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即若離還是朱毛不分？朱德毛澤東的關係 zt

　　長毛澤東七歲的朱德與毛澤東的關係遠不如年輕毛澤東五歲的周恩來那樣亦步亦趨。朱德在性格上的隨和和政治上的不夠敏感使他更象一個溫厚的長者。

　　朱德的長者風範表現在許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蘇區被戰友們把小自己二十多歲的康克清嫁給自己後，他幾乎沒有用“老婆”的規矩來約束過這位甚至曾經做過蘇區政府中央委員的萬安暴動隊員（1）康克清對索爾茲伯里說過，我一直沒有給總司令做過飯補過衣，他有自己的警衛員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參與各種政治鬥爭，反而象是一個農民老漢一樣平易近人，受到從百姓到外國人的一致好評，共產國際駐延安記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記中多次提及（3）比如在朱總司令五十大壽時毛澤東也曾親自草聯“肚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4）比如在五九年廬山會議後朱老總因為曾經替彭德懷說話而遭遇了新任國防部長林彪元帥的奚落後不卑不亢，默默承受（5）這樣的姿態在到了文革被紅衛兵糾斗並被罵作“黑司令”時又出現過（6）而反映朱德在政治上不夠敏感甚至不夠成熟的表現也有許多。較為著名的一次是與鄧小平等一起去參加蘇區二十大，面對赫魯曉夫發動了對斯大林進行批判和揭露的“秘密講話”，朱德說“這是人家的事我沒不要管”，而鄧小平迅速表態“這是一個原則問題”。鄧的這一表態深受毛澤東賞識。文革中劉鄧待遇不同也是因為毛主席說過鄧小平在對蘇問題上表現過硬骨頭相比於鄧小平，朱德顯然更願意選擇恬淡坦然的民間姿態。

　　但即使是這樣——俗話說“泥有土性”——作為毛澤東在其軍事生涯中的第一個具有相當檔次的競爭者（余酒度的實際級別和能力太低，在相當程度上算是毛澤東的下級，因此構不成毛的競爭者），朱毛關係仍然表現過足夠的跌宕起伏甚至戲劇化情節。從一九二八年朱毛會師到一九七六年雙雙歸去，二人的關係也很值得認真品讀。

　　回顧朱毛關係史，也是體會二人各自性格魅力和人物風采的一個便捷路徑。

　　一、會師秘史

　　朱德雖然年長毛澤東不小，在黨的資格可是差了太多。在舊軍中頗有一些經歷的朱將軍，在其思想上迷茫時動了入黨的念頭，卻首先在陳獨秀那裡碰了釘子。幸虧在國外遇到了性格中正、思維靈活的周恩來（7），才算進入了黨的組織。如果從這個角度上論，朱德的黨內資格倒與為毛澤東介紹入團的劉少奇相近。

　　在參加南昌起義之前，朱總還一直不算擁兵自重者。可正是在南昌起義中，他的軍官教導團起了相當的作用。而在南下失敗後在諸多大員（如周恩來）紛紛離隊、諸多將士（如當時還是共產黨員的文強（8））紛紛退出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收攏殘餘，算是再一次表現出了他作為一位軍人的責任感。

　　不過必須說朱將軍的政治智慧還不能說是特別地強大。他所採用的當年張獻忠和當前諸多敗軍之將所習慣採用的養兵之策，即把自己手下的將士編入老朋友范石生的隊伍中以求暫時的生存的作法，雖頗顯舊軍傳統的實用性卻與“黨性”堅定性有違。尤其與把秋收起義隊伍帶上井岡山的後來被認做是正統做法相比，接受 “收編”的作法實在有點“投機”之嫌，不管這樣的收編其實上保留了多少獨立性——當然，當以後他率領的整個紅軍隊伍也主動地接受了蔣介石的“改編”後，他的這一有爭議的作法明顯可以得到諒解。

　　但是至少，這樣的做法讓朱德自己的心理也染上了一些不那麼理直氣壯的感覺，他用參與和組織湘南起義盡力彌補了自己的不安（9）。在接到有關方面要求他與井岡山的毛澤東會師的指令（10）後，他率領着南昌起義餘部和八千農軍上了井岡山。在這中間，在朱的隊伍中的毛澤覃和在毛的隊伍中的何長工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

　　井岡山會師產生了中國紅軍史上的第一支正規軍隊，雖然其番號選的是“第四軍”這樣一個有着光輝前史的稱號（11）——後來，在另外兩個根據地也有兩支紅軍選擇了這一番號（12）。

　　紅四軍（以及以後由紅四軍為基礎擴建的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被稱作“朱毛”紅軍並由毛澤東出任一把手（黨代表），雖然毛在井岡山的基幹隊伍明顯不如朱所帶來的隊伍要強大——一則是毛的隊伍的人數不如朱的多，一則是毛的隊伍的主幹是武漢警衛團而朱的隊伍的主幹則是葉挺獨立團。這一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朱毛交往中的強弱勢狀態。以後二人所發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毛澤東的“霸道”——連朱德這樣的謙和長者都不能做到與毛的和平相處，可知這種霸道到了什麼程度。有人回憶，當剛到江西蘇區的周恩來聽人說起毛澤東在井岡山時對負責後勤因為沒有安排好住處的楊至誠破口大罵時，他對毛澤東與蘇區同事們的關係特別緊張的現狀有了一定的理解（13）。但是必須指出，這種霸道是以毛澤東強大自信和強大的成功率為基礎的，雖然形式上有些激烈，倒也可以理解。在戰爭時代，這樣的雷厲風行在更多的時候反而有助於效率的提高，動輒罵娘和要槍斃人的將軍比比皆是——比如彭德懷，溫溫吞吞的性格反而是有害的。

　　二、井岡離合

　　井岡山會師不久即發生了湘南農軍南返的故事。這一方面是因為井岡山的資源有限養不起多達萬人的隊伍，一方面也是因為宜章等地農軍更想回本土作戰（黃克誠和肖克在這些隊伍中）。

　　但後來原朱德所部的二十八團和二十九團執意南下，卻並不完全是因為湖南省委杜修經們的鼓動所致。這從毛澤東率一個營前往湘南接應失敗後的二十八團（二十九團已經因被偷襲而成建制擊潰）時對手下隊伍極力強調不要對二十八團戰士惡言惡語的訓令中隱約感受到二支隊伍整僵後所存在的不和睦（14）。因為這次悲劇性的分兵，井岡山根據地蒙受了因“八月失敗”而遭遇了強大的打擊。這也直接導致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紅軍三千六百人的外線作戰——從此，朱毛紅軍再也沒有回過井岡山。

　　三、七大風波

　　中央派來的“軍事人才”劉安恭的到來以及林彪與毛澤東關係的日益緊密，終於間接地導致了紅四軍歷史上十分有名的七大風波。互相指責為“政治小鬼” 的非組織行為（甚至可稱這宗派行為）和劉安恭不負責的“挑撥”，讓朱毛之間甚至陳毛之間相互猜疑，這種將帥不和也表現在一次36：5投票取消前委和一次重新選舉前委後毛澤東落選的“民主選舉”中。

　　朱德被毛澤東說成“單純軍事化思想”和極端民主化，陳毅則被稱作“陳毅主義”。毛澤東在給林彪的回信中表現出了顯然是對朱陳的極大失望（15）。對劉安恭的看法也很能表現朱毛的不同立場。一九三六年，毛在接受斯諾採訪時對劉安恭頗不以為然（16）。而朱德則在後來接受史沫特淶採訪時稱劉安恭為一個 “優秀的指揮員”（17）。“好”在這位劉司令員（劉安恭時任紅四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在進軍東江時犧牲了（47），否則可能還會有更多的插曲。

　　中央和周恩來的支持通過陳毅起草的中央“九月來信”體現出來，毛澤東有了用自己的思想整頓紅四軍的合法權威。紅四軍九大（也叫古田會議）的召開以朱陳的服從結束了朱毛之間又一波的矛盾。在這之後，陳毅雖然被毛澤東挽留，但仍然算是淡出了紅四軍中心決策層的三人組（18）。後來的陳毅先後任紅二十二軍長、贛西南負責人、軍區司令員等職，仍然受到重用但不再算是大帳里的贊畫軍機者。也許就是從這以後，陳毅的“級別”不再比林彪要高——因為在此後不久，林彪成為紅四軍軍長（主要由原紅二十八團組成）、伍中豪成為紅十二軍軍長（紅十二軍的班底是原來的紅三十一團），而紅二十二軍是後來組建且並不是紅軍主力。

　　四、富田分歧

　　1930年12月富田事變發生後，謝漢昌與劉敵率紅二十軍移師永陽，並拘捕了湘贛蘇區的部分人員（19）。毛澤東力主平叛，並寫下那篇著名的“討逆檄文”（20）。但據菲力浦·肖特的《毛澤東傳》披露，朱德拒絕簽署命令（21）。不過，在史沫特淶所著描寫朱德生平的《偉大的道路》中說，朱德對富田事變的否定態度是很堅決的（22）。

　　從日後的紅二十軍縮編為一七五團的史實看，紅軍之間有可能真的發生過衝突。這一“內戰”也曾被寫進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這種衝突肯定不會很大，否則應該有較為明確的史料述及。紅軍之間終於沒有大打起來，應該與朱總司令的拒簽命令有關。

五、寧都中立

　　以上的事實至少說明一件事：朱毛的關係既不是特別的親密也不是特別的疏遠。二人在更多的時候保持了一種君子間的淡泊。

所以我的題目用若即若離：既不是無條件的不離不棄，也不是勢如水火。

　　在“剝奪了毛澤東的兵權”的寧都會議上，朱德的態度耐人尋味。到江西做過調查或接觸過寧都會議秘檔的某些人說，在整個寧都會議上，最堅決支持毛澤東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毛澤東在軍事指揮上“霸道”或“自主”作風的周恩來和朱德，都並不象後來記述的那樣堅持認為支持毛澤東。

　　事實上，通行的那種記述是有問題的。前後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後方四人提出對毛澤東的不信任案而後方戰友表示對毛澤東的支持，4：4的結果不可能讓毛的兵權被罷免。縱是劉伯承在當時十分活躍地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術（25），可他並沒有在蘇區中央的發言權。從心理和關係場景上分析，周朱也不會在有後方中央即項英、任弼石等的堅決態度下“力挺”毛澤東。

　　最為合理的解釋，朱德一如在遵義會議上一樣，表現了稍稍偏向於主流的中立。
上貼: 聚散隨風 發布日期: 2007-6-15
　六、遵義附和

　　朱德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可以用他對張國燾的話來推斷：老毛在游擊方面有長處，我們想讓他出來搞一搞（26）。

據楊炳章的研究，這未嘗不是洛甫、博古、周恩來的想法（27）。越來越多的資料讓人設疑：遵義會議也許並不象人們想象以及李德、索爾茲伯里描寫的那樣是毛澤東“擔架上的陰謀”（28），它壓根就是博古們的一個權宜之計：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紅一方面軍是毛澤東的家底，他想保留這支隊伍的心思應該最重。而據研究，長征路上，洛甫確實表露並實施過解散隊伍後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的念頭（29）。而對於朱德來說，換出毛澤東來與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隊伍紅一方面軍帶出困境，至少要比讓李德這類人打光要好。

　　七、與狼共舞

　　沒有多少心機的忠厚長者與張國燾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處的，也許並不象毛澤東想當然也是給朱總面子的那種說法——“他肯定不會同意張國燾的分裂行為並和他做了堅決的鬥爭”——那樣肯定，也不會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樣完全倒向張國燾。但從結果來看，從以後朱德的軍政權力越來越成為點綴來看，他與張國燾的一些交往還是讓毛澤東感覺不滿。不管這種交往是被挾迫還是自願。

　　事實上，紅一方面軍留在紅四方面軍的諸多將領都受到了這種懷疑。如董振堂、何長工、肖克、羅炳輝等。口無遮攔的董軍長犧牲在西路軍的戰鬥中，而其他數位也有過不被重用的短期歷史（30）。陳伯鈞應該是一個例外，因為他有過實實在在同張國燾進行抗爭的記錄（31）。

　　但是無論如何，朱德在與狼共舞中存在了下來，這比什麼都重要。尤其是與反對張國燾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與徐向前們一樣是幸運的。

　　八、主席易手

　　身為紅軍總懷念的朱德是尷尬的。因為同時身為中革軍委主席的他，卻無時不受到軍委負責人的領導。這個軍委負責人在江西時是周恩來，而身為三人團骨幹的周恩來在名義上卻只是軍委副主席，但卻主持軍事大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他又成為新的紅軍總政委兼理中革軍委日常事務的張國燾的“部下”。這種名實不統一的現象，在一九三六年三個方面軍會師後終於有所改變：毛澤東成為新的中革軍委主席（32），這位縱使不是主席都要堅持負責的強人終於有了響噹噹的合法性，而朱德專任總司令也就用不着接受自己副手的指揮了。

　　到了延安的朱德經歷了與張國燾的驚險交往變得更加隨和，他越來越符合他的年齡：安於天命。

　　九、洛川立場

　　在決定中國共產黨人的抗日策略的洛川會議上，朱德似乎沒有很強烈地支持周恩來、彭德懷堅持要打運動戰的想法。他在與毛澤東的長期交往中越來越認可了一個事實：造成不要反對毛澤東。這一方面是黨紀和黨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有關——更何況，毛澤東一次次證明了自己的正確。服從真理本來就是朱德入黨的根本信念（33）。

　　十、朱彭合作

　　抗日戰爭中與彭老總共同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工作。在同樣霸道且強悍的彭老總面前，長者朱德再次淪為一個配角，或者救火隊員。不過，再與閻錫山、衛立煌等的官方往來中，朱德的資歷和威望不可小視。電視劇《八路軍》中有一個鏡頭很能表現朱彭間的有趣關係：彭總不同意一件事並氣憤地退出，而朱德趕緊和顏悅色地去作他的工作（34）。這個時候的朱德，早就已經修煉地順其自然了。

　　十一、工校“雜役”

　　七大後朱德成為中央五大書記之一，雖然位次在後來降到了劉少奇之後，這終究是對他的光榮資歷的一種確認，也是對他堅持對毛澤東和黨的忠誠的一種確認。

　　不過，身為總司令的朱德在黨內的地位和作用卻越來越顯得不那麼重要。一個較為明顯的例子是：在中央所在的延安面對胡宗南的入侵分成前委、工委、後委後，朱總司令被分到以劉少奇為主的工委赴華北西板坡。

　　工委對外號稱“工校”，而朱德的角色則有點象一個“雜役”。在劉少奇主持土改等大局時，朱總司令去接受另外一件中心工作：充當華北野戰軍的顧問，親自主持了華北軍隊的“整理”，並指導了石家莊戰役（35）。堂堂的總司令不在大帳中運籌帷幄卻親自去指導一支在五大戰場上並不特別重要的一個野戰軍的工作，已經有些年邁的朱德在這個時候顯然已經被毛澤東分配了相對較輕鬆的工作——與年富力強的彭德懷親任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年輕多智的林彪到了毛澤東寄予厚望的東北戰場指揮百萬大軍相比。

　十二、朱委員長

　　解放後的朱德獲得了一個更加休閒的工作：人大委員長。他的人民軍隊總司令的職務正式轉給國家和中央雙料軍委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在法律上也是國防力量總司令。

　　一九五五年授銜，朱老總當仁不讓地成為十大元帥之首——不管彭林二帥在心底里是如何地不服氣——彭在與朱同事共同主持十八集團軍時就已經對朱老兄不以為然，而林彪則在某一天指着朱老總的鼻子說“仗都是我打的”（36）。

　　朱德與毛澤東都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他們屬下的朱毛紅軍經過一次次的會師和擴張甚至在最終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構成。在長征前後實際上有過的四個方面軍中——第三方面軍當初是以彭德懷的第三軍團為基礎組建的，但彭總主動選擇了與一軍團合編，這也使得後來的軍史上沒有出現第三方面軍的番號（41）——紅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顯然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中的地位最為顯赫，儘管它在編入八路軍時僅僅編了一個三四三旅。可在實際上，無論是二方面軍編成的一二零師還是新四軍的一、二支隊，都有當年第一方面軍的影子（42）。抗日戰爭中，是原一方面軍的主要將領朱彭左等組成了十八集團軍總部，而由原一方面軍為主改編的一一五師也在山西、河北、山東、江蘇（當時稱晉察冀、冀熱遼、冀南、山東、豫皖蘇根據地）等大片土地上獲得了擴張並取得了赫赫戰果。解放戰爭中，除西北野戰軍主要由原一二零師組建、中原野戰軍主要由一二九師組建，其他戰場即華東野戰軍（由新四軍和山東八路軍共同組建）、華北野戰軍尤其是軍容強大的東北野戰軍（東野和華東野戰軍後來都是編了四個兵團，而中原和華北只編了三個，西北只編了二個）都有原一一五師的班底。抗美援朝的第一波攻擊部隊，也主要以原一方面軍為主——其中的三十八軍，前身甚至就是彭德懷的平江起義部隊（43）。朱毛紅軍嫡系在軍史上的地位可見一斑。

　　“朱毛”一直被當成一個人廣為敵人、人民和外國人所知曉。據肖克的《朱毛紅軍側記》說朱毛紅軍甚至創造了一個獨特的文字即將朱和毛二字迭在一起並區別不同的方向來指示路標（44）。事實上，後來到了二方面軍的肖克和隱伯鈞也都是原一方面軍的將領，甚至是最早的井岡山紅四軍的戰士。而後來指揮了一二九師的劉伯承、鄧小平、張際春、李達，也無不是原一方面軍的將領。從這個角度說，朱毛紅軍最終構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無可爭議的主脈。

　　可朱毛二人之間也經歷了年輕氣盛時的矛盾重重。但在最後，朱德也完成了自己對毛澤東的忠誠或服從。這中間有朱的真心擁戴，也有他的顧全大局。

　　但朱老總也因為越來越與政治無爭而長壽得穿越了耄耋之年而活到了九十歲。他用自己看似缺乏政治智慧的方式表現出了足夠的人生智慧：人到無求品自高。對領袖若即若離而又不離不棄、不亢不卑的表現，讓朱德也因此贏得了廣泛的尊重，這種尊重也來自一些對毛澤東懷有反感的人，如弗拉基米洛夫（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