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究竟是不是漢奸、賣國賊

清朝末葉的政壇，真正能唱壓軸戲的，李鴻章一人而已。完全可以這樣說，倘若沒有李鴻章在外交上折衝樽俎，彌縫補罅，清王朝割棄的土地、賠掉的白銀、喪失的主權必定要多出條約上的數倍。值此風雨飄搖的絕望時期，縱然諸葛亮轉世，也無力收拾。火燒屁股四十年，李鴻章硬是苦苦地撐持着，直撐到“世人皆曰殺”的地步，他仍然不當逃兵，單是這份無人能出其右的勇氣和倔勁，就教人刮目相看。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戰，北洋艦隊全軍覆沒，一時間，國人義憤如潮，將喪師辱國之罪統統劃歸李鴻章名下，使他縱有百口，也莫辯一詞，若非恭親王竭力回護，只怕一千個李鴻章都死無完屍了。其時，適逢著名的崑劇丑角楊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對聯，把李鴻章捎帶進去加以痛罵：

楊三已死無蘇丑；

李二先生是漢奸。

這副對仗精切的聯語經眾口喧傳，流播十分廣遠，大家都覺得夠解氣，夠解恨。一副對聯即可坐實李鴻章為“漢奸”坯子，“三人成虎、眾口鑠金”的中國版本又得以重現江湖。

最可笑的是，後世的歷史教科書也全然不辨青紅皂白，顯出一副十足的市儈嘴臉，異口同聲地咒罵李鴻章為“大漢奸”，意猶未盡，再將“賣國賊”的金剛箍套在他的頭上，威力就更加可觀了。然而，不疑處必有疑。梁啓超與李鴻章在政治上是宿敵，私交也泛泛不深，他卻在《李鴻章》一書中為傳主大作申冤之詞，多有解免之言。梁啓超認為：作史，應當以公平心行之，如若不然，就完全是厚誣先人，又豈止災梨禍棗那麼簡單？“譽滿天下，未必不為鄉愿；謗滿天下，未必不為偉人。”這樣燃犀列炬的史識真不是那些僅睃兩眼皮相就妄作褒貶的庸流所及。不願人云亦云與俗見相唱和的書生，只要多一點另類的閱讀（不受蓋棺論定的擺布），多一點獨立思考，就必然會驚奇地發現，李鴻章是中國近代史上被誤解得最深的人物，比他的恩師曾國藩還有過之而無不及。

曾國藩與李鴻章的父親李文安是“同年”（即同科進士）。李氏兄（李瀚章）弟一早就拜在曾氏門下，情同師徒。曾國藩謝世後，李鴻章於書翰中屢發悲聲，可他的輓聯一度引起曾氏門人的普遍反感。你別說，李鴻章就這毛病，他在官場中過了一道又一道高坎，有很深的歷練，但他始終沒有學會百分之百的世故和圓滑，一有機會他就想突出自身。且看這副引發爭議的輓聯：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

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李鴻章自詡為“薪盡火傳”的“門生長”，這種捨我其誰的自信，其實很自然，但有人拉長了馬臉，非常不開心，認為他這是借題發揮，自我標榜。曾老師屍骨未寒，你李同學就急着要做老大，這像話嗎？再說，你李二憑什麼接任新的“掌門人”？單憑你官兒大？曾門弟子俞樾、薛福成，學問好，心氣更高。他們明爭暗鬥，爭的只是虛名，斗的全是閒氣。其實，就算李鴻章肯認第二，也沒誰敢居第一，連李瀚章都難為其兄，何況他人。薛福成後來選輯挽師聯，載於《庸庵筆記》，卻棄李鴻章的作品如敝屣，這就顯得他忒小心眼了。

咸豐六年（1856年），湘軍將領李元度不聽帥府節制，擅自出城迎戰太平軍，一戰而潰，徽州淪於太平軍之手。曾國藩受困於安徽祁門，勢極孤危，日子過得相當艱窘，此時吃了敗仗，無異於雪上加霜。於是，一怒之下，他決定劾罷李元度。李鴻章則認為勝敗乃兵家常事，此時士氣低迷，軍心渙散，對於失利的將領，大本營能恕則恕，不宜重加責罰。師徒二人各執一端，意見相左，李鴻章便有點負氣地說：“您一定要撤他的職，門生不敢擬稿。”所謂之“不敢”即是“不願”。曾國藩一慣言出如矢，謀定不奪，他也沒二話可說，只冷冷地還他一句：“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奏稿由我自己來擬。”當時的情形很尷尬，換了別人，拐個彎，打個圓場，還不至於弄僵。可李鴻章依然拗着吃奶的勁，死胡同里趕豬——直來直去，他說：“既然這樣，那我就辭職吧，請恕弟子不能留下來侍候老師了。”曾國藩正在氣頭上，立刻丟過去硬梆梆的四個字：“聽君之便！”《歐陽兆熊筆記》中還特意錄下了事後曾國藩的原聲感嘆：“此君難與共患難耳！”他一時惱怒，未免言重了些。師生意見偶有不合，鬧個彆扭，沒什麼大不了的，只要做弟子的肯及早回頭，認個錯，表明悔意，老師決不會心存芥蒂。

不少談龍刻鳳的名士聚集在曾國藩的幕府中，然而，臨到大是大非，惟有李鴻章一人敢以個人的去就跟曾老師據理力爭，這一點，事後無疑在曾國藩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欣賞的就是這種獨立不懼的人才。此後，曾國藩決定在幕府中選擇賢俊，保舉一人為江蘇巡撫。李鴻章聞訊，竟不避嫌疑，自告奮勇，挺身出列，說什麼“願為老師分憂”。他此舉也被那些畏畏縮縮的儒生懷疑為動機不純，且有誅心之論：“李少荃分憂為假，謀官是實。”殊不知，曾國藩平生自有識人的清鑒，很少走眼，他看中李鴻章勇於任事、氣性剛強、多謀善斷這三條，認為他“勁氣內斂，才大心細”，倘若李門生徒有尖腦袋而無真功夫，曾師傅才不會冒絕大風險保薦他去主持關係東南全局安危的江蘇軍政。須知，蘇州是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的老巢，這個馬蜂窩可不是好捅的，非能獨當一面的帥才不足以膺此重任。曾國藩賭了李鴻章這匹上駟，後來剿捻時又賭了一回，兩次都贏得大彩，你不能不承認，曾國藩的相術功夫的確不俗，他自詡為九段高手，牛皮還真不是瞎吹的。

歐陽兆熊在曾大帥跟前不止一次為李鴻章緩頰。他說，細數帥府人才，惟李氏超軼絕塵，湘軍將領暮氣漸重，此時用李鴻章的朝氣和銳氣必可克服江蘇。這些話也顯然堅定了曾國藩的決心和信心。所以李鴻章在上海曾致書歐陽兆熊：

吾在此以獨腳戲登台，深懼貽羞知己，亦日怨及良媒，亦深悉區區推轂之意也已。

他稱歐陽先生為“知己”和“良媒”，巧用一個“怨”字，實為“感激”的同義詞。獨腳戲不好唱，可李鴻章還要在台上包打包唱三十多年，夠他忙個陀螺直轉的了。

李鴻章為老師分憂，關鍵在剿捻時。起初，曾國藩連吃敗仗，戰局陷入僵持，好在曾國藩早有“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的先見之明，他及時抽身而退，極力推舉弟子出來代替自己全權主持北方軍事。李鴻章也真夠爭氣的，硬是用鐵嘴銅牙啃掉了捻軍這塊絲毫不遜於太平軍的大骨頭，為老師解了愧，掙了臉。當年，李同學平亂功成，大家都到曾老師家去道喜。曾國藩遂致書李鴻章，筆歡墨舞地說：“協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間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為曾氏之大慶，紛紛來賀，斯亦一時之佳話也。”讚賞與欣慰之意均溢於言表，曾老師當初預言這位弟子“將來建樹非凡，或竟青出於藍，亦未可知”，這才不過幾年就兌了現，由“未可知”變為了已知，想必其成就感非比尋常。

人才鏈環環相扣，謀國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惟賢是舉的公心，摒除任人惟親的私念，時時留意人才的選拔。曾國藩之後，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號主角無疑是李鴻章。這對師徒想千方設萬計彌補清王朝那艘江心的漏船，使之多行了一段不短的距離。然而救急於汪洋之中，進退無岸，終於勢窮力絀，觸礁而沉，天意如此，人其奈何！

二、合肥與常熟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個人的出鏡率很高，他的清望一時無幾，狀元宰相，兩朝帝師，而且對外主戰，這位光彩熠熠的角色就是翁同龢。李鴻章祖籍安徽合肥，翁同龢祖籍江蘇常熟，兩人不和是公開的秘密，用萬能膠都粘不到一塊兒。可是有促狹鬼偏要將他們牢牢地捆縛在一起，用謔而虐的對聯加以諷刺，以發泄對當政者的不滿。聯語中糅入了兩人的籍貫和官職，可謂妙想天成：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農常熟世間荒。

翁時任戶部尚書，位同古代的大司農。作者不偏不欹，一人一記耳光，差不多是罵他們尸位素餐，禍國殃民，這兩記耳光也真夠重的。

翁、李結怨，說來話長。江南“抗洪搶險”的緊要關頭，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任安徽巡撫，竟坐視反側小人苗沛霖亂殺平民百姓，無動於衷。李鴻章秉承曾老師的意思，依其“辣”字訣，狠狠地參了翁同書一本。翁同書的父親翁心存雖貴為太傅（咸豐皇帝的老師），但事關軍情，也只得眼睜睜地看着寶貝兒子被定刑為斬監候（死緩）而愛莫能救。你說，翁、李二家的這道梁子結下了，還能一笑泯恩仇嗎？

翁同龢長年出入宮廷，未在基層鍛煉過一天半日，總體而言，只是個從書本到書本的典型的書呆子。他看不慣李鴻章“和為貴”的保留劇目，決意要換一換新鮮名堂，“主戰”無疑是最趁手的題材。他撒開喉嚨叫一叫，在朝野間就能喚起廣泛的贊同，還能收穫“宦海清流”的盛譽，直把李鴻章比得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橫豎不是人。於公於私，翁同龢都吃定了李鴻章的“豆腐”，他好不愜意！可是論到謀國而忠，無論才分還是見識，他都比李鴻章差得太遠，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李鴻章師承曾國藩的衣缽，多年主張“自強”，他緊抓洋務，創建北洋水師，無不體現了這種意圖。後來，他還贊成康有為變法，想加入維新派的核心組織“強學會”，卻遭到狂妄褊狹、領袖慾極強的康有為的斷然拒絕。李鴻章是一位真正的實幹家，他深知中國的國情積重難返，要自強，必須假以時日，培元固本，絲毫衝動不得，對於虛弱的“病體”，除非萬不得已，不可猛下“虎狼藥”。他曾說：“中國有貝之財，無貝之才，均未易與數強敵爭較，只有隱忍徐圖，力保和局。”可是像他那樣既洞察內情又熟知外勢的大臣太少了，其深謀遠慮便被激進派譏為“迂腐可笑，不值一哂”。當然啦，主戰也不一定就壞，但總須府庫充盈、軍備到位和時機成熟，才可“釁自我開”。否則，貿然宣戰（庚子拳亂時，慈禧太后愚蠢到同時向十一國宣戰，將中國置於世界公靶的險惡處境），實力處處不如人，卻只知一味狂躁，想不遭受甲午（1894年）和庚子（1900年）那樣深重的國恥也難啊！

翁同龢作為管理國庫的戶部尚書，一方面口頭高聲主戰，另一方面卻又以“為國撙節”的名義，奏定“海軍十年內毋增艦炮”，致使這支以強勁軍力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艦隊只能靠李鴻章到處化緣、百計羅掘來艱難維持，因而逐年落伍，最終被日本海軍弄出個小蟒吞大象的奇觀。

晚清國事窳敗，一言以蔽之，是“人謀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東，有控股權，翁同龢也是重要股東之一，有不小的份額。李鴻章給這些盲目盲心喜歡亂投資、亂立項、瞎折騰的人當總經理，能有什麼成就？能有什麼好果子吃？到處救火補漏，忙死忙活，也無濟於事。在清末宿醉不醒的統治集團高層，李鴻章是清醒者（此外還有張之洞、劉坤一等少數幾個疆臣）。“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僅用這十個字就夠了，即可將清末的中國政界描繪得八九不離十。

甲午年，中日雙方剛接戰時，李鴻章已暗中許諾給日本小村壽太郎一百萬兩白銀，讓他從朝鮮退兵。小村已經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見到光緒，談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輕皇帝勃然大怒。翁同龢更是火上澆油，稱李鴻章欺君賣國，應嚴懲不貸。翁氏門生故舊中的漿糊腦袋無不輕看蕞爾小國的日本，說中國一人一口便能將這塊“年糕”吞下肚去，均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無知。翁同龢的情緒受了感染，竟失去國家大臣應有的冷靜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戰，最終激成了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朝鮮被占、台灣被割、賠銀二億兩的大禍。君子誤國有甚於小人，翁同龢空口主戰，紙上談兵，將國家折騰得那麼慘苦，卻沒有誰指責他書生誤國，真可謂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鴻章曾憤慨不已地說：“小錢不花要花大錢，我也沒辦法！”

甲午戰敗後，李鴻章遭到國人眾口一喙的唾罵。西太后挪用軍費修建頤和園，光緒皇帝瞎指揮，他們娘兒倆是絕不會主動承擔責任，不合時宜地下什麼《罪己詔》的；翁師傅呢？他以“為國撙節”這一冠冕堂皇的名義不撥軍費購置快炮和艦艇，同樣難辭其咎，也沒見他勇敢地站出來，因為自己瀆職而遞上辭呈。據胡思敬《國聞備乘》所記，好笑就好笑在，翁師傅不僅不自責，還理直氣壯，徑奔天津的直隸總督府大興問罪之師，猛踩李鴻章的“痛腳”，問他北洋軍艦都到哪兒去了。李鴻章毫不示弱，對這位只動口（主戰）不動手（撥錢）的老冤家怒目而視，半晌無一言，良久，才冷冰冰地反問道：

“翁師傅總管國家的財政開支，平時我請求軍費，你只知駁詰，板着臉孔不肯給錢。現在事到臨頭，卻來問我兵艦在哪裡，你以為艦隊是土牛木馬麼？”

翁同龢也不嘴軟，他以咄咄逼人的口氣說：“作為戶部尚書，我恪盡職守，為國家節約每一厘銀子，這有什麼錯？軍情真的危急了，你為何不趕緊打個報告遞上來？”

這話說得太便宜，李鴻章不禁怒火攻心，嘴角露出一撇冷嘲：“政府懷疑我跋扈，御史彈劾我貪婪，我再嘵嘵不休地找你撥錢，今天還有我李鴻章嗎？”話說到這份上，算是揭開了蓋子，捅破了窗紙，撕掉了面子，翁同龢理屈詞窮。

當然，同樣的話到了翁師傅的《日記》中就完全走了樣。李鴻章被描寫為憂讒畏譏，誠惶誠恐，只囁嚅着用“緩不濟急，寡不敵眾”八字為自己辯解。李鴻章向來臨危不懼、遇難不苟的那一面則被翁同龢抹殺得乾乾淨淨。

中日議和時，李鴻章曾邀翁同龢同往馬關。翁師傅這回可真機靈，他一拒而再拒，說自己不懂洋務，生手辦不了重事。其實說穿了，他是不願去為老冤家李鴻章分謗，正等着看他身敗名裂，從宰相的寶座上跌下來，自己好去頂上那個美缺。不過，他的如意算盤也不可打得太響，李鴻章雖流年不利，背運連連，鬧着嚴重的“病蟲害”，但他樹大根深，枝繁葉茂，不是那麼容易被整垮的。

據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所述，袁世凱曾去賢良寺拜訪李鴻章，替翁師傅探測口風。他假裝關心地說：

“……您不如暫且告老還鄉，像東晉的謝（安）太傅那樣養望於長林之下，等朝廷一旦有事，聞鼙鼓而思良帥，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時候羽檄交征，安車上路，才足見您的身價非比尋常。”

李鴻章何等精明，袁世凱的那幾根花花腸子歪歪筋他都一眼數得出，要鬥智，後者雖狡黜過人，仍嫌太嫩。

“行了行了，慰庭，你是來為翁叔平當說客的吧？他汲汲然想當協辦大學士，我開了缺，騰出一個位置，他就可安然頂替了。你去告訴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開缺，他如了願，那與我不相干；他想補我的空白，萬萬不可能。諸葛武侯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我還配說。總之，只要我一息尚存，就決不無故告退，決不奏請開缺。”

大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李鴻章對這句話領會最深，雖說在政壇的寶頂有點高處不勝寒，可一旦跌落下來，則會“粉碎性骨折”，那滋味更不好受。翁同龢戊戌年（1898年）初被慈禧太后攆回常熟，名為功成身退，卻不到一年就撒手西歸，那麼巨大的失落感，他一顆蒼老的心如何能承受得住呢？

袁世凱討了個沒趣，只好訕訕告辭。李鴻章即召吳永到廂房聊天，對他說：

“剛才袁慰庭來，講得天花亂墜，勸我退休，讓翁叔平早點拜相。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師的《挺經》正用得着，我是得了嫡系真傳的，我決計與他挺着，倒看他們如何擺布。”

翁師傅到底拗不過李相公，他後來頂了別人的缺，至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才入閣拜相，可具體位置尚未明確，半年後，就被慈禧太后攆回了老家。

從翁、李之爭，我們不難看出，封建官場充滿了沼氣，令人窒息，若非精修曾國藩的《挺經》，就很難挺到終場哨吹響的時刻。翁同龢因私怨而僨國事，其清譽很有些渾濁，他後來重點推薦另一位跟他異曲同工的書呆子康有為來參贊國事，變法維新，又是一番不得要領的折騰，結果如何？除了菜市口留下“六君子”的斑斑血漬，即別無所有。

一班不明事理的人，戟指咒罵李鴻章為“漢奸”、“賣國賊”，還會罵二送一，譏誚李鴻章“崇洋媚外”。說他“崇洋”，容或有那麼一點，列強的強全都強在明處，除了盲目盲心者，誰能不服氣？說他“媚外”，則純屬胡謅。李鴻章對待洋人頗為倨傲，往往見諸詞色。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對中國外交人員伍廷芳談及李鴻章為人極重尊嚴，後來伊滕執意要清廷派遣李鴻章為全權談判代表，赴馬關簽約，也是想折辱一下這位大國宰相，誰知並未得逞。李鴻章在馬關遇刺，血流滿襟，仍自始至終不失大國使臣的風度。輸了戰爭是一回事，丟人現眼則是另一回事。外國使節佩服李鴻章，不僅佩服他精明幹練，還佩服他虎倒不失威的精氣神。

梁啓超曾撰長文《李鴻章》，第十二章中的一段文字值得留意：“李鴻章接人常帶傲慢輕侮之色，……與外人交涉，尤輕侮之，其意殆視之如市儈，謂彼輩皆以利來，我亦持籌握算，惟利是視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鴻章所無也。”

不止梁啓超的筆下李鴻章對洋人傲岸不羈，其他同時代人的筆下也莫不如此。李岳端《春冰室野乘》中有幾則軼事同樣令人動容。其一，李鴻章出使俄國時，由海上取道東瀛，日本官方待之以上賓之禮，他卻不肯登岸，蓋因他不忘馬關之恥，發誓不再重踏日本的土地。隨從人員反覆敦勸也無法動搖其心。其二，他暮歲重為直隸總督，法國公使施阿蘭狡猾難纏，滿清的王爺們都屢屢被他戲弄。有一回，李鴻章與施阿蘭相晤於一室之中，公事還沒談完，他突然問道：“你今年幾歲了？”外國人不喜歡被問及年齡，但李總督的鷹眼直盯得他發慌，就報了個實數。李鴻章聽了，掀髯大笑，說：“你跟我孫子的年紀差不多。我去年經過巴黎，曾與你祖父侃談了好幾天，你知道嗎？”施阿蘭的氣焰頓時為之挫減，竟不免有點惘然若失。其三，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歲暮，俄國公使求見，李鴻章拈起筆來，批道： “准於明日候晤。”當時，有幕僚在旁，看了批文，頗為吃驚，說：“明天是除夕，您還會晤洋人？俄國公使哪有什麼要緊事？無非是想攪局，不如謝絕他的來訪。”李鴻章卻慨然相告：“你們的眷屬都在天津，兒女妻妾合家團圓，守歲迎新，有說不完的暖心話。我蕭然一身，枯坐無聊，不如招兩、三個洋人來，與他們嬉笑怒罵，這也不失為一個消遣的好辦法。明天，你們都不用來值班了，我在這裡一個人對付他們，綽綽有餘。”

甓園居士劉焜的《庚子西狩叢談》裡更有絕妙的描述，說是洋人常常喧賓奪主，對中國的普通官員無不任意折辱之，對慶親王奕劻也視若無物，惟獨對李中堂十分尊敬。蓋因李鴻章頗具威稜，且長身玉立，如鶴立雞群，橫談縱議，滿座為之肅然。洋鬼子也是看人下菜碟，李氏的威嚴足以懾服他們。

李鴻章暮年作歐洲之行，值得一記的是他與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的會晤。由其門人撰寫的《傅相遊歷各國日記》對此敘述得十分細緻，可見李氏當日頗為歡悅。且看其中一些要點：

先是李鴻章問俾斯麥身體如何。俾斯麥說：“晚上總是失眠，感覺很難受。”李說：“我晚上也經常頭痛。”還把馬關遇刺時顴骨上受過的傷指給俾斯麥看。後來談到正題，李鴻章向俾斯麥請教道：

“我這次到貴府拜訪，有一件事想聽聽您的高見。”

“什麼事？”俾斯麥微笑着傾了傾身子，顯得饒有興趣。

“要使中國復興，有何良策？”

“可惜中、德兩國相距過於遙遠。貴國的政治，我平日不曾留意，無從懸決。”

問題太具體了，俾斯麥也不知手術刀該往何處下，何況他根本不了解中國的病情，胡亂提些治療方案是不負責任的。接着，李鴻章問他該如何勵精圖治，這是個普遍性的難題，俾斯麥有話可說，而且說的全是他本人的心得：

“以練兵為國家的基礎，舍此別無長策。兵不貴多，一國之兵不必超過五萬人。但隊伍必須年輕，技藝務求精湛，才能所向無敵。”

奉行軍國主義，以兵戎為重，這正是鐵血宰相的口吻。俾斯麥還具體談了如何駐兵如何用兵的要訣，李鴻章便與他商妥，中國今後將聘請德國教習赴華襄助練兵事宜。會談結束後，兩人互贈禮品，李鴻章還在俾斯麥那本集天下名賢手澤的紀念簿上題了幾行漂亮的蟹行文字。那天，俾斯麥著裝極為莊重，胸佩紅鷹大十字寶星，頭戴德皇所賜的玉冕，手執介圭，腰懸登壇的寶劍，他平日崇尚質樸，很少如此盛裝，可見他對李鴻章頗懷敬意。

李鴻章還遊歷了英倫三島，會晤了維多利亞女王，其中有個細節也值得一提。李的隨行翻譯豐祿很有才華和機智，李鴻章為女王題了詩，豐祿翻譯後，意猶未盡，遂藉機發揮。他將杜詩“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改造為“西望安樂園有王母，東瞻紫氣來老子”，兩面兼顧，把女王與李鴻章都包括了進去，語意切合雙方的地理和身份。老子姓李，李鴻章也姓李，細部都無可挑剔。“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誰說不是如此呢？

李鴻章被人罵為賣國賊，還有一個原因，其子李經方娶日本少女為妻，正好貽人口實，授人以柄。但即算憑今日十歲小兒的智商，也不會認為涉外婚姻與漢奸之間可以劃上等號。由此可見，以海外關係來定人“賣國”罪，並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的發明，而是早有先例。

胡適曾憤激地說：“我們事事不如人，中國不亡，實無天理！”不如人也罷，只要知恥而後勇，就終究會有出頭之日。中國險些亡於庚子（1900年）拳亂，因為甲午戰敗後，恭親王已死，李鴻章又被貶至廣州，出任兩廣總督，中國政府決策層的理智迅疾出現了真空。慈禧太后與載漪、剛毅等王公大臣竟然養寇自用，深信歇斯底里大發作的義和團能夠無敵於天下。有了“神拳相助”的中國政府，驟然有了“刀槍不入”的自信，於是董福祥的甘軍在永定門附近刺殺了日本駐華使館的書記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也被載瀾麾下的神機營槍殺於街頭，還險些被斬首示眾。局面如此不堪收拾，慈禧太后等人仍嫌不夠盡興，緊接着又干出了更不可思議的狂妄之舉：同時向英、美、法、俄、日、意等十一國宣戰。他們以為攻下了東交民巷的各國使館，就可稱霸稱雄於地球，吐盡胸中那口鳥氣。可惜這一過分超值的想法是絕對無法兌現的。中國政府妄肇事端，招致八國聯軍的瘋狂報復，再次自取其辱。

古人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清廷的最高決策者操起義和團這柄“雙刃劍”瘋舞一氣，斫傷洋人的同時，更將自己斫得創巨痛深。慘遭多方蹂躪的北京已變成最大的爛攤子，舉國上下，除了李鴻章，還有誰能收拾？

李鴻章時任兩廣總督，奉命即行。到了上海，他得到榮祿的暗示和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挽留，遂駐滬稍作觀望。當時，慈禧與光緒逃往西安，路途遙遠，音訊阻隔，李、劉、張三位總督便當機立斷，聯名“東南互保”，以防洋人對江南諸省再起覬覦之心，劉坤一、張之洞甚至作了最壞的打算，一旦宗廟傾覆，即推舉李鴻章為“伯里璽天德”（president,總統），出面維持大局。李鴻章也慨然允諾：

“大家既然盛意推舉，我也知道他人斷然不肯來承擔這份挨罵的差事，只要有利於國家，我萬死不辭。”

有人詬病李鴻章，說他巴結大內總管李蓮英那廝，紅包送個不停。其實，這並非李鴻章犯賤掉價，而是當時宮廷腐敗所致。可以這樣說，當時幾乎沒有哪位身居要職的京官沒被李蓮英敲過竹槓。打狗看主人，像李蓮英這樣的餓狗，光緒都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別人更不敢拂逆了他對銀子的濃厚興趣。李鴻章是一世無幾的勛臣，對李大總管的誅求無饜，顯然心煩，打點時難免會有疏漏。李蓮英為人陰險，特別記仇，他找了個機會，擺了李鴻章一道。

某天，他對李鴻章說：“老佛爺想修頤和園，但因國庫空虛，且這是不急之務，不想撥款興修。您是國家重臣，何不牽個頭贊助這項工程？”李鴻章家貲富厚，帶頭捐幾個錢讓太后開心，也算體面，便爽快地應承下來。李蓮英見他中計，又說：“我先帶您進頤和園，看哪兒要修的，心裡好有個數，進言時，您把握更足。”李鴻章徹底墮入到他的圈套中。李蓮英帶他進了園，這裡指指，那裡看看，花了半天時間。事後，李蓮英卻向兩宮皇太后（那時慈安尚未遇害）密奏，李鴻章擅闖禁地，不知是何居心。這下可好，光緒皇帝龍顏大怒，為此細小的緣故，下詔申斥訶責，不為征驂甫息（李鴻章剿捻歸朝未久）的功臣留些許顏面，還打算將李鴻章“交部議處”。瞧，封建專制何等冷酷無情！江山都是別人拚着性命保全的，就算誤入皇家園林，又算得上什麼彌天大罪？

曾國藩曾調謔自己這位得意門生，說“李少荃拚命做官”，話中不無讚賞之意，表揚李同學不畏風險，敢擔擔子。曾門弟子中，彭玉麟授官必辭，李鴻章永不言退，蓋因各人心性不同，處世的態度有別。

永不言退，談何容易！李鴻章當了四十多年的官，位極人臣，即便生病，也從不請假。他曾說，恩師曾國藩晚年請求退休是沒有益處的，受國大任，死而後已。這樣的忠勤也真是曠古罕見，要說能挺，他可是數一數二的角色。

《庚子西狩叢談》記述李鴻章中日甲午戰爭後的談話，最為真切，也最為痛切：

“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好，海軍也罷，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淨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孔，隨時補葺，亦可支吾對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他後半生做的是裱糊匠，唱的是獨腳戲，甲午中日戰爭撕碎了紙老虎——北洋海軍；庚子拳亂又差點摧毀紙房子——滿清王朝。他忙完這裡的修補，又要忙那裡的裱糊，兩眼暈黑，還是抵不過慈禧太后的一念之差。海外的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稱李鴻章是“以一人敵一國”，是“政治家鬥不過女人家”。究其實，李鴻章何嘗與一國為敵？倒是這一國將他孤立了出去；他又何嘗與慈禧太后斗？他所做的工作只是經常為她揩屁股。“義和團”無疑是最髒的一次。李鴻章一開始就不贊成“以拳制夷”這種極端弱智的胡來，可他的話沒人聽得進去，狂熱症大發作時，苦口良藥的退燒針根本達不到應有的療效。當時，列強對華正做分贓競賽，以李鴻章多年對外交事務的深刻理解，認為中國政府只可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絕對不能將洋人一鍋煮。這樣硬朗的見識別說慈禧那點文化水泡不發，朝中也沒幾人真能明白，真想明白。若依李鴻章的意思辦，中國與列強鬥智不鬥狠，猶如在賭桌上賭牌，賭奸賭猾不賭賴，同時努力自強，終將走出殖民化的陰影，轉向現代化。袁世凱是亂世之奸雄，惟知追求家天下的快感，遠遠偏離了李鴻章設計的軌道。於是，從二十世紀初葉始，中國滑向幾十年軍閥混戰的爛泥潭而難以自拔。

在中國近代史上，李鴻章冤里冤枉地背着一口天大的黑鍋，被不明真相的人痛罵為“漢奸”和“賣國賊”，被朝中的敵黨（梁鼎芬、安維峻等人）劾為亂臣賊子，幾乎到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地步。他忍辱負重，至此，確實已達到了前無古人的地步。

1900年，李鴻章離開廣州北上復任北洋大臣，南海知縣裴景福問他有什麼辦法可讓國家少受些損失，他答道：“不能預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緩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幾年？一日和尚一日鍾，鐘不鳴，和尚亦死矣。”

李鴻章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他正跟八國聯軍的代表進行拉鋸式的艱難談判，心力交瘁，真正是累死在辦公桌前。他的遺摺寫得較為平實，其中仍有 “舉行新政，力圖自強”的話，這說明他是死不瞑目的。遺摺中並未保薦袁世凱為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外間的傳說都不過是捕風捉影。袁世凱出賣了戊戌黨人，又是榮祿的心腹，慈禧太后十分賞識他，袁氏已有足夠的政治本錢，根本無須李鴻章的遺摺保舉。

慈禧太后在從西安回北京的歸途中接到李鴻章去世的噩耗，當眾流下了淚水。這位老婦人或許真還有一星半點良知，感到由衷的愧疚和感傷？但獨裁者流下鱷魚的眼淚，究竟有幾分虛情表演？有幾分真心流露？誰也不得而知。

李鴻章死後，英、美等各國使團均表示沉痛的哀悼，遂不再討價還價，全部遵照李鴻章生前擬定的議和條款辦理。庚子賠款一項，美、英等國後來都有所返還，轉為中國留學生的教育經費。庚款培養出了中國二十世紀初一大批優秀的知識分子（以胡適為傑出代表），中國現代化的胎息竟保全於庚款之中，這絕對是李鴻章始料未及的，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悲喜何如。

李鴻章去世後，輓聯多多，贊的贊，罵的罵，熱鬧得緊。嚴復的輓聯為：

使朝廷早用公言，則世事奚至於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而士論又當何如？

問得好。可惜答案擺在眼前，後人已不想看它。在生命的最後一年，李鴻章臨危受命，收拾河決魚爛的殘局，一台獨腳戲唱得天下同觀。然而，這恰恰是他生命中最廣大的寂寞，也正是這廣大的寂寞收葬了他悲壯的靈魂。難怪乎，梁啓超在《李鴻章·緒論》中以動情的筆墨寫道：“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作為李鴻章的政治對手，若非心悅誠服，決不可能有此一說。

“寄語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