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汪精衛領導的廣州政府反對專制獨裁，主張民主政治和主張積極抗日，於是學生們把
汪精衛奉為他們的政治領袖。前往南京遊行的學生們，歡迎汪精衛到南京主持黨國大計，
他們打出的口號為：“歡迎護黨救國的汪先生”、“歡迎主張實現民主政治的汪先生”、
“歡迎反對不抵抗主義的汪先生”。汪精衛則一方面批評蔣介石動用武力鎮壓學生，另一
方面發表了他的政治主張。汪精衛在接見學生代表團談話時說：“應付目前局勢的方法，
兄弟認為有八個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軍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領土
，不喪主權。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調，這便是我們共赴國難的方法”
。
“九一八”事變，也使國民黨內部燃起了停止內鬥，一致對外的呼聲。在這種情況下，蔣
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胡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
州議和。蔣介石在信中說：“弟當國三年，過去是非曲直，願一人承之。惟願諸同志以黨
國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見以誠，勿使外間以為中山黨徒只顧內爭，不恤國難。”蔣介
石邀請汪精衛代表廣州政府到上海舉行和平會談。
１９２７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蔣介石和胡漢民這國民黨“三巨頭”，在上海舉行了
首次會談，提出南京和廣州兩政府合併，團結一致，共赴國難。胡漢民提出兩政府聯合的
前提是蔣介石下野，所謂“討蔣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衛則表示要“團結寬容”，在
削減蔣介石權力的情況下，留蔣執政，所謂“抗日第一，討蔣第二”。和平會議最後決定
寧粵雙方在南京、廣州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代表大會，選出各自的中央委員後，在南京
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開，蔣介石在會上表示“虔誠悔過”
，通過了恢復汪精衛、陳公博等４８１人黨籍的議案。廣州政府的“四大”則於１１月１
８日在廣州召開，由於各派爭吵不休，汪精衛的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代表二百餘人赴上海
，另外在上海召開了“四大”。１２月２２日，三個“四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在南京召開
四屆一全會，此時蔣介石由於鎮壓學生的“珍珠橋事件”受到各方的強烈反對，被迫再次
宣布下野。
這次組成的國民政府主要由廣州政府的人馬組成，蔣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顯劣勢。不過
為了搞好團結，汪精衛和胡漢民也沒有在政府中擔任職務。四屆一中全會選舉林森為國府
主席，但不負實際責任，由孫科任行政院院長，負責政府的實際領導，陸海空軍總司令則
暫缺。蔣介石雖然下野，卻有一隻忠於他的私家軍，沒有蔣介石的命令，別人根本指揮不
動這隻軍隊。所以蔣介石雖然在政界失勢，但仍然是最有實力的實權者。
孫科為首的新政府為了爭取民心，一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不抵抗”政策，開始對日本采
取強硬的態度。正好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２８日日軍向在錦州的張學良東北軍發起進攻，新
國民政府下令張學良死守錦州。張學良稱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請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
孫科召集諸將領討論對張進行增援，可是沒有一個將軍表示願意去東北增援張學良軍。在
此情況下，東北軍不戰而撤出錦州，全軍退入山海關以內，試圖保住他們在北平附近的最
後一塊地盤。張學良在解釋東北軍為什麼不執行中央政府死守錦州的命令時，批評中央政
府說：中央口頭上要求東北軍死守，實際上卻不給予任何支援，想讓東北軍在抗日中耗盡
自己的實力。
這時孫科政府體會到“口頭上抗日簡單，實際上抗日行動難”的滋味。就在此時，又爆發
了讓孫科難於應付的上海事變。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上海租界的５名日本僧侶忽然被
一群中國人圍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傷。但二戰後的調查發現，該事件原來是關東
軍的高級軍官委託日本上海總領事館的武官，僱傭中國無賴所干。中國人打死日本僧侶一
事，在日本社會引起了巨大騷動。１月２０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總領
事館和海軍陸戰隊總部門前示威遊行，強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護他們，在示威途中
這些日本人還搗砸了一些貼有反日標語的中國人商店。在此情況下，日方向國民政府提出
了類似於最後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國政府道歉、賠償、懲罰作案者和取締解散上
海的民間反日團體。
由於孫科政府猶豫不決拿不出對策，日方則以中國沒有接受“限期要求”為由，於１９３
２年１月２８日派兵強行進入中國管區，和駐守上海閘北地區的蔡廷鍇十九路軍發生了激
戰。由於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給日軍造成了重大傷亡。上海事變的戰鬥打響後，孫科自
感無力處理如此重大事件，請求汪精衛出馬，自己於１月２５日辭職。新國民政府於１月
２８日成立，由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負責領導政府。
在抗戰初期，汪精衛是持主戰態度的，可以劃入主戰派。汪精衛上台後，立即宣布遷都洛
陽，積極抗戰，並稱中國政府“決非威武所能屈，決不以尺土寸地授人”，１９３２年２
月１日，汪精衛主持召開了最高軍事會議，決定把全國劃分四個防區和一個預備區，擺出
了進行積極抵抗的姿態。２月８日，汪精衛代表國民黨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軍將士“忠義
之氣，照耀天日”，犒勞十九路軍５萬元。
汪精衛同時下令其它部隊增援上海的十九路軍，但汪精衛指揮不動蔣介石的部隊，蔣介石
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隊不支持十九路軍抗戰，使十九路軍的抗戰陷於孤掌難鳴的困境。汪
精衛又下令在北平的張學良在北方起兵，牽制日軍，並派陳公博到北平說服張學良起兵。
但張學良根本沒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賓招待陳公博等人，一談到出兵之事就支吾過去
。３月６日，十九路軍在孤掌難鳴的情況下全線撤退，發錶停戰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
變宣告結束。
想進行抗戰的人沒有軍隊，而有軍隊的人卻避而不戰。各路軍隊保存自己實力第一，抗戰
第二的私心使汪精衛的抗戰熱情完全消散了，產生了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挽救中國
的想法。汪精衛看到沒有蔣介石出面國民政府就無法統領軍隊的窘境，只好提出讓蔣介石
復出領導軍事。１９３２年３月６日，蔣介石復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此後的國民政府
由汪精衛主政，蔣介石主軍。由於上海為各國列強的利益所在，在列強們的調停下，中日
開始進行和平談判，汪精衛派外交次長郭泰棋和日本談判，雙方於５月５日達成《淞滬停
戰協定》。但停戰協議的消息傳出後，卻在中國的民眾中間引起了憤怒，上海的憤怒民眾
把郭泰棋責罵為賣國賊並將其打傷。
１９３２年６月，汪精衛率領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乾等去北平會見國聯調
查團團長李頓，共同調查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問題。汪精衛在北平時找當時任北平綏靖公署
主任的張學良商談東北問題和對日方針，張學良卻一直稱病不見，但又和宋子文一起去北
海遊船，使汪精衛深感氣憤。７月１７日，日軍在熱河發起了新的軍事進攻，汪精衛以行
政院長的名義發表通電，命令張學良立即出兵熱河，收復失地。張學良卻聲稱汪精衛無權
過問軍事，出兵要有軍事委員長蔣介石的命令。蔣介石念及張學良過去幫他打贏中原大戰
，也有意偏袒張學良的不抵抗行動。在此情況下，汪精衛只好宣布辭職，前往歐洲養病。
汪精衛在臨行時電告張學良，指責他“去歲放棄瀋陽，再失錦州，致三千萬人民，數千里
土地陷於敵手，敵氣益驕，延及淞滬。今未聞出一兵，放一矢，卻不斷向中央索要軍款，
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斂。”汪精衛最後要求張學良“惟有引咎辭職，以謝四萬萬國人
，毋使熱河平津，為東北錦州之續”。
汪精衛出國後，日軍於１９３３年１月進攻山海關，２月中旬又占領承德。熱河省的大片
領土再次淪陷，震動了全國，國民黨內部再次出現請汪精衛歸國主持抗戰的呼聲。汪精衛
則提出條件說：他回國主政的前提必須是張學良辭職，以平民憤。此時蔣介石也無法袒護
張學良，３月９日蔣介石和張學良在保定會晤，蔣介石說服張學良辭職出國考察。３月１
０日，張學良發表通電辭職，汪精衛則於３月底回南京復職。
汪精衛在復職後一方面批評張學良的避戰不抵抗，另一方面又解釋他的“一面抵抗，一面
交涉”政策。汪精衛說：“榆關以一日而失，熱河以七日而陷，實不成話。像張學良這些
東北軍畏敵如虎，敵必日益驕橫。今後軍隊再不抵抗勢必影響對日外交。須知先有抵抗然
後有交涉。今後抵抗愈得力，則交涉愈有希望。”
但是這次汪精衛復職後，改變了他以前的主戰態度，變成了主和派。此後汪精衛開始和日
本進行和平交涉，蔣介石也積極支持汪精衛的和平計劃。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熊斌代表
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這個協定承
認冀東為非軍事區，准許日軍在該地區視察，實際上是默認了日本對東北三省和熱河的占
領。
《塘沽協定》公布後，社會輿論一片沸騰，強烈抨擊蔣、汪批準的這一喪權辱國的協定。
當時的一份報紙這樣寫到：“如果要說那些以大刀、石頭及血肉之軀英勇與日寇拼死的抗
日官兵值得後人永世頌揚的話，那麼南京政府，尤其是蔣、汪二人，實為出賣中國領土主
權、出賣流血犧牲的愛國官兵、出賣愛國民眾的千古罪人。”上海的市民團體還聯合發出
通電：“我全國民眾，誓死抗日，而汪精衛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韙，繼《上海停戰協定
》之後又簽訂賣國之《塘沽協定》，即加以賣國之名，豈得為過。”
面對全國一片討罵汪精衛的氣氛，陳公博找汪精衛說：“簽了這個協定，先生遭到各界紛
紛批評，我真不知道汪先生為什麼要背這個黑鍋？”汪精衛說：“我們要復興中國起碼要
三十年，不止我這年紀看不見，恐怕連你也看不見。我已年過半百，無其他報國之道，只
要中國不再損失主權與領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陳公博聽後感動地說：“歷代王朝危急
之秋總有人站出來背黑鍋的。其實南宋秦檜也是一個大好人，他看南宋已無力與金抗戰，
就挺身而出與金講和。我想秦檜是一名狀元出身的有學問的宰相，決不是傻爪。他當初何
嘗沒有想過以後要被世人唾罵？但他還是以犧牲自己來換取南宋日後的中興。李鴻章、袁
世凱也都想復興國家，都不想賣國。可是李鴻章死了，袁世凱也死了，中國還是不振，到
今日國難愈加沉重。”陳公博繼續說：“現在有人說《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是
賣國，我看與其說是賣國，還不如說是送國。賣國的人還有代價可得，送國卻是沒有代價
的。今日要送國的人大有人在，又何必要汪先生去送呢？”汪精衛聽後說：“別人去送國
還不如我汪某去送。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陳公博又說：“不過我對於先生這種無代價的犧牲總覺得不值得。”汪精衛則說：“
說到犧牲，都是無代價的，有代價便不算犧牲，我已五十出頭了，我決意當犧牲品。”這
番談話後，陳公博下定決心跟汪精衛一起“犧牲救國”，這為兩人後來共同與日本合作打
下了思想基礎。
不久汪精衛遇刺，被一名抗日軍人連發三槍至重傷。此後汪精衛不得不再次告別政壇，前
往歐洲療養。
在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變時，蔣介石和張學良是主和避戰的“主和派”，汪精衛則是
主張抗戰的“主戰派”，抗戰初期積極抵抗的十九路軍也是親汪精衛的粵系部隊，這和１
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時的情況正好相反。由於掌握軍隊實權的蔣介石和張學良等人避而不
戰，使沒有軍隊的汪精衛的抗戰計劃成為一句空話。汪精衛從“主戰”到“主和”的思想
變化，代表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對中國被個人把持的私家軍隊的失望。
第三部分之二：主和派的艱難
在中國歷史上，每當發生對外戰爭時，那些堅持對外寸步不讓的主戰派，總是被尊為民族
英雄，而那些主張對外讓步和解的主和派，總是被打入民族敗類的漢奸行列。儘管如此，
在每次發生對外戰爭的時候，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清一色的主戰，總會出現一批主張讓步
和解、不怕當漢奸的主和派，中日戰爭時也同樣如此。
中國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敵國日本也同樣存在“主戰”與“主和”兩派。日本
的軍部和關東軍是主戰派，而日本政府和外交部則是主和派。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
時，日本政府本想阻止，但卻無能為力。當時的若櫬首相後來以“不聽命令的軍隊”為題
，描述了“九一八”事變的經歷：“９月１９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陸軍大臣南次郎的電話
，說昨晚９點關東軍遭到中國軍隊的進攻，關東軍進行了反擊，現已占領奉天城，戰鬥仍
在進行中。政府隨後立即召開了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然後通過陸軍
大臣，向在滿洲的部隊下達了政府不擴大事態的指示，卻被關東軍當作耳旁風，關東軍進
攻嫩江時說是為了保護嫩江鐵橋，我以為他們占領嫩江就會停下來。可是他們占領嫩江後
，又說離敵軍太近不安全，還要越過東支鐵路。陸軍大臣下令不許越過東支鐵路，可是關
東軍已進軍到齊齊哈爾，並又向黑河進軍。日本軍隊竟然不服從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
怪的事情。”
但關東軍扶植的滿洲國並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當時的日本政府也沒有對滿洲國予以
承認。１９３１年１２月，若櫬政府倒台後，犬養毅接任首相。犬養首相反對在滿洲搞一
個獨立的滿洲國，認為這樣露骨地違反九國條約勢必造成日本和歐美列強的正面衝突，同
時還試圖對軍隊中“下克上”的作風進行遏制。但犬養的行動激怒了軍國主義分子，１９
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夥狂熱的軍人沖入首相官邸，明目張胆地將犬養首相殺害。犬養被
殺後，再也沒有敢於挺身而出抵抗狂熱軍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實成為軍人控制下的
政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認“滿洲國”，但這激起了全世界各國的反對。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日，國聯調查團發表調查結果，否認了“滿洲國”的成立理由，要求
一切退回到“九一八”事變以前的狀況。然而國聯的調查結果卻在日本國內引起愛國者們
的一片怒罵，譴責國聯對日本內政的干涉。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１日，國聯進行了表決，以
４１票對１票（１票為日本）通過了要求日本從東北撤軍的決議案。然而日本的松岡代表
卻在表決後微笑退場，宣布日本退出國聯，使大會一片諤然。松岡代表回國後受到了狂熱
日本國民的夾道歡迎，輿論界也盛讚松岡“幹得好”、“有骨氣”。
在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期間，日本關東軍又獨斷髮動了長城攻勢，一直打到北平附近。
中國軍隊雖然進行了一些抵抗，但卻節節敗退。參加這次抗戰的基本上都是地方雜牌軍，
蔣介石的中央軍主力仍在南方。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中日雙方在塘沽簽訂了停戰協定
，即《塘沽協定》。《塘沽協定》規定在長城以南設置１００公里的“非武裝地帶”，中
日雙方撤出在非武裝地帶內的駐軍，非武裝地帶的治安由中國警察擔任。塘沽協定對於中
國來說是一個屈辱性的協議，它意味著中國政府默認滿洲國的存在，而且對華北的主權也
有一定程度的喪失。
汪精衛和蔣介石主持批準的《塘沽協定》，被一般民眾認為是一個賣國條約，引起了社會
輿論的強烈批評。而汪精衛認為政府簽訂這個條約是正確的，汪精衛在解釋為什麼簽訂《
塘沽協定》時說：
以前人們批評政府不抵抗而丟失了領土，現在我們進行了抵抗，結果卻丟失了更多的領土
。中國是一個弱國，這就決定了這場被侵略的國難絕不是偶然發生的。以現在中國的國力
，無論進行怎樣的抵抗，都沒有取得勝利的可能，這是我們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沒有取勝
的希望，我們為什麼還要抵抗呢？這就是愛國心的緣故，她讓我們明知不能取勝，還要准
備抗戰到最後一兵一將。
現在很多人當中有兩種錯誤的想法，一種是過分軟弱，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進行抵抗
，如果和日本交戰，將和過去義和團的下場一樣；另一種是過分強硬，就象一個人在曠野
中發泄一樣，“殺盡倭奴”、“打到東京”，什麼狂言都敢說，還能得到人們的拍手喝采
。以上兩種看法都是錯誤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個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戰條約在
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決心簽署停戰條約，即使受到國民一時的唾罵，也
要堅決進行負責任的簽字。但如果停戰條約在我們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決不
簽字。這次政府和日本簽署局部地區的停戰條約，是為了讓疲憊的軍隊、窮困的人民得到
一時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將得到歷史的評判。
《塘沽協定》雖然暫時解決了東北問題，華北問題又浮出了水面。１９２７年國民黨在名
義上統一了中國，但蔣汪聯合政府的實際控制範圍只限於長江流域，華北各省仍在各路軍
閥的控制之下。當時華北五省的實權者是：察哈爾省：宋哲元，綏遠省：傅作義，河北省
：商震；山東省：韓復渠，山西省：閻錫山。日軍占領東北以後，華北的軍閥們處於進退
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害怕日軍繼續向華北進攻，使華北變成滿洲國第二；另一方面他
們也不願意邀請國民黨的中央軍進駐他們的地盤幫助他們共同防日，因為一旦中央軍進入
他們的地盤，他們便失去了對該地盤的控制力。
華北的軍閥們既不願意投靠日本人，也不願意完全投靠蔣介石，於是出現搞一個“華北自
治系統”的提議。日本人顯然高興看到華北搞獨立，這樣將使“滿洲國”得到一個安全的
屏障。蔣汪政府雖然不願意看到華北獨立，但又怕中央軍出兵華北會引發和日軍的全面沖
突，於是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允許華北“輕度獨立”。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８日“冀察政
務委員會”成立，委員長為二十九路軍軍長宋哲元。宋哲元原來是馮玉祥的部下，宋的二
十九軍屬於地方雜牌軍，在武器裝備、士兵素質上和南京的中央軍有巨大差別。
廣田弘毅出任外務大臣以後，深感日本退出國聯，在世界上已陷入孤立。試圖從修復中日
關係入手，改善日本在世界上的孤立處境。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２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了對
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在世界上引起很大反響，蔣汪聯合政府也對廣田修復中
日關係的倡議表示響應。２月１日，蔣介石發表講話認為廣田的演說“具有誠意”；２月
２２日汪精衛以行政院長的名義發布禁止“抵制日貨”等排日活動的政府令；１９３５年
５月，中日兩國將外交關係由公使級上升為大使級。
現在看來，汪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日本國內並不是鐵板一塊清一色
的侵略擴張派，也有主張與中國和解的主和派。但中日兩國的情況一樣，都是強硬的主戰
派占據絕對上風，中日兩國政府的主和政策都遭到了各自國民和社會輿論的猛烈批評。汪
精衛的對日和解政策引起國民黨內主戰派的激烈反對，國民黨內反汪的呼聲日漸高漲。１
９３５年７月，南京政府監察院對汪精衛主持的行政院提出彈劾，指責汪精衛大搞媚日外
交。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離開南京前往青島休養，於８月８日發電給南京政府，提出辭
去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職務。支持汪精衛的鐵道部長顧孟余、陳公博等人也跟著辭
了職。
汪精衛在位時承擔著“賣國”的主責，使蔣介石的壓力減輕了很多，汪精衛的辭職，將使
蔣介石不得不陷入單獨承擔“賣國”責任的困境。所以蔣介石這次一反常態，表示“絕對
支持”汪精衛，並派元老蔡元培飛抵青島慰留汪精衛，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也發電請汪留任
，國民黨中政會和中常會再三電邀汪回南京主政。汪精衛則提出了復職的三個條件：一、
負責制定對日外交方針；二、行政院的政治外交不必均提交中政會決議；三、中央財政歸
行政院獨立主持。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汪精衛的要求被國民黨中委會全部接受，汪則於８
月２３日宣告復職。
不過在當時的社會輿論中，汪精衛和蔣介石被認為是賣國主謀，激進的愛國者們把兩人列
為暗殺的對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日至６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
後中央委員合影照相時，大禮堂里的秩序比較混亂，於是多疑的蔣介石臨時決定不參加合
影，返回會議廳休息室。汪精衛見蔣介石遲遲不到，去休息室催促，蔣說：“今天秩序很
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精衛說：“各中委
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攝影
剛完，愛國軍人孫鳳鳴高呼打倒賣國賊，向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發三槍，一彈射進左眼外
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從後背射進第六、七胸脊柱骨旁。
汪精衛被刺後，陳璧君首先趕來，見汪精衛倒在血泊之中，不由想起當年兩人赴京暗殺攝
政王的情景，悲憤地說：“四哥，你放心罷，你死後有我照料兒女。革命黨反正要橫死的
，這種事我早已料到。”蔣介石也從休息室趕來，汪精衛以為自己要死了，對蔣介石說：
“蔣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後，要你單獨負責了。”
不過汪精衛的傷勢雖重，但所中的三槍並非致命傷，在南京中央醫院將左臂、左頰的子彈
取出，但後背的子彈取不出來。汪精衛在遇刺後會見報社記者時說：“竊思本人生平並無
私仇。而最近數年，承乏行政，正值內憂外患重重煎迫之際，雖殫心竭力，而艱難周折，
外間何從得知？倘因此誤會，致生暴舉，於情不可無原。擬懇請國府，將牽連犯人從寬赦
免。”
汪精衛被刺受傷後離開南京前往歐洲療養，辭去了行政院長和兼任的外交部長，行政院長
由蔣介石接任，外交部長由張群接任。此後蔣介石的獨裁權力不僅在政府方面和軍隊方面
，在黨的方面也增長起來。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２日至７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
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為胡漢民，蔣介石為副主席；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則為
汪精衛，蔣介石亦為副主席，但胡漢民和汪精衛都在國外養病，實際國民黨已由蔣介石一
手操縱。
汪精衛被刺後，主和派的外交部副部長唐有壬又遭暗殺，此後國民黨內主張對日強硬的主
戰派成為主流。蔣介石在軍政上“單獨負責”後，沒有汪精衛那樣敢承擔“賣國責任”的
勇氣，所以蔣介石主政後的南京政府開始向主戰派的方向傾斜。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２日，
外交部長張群對日本駐華大使表示：希望調整中日關係，否則只有靠戰爭解決問題。１９
３６年６月蔣在講話中說：“中國和日本的衝突已不可避免，而且為期不遠了”。１９３
６年７月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主戰派大占上風，確定了對日本採取強硬態度的政府
方針。蔣介石在該會上表示：“絕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如危及國家生存，則
必出最後犧牲之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