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一場骯髒的窩裡鬥

五四運動：文化的，還是政治的？

五四是孫文背後策劃，梁啓超發起的奪權運動，是一場骯髒的窩裡鬥。

一。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也稱北京政府，是指袁世凱倒台以後，接替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一連串北洋軍人，這是相對於孫中山在南方成立的廣州軍政府（革命政府）的稱呼。北洋政府在當時被世界各國承認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直到張作霖的繼任人張學良同意加入國民政府之後正式結束，中國再次統一。這裡特別注意，當時孫文的廣州軍政府（革命政府）是非法組織，而北洋政府才是當時世界承認的合法政府，這很重要，便於理解五四運動的本質。也就是到底是南北誰統一誰的問題。日本等列強也參與其中。

歷任北洋政府總統

姓名 就職時間 離任時間 備註
黎元洪 1916年6月7日 1917年7月1日 被段祺瑞驅走，副總統為馮國璋
馮國璋 1917年7月6日 1918年10月10日 代理大總統
徐世昌 1918年10月10日 1922年6月2日 第貳任，後被直系軍閥驅走
（周自齊） 1922年6月2日 1922年6月11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黎元洪 1922年6月11日 1923年6月13日 復任，後被直系軍閥驅走
（高凌霨） 1923年6月14日 1923年10月10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曹錕 1923年10月10日 1924年11月2日 第叄任，賄選，後被馮玉祥驅走
（黃郛） 1924年11月4日 1924年11月24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段祺瑞 1924年11月24日 1926年4月20日 臨時執政
（胡惟德） 1926年4月20日 1926年5月13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顏惠慶） 1926年5月13日 1926年6月22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杜鍚圭） 1926年6月22日 1926年10月1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顧維鈞） 1926年10月1日 1927年6月18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
張作霖 1927年6月18日 1928年6月3日 （安國軍）海陸軍大元帥
（潘復） 1928年6月3日 1928年12月29日 國務院國務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二。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指1919年5月4日發生於中國北京的以青年學生為主和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運動，起因為巴黎和會中，列強肆意踐踏中國主權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即山東問題。

(一)。國際背景

上述已經提到了南北和平會議的國內背景。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這原本日方要求保密的協定，北洋政府讓新聞界所得知，激起了民族主義的情緒，使中國知識分子及民眾對於日本強烈的不滿，引發了不少反日的活動，這種情緒在五四運動中進一步發展而發揮作用。

1917年8月14日，北京政府向德國宣戰，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參戰國"。

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提供了大量貸款，並協助組建和裝備一支中國參戰軍,其貸款還被用於安福國會龐大的賄選開支。 9月，北京政府與日本交換了關於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為借款的交換條件之一，又交換了關於山東問題的換文，其主要內容為： 1、"膠濟鐵路沿線之日本國軍隊，除濟南留一部隊外，全部均調集於青島"。2、關於膠濟鐵路沿線的警備：日軍撤走，由日本人指揮的巡警隊代替。 3、膠濟鐵路將由中日兩國合辦經營。 北京政府在換文中，對日本的提議"欣然同意"。駐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親遞換文，後來北京學生痛毆。在中國對德宣戰，與日本同為戰勝國，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沒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擴大了，這一換文成為巴黎和會上日本強占山東的藉口。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巴黎和會不顧中國也是戰勝國之一，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此消息傳到中國後，北京學生群情激憤，學生、工商業者、教育界和許多愛國團體紛紛通電，斥責日本的無禮行徑，並且要求中國政府堅持國家主權。在這種情況下，和會代表提交了關於山東問題的說帖，要求歸還中國在山東的德租界和膠濟鐵路主權，以及要求廢除“二十一條”等合法條件。但結果，英、美、法、日、意等國不顧中國呼聲，在4月30日終於簽訂《協約國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和約”，仍然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轉送日本。巴黎和會中國外交失敗，直接引發了中國人的不滿。

(二)。國內背景 1919年 大事記

注意南北和平會議的進程，這裡是指合法的北洋政府，試圖與孫文的南方廣州軍政府（革命政府）非法組織談判，和平統一中國問題，但是，孫文不肯，他要繼續革命。

1月11日——中國北洋政府改組。
1月18日——巴黎和會在法國召開。
1月19日——德國進行議會選舉，婦女第一次獲選舉權。
2月20日——中國南北和平會議在上海召開。
2月23日——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法西斯黨。
3月2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成立。
3月3日——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平會議停頓。
4月8日——南北和平會議再次召開。
4月20日——山東召開國民請願大會。
5月4日——五四運動。
5月9日——蔡元培辭北京大學校長職。
5月13日——南北和平會議再次破裂。
6月3日——中國出現第一次大規模罷工――上海發起，紡織、機器、鐵路、汽車、輪船、鐵廠等50多個企業約7萬工人罷工。
6月13日——中國北洋政府總理錢能訓辭職，龔心湛代任。
6月22日——凡爾賽和約被簽署。
6月28日——中國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
7月22日——中國全國學生聯合會決定停止罷課。
7月25日——蘇聯發表《第一次對華宣言》。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府發表致中國國民及政府宣言，廢除帝俄對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三)。五四運動大事記
4月24日，梁啓超致電國民外交協會，發布歸還青島通電。
4月29-30日，巴黎和會代表參加會議，凡爾賽和約關於山東問題條款【第156、157、158條】，德國在山東權益讓與日本。
5月1日，中國談判代表、外交總長陸征祥將此事電告北京政府，並稱如不簽約，則對撤廢領事裁判權、取消庚子賠款、關稅自主及賠償損失等等有所不利。北京政府外交委員會（總統府智囊機構）召開緊急會議，決定不簽約。上海《大陸報》"北京通訊"："政府接巴黎中國代表團來電，謂關於索還膠州租借之對日外交戰爭，業已失敗。"
5月2日，北京政府密電中國代表可以簽約。外交委員會事務長林長民在《晨報》、《國民公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蔡元培將外交失敗轉報學生。
5月3日，北京各界緊急磋商對策。當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大會決定於４日（星期天）天安門舉行示威遊行。
5月4日上午10時，各校學生召開碰頭會，商定遊行路線。下午1時，北京學生3000餘人從匯集天安門，現場懸掛北大學生"還我青島"血書。隊伍向使館區進發，受到巡捕阻攔，學生代表求會見四國公使，僅美國使館人員接受了學生的陳詞書，英法意使館均拒絕接受。隨後發生學生大規模遊行。
5月5日，北京各大專學校總罷課。清華學生宣布"從今日起與各校一致行動"。蔡元培為首的校長團斡旋，被捕學生返校，學生複課。
5月7日，上海60多個團體舉行國民大會。
5月9日，蔡元培出走。上海各學校全部罷課。
5月11日，上海學生聯合會成立。 北京各大專學校教職聯合會成立。
5月13日，北京各大專校長遞交辭呈。
5月19日，北京25000名學生再次總罷課，之後開展演講、抵制日貨、發行愛國日刊等活動，組織"護魯義勇隊"。
6月1日，政府查禁聯合會。
6月3日，北京學生因政府為曹、章、陸辯護，舉行大規模街頭演講，當日170多名學生被捕。
6月4日，北京學生出動比日多一倍的人數上街演講，當日700多名學生被捕。
6月5日，全國各大城市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被監禁的學生獲釋。
6月6－8日，罷工規模擴大。
6月9日，南京路工人示威。
6月10日，北京政府撤銷曹、章、陸職務。
6月11日，總統提出辭職。
6月12日，商人開市。
6月17日，北京政府致電專使在和約上簽字。
6月23日，徐世昌會見山東各界代表，表示政府已電令陸征祥從緩簽字。
6月27日，京津學生，留日留美學生請願。
6月28日，北京商學界代表再次請願，中國全權代表陸征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四。如何評價五四運動

首先要全面肯定學生的愛國行為。其次，學生被利用了，五四運動的實質不過是革命黨等聯合起來試圖推翻現政權，之後，好自己坐龍椅。
北洋政府是有賣國行為，但國際判決並非沒有依據，何況，革命黨當年不也是依靠日本等列強起家的麼？國民黨後來的賣國行為更多，比如和俄國及美國簽訂的賣國
條約，這些條約現在文件已經解密。當時，中國是半殖民地社會，賣國也是不得已，這就是中國當時的悲哀。特別指出的是，日本當年提出的二十一條，是北洋政府秘密泄露給媒體的，而不是孫文自稱的他暴露給媒體的，而且，孫文在當時向日本提出了更加喪權辱國的條款，但因為他當時實力薄弱，日本沒理睬他。
五四運動的發起人實際是梁啓超，如同當年清朝百日維新一樣，此人的這次行動並沒安好心，不明白如此禍亂中國的大騙子梁啓超為什麼後來被捧為聖人大儒。

中國知識份子在五四時期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下，在五四運動中提出的“全盤西化”口號，盲目地將自己國家的一切道德文明文化傳統盡諸摒棄，社會風氣問題變得嚴重，著名的有十里洋場之稱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賭博及色情事業的興旺而揚名國際。當時英文的上海女人另一含義為妓女。 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的白話文亦令中國文學失去精粹及美感，變得流於表面。同時白話文亦比文言文擁腫俗套，失去了文言文簡意到的意義。在歐洲中心主義的影響下，更有人提出了“漢字拉丁化”的口號。 五四運動實質是孫文的革命黨放棄和談，而對北洋政府的暴力進攻，以後的歷史發展便沒有了和平演變的路線，只有革命和更革命的分別，對中國的長遠發展是一種破壞而非建設作用。

五。五四精神
有人說，五四精神是科學，民主，或者說是愛國，自救。都有一定道理。不過，正如前文所述，五四的實質是政治運動，文化方面不過是清朝晚期新政的延續，而且，還出現了負面變異。國民黨說五四是文化運動，這是對歷史的歪曲，是試圖掩飾其政治運動的本質，是為其當時非法組織正名和找藉口。公平的說，五四主要是政治運動，文化運動是副產品。“五四運動”以“民主”“科學”的口號發動！最後卻以“主義”“政治”的大亂鬥收場！ 五四其實是一個奪權的工具而已。五四以來創造的現代文化其實是中國封建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糟粕的結合物。這種現代文化滲透到中國社會的任何層面都只能製造傷害。滲透到政治中，把政治搞不不倫不類，中國的大躍進，吃大鍋飯等就是這種文化影響的結果。這種文化使中國出現了下半身這種弱智的文學。使知識成為掠奪錢財的工具和製造不平等的工具。這種文化使現在的中國人無所適從！“五四”運動並不光輝，並沒有讓中國人知道民主和科學的意識，卻讓中國人知道了遊行可以當作造反的工具！任何運動都有目的性，都會有理論為基礎，而且都會理論和口號先行，不能只看到這種理論和口號就以為是一場文化運動！它不是中國啟蒙運動！　五四精神其實是一種趕新潮的思想潮流。如果我們以實事求實的眼光來看五四以其以後那幫人，你就會發現他們造反統治者和封建得益階層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成為統治者，使自己成為得益階層。無論是學者還是政治人物，那一個不是扛着旗號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的？他們其實從來沒有掃蕩中國的封建思想。哪一位看到了現在的中國是新中國？政治不是，文化不是，社會上的任何東西都不是，都是舊的。

六。台灣李傲評五四，中國人的出路
內容有刪減，大致同意他的看法，內容也涉及了五四背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文化部分尤其深刻，值得一讀和收藏：

五四運動發生在一九一九年，只有在廣義的說法裡，它才包括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才是五四運動的基礎。新文化運動是孫中山所命名的詞兒，他在南方，把眼光投射到北京，他肯定了「一二覺悟者」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變動」。他寫信給海外同志，告訴他們「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他極力讚美從北方起來的那個變化。可惜的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在思想變化過程中，就先政治掛帥了一切。於是，五四變成了一條岔路，「吾黨」應五四而興，五四卻完了。

五四運動以後的「吾黨」，丟開了「健全的個人主義」，走上集體主義的路子。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罷，他們都「以俄為師」，輸入了蘇聯式的黨組織與黨紀律，而這種老毛子的玩藝兒，卻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禍害。胡適回憶：「蘇俄輸入的鐵紀律含有絕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 的態度、不容許異己的思想，這種態度是和我們在五四前後提倡的自由主義很相反的。」由此可見，不論是右派的國民黨、還是左派的共產黨，他們左右逢源的、「吾黨所宗」的，其實非布爾什維克即法西斯，他們都走上集體主義的路子。而這種路子，對個人解放與思想解放的新文化運動說來，卻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新文化運動的主題是「啟蒙」，是思想的、文化的、洗自己心革自己面的；五四運動的主題是「救亡」，是政治的、進而擁黨自肥的、洗別人心革別人面的。在救亡圖存的緊迫感覺下，舉國若狂，認為時不我與，而要結黨營公。問題是，如果沒有這些各路英雄來救國，中國是不是會更糟呢？會一定等不及了呢？

戊戌政變時，與康有為同為「救亡」人物的王照，在三十多年後回憶說：「戊戌年，余與老康講論，即言「……..我看只有盡力多立學堂，漸漸擴充，風氣一天一天的改變，再行一切新政。」 王照的意見，中國拖了三十多年還沒亡，可是當年若不「救亡」而去救小孩子，第一代不去救國而去救第二代、第三代，則三十年後，民智大開，思想解放，個人解放，這些非奴才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國人，才是建設新中國的本錢。

不幸的是，王照這種這種最正確的選擇，誰也不聽他的，大家都吵着說中國快亡了，這種憂慮，最後使從事新文化運動的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也都投入五四運動所帶來的政治掛帥里。結果，經過三十年的折騰混戰，收回了台灣，可是丟掉了大台灣四十四倍的外蒙古，對俄引狼入室、對日以德報怨，滿目瘡痍中，右派法西斯的國民黨逃到台灣、左派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得到大陸。中國人付了幾十年「救亡」的代價，最後，不但把晚清和北洋期間的家底毀滅一空，成了“一窮二白”，而且中國站起來了，可中國人獨立精神卻垮了。 中國站起來了，可是中國人卻垮了。為什麼？因為在幾十年的浩劫下，中國人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已經面目全非、奇慘無比。

五四於今，七十年了，但是比起七十年前新文化運動的真正精神，又在那裡？海峽東岸的出類拔萃之士，還在國民黨老神在在下，曲學阿世又阿當道，不敢攻擊三民主義，有的還妄想「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海峽西岸的出類拔萃之士，雖然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有勇敢的覺悟，但是因為幾十年的教條污染，這種覺悟，還處處留下污染的痕跡而不自覺。一般說來，水平實在不敢恭維。他們跳來跳去，以為自己跳出來了，其實還在如來佛的掌心裡。海峽兩岸的出類拔萃之士按說不該像匹夫匹婦那樣混蛋，但是，他們又高明多少呢？

為什麼中國人變成這樣？根本的原因，是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基礎太差。七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還沒生根發葉，就「根株浮滄海」了。當時優秀的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變成了半吊子，本欲度人，結果尚不足以自救。天下不危，豈可得乎？

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優秀知識分子，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變成了半吊子，又豈止陳獨秀？他們之中，不論上層或下層，在為中國導向上面，都不難挑出毛病和笑話。例如魯迅，在當時，他的思想竟是反對「自由平等之念，社會民主之思」的，他不但反自由民主，並且連代議制度都反，這是什麼頭腦？又如毛澤東，他在中共建黨籌組湖南小組的前夜，還在長沙大公報上鼓吹「湖南獨立」、主張中國應「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而湖南本身，要建立「湖南共和國」，以免「湖南受中國之累」！這又是什麼頭腦？

這種由當時優秀知識分子給中國亂投醫、亂帶路的現象，在在都顯示了他們的「目的熱」，往往造成了「方法盲」，原因無他，他們自己在思想解放、個人解放上，火候不無可議，熱情有餘，沉潛不足。當時最理智的莫過於胡適。胡適看出主義不是萬靈丹，因而勸人多談問題少談主義，其眼光銳利，確在他人之上。但胡適也有他的盲點，例如他在一九二六年宣稱：「十八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當時講了許多話申述這個主張。可是二十七年後，他公開懺悔了，公開懺悔他「在那時與許多知識分子所同犯的錯誤；在當時，一班知識分子總以為社會主義這個潮流當然是將來的一個趨勢」。他說三十多年來，「極左的與極右的社會主義，拿國家極大的權力來為社會主義作實驗；而兩種實驗的結果都走到非奴役、集中營，非用政治犯、強迫勞工，非用極端的***，沒有方法維持他的政權。因為這個三十多年的政治、經濟的大實驗，極左的極右的大實驗的失敗，給我們一個教訓。」所以大家才有以覺悟。「在外國，如在美國，現在有好幾個雜誌，最著名的如「自由人」(Freeman)雜誌，裡面的作家中有許多都是當初做過共產黨的，做過社會主義信徒的，現在回過頭來提倡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經濟制度。這種在思想上根本的改變，我們不能不歸功於三十多年來世界上這幾個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的失敗，使我們引起覺悟──包括我個人，在今天這樣的大會裡當眾懺悔。」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時代的大宗師胡適，在為中國導向方面，也未嘗不一時錯認「德先生」，而有以誤入歧途。連胡適都如此，其它優秀知識分子更可知矣 !

一個多世紀來，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為祖國帶路，試驗過君主立憲、試驗過開明***、試驗過保皇、試驗過革命、試驗過勤王復辟、試驗過再造共和、試驗過新華春夢、試驗過金陵春夢、試驗過北京紅樓夢。什麼都試驗過，只忘了試驗一件事，就是帝國主義統治香港那種調調兒。結果呢，一個多世紀的比賽下來，試驗出來最成功的，竟是帝國主義下的香港！香港百分之七十都是中國人，但在洋鬼子的統治下，居然創造出一個令全世界讚嘆的地區，在全世界經濟衰退的時候，它還能維持生產總值每年百分之十的成長、還能成為全世界第三個金融中心，更重要的，在繁榮以外，它給了中國人充份的言論自由。結果比賽下來，他們的「殖民」待遇，都勝過我們的「大國民」水平。連起碼的自由與繁榮都遠勝於中國人自己的統治，這種國恥，比香港割給英國更丟人吧？

有時候，我們覺得我們除了「以做中國人為榮」外，其它能引以為榮的，竟不堪枚舉，除了「愛國」、「民族」、「光榮」、「大義」這些引以自慰的抽象外，簡直沒有多少可以自豪的實績了，做為中國人，這不太可憐了嗎？設想當年道光皇帝甘心亡國，豈止香港，連整個中國都割給英國，一個多世紀下來，中國人是不是也不錯呢？我看至少至少，不會比國民黨統治更壞吧？當然愛國者會說：這是什麼話！我們不要做亡國奴！但是，另一種聲音我們也不妨想想：許多時候，做了亡國奴的自由與繁榮，竟比做一個政權的家奴還象樣，這又怎麼說呢？富蘭克林說：「那裡有自由，那裡便是我的祖國。」這種聲音，豈不也值得我們比比嗎？

五四運動以打倒帝國主義始，以被帝國主義打倒終。我們走了七十年的遠路，如今自由無緣、繁榮沒份，在上者專政，在下者渾沌，所謂思想解放、個人解放，都還瞠乎其後，不知何年何月才得登彼岸而迷津。撫今追昔，真令人不禁為五四憂。也許再過七十年，我們才能真正達到新文化運動所標榜的項目。不過，先決條件是不能再走錯路了，再走錯路，再來個七十年也沒用。那時候，我們已是世界第一貧窮愚昧之國，連帝國主義都不要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