，張明遠兼政治委員，南學龍（朝鮮鐵道副相）、劉居英、李壽軒、葉林為副司令員，同年11月又在安州成立了聯運司的前方派出機構——前方鐵道運輸司令部，劉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金黃一、李壽軒為副司令員，負責指揮和協調軍管總局、搶修指揮部和鐵道高炮指揮部的工作。鐵道兵團增加為4 個師又3個團，還有援朝工程總隊，總人數達5.2萬餘人。從此，在統一的領導和組織下，鐵道運輸部隊、搶修部隊及高炮部隊密切配合，協同行動，採取“以集中對集中，以機動對機動”的作戰方針，大大提高了鐵路運輸效率。

鐵路管轄權是中朝爭論中唯一涉及朝鮮內政和主權的問題，彭德懷在1959年受到批判時對此也不迴避。但正如彭所強調的，對鐵路實行軍事管制是在戰爭條件下不可避免的處理辦法，並在停戰協定簽字後立即將鐵路交還朝方管理。 不過，在莫斯科干預下強加於人的做法，畢竟給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陰影。

五、關於停戰談判簽字的時機問題

第五次戰役以後，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召開會議，並決定了“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的方針。毛澤東隨後請金日成於6月3日抵達北京進行商議，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後，於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錶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
據蘇聯大使觀察，“朝鮮領導人對於停戰談判有些戒心，儘管他們沒有公開和直接地表達出來”。金日成從北京回來以後，心情十分沮喪，認為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馬立克6月23日呼籲停戰談判的發言“是中國力圖達到停戰和擺脫援助朝鮮這一負擔的最明顯的表示”，甚至在馬立克發表聲明之後的幾天時間裡，北朝鮮的報界以及其他宣傳機關，對此都“沒有進行詳細的解釋，也沒有發表任何評論文章”。

雖然朝鮮領導人後來也“認識到了締結停戰協定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們認為中國代表團（主要是其負責人李克農）為能達成停戰協定而對美國人過分寬容和讓步，同時也抱怨中國人在談判過程中沒有及時地、充分地聽取朝鮮代表的意見。特別是當7月27日毛澤東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國人堅持將現有的前線作為分界線的話，那麼中國人認為可以向美國人做出讓步時，金日成表示了極大的不滿。他立即答覆說，“這種讓步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意味着對朝鮮的“嚴重的政治打擊”。

金日成甚至對朴憲永說：“我寧願在沒有中國人的幫助下繼續進行戰爭，也不願意做這種讓步”。後來因美國代表在分界線問題上提出了過分，並在談判區的進行挑釁，中方表現出強硬立場，才使朝鮮人的情緒有所好轉。不過，蘇聯大使注意到，“最近數月來，朝鮮人對中國人的態度明顯地冷淡了，朝鮮人更加堅定了依靠蘇聯的方針”。

然而，中朝雙方對談判的態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鮮戰場雙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時，板門店的停戰談判卻陷入了僵局，問題竟膠着在毛澤東起初認為最容易解決的戰俘問題上。此時，毛澤東主張把戰爭繼續下去，而在和平談判問題上堅決不能讓步，但朝鮮方面卻希望接受美國的停戰條件，儘快在停戰談判協定上簽字。斯大林從蘇聯與美國對抗的全球戰略出發，再次支持了毛澤東。

1952年2月板門店談判達成協議：在簽訂停戰協定後90天內召開相關國家的政治會議解決朝鮮問題，但在其他議程，特別戰俘問題上還有爭議。這時，朝方主張儘快結束談判，金日成還直接向毛澤東表示出“不願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在與南日討論談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時表示了這樣一種看法：應該建議簽訂停戰協定，而把所有未解決的問題移交給政治會議去研究。金日成認為拖延談判是不利的，因為美國的空軍正在繼續給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造成慘重的損失。他看不到繼續就戰俘問題進行爭論有什麼合理性，因為這些爭論正在導致更大的損失”。

金日成還認為，中國志願軍的大多數戰俘都是以前蔣介石軍隊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為了他們去鬥爭沒有特別的意義”。“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並建議以李克農的名義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拉祖瓦耶夫還反映，中國領導人“擔心大量的蘇聯軍備的供給會隨着朝鮮戰爭的結束而減少或中斷”，並認為匆忙地解決問題，“只能相反地導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

李克農認為，如果不發動國際社會的輿論力量，如果不作長期鬥爭的準備，那麼美國人是不會做出讓步的。毛澤東同志也是這樣判斷談判前景的，毛澤東給李克農下達了這樣的指示：只有堅持鍥而不捨、堅定不移的立場，你們才能贏得主動權並迫使敵人做出讓步。為了在談判中實現這一目標，你們應該準備與敵人再作幾個月的較量”。
5月2日，朝鮮停戰談判五項議程中的四項已經全部達成協議，但在第四項議程，即關於戰俘安排問題上，美國方面提出了自願遣返的原則，而中國方面堅持應全部遣返，雙方的談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鮮領導人原指望不晚於5月份與美國人簽訂停戰協定，並依此來計劃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經濟工作和政治工作，沒想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而拖延下來，“這使朝鮮領導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議中國同志在戰俘問題上做出讓步，並爭取簽訂停戰協定”。
或許是考慮了朝方的意見，7月3日，中朝代表團提出了新建議，除非朝鮮籍戰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鮮籍戰俘無須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敵對方的朝鮮籍戰俘應返回敵對方領土；在應召入伍前居住於俘獲方領土上的朝鮮籍戰俘，應全部留在原處並應被釋放遣送回家”。 但是美國方面不顧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讓（包括已不再堅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員），於7月13日提出了總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軍被俘人員的80%和志願軍被俘人員的32%）的概數，並聲稱這是最後的、堅定的、不可改變的方案。 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後選擇。

對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十分堅決。毛澤東在7月15日給金日成的電報中說，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引誘性而並非真正讓步的方案，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願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愈戰愈強，鼓舞着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並推動了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使美國的主要力量陷在東方繼續遭受損失，而蘇聯的建設得到了加強並影響着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發展，因而也就推遲了世界大戰的爆發。

毛澤東保證，中國人民願盡一切可能幫助朝鮮人民解決困難。總之，“在現時形勢下，接受敵人這一方案必然要長他人志氣來滅自己威風”。最後，毛澤東不無用意地告訴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針，“當轉報菲利波夫同志徵求他的意見，得復再告”。 同日，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主張堅決拒絕”“敵人這種挑撥性和引誘性方案”，並表示準備戰爭擴大。毛澤東還通報說，“金日成同志對此有不同看法”。

儘管金日成在回電中表示贊同毛澤東對當前局勢的分析，並感謝中國將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諾。 但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金日成抱怨說，由於消極防禦的方針，敵方轟炸給朝鮮的城市和平民帶來了極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拒絕接受敵方的條件。雖然他表示同意毛澤東的意見，但還是希望儘快停戰：“我們必須堅決力爭儘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並使我們從被動的局面中擺脫出來。”
中朝之間在談判中的戰俘問題上持有不同立場，除了政治上的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為實際的原因，即雙方的戰俘政策完全不同。由於受國內戰爭傳統作法的影響和缺乏國際鬥爭經驗，中方從一開始就未曾想過扣留戰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懷致電軍委，擬在戰役發起前釋放100名戰俘。18日毛澤東復電，“釋放一批戰俘很對。今後對戰俘應隨時分批放走，不要請示。” 這樣，中方掌握的戰俘即相應減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為便於釋放戰俘工作，以後南朝鮮戰俘交由人民軍管理，而志願軍只管理其他國家的戰俘。這樣，中方實際看管的戰俘人員十分有限，沒有多少談判的本錢，這大概也是中國主張“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
而朝方出於戰後經濟建設需要勞動力的考慮，則暗地裡扣留了大量戰俘。據蘇聯大使蘇茲達列夫的報告：“朝鮮同志認為將大量的南朝鮮的戰俘扣留下來，讓他們在北朝鮮從事各種繁重的體力勞動比較好，而無須去考慮他們要求返回自己家鄉的願望”。因此，他們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軍隊的戰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軍中服兵役，其餘的人則在內務部和鐵道部從事不同的工作。此外，還扣留了戰爭前期從南朝鮮被“動員”加入人民軍的42262人。在這種情況下，朝鮮領導人問題最後還是在莫斯科得到解決的。7月15日毛澤東電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兩者比例極不相稱，敵人企圖以此來挑撥朝中人民的戰鬥團結”。“在敵人的壓力下屈服，對我極為不利”，並表示即使談判破裂，也絕不讓步，“因為這個問題是個政治問題，不但對朝中兩國，而且對整個革命陣營都有影響”。 第二天斯大林即復電：“你們在和平談判中所持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

周恩來隨後於8月訪蘇，並與斯大林舉行了多次會談。中途趕來的金日成、朴憲永和彭德懷參加了後期會談。除了討論中國經濟建設的問題外，會談的重點在於確定以後戰爭的方針。周恩來介紹了戰場上中朝力量的情況，認為“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把握，可以進行更長時間的作戰，並且因為建立了堅固的坑道工事，也經得住轟炸”。

關於戰俘問題，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國人想按自己的主張解決戰俘問題，而根據國際法，交戰各方必須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戰俘。斯大林問，毛澤東對戰俘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是讓步還是堅持自己的主張。周恩來簡要地介紹了在這個問題上中朝之間存在的分歧，並表達了毛澤東“必須堅持遣返全部戰俘”的看法。

周恩來說：“朝鮮人以為，繼續打下去不利，因為每天的損失要超過在遣返上有爭議的戰俘人數，而停戰對美國不利。毛澤東則認為，戰爭打下去對我們有利，因為這打亂了美國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準備。”斯大林當即肯定說：“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並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美國意識到，這場戰爭對他們是不利的，必須結束它，特別是當他們知道仍有我軍駐在中國以後。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
斯大林還提出了一個更能觸動中國領導人神經的問題，他提醒周恩來說：“對美國必須強硬。中國同志必須了解，如果美國不輸掉這場戰爭，那麼中國永遠也收復不了台灣。”關於解決戰俘問題的具體方法，周恩來談到，如果美國人做出某些讓步，那麼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繼續談判，第一，在美國仍然堅持遣返部分戰俘的情況下，宣布扣留同樣比例的美韓戰俘；第二，戰俘問題交給中立國（如印度）進行調解；第三，先簽訂停戰協定，戰俘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在交談中，斯大林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來重點談的是第二方案。不過，他們一致贊同的前提是首先堅持全部遣返戰俘，並要美國先行表示讓步，而不能在美國的恐嚇面前退縮。
對於平壤的說服工作，自然還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與金日成會談時，斯大林問到，朝中之間在談判問題上是否存在某種分歧。金日成回答：“我們之間不存在原則上的分歧。我們同意中國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於朝鮮人民目前處於的嚴重狀況，我們更願意儘快締結停戰協定。”斯大林立即說：“我們在此已經與中國代表團討論了這一問題，並表達了這樣的建議：不同意美國人提出的關於戰俘問題的條件而堅持自己的條件”。“如果美國人不願意遣返20%的中朝戰俘，……那麼他們的那20%的戰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們不再扣押中朝戰俘為止”。斯大林最後以肯定的語氣結束了這一話題：“這就是我們對此問題的看法”。

此後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沒有再提立即停戰的主張，而是關注於如何更多地取得蘇聯援助物資的問題。不過，在戰爭即將結束之前，中朝之間在是否立即簽署停戰協定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論，這是戰爭期間的最後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後，蘇聯的對外政策及戰爭方針發生改變，從而促進了朝鮮停戰談判的進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戰，並以擅自釋放戰俘的做法破壞協定的簽字。為此，中方主張再發動一次戰役，藉以爭取更好的停戰條件。而朝方則要求馬上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對李承晚釋放戰俘的行為不必追究。彭德懷沒有理會金日成的主張，在毛澤東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願發動了一次較大規模的陣地突破戰，並取得成功。

顯然，在停戰問題上，金日成考慮的是朝鮮的實際利益，既然無望在戰爭中取勝，那麼最好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儘早結束戰爭，轉而進行經濟建設，鞏固對北朝鮮的統治。而毛澤東因其對亞洲革命負有的領導責任，則必須着眼於兩個陣營之間對抗的總體形勢，着眼於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間發生分歧時，毛澤東才屢屢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總之，上述中朝領導人之間矛盾和分歧發展及其解決的過程，除了歷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陣營內部國家關係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即當國家主權利益與整個陣營的共同利益發生衝突時，必然是前者服從後者。總體說來，中朝之間的問題，並不單純是各自利益的對立，而是陣營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與當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鮮提出）之間存在着差異。所以，蘇聯立場的偏向，也並非僅僅是考慮到照顧中國的意見——儘管相對來說莫斯科處理同毛澤東的關係時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為中國的主張比較符合斯大林認定的社會主義陣營在亞洲冷戰中的總體利益。

但這裡的問題在於，所謂共同利益或總體利益，一般是依據在陣營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領導人的認識和理解確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權國家不再認同這種共同利益，或陣營中的主導地位發生了變化，這種局部服從全局的邏輯就不再發生作用，他們之間的同盟關係也就面臨着終結。中朝關係是如此，中蘇關係也是如此。
第一:志願軍本未計劃打過三八線,由於印度等國在美軍敗退後提出以三八線停戰激怒了中方高層,(因美軍擊敗北朝鮮軍隊逼近三八線時這些國家都沒出聲)這才有了三次戰役,攻占漢城.

第二:金日成在戰爭後期一直想停戰,因為美軍對平民目標的空襲造成的平民人員傷亡已超過了人口的出生率.而中方越打越強,部隊都換了新裝備,人員損失也大大下降,還想繼續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