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凌晨3點半，當看守們走進我的牢房時，他們沒有像往常那樣把手裡的鑰匙弄得嘩啦作響，也沒有大聲喊叫，相反，他們壓低聲音嘀咕着：“阿沙拉夫，阿沙拉夫，醒醒，有人來看你了。”

　　我站起來，看了看鐘，一種不祥的感覺湧上心頭。這麼晚了，誰會來看我？我一下子意識到，他們馬上就要槍斃我了，之後，他們會向外界說，我曾企圖越獄逃跑。

　　幾分鐘後，我站在典獄官的辦公室里。
我被要求在一張紙上按下手印，表明我想離開利比亞到保加利亞去。整個過程被錄像。然後，他們把我帶到5名保加利亞護士被關押的地方，接着，他們把我們6個人帶到機場。

　　在機場，一名利比亞官員再次問我，想留在利比亞還是去加沙。“我想去保加利亞。”我回答說，“你們毀了我的生活，我家人的生活，還有這些護士的生活。我再也不想在這樣的國家待一秒鐘。”這名官員臉色鐵青。“你們都是見證人。”他衝着巴勒斯坦和保加利亞特使吼道。

　　我終於上了飛機，和我一道的是5名護士、歐盟專員貝妮塔·瓦爾德納以及法國總統夫人塞茜麗婭。我欣喜若狂，仿佛自己重生一般。

　　我是一個替罪羊

　　我的地獄生活始於1998年8月。在利比亞完成醫學考試後，我進入班加西一家大型兒童醫院當實習醫師，最初是在腸胃科。傳染病區已被封閉。在我負責區域裡的一張病床的牆壁上，有一個寫着“艾滋病感染者”字樣的標記。使用這個病床的是一個7個月大的嬰兒，曾到埃及做過骨骼畸形矯正手術，嬰兒感染艾滋病也是在埃及醫院查出來的。這是我見到的第一個艾滋病例。

　　1998年12月13日，當我被傳喚到警察局時，我已經換到另一個科室工作了一段時間。當天，我被逮捕了，在一個很小的牢房裡待了3天。後來我才得知，是為了等待我的艾滋病毒測試結果——是陰性的。

　　一名利比亞警官對我說：“數百名兒童感染了艾滋病毒，我們知道，你是罪魁禍首。你抱起這些孩子，給他們注射了病毒。”我回擊說：“如果這是真的話，那麼把我拉到班加西主要廣場，當眾槍斃我吧。”是的，每次檢查前，我都要抱起孩子，但只是為了讓他們不要害怕。

　　“你曾和一個外國女人有性關係。”這名警官繼續說。直到此時，我才意識到，利比亞高層中的某人正在編織一個故事，我被選為替罪羊。

　　我是來自巴勒斯坦的一個難民，在我兩歲時就和父母定居在利比亞，對我父母來說，利比亞事實上就是他們的家園。我的家庭非常保守。我的未婚妻是一個巴勒斯坦人，此前一年已經去世。我剛剛和另外一個女人開始新生活。

　　因為我知道我們醫院裡的保加利亞護士也已經被審問過，我猜想他們指控的和我有性關係的那個外國女人肯定就是其中一個護士。但警官隨後讓我走了，並說讓我到警察局只是例行訊問。

　　班加西當時實際上是一個交戰區，大街上是一群群相互開火的激進分子。我們醫院塞滿了傷員，衛生條件極其惡劣。沒有任何針頭，殺菌設備已被毀壞。一把剪刀被用來割斷十幾個嬰兒的臍帶。70%的孩子同時感染了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

　　利比亞當局非常關注艾滋病毒感染事件。對於因性濫交等引起的艾滋病感染者不斷增加的事實，政府感到有心無力。利比亞下級法庭和卡扎菲的兒子賽義夫後來都證實了乙肝疾病的流行。但是，在利比亞，卡扎菲的意志就是法律，他控制着司法審判系統。卡扎菲急需找到替罪羊，以平息受感染兒童的父母的激憤情緒。但不管如何，利比亞腐敗的衛生系統都不會受到任何指責。

　　我要被折磨死了

　　1999年1月29日，但我探望完父母回到自己的宿舍後，發現一張紙條，要求我再次到警察局交代情況。接下來的10個月裡，我好像從人間消失一般。我的父母挨個醫院找我，還查閱了死者名單，費盡周折，終於發現我被捕了。

　　1月29日晚11點35分，警察給我戴上了手銬，用一個黑色面具蒙住我的臉，把我鎖在一輛警車裡。接下來的4個小時裡，警車在鄉間道路上高速急馳。那4個小時對我來說就像4年一樣。當我們來到的黎波里的一幢建築里時，仍是漆黑一片。天氣非常寒冷。他們扒下了我的衣服，只給我留下襯衣和褲子。

　　第二天早晨，兩名男子開始毆打我。他們吼道：“你用艾滋病毒感染了孩子們，是CIA(美國中央情報局)和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讓你這麼做的。你和那個外國女人睡覺。你們到我們國家當間諜。你們是人渣。”

　　然後，他們開車把我帶到的黎波里郊外的一棟房子內。這裡是一個用來訓練警犬的農場——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因為沒有人能聽到我們的慘叫聲。

　　在頭幾天，我和3條狗一起被鎖在一個房間裡。他們讓狗咬我，我的腿咬痕遍布，膝蓋有一個大洞。我的飯碗是狗用過的。5名保加利亞護士也被送進了這個農場。每天，拷打者都對我們說：“我們要讓你們生不如死，直到你們招供。”

　　酷刑時間從頭天下午5點到第二天早上5點，非人的折磨長達數月。

　　他們把裸金屬線纏在我的陰莖上，然後拽着我在一個面積至少有40米X40米的房間內轉圈。我不停地尖叫和哭喊。

　　最痛苦的一種折磨是電動酷刑機器——類似於發電機一樣的手動箱。他們把負極接在我的手指上，把正極接在我的一個耳朵或陰莖上。最痛苦的不是電流，而是他們不停地變換速率。當我昏迷後，他們用冷水潑在我赤裸的身子上，然後繼續折磨我。

　　在我遭受電擊時，他們會把5名保加利亞護士的護照拿給我看，並一一指給我說：這是克里斯蒂娜、娜莎婭、瓦倫蒂娜、瓦爾婭和施珊娜。5名護士的命運和我一樣悲慘。但是我們無法相互安慰，因為我不會說保加利亞語。

　　有時候我們在同一間房內被折磨。我看見她們半裸的同時，她們看見我全裸遭受電擊。我們聽到對方的嗚咽、哭喊和尖叫。克里斯蒂娜被吊在窗戶上時，他們把我放在通電的鐵盤上。他們對她們的所作所為讓我羞於啟齒。她們被強姦了。克里斯蒂娜被強迫把一個瓶子放進陰道里。再也無法忍受折磨的娜莎婭打碎了一扇窗戶的玻璃，割開了手腕。他們把她用假名送進醫院，然後又把她帶回到酷刑室。

　　我的囚室實在太小，我無法躺下。整整1年裡，我蜷着身子、倚着牆睡覺。我害怕自己會瘋掉，我一次次問自己：為什麼，這麼多人，他們單單挑上你？

　　最恐怖的事是他們威脅要折磨我的家人，在我面前強姦我的妹妹。我的家庭是我擁有的最神聖的東西，家中5個孩子只有我一個是男的。他們帶進來一個女孩，我只能聽到她尖叫的聲音：“我是你妹妹。我被強姦了。”

　　我屈服了。我說，告訴我，你們想讓我幹什麼，我會簽署任何文件——即使是讓我承認製造了洛克比空難也行。到那時，警方把我被捕的事實通知在的黎波里醫學院讀書的妹妹。我父親立即把她帶回家。

　　2000年4月17日，我們被轉到的黎波里的傑迪代監獄，一直待到2002年2月4日。每間牢房約為1.8米X2.4米，大多數是8個囚犯一間牢房。我們每兩個小時輪流睡覺。4個人蜷着身子躺下，另外4個人站着。1年後，我被送進一個5米X10米的牢房內，裡面有70個囚犯。我們像罐頭沙丁魚一樣，頭挨着腳。如果我養牛，我也不會讓它們這樣緊緊地擠在一起。

　　看守給其他囚犯看利比亞報紙，上面指控我們是謀殺孩子的兇手。其他阿拉伯報紙也紛紛援引利比亞報紙的報道。巴勒斯坦特使不但不為我辯護，還聲稱我已經向他承認自己是摩薩德特工，故意感染了利比亞兒童。許多囚犯相信這些謊言。我們知道真相，但我們仍舊相信謊言。

　　我感覺到自己有活命的機會了

　　2002年2月，感謝卡扎菲兒子賽義夫的支持，法院撤消了有關我們陰謀顛覆利比亞的指控，但維持蓄意感染426名兒童的罪名。

　　之後，我們被軟禁起來，共同生活在一個有4個房間、1個廚房和1個花園的房子裡。一家餐館負責我們的飲食。我們甚至被允許，在一名警察陪同下，逛街購物和看牙醫。已經不再拷打我們了。我們有衛星電視，可以會見訪客。我開始學習保加利亞語。2002年5月，當保加利亞外長所羅門·帕西來看我們時，我向他提出希望成為保加利亞公民。這個願望直到我離開利比亞幾周前才得以實現——在歐盟的催促下。

　　此時，營救我們的談判已經緊鑼密鼓地進行。一天，的黎波里的安全負責人來到我們的房子，說：“我們知道你們是無辜的。你們將在兩個月內和家人團聚。”但事實卻是，2004年5月6日，法院不顧法國教授呂克·蒙塔尼耶和意大利教授維托里奧·科里茲有關我們無罪的調查報告，突然宣判我們死刑。

　　我們的下一站來到了的黎波里監獄的死囚區，在那裡等待被處決。是的，沒有人能夠長生不死，有一天我也會死去。但是，某個幾小時前還和你一起吃飯的人突然被帶出去，而你所聽到的只有幾聲槍響，這是一種恐怖的感覺。你一個人坐在那兒，靜靜等待，生怕下一個念到你的名字。

　　直到2005年5月25日，我才覺得我有可能活下來。當時，歐盟專員貝妮塔·瓦爾德納告訴我說：“你不是孤立無助的。25個歐盟國家支持你。它們全都確信你和護士們是無辜的。”

　　當德國成為歐盟輪值主席國後，德國外長施泰因邁爾也來看望我。我帶着歐盟特使給我的刻有歐盟標誌的手錶，施泰因邁爾很驚訝，我對他說：“我希望我不久後也成為歐盟的一員。”我的家庭在2005年12月19日得到荷蘭庇護。

　　當他們試圖把我和保加利亞隔離開時，歐盟介入了。當法國總統夫人也介入進來後，我更加覺得自己不久後就會遠離地獄的。在歐盟的要求下，我簽署了一份請求卡扎菲赦免的請願書——我們得以獲釋的一個條件。

　　當我們抵達索非亞幾分鐘，保加利亞總統珀爾瓦諾夫宣布特赦我們後，我突然覺得自己長了翅膀。由政府扶持的保加利亞電信承諾，將給我和5名護士每人一個公寓。我接受了財政援助，他們甚至給我一個免費完成我的醫療培訓的機會。

　　當我得知的黎波里要求阿拉伯聯盟抗議保加利亞的特赦時，我已經不再受折磨了。受感染兒童的父母正要求我們重回利比亞，他們早就知道我們是無辜的。

　　一名保加利亞律師正準備起訴兩名最惡毒的利比亞施刑者，我真的想出庭作證。我希望5名護士也能作證。我打算戰鬥到底，即使它要花上我一生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