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梁啓超找到了一條可以釋放全部生命能量的路途時，卻不得不面臨着人生的凋謝，梁啓超死時只有57歲，正值壯年。

導致梁啓超早逝的病因是尿血病。1923年春，由於妻子癌病復發病逝，梁極為傷悼，此後尿中開始帶血。因不願增家人之累，秘不告人。到1926年1月，懷疑自己得的是癌症，才同意到德國醫院檢查。經名醫克禮診察後，發現是尿血症，但始終找不出病原所在。此時的梁啓超還未意識到病情的嚴重，對病情還比較樂觀。他在2月9日給長女令嫻的信中說：“其實我這病一點苦痛也沒有，精神氣體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時閉着眼睛不看，便什麼事都沒有，我覺得殊無理會之必要。”

由於始終無法找出病原所在，於是在丁文江等人的堅持下，於3月8日住進了協和醫院。此時他的心情還是很輕鬆的，而且對協和充滿了信心。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說：“協和真好，可惜在德國醫院耽擱日子，不然只怕現在已經全好了……我寫這封信，是要你們知道我的快活頑皮樣子。”

協和醫院的大夫檢查了好幾天，最後判定是右腎生瘤，於是在3月16日動手術將右腎全部割去。但割去右腎後，尿血仍未能完全停止，協和醫生只能做消極性防治，不能做積極治療。
7月5日，梁啓超在寫給袁守和、李仲揆的信中提到病情“頗有增劇之像，不得已擬試服中藥矣”。為他開藥的是著名的中醫唐天如。唐天如曾在吳佩孚幕中做過秘書處處長，此時歸隱香港，此番聽說梁啓超得了尿毒症，特地北上去看他，並為治療。

9月初清華開學後，梁啓超便搬入清華園住。自從服了唐天如開的中藥後，病況很有進步，極為高興，9月14日給孩子們的信中說：“你二叔叔天天將小便留下來看，他說顏色比他的還好，他的還像普洱茶，我的簡直像明前龍井了。”

1927年4月初，割掉腎子一周年，梁再到協和住院檢查，結果是：腎功能已完全恢復，其他各部分都很好，“赤化”雖未殄滅，於身體完全無傷，不理它便是。他們說惟一的藥，只有節勞。

這一月，梁啓超的老師康有為忽然逝世，身後很是蕭條，梁於是匯去幾百元，才將之草草成殮。想起兩人師生一場，並肩戰鬥，傷感異常。又念“全國一天一天趨到紛亂，舉目無一可以戡定大亂之人”，因之“極感苦痛”。

6月，王國維投昆明湖自沉，清華學生來吊者皆痛哭失聲，梁啓超所受刺激更不待言。他給令嫻的信里說：“我一個月來舊病復發得頗厲害，約摸四十餘天沒有停止，原因在學校批閱學生成績太勞，王靜安事變又未免太受刺激。”

12月23日，范靜生因大便失血過多辭世。范靜生是梁啓超的愛徒，師徒這一年來在醫院裡常碰面，彼此都諄勸保養，但靜生凡事看不開，加以體瘁事忙，沒有養好，這使梁啓超受到重大刺激，因而小便不通29小時。

1928年一、二月間，梁啓超再到協和檢查身體，在醫院住了三個星期，醫生治療專注重補血。6月間，梁啓超擺脫了清華研究院的事，住在天津租界，天天讀書玩耍，不管外邊天崩地坍。尿血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只是“偶然隔十天稍稍有點紅”。

但是此間和此後，發生了兩次比較嚴重的小便阻塞：第一次是在6月27日，阻塞約50餘小時；第二次是在8月23日梁思成與林徽音新婚夫婦自海外歸來時，悲喜交加，又堵塞了20多個小時。

9月10日，梁啓超開始撰寫《辛稼軒年譜》。9月24日，編至辛稼軒52歲，入夜痔瘡復發，次日午後才起來，仍側坐執筆。26日不能再坐，27日便入協和醫治，本擬用手術，但怕流血過多，不宜割治，於是每日服瀉油。在醫院的幾天裡，無意中搜得辛稼軒軼事二種，於是不等出院日期，於10月5日提前返回天津。歸途得了感冒還不自知，仍繼續寫作，至12日終因無法起筆而輟寫了，從此臥床不起。

由於在協和足足灌了十天的瀉油，食慾全無，回天津後想吃些異味，炒腊味飯亂吃了幾頓，弄得胃腸一塌糊塗，以至連日發燒。於是請來日本醫生田川氏診治，未見有效，發燒不退，體力也日漸衰弱。

11月27日，梁啓超自言想入協和醫治，第二天就在家人陪同下來到了協和。協和醫院重施檢查數日，發現胃部攝影似有肺癆，左脅微腫，取痰化驗，無癆菌而 “末乃厲”（monelli）菌極多。於是又從左脅腫處取出膿血化驗，結果相同，將膿血注入小動物體內，動物內部潰爛出血。“末乃厲”菌是人體所常有的，不足以致病，而且殺此菌的藥極簡單，用碘質便可。但醫生以體質過弱，不便用藥為由，勉強試着用藥。

12月7日，梁啓超小便忽又堵塞，約30小時。17日病勢轉熱，寒熱交作。24日，注血200毫升，反動甚劇，醫生認為是藥菌劇斗，太傷元氣，不敢下藥。至1929年1月19日下午兩點五十分，梁啓超溘然長逝。

自稱可以活到八十歲的梁啓超就這樣告別了人世。他的死有生活習慣不良、常年糟蹋身體的過錯，有多種病痛的折磨，有親人故友辭世的刺激，也有不甘心“過老太爺生活”、不遵醫囑好好修養的緣故。但除此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對西醫的“盲目”信任。
事情還得追溯到1926年的3月，當時協和醫生查後確定病源在右腎，於是動手術將右腎割除，但是割完之後尿血並未停止。術後不久，著名文人西瀅拋出驚人之語，在《現代評論》（5月9日）上撰文質疑協和醫生：

腹部剖開之後，醫生們在右腎上並沒有發見腫物或何種毛病。你以為他們自己承認錯誤了嗎？不然，們也相信自己的推斷萬不會錯的，雖然事實給了他們一相反的證明。他們還是把右腎割下了！可是梁先生的尿血並沒有好。他們忽然又發現毛病在牙內了，因此一連拔去了七個牙。可是尿血症仍沒有好。他們又說毛病在飲食，又把病人一連餓了好幾天。可是他的尿血症還是沒有好！醫生們於是說了，們找不出原因來！他們又說了，這病是沒有什麼要緊的！為了這沒什麼要緊的病，割去了一個腰子，拔去了七個牙，餓得精疲力盡，肌目陷，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並且還得花好幾塊錢！

陳西瀅認為“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他的文章一經刊出，社會輿論立刻大，而西醫立刻成為眾矢之的。當時附和陳西瀅的人非常多，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在《晨報副刊》（5月29日）上，題為《我們病了怎麼辦》，聲援陳西瀅的“西醫就是拿病人當試驗品”之說。梁啓超的弟弟梁仲策對西醫也頗有微詞：“平實而論，余實不能認為協和醫生之成功，只謂之為束手。”

梁啓超是西醫科學堅定的支持者，當反對西醫科學的聲音甚囂塵上時，猶在病床上的梁啓超在《報》上發表了《我的病與協和醫院》，公開為西醫科學辯護，希望人們不要為了個別病例誤診而全面否定西醫的科學性。梁啓超終生篤科學，他為西醫辯護，便是為科學辯護。對此，他洞若觀火：

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即如我這點小小的病，雖然診查的結果，不如醫生所預期，也許不過偶然例外。至於診病應該用這種嚴密的檢查，不能像中國舊那些‘陰陽五行’的瞎猜，這是毫無比較的餘地的。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私下裡，梁啓超卻承認“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1926年9月14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梁啓超寫道：

伍連德到津，拿小便給他看，他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他入京當向協和及克禮等詳細探索實情云云。五日前在京會着他，他已探聽明白了……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並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人命為兒戲，協和己自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 “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部分腐化，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

足見在導致梁啓超死亡的諸多病因中，還應該再加上一條——為西醫所。至於梁啓超是如何為西醫所誤，很長一段時內都無從知曉，直到1994年費慰梅撰寫的梁思成夫婦傳記《中國建築之魂》出版，才有了關於68年前協和醫生那次致命失誤的解釋：

四十年後，1971年，思成從自己的醫生那兒得知父親早逝的真相。鑑於梁啓超的知名度，協和醫院指派著名的外科教授劉博士來做這項腎切除手術。當時的情況，不久由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私下講出。據他們說：“病人被推進手術室後，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位置，結果標錯了地方。劉博士就動了手術（切除了那健康的腎），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台旁邊的X光片。這個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後立刻就發現了，但由於攸關協和醫院的聲譽，被當成‘最高機密’歸檔。”

上海的張雷，梁啓超的好友，和兩位實習醫生也很熟，把真實情況告訴我，並且說：“直到現在，這件事在中國還沒有很多人知道。但我並不懷疑其真實性，因為我從和劉博士相熟的人那裡得知，自那次手術以後，他就不再是充滿自信的外科醫生了。”

以下一點可能也很重要：1928年11月，即為梁啓超動完手術後九個月，就是梁死前六個星期，劉博士辭去了協和醫院的外科醫生職務，到國民政府衛生部當政務次長。關於這一前往南京的調動，布爾曼（HowardL. Boorman）編撰的《中華民國人名詞典》中如此解釋道：“劉博士為，不管私人事業如何賺錢，公眾職務總是更為重要。”他利用餘生三十三年致力於奠定全國衛生服務網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