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宣
言說：“中國共產黨堅決承認，中國國民黨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在中國革命中毫無疑義
的重要。只有不願意中國革命向前進展的人，才想打倒國民黨，才想打倒三民主義。”宣
言最後說，國共兩黨將為中國革命攜手到底，絕不受人離間。
《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激怒了國民黨的右派。本來國民黨的右派並不支持蔣介石的獨
裁，只是贊成蔣介石的反共政策。他們原來寄希望於汪精衛回國後帶領他們反共，遏制蔣
介石的獨裁。可是《汪陳聯合宣言》發表後，表明汪精衛堅決容共的態度，使國民黨中大
部分反共又反蔣的人士，不得不歸集於蔣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蔣介石成為反共英雄。如
果汪精衛當時打出堅決反共的旗幟，就很可能會得到大部分國民黨人的擁戴，就有可能阻
止蔣介石後來的軍事獨裁。可是當時汪精衛並沒有看清大部分國民黨軍政人士要求“分共
”的呼聲，堅決執行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號召力大為下降，也從反
面為蔣介石的獨裁鋪平了道路。
《汪陳聯合宣言》不僅是汪精衛悲劇的開始，也是陳獨秀悲劇的開始。當時共產黨內的激
進分子，也非常不滿國民黨的越來越明顯的排共政策，要求共產黨不再寄人籬下，主動離
開國民黨單獨搞革命。陳獨秀發表與國民黨聯合到底的《汪陳聯合宣言》，被大部分共產
黨人認為是一個右傾投降主義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罷免了陳獨秀總書記之職。
汪精衛在發表了《汪陳聯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漢口。汪精衛到達漢口後，受到大量
群眾的夾道歡迎，使汪精衛非常感動。在１０萬民眾參加的“迎汪大會”上，汪精衛說：
“中國革命到了一個嚴重的時期，革命的往左邊來，不革命的快走開去！”表明了汪精衛
堅決執行孫中山的聯共政策。正當汪精衛在漢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時候，在上海
的蔣介石卻於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發動了武力清共的命令，這就是所謂的“四一二政變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中，關閉了共產黨在上海的總工會和黨部，解散了工人糾察
隊，大肆抓捕共產黨員，三天之內就處死３００餘人，逮捕５００餘人，還有數千人失蹤
。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汪精衛發表講話，痛斥蔣介石的武力清黨行為。汪精衛說
：“蔣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種藉口。其反革命之行動，喪心病狂之至，自絕於黨，自絕於
民眾，紀律俱在，難逃大戮。”４月１８日，汪精衛又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發表通電說
：“蔣中正屠殺民眾，摧殘黨部，甘為反動，罪惡昭章。已經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開除
黨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職。著全國將士及各革命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
為了對抗武漢的正統國民政府，蔣介石乾脆在南京也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以免在名分
上輸給武漢國民政府。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
共分子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
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
儘管汪精衛竭力主張聯共，但武漢政府的國民黨官員中的反共情緒越來越明顯，特別是共
產黨的農民運動過於激烈，而國民黨的中下層軍官多為中小地主出身，他們的父母親友在
故鄉被共產黨農會揪斗，使他們憤憤不已。最後連革命軍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父親，也被
綁遊街示眾。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軍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在湖南長沙發動了“
馬日事變”，捕殺共產黨人和親共分子數百人。“馬日事變”後共產黨向國民黨武漢政府
施加壓力，要求懲處“不法軍官”，但大部分國民黨官員卻袒護許克祥，使許克祥安然無
恙。
此時共產國際也感到武漢的國民黨靠不住，密令武漢的中共自己組織“工農革命軍”，改
組國民黨武漢政府，沒收地主的土地實行公有制。共產國際派印度人魯易將此密令，即所
謂《五月指示》轉交武漢的中共中央。１９２７年６月１日魯易到達武漢後，卻在把《五
月指示》交給中共以前，先交給了汪精衛。原來魯易過分相信汪精衛，認為汪精衛鐵心站
在共產黨一邊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希望汪精衛和共產黨共同奮鬥。
汪精衛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驚，密令中寫到：一、無視國民黨的禁令，實行自下而
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組織一隻由２萬共產黨員和５萬工農組成的工農革命軍。
三、改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由各界工農代表取而代之。四、
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革命軍官。
汪精衛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瓦解國民
黨，根本沒有和國民黨一心合作的誠意。於是汪精衛由擁共一百八十度轉為反共，成為一
個堅決的反共人士。
汪精衛隨後找蘇聯最高顧問鮑羅廷，汪精衛說：“玩火者必自焚，我們要使火燒向敵人而
不是燒向自己。”鮑羅廷不解地問道：“汪先生，你所說的敵人是指誰？”汪精衛拿出《
五月指示》的抄件說：“鮑羅廷先生大概已經看過這個指示了吧？如果共產黨執行你們共
產國際的指示，我們國民黨就完了。可以警告你們，你們打錯主意了！”鮑羅廷不知道汪
精衛怎麼會得到這個密件，他急忙解釋說：“我不是共產國際的代表，但這個指示我知道
。如果中共要執行這個指示，國共合作必將破裂，這是我極不願意看到的。我將說服陳獨
秀，希望不會發生這種令人痛心的事態”。
鮑羅廷本人的確也不贊成共產國際的這個極左指示，《五月指示》傳達到中共後，很多領
導人也十分惱怒。１９２７年７月４日，在鮑羅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漢口三教街緊急召開
了政治局擴大會議。總書記陳獨秀首先發言說：“由於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革
命的形勢已轉入嚴重的階段，資產階級已經叛變。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領袖
汪精衛，乃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雖然汪精衛對
工農革命中的過火行動比較反感，對鮑羅廷同志的態度也不十分友好，但這是小資產階級
在革命中動搖性的表現。”
鮑羅廷接著說了汪精衛找他談話的經過，然後說：“我十分遺憾地接到汪精衛簽署的通知
我回國的命令，看來他是不想和我們合作了，但我們還是要爭取他，希望他能堅持三大政
策，扭轉當前的局勢。”陳獨秀又說：“汪精衛的思想我很了解。他從法國回來後就找我
發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說明他是主張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
，我在五大開會時講過，政策是正確的，但必須防止過火行動，不要使武漢國民政府走上
蔣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衛走分共的道路。”
陳獨秀和鮑羅廷主張對汪精衛進行妥協，暫不執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棄激進的土改
運動，爭取和汪精衛繼續合作。但是陳獨秀的妥協主張卻遭到大部分激進共產主義分子們
的反對。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人均明確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李立
三更提出要陳獨秀作檢討檢查錯誤。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組，撤銷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由張國燾、李立三、周恩來等五人領
導小組組成臨時中央常委會。五人領導小組當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１９２７年７月
１３日公開發表。《宣言》說：“目前，革命已處於危急存亡之時刻，武漢國民黨中央和
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公開準備政變……。因此，中國共產黨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
員……。”
看到中共發表的宣言後，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５日召開緊急會議，汪精衛拿出《五
月指示》說：“我們從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層意思，都是很厲害的……。同志們，目前
本黨已經到了嚴重的關口，必須在這個會上作出生與死的抉擇。”到會的國民黨軍政要人
，孫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紛紛發言支持分共，只有宋慶齡的代表陳友仁反對，聲稱三
大政策是孫總理親自製定的，違背三大政策就是總理的叛徒。但陳友仁的發言遭到與會者
的一致反對，最後陳友仁不得不退出會場。
在這次會議上，通過的《統一本黨政策案》，要求在國民政府和軍隊中任職的共產黨員，
在即日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但汪精衛說：“我們不象蔣介石那樣搞武力
清黨，而是採用和平的‘分共’，這是最穩妥的步驟。”本來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
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退出國民黨，汪精衛也聲稱要“保護共產
黨人之身體自由”。可是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激進指導下，張發奎第二方面軍所轄的二十
軍軍長賀龍等人，於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
南昌起義使武漢國民政府放棄了和平分共的政策，開始搞武力分共。１９２７年８月８日
，汪精衛召開了國民黨中央緊急擴大會議，通過了“武力分共”決議案。在武漢也開始了
大肆逮捕處死共產黨人，第一次國共合作終於徹底破裂。
國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還是在於兩黨的方針目標有根本的差異，兩黨合作其實不過是
一種相互利用。國民黨利用聯共爭取蘇聯的軍事經濟支援，而共產黨利用國民黨來發展自
己的勢力，兩黨最後走向訣別，也是終究要發生的必然事件。蔣介石搞暴力鎮壓共產黨固
然不對，但如果共產黨能夠採取陳獨秀等人的妥協政策，不搞激進的共產主義暴力運動，
共產黨和汪精衛等國民黨左派的聯合，可能會持續更長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蔣的失敗
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漢國民政府“分共”
的直接原因。為什麼共產國際會突然傳來一個《五月指示》呢？這與當時蘇聯內部進行的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權力鬥爭有關。在中國問題上，斯大林持比較現實的態度，要求中國
共產黨在國民黨統一中國以前，保持與國民黨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卻持比較激進的態度，
要求中國共產黨拋開國民黨幹革命，通過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斯大林通過蘇聯駐國民黨政府顧問來指導中國革命，蘇聯顧問鮑羅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
托洛斯基卻通過共產國際這個組織來指導中國革命，帶來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的印度人
魯易則是托洛斯基的代表。這樣的雙重指導，也給中共帶來了很多麻煩，中共內部也分為
現實的斯大林派和激進的托洛斯基派，在當時似乎支持激進革命論的人占了上風。在南昌
起義問題上，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３日斯大林派來接替鮑羅廷的蘇聯代表羅米那茲，強烈反
對中共搞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但並沒有說服中共的激進派。
汪精衛看到共產國際指示中共拋開國民黨幹革命的《五月指示》後，開始要求以個人身份
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進行所謂“分共”。當時武漢政府的大部分國民黨人
都贊成分共，只有孫中山的遺孀宋慶齡和外交部長陳友仁等很少數人反對分共。宋慶齡反
對分共的理由，和後來中共的華國鋒等“凡是派”差不多，聲稱凡是孫中山生前親自製定
的方針政策都不能變，否則就是總理的叛徒。
汪精衛反駁宋慶齡等“凡是派”的意見時說：“孫先生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根據其三民主義
之原則來發展他的觀點，改變他的策略。當初他聯合袁世凱，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訓就發動
了討袁，當初他依賴陳炯明，後來他又義無反顧地發動征討陳逆。如果孫先生看到今天武
漢的形勢，看到共黨正虎視眈眈地欲篡我黨之權、我黨之軍，他會怎樣？他一定會改變他
的三大政策的。”
本來汪精衛和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打算象蔣介石那樣武力清共，而是準備讓共產黨和平地
退出國民黨。但共產黨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南昌發動了武裝暴動的“南昌起義”後，使
武漢國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轉彎，也開始逮捕處死共產黨人。汪精衛
後來檢討說：“由於我的誤謬縱容，才使共產黨發展到這個地步”。汪精衛的“容共”政
策使他在國民黨內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響。
武漢國民政府開始“清共”後，武漢政府和南京蔣介石政府之間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
多國民黨人開始要求分裂的武漢和南京政府重新統一。１９２７年８月初，馮玉祥分别致
電寧漢政府，請求雙方重歸於好，合二為一。武漢政府堅稱自己是正統政府，斥責蔣介石
違背黨統黨紀，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軍治黨、以黨竊權”，是搞個人獨裁的結果。汪精
衛提出寧漢政府重新聯合的前提必須是蔣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國民黨人要求寧漢統一的
呼聲也很高，特別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軍隊的勢力膨脹，也從側面催促蔣介石下台。
正巧蔣介石指揮的北伐軍在１９２７年８月初的徐州作戰中，又敗於孫傳芳的軍隊，蔣介
石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８月１２日離開南京前往上海，８月
１４日正式發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訪問。蔣介石的下野使汪精衛等反蔣派鬆了一口氣，
８月１９日汪精衛代表武漢政府發表《遷都南京宣言》，汪精衛以為從此國民黨就可以實
現“以黨治軍”的文人領導，消除軍人獨裁的疾患。
但汪精衛卻想錯了，當時的中國是一個誰槍多誰發言權就大的強權社會，各路將軍擁兵自
重，汪精衛這樣的文人政府根本無法對他們進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說進行領導。蔣介石
宣布下野後，支持蔣介石的人紛紛離開南京，南京又成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軍人掌權的
軍人政權，所謂“才驅走虎，又來了狼”，桂系軍人依靠手中的兵權，並不服從汪精衛文
人政府的領導。孫中山是一個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隨孫中山幹革命的汪精衛等人也均是文
人政治家，沒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軍隊。作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衛要想在槍桿子裡面出政
權的社會中搞民主政治，幾乎是一種空想。
隨著北伐的進行，國民革命軍中桂系軍隊的勢力大大擴張，但桂系在黨內卻沒有什麼地位
，於是統治南京的桂系實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會議派國民黨元老請來，幫他們在政府中撐
腰。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中最早開始反共的一派，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曾在北京西山碧雲寺
的孫中山靈前，召開過反共排共的西山會議，當時汪精衛主持下的廣州國民政府在二屆一
中全會上通過了《彈劾西山會議案》，並宣布開除林森等１８人的黨籍。
然而西山會議派並沒有就此絕跡，他們仍在堅持活動。後來西山會議派遷往上海，在上海
自行成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廣州的正統國民政府相對立。在汪精衛和陳獨秀發表國共
兩黨合作的《聯合聲明》時，西山會議派的上海國民黨中央黨部，曾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
斥責汪精衛的行為是“賣黨、賣國之罪，願與國人共棄之。”蔣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
作出了恢復林森等１８人黨籍的決議，但武漢的汪精衛政府並不承認這個決議，所以西山
會議派對汪精衛耿耿於懷，極力反對汪精衛當國民黨的領袖。
１９２７年９月１１日，武漢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會議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開了寧
、漢、滬三方中央委員談話會，討論寧漢政府合併和統一黨務的問題。西山會議派的張繼
發言說：“既要統一黨內各界同志，就要承認上海的中央黨部，就要廢除二屆一中全會上
的《彈劾西山會議案》。這個非法決議案是當時左傾路線的產物，必須宣布廢除，否則怎
麼能團結統一黨內同志？”
汪精衛反駁說：“中央的決議豈可任意廢除，除非由將來的四中全會作出新的決議。”汪
精衛的發言遭到寧、滬代表的強烈反對。李宗仁說：“我們遷都南京後，於６月７日宣布
林森、張繼等１８位同志恢復黨籍的決議，所以才有今日統一黨務的基礎。汪同志，你也
不必再堅持過去的決議了。”
汪精衛仍堅持說：“南京的決議我們武漢中央並不知道。現在我提議：西山會議派決不能
參加二屆四中全會，但為了團結同志，可容納個人參加，不能容納上海黨部。二屆四中全
會必須在武漢召開，否則我們武漢的同志不參加會議。”這時寧、滬代表們開始翻汪精衛
的舊帳，指責汪精衛反共不力，貽誤了黨國事業。寧方代表自稱他們是反共的先進，而滬
方代表則更標榜他們是反共先進中的先進，這使汪精衛不得不自責說：“武漢方面防範共
產黨過於遲緩，請求處分。”
在這種拔劍張弩的氣氛中，孫科突然站起來提議說：“各位，兄弟提出一項折衷辦法，由
寧、漢、滬三方共同組織一個中央特別委員會，作為過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謀補救
的辦法。”孫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孫科是武漢方面的代表，汪精
衛不好堅持反對，也勉強同意這個方案。
後來在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操縱下，推舉出１４名中央特別委員會代表，汪精衛雖然
名列第一，但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人占據多數，使特委會成為一個桂系軍人、西山會
議派、以及孫科等人的聯合體，汪精衛、胡漢民、蔣介石等國民黨中的重量級人物，均反
對這個中央特別委員會。由於當時蔣介石和胡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９月１３日通電
下野，表示抗議特委會。汪精衛從反對蔣介石軍事獨裁，又轉為反對桂系的軍人統治。
汪精衛下野後，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雖然靠中央特別委員會的名義執掌國民黨中央政府
，但他們在軍事實力上無法和蔣介石相比，在黨內的資歷聲望又無法與汪精衛相比，所以
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政權註定難於長久。汪精衛辭職後，張發奎、李濟深等人，在廣
東召開了迎汪回粵大會，聯名邀請汪精衛回廣東指導革命。汪精衛於１０月２１日前往廣
州，然後於１０月３０日召集在粵的中委會成員開會，通電全國否認南京的特別委員會的
合法性。汪精衛說：“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非全國代表大會
無權取消。成立特委會取代中委會職權，等於取消了中委會，不合黨的法統和組織原則。
”汪精衛邀集外地的中委會委員前來廣州，在廣州召開四中全會。面對汪精衛的攻勢，南
京的孫科等人也發出通電，堅持特別委員會不能取消，邀請各地中委會委員到南京召開四
中全會。國民黨又出現了寧粵分裂的局面。
就在寧粵雙方對峙之時，蔣介石於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０日從日本回到上海。原來不少國
民黨人看到蔣介石走後無人能夠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分裂混亂局面，紛紛電請蔣介石回國復
職，出面收拾混亂的殘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來是反蔣的，但汪精衛公開反對他們的
特委會後，使他們的政權已難於支撐，所以也表示同意蔣介石回來復職。蔣介石在這次訪
問日本時辦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徵得宋太夫人同意他與宋美齡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
面對北伐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軍１９２７年３月進入南京時，發生了針對外國人的暴行，為此英美軍艦曾向南京城
中炮擊報復。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１日，英美法意日５國向武漢和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同時提
出了通牒，要求國民政府正式道歉，懲罰責任者，以及對被害者進行賠償。南京的蔣介石
在列強提出通牒後的第二天發動了“清共”的４月１２日政變，作為對列強通牒的無言回
答。本來西方列強對蘇聯支持下的國民黨勢力的迅速發展十分擔憂，蔣介石的反共政變使
英美日等以反共為第一國策的各列強，有了一塊石頭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沒有再向國民黨
要求道歉和賠償。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爭取英美日各國的政治支持和經濟
援助。當時在中國如果沒有外國政治和經濟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權的。蔣介石一旦離
開蘇聯的援助，就必須尋找新的援助國，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但由
於以前國民黨和蘇聯的關係太深，如果只是進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國對國
民黨反共之誠意的疑慮。所以蔣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產黨人的鮮血來換取西方列強的
信任。果然西方各國對蔣介石的堅決反共大加讚賞，開始在政治上支持蔣介石，這也是蔣
介石後來能夠在國民黨的多次內鬥中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為什麼會發生殺戮外國人的南京事件問題上，國外學者比較傾向於北伐軍戰士自發地發
起反外仇外事件。當時北伐軍戰士在共產黨代表的列寧“帝國主義理論”的教育下，相信
中國的貧窮落後皆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掠奪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為“侵略者”的外
國人，自發地發起了殺戮外國人的事件。也有人認為南京事件是蘇聯的陰謀：由於當時蔣
介石反共的跡象已經比較明顯，蘇聯顧問密令在蔣介石軍隊中的共產黨員挑動士兵殺戮外
國人，這樣就使蔣介石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敵對化，從而斷絕蔣介石投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後
路。但蘇聯人的計謀卻起了反作用，不但沒有阻止蔣介石投靠西方國家，反而促成了蔣介
石徹底反共的決心。
蔣介石在１９２７年９月末到１１月初的訪日期間，與日本首相田中義一，陸軍大臣向川
義則等政府要人進行了多次密談。日方要求蔣介石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履行孫中
山以前的諾言（據說孫中山以前曾以滿蒙的特殊權益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交換條件）
，蔣介石則要求日本不援助張作霖，支持國民黨統一中國。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日本不援
助張作霖，支持反共反蘇的國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認國民黨在中國建立政府，並保證向蔣
介石提供一筆巨額借款。蔣介石則表示承認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堅決反共到底。蔣介
石訪日期間還與美國駐日本的特使進行了會談，得到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
的許諾，而蔣介石則許諾保障美國在中國的一切權益。蔣介石利用“下野”進行的外交活
動，取得了日美等列強的政治經濟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國民黨中的政治資本。
蔣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給汪精衛拍電報“負荊請罪”，畢竟汪精衛在黨內有相當的地
位威望，得到汪精衛的諒解才能順利復職。蔣介石在電報中說：“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
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
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汪精衛見蔣介石有誠意，就於１１月１６日乘船赴上海和
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沒有想到汪精衛一離開廣州，張發奎等人就發動了一
場倒桂政變，將桂系在廣州的部隊繳械，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
共產黨人則乘廣州城內空虛之機，在葉挺、葉劍英的領導下於１２月１１日發動了廣州暴
動。
共產黨的起義部隊自稱“紅軍”，和回師鎮壓暴動的張發奎第四軍發生了激戰，使廣州遭
到了極大的損害。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共產黨此次暴動，可說是毫無理性，燒殺
之慘，實無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紅巾系頸，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張發奎等人以
共黨在後方搗亂，破壞其統一兩廣的大計，憤恨之餘，遂也恣意殺戮。下令凡見頸系紅巾
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四軍，只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
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廣州暴動之後，全國譁然，一片聲討之聲。張發奎等人見眾怒難犯，均宣布辭職前往香港
。而蔣介石派、西山會議派、以及桂系軍人派則藉機攻擊汪精衛，他們說汪精衛和張發奎
等人勾結共產黨，蓄意製造了焚殺廣州事件，甚至有人說汪精衛本人就是共產主義分子，
一時間搞得汪精衛說不清辯不明。南京的特委會要求查辦汪精衛，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
幫頭目杜月笙下綁票暗殺汪精衛。後來雖然查明廣州事件和汪精衛並沒有直接關係，但汪
精衛作為廣州地區的政府首腦難以逃避責任，於是汪精衛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
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
汪精衛前往法國臨行之前，陳公博前來送行。汪精衛勸陳公博也一起去法國，陳公博卻提
出相反意見，陳公博說：“我總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國。中山艦事件發生時，先生本
可不必走的，卻走了。四中全會快召開了，李宗仁、胡漢民都離開了，擁護汪先生的人不
是沒有。憑汪先生的資歷和威望，還擔心選不上國民政府主席？”
汪精衛說：“蔣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邊合作？合則留，不合則去，這是
我的辦事原則。與其受人之羈縻，不如離去。”陳公博說：“我的想法與汪先生不同。合
則留，不合則去，雖然有古君子之風，但我認為每個國民對國家都有一份責任。我的處世
原則是：合則留，不合則打，打不過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險，但我要作一個
鬥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場。我手下沒有兵，但我手中有筆，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蔣介石展
開理論上的戰鬥！”
汪精衛走後，陳公博聯合國民黨內的一批反蔣民主人士組成了“改組同志會”，即所謂“
改組派”，在上海辦雜誌和蔣介石進行理論上的鬥爭，汪精衛則成為改組派的精神領袖。
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就沒有了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２８日，在蔣介石的壓力下，桂系軍人和西山會議派的特委會宣告結束
，１９２８年１月４日蔣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復職。在蔣介石的主持下，２月２日召開了二
屆四中全會，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二
屆四中全會明文取消了孫中山在一大時制定的聯俄聯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對三大政策而被
開除黨籍的人一律平反。
這次蔣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獨裁引起黨內強烈反對的教訓，特別注意不給人造成獨
裁的印象。蔣介石只作軍事委員會主席，把最高職位的國民政府主席讓給了譚庭楷。此外
蔣介石還建議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建立四個政治分會，
以便互相進行監督。廣州、武漢、開封、太原的政治分會主席由掌握軍隊實力的李濟深、
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擔任。
蔣介石統一全黨後，於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進軍順利，於６月８日攻
占北京。７月６日，蔣介石在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雲
寺靄見孫中山靈位，蔣介石熱淚盈眶地向國父之靈報告他生前統一中國的願望已經實現。
孫中山晚年在國民黨中的作風近似於獨裁，但國民黨是由孫中山一手建起，孫中山在黨內
具有無人可比、不可動搖的威望。汪精衛則是國民黨內民主派的代表，汪精衛接班後，改
組國民黨建立了新的集體領導體制，也得到了國民黨人的擁護。然而蔣介石上台後，卻要
學孫中山獨攬一切的獨裁作法，但蔣介石本人又沒有孫中山那樣的巨大威望，所以蔣介石
挾軍隊搞軍事獨裁的做法，在國民黨內引起了極大的反感和反對，這也是後來國民黨內部
激烈鬥爭頻繁不斷的主要原因。
這次汪精衛反蔣失敗，雖然與汪精衛拘泥於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沒有把握好國民黨內部反
共的呼聲，搞反共過於遲緩有關，但最根本的還是在於汪精衛沒有一隻效忠於他本人的軍
隊，無法制止各路軍人的擁兵自重，無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權威。在具有“槍桿子裡面
出政權”歷史的中國，汪精衛這樣沒有軍隊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蔣介石的軍事獨
裁，自然是非常艱難的。
第二部分之五：護黨救國運動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
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介石又
開始獨攬大權。１９２８年２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統一
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一全黨後，
於１９２８年４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軍發生小規
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６月８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
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諸國
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介石於１９２
７年４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持蔣介石。蔣
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
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系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
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
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
戰了十幾年後，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治的國
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把建立
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
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實現民主化。“軍政”階段
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
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
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後，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
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
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
。在“憲政”階段由成熟的國民進行選舉，制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
選政權，最終實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１９２８年６月１５日代
表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１０月３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
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設想的
“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
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
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
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
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時國民
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首的國民政府
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１９２８年２月２１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
：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也由
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４０９名大會代表中，２１１人為指定代表，１２２
人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７６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全
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之名竊
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是以陳公博
為首的“改組同志會”。１９２７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孟余、王樂平
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復國民黨１９２４年的改組精
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余辦《前進》等刊物，與南京的
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
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
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
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