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宋元明清四朝歷史，看中國揮刀自宮
－－－－－－－－－－國學，亡國之學也

經常有人問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資本主義產生為什麼比西方晚？中國落後於西方的責任到底是誰呢？中國的歷史學家的普遍觀點是清朝應該負責任，對此，我已經在我的系列文章中進行了批判。此文將從中國和西方由封建轉變成資本主義的歷史進一步闡述我的觀點，中國落後於西方，應該負責任的是明朝，再擴展一下，造成中國落後的責任者還有，漢朝的獨尊儒家，隋唐的科舉制度，宋朝的理學，明朝的八股文，清朝對明朝落後體制的繼承。中國歷史上是否有機會擺脫落後西方的命運呢？答案是有的，這個朝代就是元朝。元朝和西方國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注重商業，都有開放的心懷，更主要的是元朝不獨尊儒家，正因為元朝不獨尊儒家，才受到中國文史界的醜化和誣衊，也正因為元朝不獨尊儒家，中國有了先秦諸子的風氣，先秦的戰國時代是中國思想家產生最多的時代，元朝的科技發展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代，其中，元朝元曲的產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擺脫儒家限制的一個例子和標誌。

一。西方從封建走向資本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

文藝復興，是14世紀至16世紀在歐洲興起的一個思想文化運動，帶來一段科學與藝術革命時期，揭開了現代歐洲歷史的序幕，是歐洲中古時代和近代的分界。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認為是封建主義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的分界。

文藝復興發端於14世紀的意大利，文藝復興一詞源於意大利語Rinascimento，意為再生或復興，以後擴展到西歐各國，16世紀達到鼎盛。1550年，瓦薩里在其《藝苑名人傳》中，正式使用它作為新文化的名稱。此詞經法語轉寫為Renaissance，17世紀後為歐洲各國通用。19世紀，西方史學界進一步把它作為14至16世紀西歐文化的總稱。西方史學界曾認為它是古希臘、羅馬帝國文化藝術的復興。

14世紀時，隨着工廠手工藝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關係已在歐洲封建制度內部逐漸形成；在政治上，封建割據已引起普遍不滿，民族意識開始覺醒，歐洲各國大眾表現了要求民族統一的強烈願望。從而在文化藝術上也開始出現了反映新興
資本主義勢力的利益和要求的新時期。新興資產階級認為中世紀文化是一種倒退，而希臘、羅馬古典文化則是光明發達的典範，他們力圖復興古典文化──而所謂的“復興”是一次對知識和精神的空前解放與創造。

當時的意大利處於城市林立的狀態，各城市都是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國家，14世紀後各城市逐漸從共和制走向獨裁。獨裁者耽於享樂，信奉新柏拉圖主義，希望擺脫宗教禁欲主義的束縛，大力保護藝術家對世俗生活的描繪。與此同時聖方濟各會的
宗教激進主義力圖屏棄正統宗教的經院哲學，歌頌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價值。羅馬教廷也在走向腐敗，歷屆教皇的享樂規模比世俗獨裁者還要厲害，他們也在保護藝術家，允許藝術偏離正統的宗教教條。哲學、科學都在逐漸地在比較寬鬆的氣氛中
發展，也醞釀着宗教改革的前奏。

文藝復興運動起源於意大利北部，第一個代表人物是但丁，其代表作為《神曲》，他的作品以含蓄的手法批評和揭露中世紀宗教統治的腐敗和愚蠢，以地方方言而不是作為中世紀歐洲正式文學語言的拉丁文進行創作。另一個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
他認為古希臘、羅馬時代是人性最完善的時代，中世紀將人性壓制是違背自然的。他雖然對拉丁文學有深入廣泛的研究，但用意大利方言寫了大量的以十四行詩為形式的抒情詩歌，受到各城市國家統治者的熱烈歡迎。

成吉思漢和他子孫們建立的橫跨歐亞的帝國，這大大促進了東西方文化和科學的彼此交流，這是文藝復興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大批受到東方文化影響，還保留古羅馬帝國精神的人
才逃往意大利，帶回許多新鮮思想和藝術，在羅馬開辦教授希臘語的學校，促使了文藝復興運動的形成。

二。《五經》
五經是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

《詩經》在先秦稱《詩》，或《詩三百》，是中國第一本詩歌總集。匯集了從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詩歌三百零五篇。《詩》分「風」、「雅」、「頌」三部分，「風」為土風歌謠，「雅」為西周王畿的正聲雅樂，「頌」為上層社會宗廟
祭祀的舞曲歌辭。此書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各方面，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

《尚書》古時稱《書》，至漢稱《尚書》。「尚」便是指「上」、「上古」，該書是古代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匯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尚書》
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說「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尚書》。

《禮記》是戰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記》；另一種，是我們現在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周易》也稱《易》、《易經》，是儒家經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書，其外層神秘，而內蘊的哲理至深至弘。內容廣泛記錄了西周社會各方面，包含史料價值、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周易》包括《經》和《傳》兩部分。《經》文由六十四卦
卦象及相應的卦名、卦辭、爻名、爻辭等組成。《傳》一共七種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繫辭》上下篇，《說卦》，《雜卦》和《序卦》。古人把這十篇「傳」合稱「十翼」，意指「傳」是附屬於「經」的羽翼，即用來解說「經」的內容。

《左傳》 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着作。《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經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它的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三。《四書》
四書為儒家經典，南宋學者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為四書，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也被稱為《四子書》或者《四子》。朱熹認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之後，各朝都以《四書》列為科舉考試範圍，確定了《四書》統治地位，宋朝以後《四書》已凌駕《五經》的地位。

《大學》是《禮記》中一篇，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傳為孔子弟子曾參（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稱「《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按宋代朱熹和程頤的看法，《大學》是孔子及其門徒留下來的遺書，是儒學的人門讀物。所以，朱熹把它列為「四書」之首。

《中庸》是《禮記》中一篇，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認為《中庸》
是「孔門傳收授心法」。

《論語》記載了孔子及其學生的言行。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和西方的聖經一樣，都是後人寫
的書，而不是孔子或者耶穌自己寫的，其可信度值得懷疑。《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相當於基督教的聖經，個人認為，都是欺騙和麻痹老百姓的玩意，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孟子》記載了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行。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到處販賣自己的思想，和孔子一樣，最終也沒人理睬他們，戰國時期，沒有人理睬他們是對的，事實也證明了採用法家的秦國統一了六國，而自漢朝獨尊儒家之後，儒家對中國的危害越演越烈，高度發揚儒家的宋朝不斷的給西夏和遼等小國進貢，明朝不思進取卻大修長城，元清初期富於進取和開拓，版圖不斷增加，但後來接受了儒家，開疆擴土明顯減慢。西方人沒有儒家保守思想的影響，到處殖民掠奪，充份符合適者生存，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大大的超越了其他文明，比如中國的文明和穆斯林的文明，西方對自己國家的內部則講究人文精神。因為儒家的影響，中國則對內強橫，對外軟弱，明朝的朱元璋甚至留下祖訓，包括朝鮮在內的幾個國家不可以侵略之類的，真不知道該用什麼詞來形容他好。

四。宋朝的理學：中國衰落的開始
朱熹，1130年～1200年，行五十二，字元晦，又曰仲晦，號晦庵，晚稱晦翁，又稱滄州病叟、雲谷老人，南宋理學家，是程顥、程頤的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被稱為「朱子」，又稱朱文公。有人認為他確立了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體系。承北宋周敦頤與二程學說，創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學風，稱為理學。其着作甚多，輯定《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四書作為教本，儒家的思想經其整理注釋被後世的科舉定為標準答案。

理學家認為人生應該非常非常的嚴肅，遊戲和幽默，都被視為罪惡，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還要嚴厲。比如，1085年，第七任皇帝趙煦登極，只有十歲，正是貪玩的孩子，有一天上課時，偶爾折了一枝柳條來玩，程頤立刻正色阻止說：“春天時節，萬物生長，不應該隨便攀摘，那會傷害天地和氣。”趙煦把那枝柳條悻悻扔掉，氣得發抖。對一個十歲頑童，就作如此壓制，無怪引起蘇軾一派的反感，認為他喪失人性。

朱熹吹捧儒家，但他自己並不乾淨，並非什麼聖人。洪邁《夷豎志》記載，朱熹在任提舉浙東刑獄的時候，與當時的台州知州，也是著名學者唐仲友起了糾紛，雙方並且上奏朝廷互控。朱熹後來得知唐仲友相當欣賞當時江南一帶著名的營妓嚴蕊後，就把嚴蕊抓起來，試圖屈打成招，羅織對唐仲友不利的口供，不料嚴蕊寧死不屈，朱熹莫可奈何。這件事因為鬧得很大，使得後來朱熹和唐仲友雙雙去職。《二刻拍案驚奇》記載了另一種說法，朱熹為了爭奪嚴蕊不成才扯出這些風波的，這是反理學的表現。朱熹的學說曾經被視為「偽學」，遭到禁止。但後來朱熹理學竟然成為官方哲學，還傳到了朝鮮和日本。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藉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慾」。在道學思想指導原則下，寡婦被迫活活餓死，也不許再嫁。音樂、戲劇、繪畫，一律成為壞人心術的毒品，逐漸被輕視。作詩也屬於墮落行為，因為不專心便作不好，專心則就沒有時間思念道德和忠君愛國的大事了。其他文學作品，如小說、散文之類，看一眼都是罪過。只有低賤的人才去從事體力勞動，道學家必須全神灌注道德和道德基礎上的“治國”、“平天下”。人們連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態，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輕浮下賤。服從傳統權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貴的善。任何改變和抗拒的念頭，都是邪惡，必須在念頭一起時就予以無情克制。任何發明創造，更都是專門取悅小人和女人的奇技淫巧。

理學，後來也被成為道學，以儒家學派的正統自居，而儒家學派一直被認為是中國的正統思想，所以道學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此一正統，靠一個道學家所擬就的、莊嚴的聖人系統維持，所以這系統有時候也被稱為“道統”。道學家的要求太高，所以很難有人能夠達到際准，引起人們的反感。道學與反道學雙方都向皇帝爭取支持，反道學的一派獲得了短暫的勝利，1196年，宋朝第15任皇帝趙擴下令，禁止道學傳播，朱熹被免職。但只禁了六年，1202年又被解禁。道學家掌握着兩大武器：一是教育，朱熹在私立大學白鹿洞書院當校長，學生成為道學的主要傳播者；另一是考試，國家考試大權，始終握在道學家之手，它只錄取讚揚道學的人，這有點政審的味道，知識分子大批被引到他們指定的道路上。
　　
1063年，趙受益逝世，趙宗實即位。於是發生我們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當時士大夫卻認為異常嚴重的稱呼問題，即趙宗實應該稱呼他親生老爹趙允讓什麼？宰相韓琦、副宰相歐陽修主張當然稱為父親，這主張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另一派以司馬光為首的大臣，主張應該稱他親生老爹趙允讓為伯父。因為儒家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在宗法制度下，趙宗實是“小宗”入繼“大宗”，應以大宗為主，對大宗“法定父親”趙受益的堂兄趙允讓，當然稱為伯父。兩派都擁有廣大的黨羽，而以司馬光的黨羽最多，技巧也最高。他的黨羽之一的總監察官賈黯，臨死時特地留下遺書，請求趙宗實一定要稱老爹為伯父。宋朝在道學家的如此折騰下，下場可想而知。

五。元朝：和世界接軌，打斷宋朝理學的危害

（一）商業繁榮　　

元朝初期，儘管對外不斷的擴張，但沒有影響社會經濟增長。整個歐亞大陸地區處於大汗一統之下，交通和貿易，都有重大的發展。都市蓬勃，遠超過唐宋時代。海運空前的興盛，杭州、廣州、泉州、溫州、慶元（浙江寧波），都設有貿易船舶管理處（市舶司），管理中外船舶貨運和產品銷售。自東方的山東半島，到西方的烏克蘭平原，都有廣闊和四通八達的公路驛站和旅館，還有公路巡邏隊（巡防弓手）保護商旅安全。在這種情形下，都市的繁榮，每日都在增加。歐洲威尼斯王國的商人馬可波羅，於1275年隨他父親來到中國，十七年後，1292年離中國西返，他口述他在中國的見聞，由朋友把它寫下來，即聞名世界的《馬可波羅遊記》。

當時的杭州是這樣的：　杭州的街道和運河，都相當廣闊，船舶和馬車載着生活日用品，不停地來往街道上和運河上。估計杭州所有的橋，有一萬二千座之多。通往市場的街道都很繁華，有些市場還設有相當多的冷水浴室，有男女侍者分別擔任招待。杭州人不管是男是女，終年都用冷水沐浴。他們從小就養成了這個習慣，認為冷水對身體有益。當然，也有熱水浴室，不過專供外國人使用，因為外國人不能忍受那冰一樣的冷水。杭州市民每天都要沐浴，沐浴的時間，大都在晚飯之前。 另外還有藝妓區，藝妓之多，使我吃驚。她們衣服華麗，粉香撲鼻。藝妓館設備豪華，並有許多女僕侍候她們。另外一個區域，則住着醫生和卜卦算命的星象家。　杭州主要街道的兩旁，矗立着高樓大廈。男人跟女人一樣，皮膚很細，外貌很瀟灑。不過女人尤其漂亮，眉目清秀，弱不勝衣。她們的服裝都很講究，除了衣服是綢緞做的外，還佩帶着珠寶，這些珠寶價值連城。 這裡強調一下，歐洲人當時基本不知道沐浴；綢緞是歐洲人非常羨慕的貴重奢侈品，而中國人竟很多人使用，所以馬可波羅使馬可波羅驚奇不止。
　　　
（二）元曲

　　元朝也是尊儒的，但遠遠沒有達到過去獨尊儒家的程度，正因為如此，元朝受到了當今一些文史學者的普遍醜化和攻擊。因為今天搞文史的這些人，實質上是儒家的徒子徒孫，對竟然敢不重視儒家的朝代當然就不客氣了，各種誣衊都加在元朝頭上，儒家的“真善美”面目再次表露無疑，現在人們知道的元朝，通常是個只有殺戮，把漢人列為第四等的殘暴朝代。其實，元朝的人分四等是根據對征服次序來定的，也和出生地有關係，比如，金人在南宋地區，也是四等人，金人出生在蒙古地區則被成為蒙古人，根本不是現在文人妖魔化的那樣。對百姓來說，只要好日子過就行，管你什麼誰統治，誰是幾等人。主要是曾經高高在上的漢族知識分子對此耿耿於壞，面子上過不去。但這卻有一個很大的收穫，即知識分子可以不必再繼續板着道學面孔，儒家學派一旦失去政權的支持，對知識分子也就立即失去控制力量。這就如當今一樣，儘管有一夥人在吵嚷什麼恢復國學（儒學），但沒多少知識分子買他們的賬。元朝因為沒有從政府層面上支持儒家，讓知識分子得到解放，知識分子不在因為搞文學藝術而羞愧，不在為搞科技而被其他知識分子而輕視，於是就出現了元曲和科技的繁榮。
　　元曲是戲劇文學部分，也是“詞”的一種蛻變進步。過去，中國戲劇一直是民間的藝術，元朝的知識分子被政府驅出統治階層後，他們開始向這方面發展，開始寫作片段的唱詞或整出的劇本，統稱為“曲”，因為其在元朝時期的成就最為輝煌燦爛，所以稱為“元曲”。 曲分為兩種：一種稱“散曲”，即沒有對白的純唱詞，也就是現代所謂的流行歌曲；一種稱“傳奇”，即有對白的唱詞，能夠大規模在舞台上演出。 詞是詩餘，曲是詞餘，但曲所具有的字句的活潑，意境的超越，想像力的豐富，從前任何作品都很難望其項背。知識分子思想得到正常發展後，創造力極為興旺。他們嘲弄帝王將相，調侃聖賢，歌頌愛情。其中，很少有聖人系統的意識形態，大多數被真實感情充滿。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發生嘲弄帝王和聖人的事，意義重大，這已經不單純是一種藝術，更是中國人的一次思想解放。真希望這種狀態一直保持下去，哪樣，中國就很有可能不會落後於西方。但中國似乎受了詛咒，後來的明朝把這些全部毀滅，再次拾起了宋朝的糟粕，甚至比宋之前更甚，中國在明朝時期，再次繼宋之後，進入更黑暗的時代。

　元曲中最著名的作家和作品，有王實甫《西廂記》，寫張君瑞和崔鶯鶯自由戀愛的故事。關漢卿《竇娥冤》，寫少婦竇娥死於冤獄的故事。馬致遠《漢宮秋》，寫西漢王朝皇帝劉爽跟宮女王昭君的故事。施惠《拜月亭》，寫一對夫婦在戰亂中逃散而又團聚的故事。高明《琵琶記》，寫一個人棄妻再娶，前妻千里尋夫的故事。　　上述作品中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數百頁巨著。現在介紹一首散曲，作為元曲的代表，使我們有一個具體的印象（方括弧中是曲牌名，舞台上演出時演奏的音樂譜調，圓括弧中是簡單的注釋）。 這首散曲，是馬致遠的《借馬》：
　　[耍孩兒]近來時買了匹蒲梢騎（蒲梢，當時的方言，謂馬），性命般看承愛惜。一夜間上草料數十番，餵飼得腰腿胖肥（膘，馬的胸肋肌肉）。但有些穢污早忙刷洗，微有些辛苦便下騎。竟有一種無知輩，出言要借，對面難推。
　　[七煞]懶洋洋牽下槽，意遲遲背後隨，氣忿忿懶把鞍來備。我沉吟了半晌語不語（晌，片時之意），不曉得那渾人知不知。他也不是不精細，常言說，他人弓莫挽，他人馬休騎。
　　[六煞]不騎時啊，西棚下涼處拴。騎時節，揀地面平處騎，將青春嫩草頻頻的喂。歇時節，肚帶松松放，把那背上的馬鞍款款移。勤覷着鞍和轡，牢踏着寶鐙，前口兒（馬口中銜勒）休提。
　　[五煞]飢時節，餵些草。渴時節，飲些水。挨着皮膚的馬鞍休使塵氈屈（不要壓得太重以致鞍上氈毛為之彎曲），三山骨（馬尾骨）休使鞭來打，磚瓦上休教穩着蹄（不要在碎瓦碎磚上久站，以免傷足）。一句話你仔細的記，飽時休走，飲了
休馳。
　　[煞]拋糞（大便）時教干處拋，撒尿時教淨處（清潔）尿，拴時節揀個牢固樁橛上系。路途上休要踏磚塊，過水處莫教踐污泥。這馬知人意，似雲長赤兔，如項王烏騅（雲長，三國時代名將關羽別號，戰馬名赤兔。項王，西楚國工項羽，戰馬
名烏騅。二馬皆歷史上的名馬，用以描寫馬主心理狀態）。
　　[三煞]有汗時休去檐下控（以免風吹生病），洗馬時休教浸着頤（頤，面頰），軟煮草料煎底細。上坡時務把身來聳，下坡時休教走得疾。莫道人恁般瑣碎，休教鞭着馬眼，休教鞭擦着毛衣。
　　[二煞]不借時惡了兄弟，不借時反了麵皮。馬兒行囑咐叮嚀記，緊防店戶將他打，刷子去掉硬毛不可疑。只嘆的一聲長吁氣，哀哀怨怨，切切悲悲。
　　[一煞]早晨間借與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門專等來家內。柔腸寸寸因你斷，側耳頻頻聽你嘶。道一聲好去，早兩淚雙垂。
　　[尾]沒道理，沒道理。忒下的（心狠手辣之意），忒下的。剛才說的一些話君專記。一口氣不違，借與了你。
　　
上述馬致遠的作品描述了馬主人又怨又恨，又不得不借，以致愁腸百結，淋漓無遺的心態。現代人在不得不把心愛的自用新汽車，借給妻子的莽撞弟弟時的心理反應，和這個故事是多麼的類似，我們會欽佩作者的觀察入微。然而，最主要的還是它所顯示的幽默情調，在嘮嘮叨叨，一陣又一陣之後，還拍胸脯說：“一口氣不違借與了你！”，而幽默，正是宋朝及宋朝以前的文化最缺少的東西。

元曲的興起對於我國民族詩歌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有着深遠的影響和卓越的貢獻，元曲不僅是文人詠志抒懷得心應手的工具，而且為反映元代社會生活提供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嶄新的藝術形式。 元曲的組成，包括兩類文體：一是包括小令、帶過曲和套數的散曲；二是由套數組成的曲文，間雜以賓白和科範，專為舞台上演出的雜劇。“散曲”是和“劇曲”相對存在的。劇曲是用於表演的劇本，寫各種角色的唱詞、道白、動作等；散曲則只是用作清唱的歌詞。從形式上看，散曲和詞很相近，不過在語言上，詞要典雅含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潑；在格律上，詞要求得嚴格，而散曲就更自由些。散曲從體式分兩類:“小令”和“散套”。小令又叫葉兒，體制短小，通常只是一支獨立的曲子(少數包含二三支曲子)。散套則由多支曲子組成，而且要求始終用一個韻。散曲的曲牌也有各式各樣的名稱，如《叼叨令》、《刮地風》、《喜春來》、《山坡羊》、《紅繡鞋》之類，這些名稱多很俚俗，這也說明散曲比詞更接近民歌。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現實的深刻以及題材的廣泛、語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潑、風格的清新、描繪的生動、手法的多變，在中國古代文學藝苑中放射着璀璨奪目的異彩。
元曲的興起與發展，有着複雜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會現實是元曲興起的基礎，元朝疆域遼闊，城市經濟繁榮，宏大的劇場，活躍的書會和日夜不絕的觀眾，為元曲的興起奠定了基礎；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進元曲的形成；
再次，元曲是詩歌本身的內在規律及文學傳統繼承、發展的必然結果。 元曲興起並代表這一時期文學的最高成就，就其本身而言則是由於元曲確立並完善了體制形式，曲的體制具體表現為六個方面： 1、宮調：宮調是指中國古代音樂的調式，曲與宮調出於隋唐燕樂。2、曲牌：俗稱“曲子”，是對各種曲調的泛稱，各有專名，如《點絳唇》、《山坡羊》等總數很多，元代北曲共335個，每一個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調、唱法，同時也規定了該曲的字數、句法、平仄等。 3、曲韻：元曲在押韻方面嚴守《中原音韻》十九部的要求而分平、上、去，用韻上有以下特點：平仄通押，不避重韻，一韻到底，借韻、暗韻、贅韻、失韻。4、平仄：曲在用字的平仄上比詩詞更嚴，而特別注重每首末句的平仄。 5、對仗：曲的對仗要求比較自由，可平仄相對，也可平聲相對，即平聲對平聲，仄聲對仄聲。曲的對仗形式有“兩字對”、“首尾對”、“襯字對”等十三種，在語言的運用和詞序組合上有許多特點，主要表現在：有工對也有寬對，但寬對的現象更普遍；句中自為對；錯綜成對或倒字為對，如“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以俗語入對。 6、襯字：曲與詞最顯著的區別是有無襯字，有襯字的是曲，沒有襯字的是詞。所謂“襯字”指的是在曲律規定必須的字數之外所增加的字，它不受音韻、平仄、句式等曲律的限制，襯字一般用於句首。

元曲作家中留有姓名、曲作的共二百二十多人，流傳至今的作品有四千五百多首（套、部），其中小令三千八百多首（含帶過曲），套數四百七十餘套，雜劇一百六十餘部（本）。在眾多作家中，對元曲的形成作出開創性貢獻的是元好問，他生於金元戰亂之際，是名冠金元兩代詩壇的巨星。他的作品清潤疏俊，迥出時作，對元曲創作起着啟導統領、規範的作用。

元曲的發展，分三個時期。 初期：元朝立國到滅南宋。這一時期元曲剛從民間的通俗俚語進入詩壇，有鮮明的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和獷放爽朗、質樸自然的情致。作者多為北方人，其中關漢卿、馬致遠、王實甫、王小軍、白樸等人的成就最高，比如關漢鯽的雜劇寫態摹世，曲盡其妙，風格多變，小令活潑深切，晶瑩婉麗，套數豪辣灝爛，痛快淋漓。馬致遠創作題材寬廣，意境高遠，形象鮮明，語言優美，音韻和諧，被譽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曲狀元”和“秋思之祖”。 中期：從元世祖至元年間到元順帝后至元年間。這一時期的元曲創作開始向文化人、專業化全面過渡，散曲成為詩壇的主要體裁。重要作家有鄭光祖、睢景臣、喬吉、張可久等。 末期：元成宗至正年間到元末。此時的散曲作家以弄曲為專業，他們講究格律詞藻，藝術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約細膩、典雅秀麗，代表作家有張養浩、徐再思等。

總之，元曲作為“一代之文學”，題材豐富多樣，創作視野闊大寬廣，反映生活鮮明生動，人物形象豐滿感人，語言通俗易懂，是我國古代文化寶庫中不可缺少的寶貴遺產。而今人因為文史界的宣揚，似乎唐詩宋詞才是中國文化的頂峰，這是錯誤的。應該說，中國各個朝代都有對中國文化有貢獻，很難說誰比誰更好，比如，清朝的小說，只一本紅樓夢，今天誰能超越？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首元曲是這個：

天淨沙*秋思
馬致遠

枯藤老樹昏鴉，
小橋流水人家，
古道西風瘦馬。
夕陽西下，
斷腸人在天涯。

這首詩主要表達一個在外漂泊的遊子對家鄉的思念，不由得感覺孤身的淒涼。解釋一下，一條小溪穿過橋流到農舍的前方，在一條古老的路上,我騎着馬朝着西面走去，太陽下山了，而我的親朋好友卻在遙遠的他方。

（三）成吉思汗與元朝
美國最著名的《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分別把成吉思汗評為“千年風雲第一人”、“千年偉人”，西方學者驚嘆成吉思汗縮小了地球，拉近了東西方的距離，改變了世界方向。800年來成吉思汗得到蒙古族人世代推崇、50多個國家學者的世代研究，形成世界性的成吉思汗學，而成吉思汗在中國在中國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及歷史劇中卻長期受到冷遇。 這是為什麼？前面我已經解釋了，是因為元朝沒有象其他朝代那樣獨尊儒家，幾天的儒家弟子們怎麼可能正面研究和評價成吉思汗呢？此外，儒家歷來妄自尊大，錯都是別人的，儒家才是永遠正確的聖人，而近代中國卻落後了，得找個替罪羊，於是，元清就成了中國落後的代罪羔羊，而儒家依舊是偉大光榮正確。

成吉思汗是中國人麼？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自秦漢隋唐到宋元明清，蒙古族都是中華民族多民族國家中的一個民族。成吉思汗的出生地在當今蒙古國境內的斡難河邊，當時的蒙古對中國的另一個超大金朝稱臣，因此，成吉思汗出生的時候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

元朝算不算中國的朝代？當然是，詳細的見我的十論元朝。元朝滅了南宋，不是中華民族的亡國滅種，而是改朝換代。蒙古族征服女真族或者漢族，既是民族戰爭又是統一戰爭，這個戰爭具有雙重性。作為民族征服戰爭，漢族起來反對它征服這是對的，我們現在既肯定忽必烈，我們又肯定文天祥，他們都是民族英雄。 但是，在教科書上，讚揚文天祥的篇幅明顯的多，這給一些人造成了錯覺，似乎只有文天祥是正義的，中國只是漢族的中國，希望教科書能給於糾正。忽必烈統一金朝的時候出現過屠城，攻南宋的時候基本沒有出現過屠城。投降不殺，工匠不殺，大臣也好，包括漢族人民的反對，成吉思汗採納了這種意見，減少屠城。在他臨死之前的一個月下了一個命令，不能屠城。

成吉思汗的西征是民族征服戰爭，不能簡單歸於侵略甚至“黃禍”。蒙古西征有對古代恐怖主義復仇的成分，花剌子模邊將海兒汗殺死蒙古450人的商隊，花剌子模國王又殺死了成吉思汗要求引渡罪犯的正使，燒掉了兩個副使的鬍鬚，燒掉鬍鬚對伊斯蘭人是一種侮辱，鬍鬚比生命還要重要。西征的起因是對方挑起來的，並非必然要發生的。當時成吉思汗正在打金國，他的主攻方向是打金，因為他要報仇。在打金的過程中發生了這件事，成吉思汗才把主力部隊調到西方。此外，征伐也是蒙古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最後，中世紀的疆界與現代民族國家的疆界意義不是一會事。最重要的是，西征主觀上是為打通商路，客觀上卻推動了東西方文明溝通，如果沒有成吉思汗改變了世界的方向，世界文明史的進程可能延緩幾百年。因此中世紀以戰爭推動世界文明的成吉思汗，絕非現代希特勒可比。 人類的歷史是戰爭的歷史，不要把道德正義之類的東西來評論，如果人類沒有戰爭，人類現在也許還停留在石器時代，儘管戰爭是殘酷的，但這也是一個事實。

（四）元朝的科學技術
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向海洋開放的黃金時期，這在我的系列文章中已經談到，看看廣州和泉州的發展歷史就清楚了。元朝的科學技術也是前無古人的，原因很簡單，一是阿拉伯帝國時期的科技成就被引進到中國，二是元朝不獨尊儒家，研究科
學不再象宋朝那樣被人瞧不起。元朝的科技成就以天文，醫學和數學等最突出。 忽必烈在尚未登基之前，就徵招“回回為星學者”，他們帶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優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天文學著作。 1260年，元廷承金人舊制，設立司天台。這些天文學家還製造了許多新的先進天文儀器，元朝的札馬剌丁的地球儀比西方最早的馬廷·海貝姆的早二百多年。 札馬剌丁的地球儀是球狀的，對中國傳統的“天圓地方”觀念進行了否定，意義深遠。

元朝是中國數學的黃金時期。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的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上述鐵塊是元初修建安西王府時，作為奠基埋藏的，可謂現在已知的中國最早的阿拉伯數字實物例證，有一塊陳列在陝西省歷史博物館的展廳里。 元代《秘書監志》中記載的一份外來藏書目錄，其中數學部分有13種。 1280年，元代數學家及天文學家王恂與郭守敬等制訂《授時曆》時，將穆斯林的弧三角法應用於割圓術獲得“弧矢割圓術”。 一般認為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是意大利人利瑪竇在明代帶到中國的（徐光啟翻譯了《幾何原本》前六卷），但是有學者認為，在此前的元代，此書（《四擘算法段數》15部）已經被來華的穆斯林帶到中國（方豪，《中西交通史》）。

在元朝，除了中醫藥學本身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外，還有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醫藥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人治病。 詳細的見“盛唐是怎樣意淫出來的－－科技篇”。

六。明朝：宋朝理學大發揚，中國文化進入黑暗時代

明朝，1368─1644年，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回族穆斯林所建的朝代，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定都南京，成祖朱棣時遷都北京。明朝初年國力比較強盛，後來國力逐漸衰落，到了後期，社會矛盾尖銳，激起大規模的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後來南明政權又延續了十多年，直到最後被清朝消滅。朱元璋最恨商人，祖訓是禁海，大大減慢了中國商業發展的步伐。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舉以朱熹等「傳注為宗」。朱學遂成為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秩序的強有力精神支柱。它強化了「三綱五常」，對後期封建社會的變革，起到了阻礙作用。朱棣規定使用八股文。八股文的危害是內容方面，作八股文，不是用自己話表達，沒有自己的任何思想，而是引用儒家聖人的話。明朝時期，歐洲的文藝復興讓知識分子掙脫黑暗時代的枷鎖，而中國的文化和科學卻被明朝糟蹋到這種地步，真是中國的悲哀。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王守仁（1472年─1528年），原名雲，更名守仁，字伯安，號陽明。他是心學之集大成者，儒家「格心」派代表人物，其學世稱「陽明學」，於中國、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國家影響很大。着有《陽明全書》。王守仁早期師承朱熹，為了實行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下決心窮竹子之理，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什麼也沒有發現，人也病倒了。王守仁在臨終之際，他身邊學生問他有何遺言，王守仁說：「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七。清朝：前中期繼承宋明的理學，後期擺脫理學束縛
清朝和以往的朝代類似，繼承了其前朝的文武官員和政治體制，宋明的理學和八股文也繼承下來。但因為清朝的皇帝各個勤政，因此，沒有出現明朝那樣的太監帝國。

清朝和明朝一樣的獨尊儒家，但在後期，清朝出現了「反理學」，代表人物是顏元和戴震。顏元，1635─1704年，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清朝思想家、教育家，顏李學派的創始者。顏元的父親曾被蠡縣一位朱姓小官吏朱九祚收為養子，顏元生在朱家，因而姓朱，為蠡縣人，後因不堪忍受朱家虐待，於明朝末年顏元四歲時，隨清兵逃往關外。其母王氏因夫去杳無音訊，顏元12歲時改嫁。顏元便同其養祖父母一起生活。義祖母去世，代文居喪時，行朱子「三日不含，朝夕哭」的家禮，飢餓哀毀幾至於死。這使得顏元逐漸產生反理學的思想。顏元提倡並實用主義。顏元創立的學派和官方提倡的程朱理學不同，主張讀書的目的應該是「經世致用」，而非一味「格物致知」，自尋自證「天理」。五十七歲時候，南遊河南，發現「見人人禪子，家家虛文，直與孔門敵對。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為孔孟、程朱兩途」（《顏習齋先生年譜》）。他說：「八股之害，甚於焚坑」「其闢佛老，皆所自犯不覺」，朱蕉的學術不過是「禪宗、訓詁、文字、鄉愿四者集成一種人」（「習齊記余」卷三「寄桐鄉錢生曉城書」） ，「千百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也！」(《朱子語類評》)。顏元反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滿口胡說」、「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他深感「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

戴震，1724 - 1777年，是清代語言學家，思想家。字東原。戴震小時聰敏，過目成誦，十歲讀《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私塾老師說：「此何以知其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其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公所說。」但戴震接着指出周朝離宋朝有兩千年之遙，為什麼朱子能知道這些事呢？問的老師無言以對。戴震對經學、天文、地理、歷史、數學、機械、水利、生物及古代器物都有研究，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乾隆年間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在館五年，以病卒。戴震對於音韻學很有研究，創立了古音九類二十五部之說以及陰陽入對轉的理論。此外，他也精通訓詁學，晚年所着《孟子字義疏證》則是其一生哲學思考的總結晶。後世出版有《戴震文集》、《戴震集》等。戴震哲學思想的產生，是對於中國以往「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批判。他在否定朱熹的形而上學本體論的過程中，建構了「天道－性－人道」的思想邏輯結構，「天道論」是戴震的世界圖式，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其核心內容；「天性論」是對於自然生命的關懷，肯定『欲』也是人性。戴震與章學誠算是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上兩大高峰，他們的出現，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識主義的興起，是儒家學術思想由「尊德性」向「道問學」這一學術轉向的結果。

總之，東方落後於西方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內在原因是儒家文化重農抑商，輕視科技。如果元朝不被明朝代替，中國有機會和西方同步發展，不會有後來那麼大的差距，根本原因是元朝不那麼獨尊儒家。而西方，早期處於中世紀的黑暗，要走出黑暗就要求變，西方沒有儒家，沒有那麼多包袱，同時，希臘文化和成吉思漢給西方帶去了東方文明，兩種文明的結合和碰撞產生了文藝復興。西方沒中國的科舉，貴族世襲，因此，西方知識分子不必整天埋頭於八股文，可以沒事的時候做做試驗，於是西方的發明遠比中國多，我們有四大發明，而我們生活中使用的西方發明有多少？讓人不解的是，今天又有人提倡國學，真不明白這些人到底要幹什麼。國學，亡國之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