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１３日日軍輕取首都南京後，使日本人以為中國的抵抗已到窮途末路，於１２月２
２日又增加了三項苛刻的和談條件：（一）在華北、內蒙、華中的非武裝地帶設立特殊機
構（親日政權）；（二）承認滿洲國；（三）中國向日本賠償戰費。日方請陶德曼將新增
三項條件轉達中國，並把談判期限規定為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陶德曼看後搖頭道：“
這樣的條件中國是不會接受的”，果然不出陶德曼所料，中國政府沒有按期答覆日方的條
件。於是日本政府決定向中國施加高壓，１月１６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了由大本營聯席會
議通過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宣布：“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
而期望能與帝國合作之中國新政權的建立與發展，並將與此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
設復興的新中國。”
１月１８日國民政府發表聲明，表明了中國的強硬態度：“全力維持主權與行政之完整，
任何恢復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則為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日本在中國發表聲明後
即日撤回駐華大使，中國也於１月２０日撤回駐日大使，兩國外交關係正式斷絕，陶德曼
的調停以失敗告終。
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以加強軍事為由，提出國民黨中設立國防最高會議為全國最高決策機
關，取代以前的最高決策機關中政會。國防最高會議的《組織條例》規定：國防最高會議
主席由軍委會委員長擔任，副主席由中政會主席擔任，蔣介石是軍委會委員長，汪精衛是
中政會主席，所以蔣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衛出任副主席。１９３８年３月召開的國民
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又修改黨章重新確立國民黨的領導體制，規定國民黨設總裁１人
，副總裁１人，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裁，汪精衛為副總裁。這樣蔣介石就借戰爭的理由名
正言順地奪取了汪精衛長期在黨內的最高領袖地位。儘管如此，汪精衛在黨內的影響還是
巨大的，蔣介石雖然掌握實權，但在表面上也要讓汪精衛這位老前輩三分。
由於英美法不肯出兵干涉，蔣介石開始考慮請求蘇聯干涉，不過蔣介石在是否應該動用蘇
聯這張牌時也非常猶豫不決：蘇聯曾經是侵占中國領土最多的國家，曾經在１９０４年和
日本為了爭奪在中國的霸權而大打出手，因此與日本成為死敵。中國請蘇聯出兵，即使趕
走了日本人，進入中國的蘇軍會輕易撤出嗎？請神容易送神難。更為嚴重的是，蘇軍一旦
進入中國，中國共產黨豈不要在中國做大，國民黨還能掌握政權嗎？當時以汪精衛為首的
一批人非常反對請蘇聯干涉中日戰爭。後來蘇軍進入東北後，把東北交給了中共，成為中
共打敗國民黨的基地，這些都驗證了汪精衛等人的擔心。
但戰場上中國軍隊的被動局面，使蔣介石不得不鋌而走險，請求蘇聯的出兵援助。１９３
７年８月２日蔣介石召見蘇聯大師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給與全面的軍事援助，蘇聯方面
答應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但要求首先在兩國之間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互不侵犯條
約”的主要目的是使中國承認以前被沙皇俄國侵占的領土，不再向蘇聯提起領土要求。８
月２１日，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南京簽字。
儘管蔣介石和中共都強烈要求蘇聯直接出兵，但斯大林卻對出兵一事含糊其詞。１１月１
１日，斯大林在召見中國特使楊傑時說：“現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同情中國的抗戰，如
果蘇聯出兵，中國就會在世界上失去道義的支持。現在中國在軍事上還有很大餘地，萬一
中國軍隊實在堅持不住時，蘇聯再出兵也不遲”。不過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派遣志願軍和緊
急提供武器，蘇聯的第一批志願軍飛行隊４０余架飛機進入中國，於１１月２１日在南京
附近首次和日軍交戰。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０日，蔣介石親自向斯大林發電報，要求蘇聯表態是否同意出兵，斯
大林最後說：“如果簽署九國條約的國家共同出兵制裁日本的話，蘇聯就出兵。如果蘇聯
單獨出兵的話，世界輿論就會把蘇聯看成是趁火打劫的侵略者”，拒絕了蔣介石直接出兵
的要求。但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援助的力度，１９３７年底立法院長孫科訪問蘇聯，蘇聯答
應向中國提供２０個師的裝備，１９３８年３月，蘇聯正式簽署向中國提供３０００萬美
元的第一批軍事借款。但後來歐洲戰線吃緊，蘇聯以增強本國軍事力量為重，放慢了對中
國的軍事援助。不過在１９４１年蘇德戰爭爆發以前，蘇聯共向中國提供飛機９００余架
，軍用車輛２０００余輛，大炮１０００余門，彈藥１億８０００萬發。３０００多名蘇
聯志願軍在中國直接參戰，不少人長眠於在中國的土地上。
英美法隔岸觀火，蘇聯也不肯出兵，中國的抗戰只剩下“焦土戰”這條嚴酷的道路。由於
日本是一個資源貧瘠的島國，非常不利於打持久戰，所以蔣介石就把希望寄託於用持久戰
來拖垮日軍。當然日本也明白本國資源有限的弱點，提出了“以戰養戰”，用中國的資源
打中國人的設想。蔣介石為了不讓敵人利用中國的資源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在中國各戰
場大搞燒光毀光的焦土戰術。但焦土戰的最大受害者並不是日軍，而是中國的平民百姓，
國民黨內部對這種殘酷的焦土戰術也有不少反對之聲。
１９３８年６月９日，國民黨軍在沒有預告的情況下，突然炸開黃河大堤，泛濫的黃河水
並沒有淹死一個日軍，卻淹死十多萬中國老百姓，上百萬人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民。不久，
國民黨軍又在預定撤退的長沙誤放火，燒死平民數萬。長沙大火後，汪精衛批評蔣介石說
：“我們燒東西也許是怕自然物資變成‘自然漢奸’被敵人利用，但如果沒有人出來做漢
奸的話，自然又怎麼會變成漢奸呢？如果象長沙一樣把每處每地都焦土化的話，我方抗戰
所需的物質又從何而來？如果把淪陷區內的物質全燒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無食無住的飢
民，這些人怎麼處理？帶他們一起跑吧，他們又跑不動；將他們殺了吧，又於心不忍。如
果把他們扔給敵人，他們必然要被敵人所用，必然要當漢奸。”
汪精衛在一次演講時說；“從前法國有一個國王，叫做亨利四世，他講過一句很有名的話
：我希望我的人民，在每個星期六的晚上，在他家裡的火爐子上面、瓦罐子裡面，都偎著
一隻雞。我們再看看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們有的連雞毛都沒有見過，還談雞？一生都吃
不著一隻，還要說在每個星期六？他們從小到老都在勞動，田地和工廠接受了他們的血汗
，等到血汗用盡了，生命也完了，就離開了世界。那好比火爐需要柴炭，等柴把精力完全
貢獻出來，只剩下灰未、只剩下煤屑的時候，不講情面的鐵鏟就把它們剷出去！不讓它們
再在火爐里停著……”
汪精衛越來越對這種建立在人民慘痛犧牲基礎上的焦土抗戰感到疑問：抗戰的目的是什麼
？法國國王還企望人民百姓能有雞吃，我們的領導人想到過老百姓的疾苦沒有？抗戰的最
大犧牲者不就是那些連雞肉的滋味也不知道的平民百姓嗎？我們不惜犧牲四萬萬老百姓的
生命來培養一個民族英雄，這值得嗎？如果不出現奇蹟的話，這場戰爭要經過多少年才能
結束？在這期間中國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慘禍？汪精衛越來越覺得他的和平救國理念是正
確的。
當然國民黨內部持“和平救國”觀點的，不止汪精衛一人。周佛海、顧祝同、熊式輝、梅
思平、陶希聖、胡適、高宗武等人組成了一個“低調俱樂部”，主張和平救國。“低調俱
樂部”是胡適起的“雅號”，以區別於那些唱抗戰高調的人。周佛海說：“共產黨、桂系
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蔣唯一手段。他們因為要倒蔣，所以高唱
持久全面的抗日戰爭。蔣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調子壓服反對他的人，而這些人就利用蔣先生
自己的高調，逼著蔣先生鑽牛角。調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鑽越深。當抗戰到底的
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故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
‘低調俱樂部’。”１９３８年９月胡適被任命為駐美大使，與“低調俱樂部”中斷了聯
系。
汪精衛雖不直接參加“低調俱樂部”的活動，卻是這個組織的靈魂，無形中形成了以汪精
衛為中心的“和平運動”。“低調俱樂部”批評主戰派說：“蔣委員長等主戰的結果，一
個是丟，一個是燒，丟不了也燒不焦的地方，都給了共產黨的游擊隊。共產黨以游擊戰爭
迴避對敵作戰，人稱‘游而不擊’，他們是想借抗戰保全實力，待國軍消耗光了，他們就
可顛覆政府。”江精衛則說：“主戰有主戰的道理，不過，主戰的目的是什麼呢？為的是
國家能夠獨立生存下去。如果能達此目的，和日本言和也不失為一種手段。一味主張焦土
抗戰的、唱高調的應該再坦誠一點，要說老實話。依我看來，日軍占領區日益擴大，重要
海港和交通路線大多喪失，財政又日益匾乏，在戰禍中喘息著的四萬萬國民，沉淪於水深
火熱的苦難之中。為儘早結束戰爭，我曾多次向蔣委員長進言，要打開談判的大門。”
不過在國民黨內主戰派壓倒多數的情況下，汪精衛感到已不可能說服蔣介石等人走“和平
救國”的道路，於是他開始走自己獨自的和平道路。汪精衛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
、高宗武等人和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日本國內也有一批主和派，主張儘早以較為寬大的條件和中國停戰言和。主要人物是陸軍
參謀本部支那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還有在華日本紡織同業株式會社理事長船津辰一郎，日
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前首相犬養毅的三
子犬養健等民間人士。影佐禎昭等主和派也在沒有政府批準的情況下，私下與中國接觸打
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和西義顯等人私交不錯，雙方不久就達成了初步協議：日方以寬
厚的講和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汪精衛則脫離國民黨另立政府和日本簽訂停戰條約，實現
兩國間的停戰與和平。
對於汪精衛來說，邁出這一步的確是非常艱難的。正如梅思平所說：“這件事也實在犯難
，搞好了呢，當然對國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只怕讓人一筆勾
銷。”汪精衛也明白，他邁出這一步的代價有多大，豈止勾銷三十多年來的光榮歷史，甚
至要千夫所指、萬人痛罵，陳公博也從成都打來電報，勸告汪精衛說：“先生若離重慶將
遭到全國民眾的反對和唾棄”。汪精衛考慮了整整兩天，最後說：“決定了！只要能救民
於水火，我決心跳火坑了。”
第三部分之四：對日和約的實態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對戰局的形勢有三種看法：一、快勝論：認為中國軍隊不堪一擊，
可以在“三個月內解決支那問題”；二、持久戰論：認為中國國土遼闊，戰場的縱深太大
，日軍只能占據一些軍事據點，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個中國。中國政府如果堅持不降，中
日戰爭將成為曠日持久的持久戰；三、外國干涉論：認為中日戰爭將導致第三國的武裝干
涉，日本會在外國的政治軍事壓力下被迫退出中國。
隨著戰局的發展，證明“快勝論”的預言是錯誤的，但外國也沒有積極干預中日戰爭，所
以“持久戰”的預言成為現實。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得越久，對人口
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將在消耗戰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國戰場
的兵力已增至２４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稅收加重，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樣
的情況下，日本內部也出現了儘快解決戰爭的呼聲。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還寄希望於用高壓手段迫降中國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衛
首相發表了《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強硬聲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軍本想在武漢戰
役中一舉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通過武
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此後，日本政府內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
聲抬頭，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聲明，一改過去的“不以國
民政府為對手”方針，表示：“帝國所期求者即建設確保東亞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國
民政府拋棄以前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
並不予以拒絕”。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６日，陸軍省參謀部公布《１９３８年秋季以後的對華處理方略》，決
定今後的對華總方針：“以攻占漢口、廣州為行使武力時期，今後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
切戒急躁。為此，目前應以恢復治安為根本，其他各項施策都應與此相適應。”對華總方
針還規定軍事上“以不擴大占領區”為宗旨，確定新黃河、合肥、蕪湖、杭州一線以東的
占領區為治安地區，以西為作戰地區。在不擴大占領區的原則下，對國民黨軍實施有限的
局部進攻，同時加強航空作戰，轟炸重慶國民政府大後方及中國國際補給線，打擊中國的
抗日意志，促使國民政府崩潰。
１９３８年底以後，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
為“軍事打擊為輔，和平談判為主”，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１
９３８年１１月以後，日本政府開始考慮作出一定讓步的情況下，和中國政府談判，結束
戰爭。１９３９年３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國會演說中公開表示說：“蔣介石將軍與其領
導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慮其反日態度，與日本共同合作，謀東亞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
準備與之進行中止敵對行動的談判”。
中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對戰局的形勢有四種看法：一、勝利論：認為中國軍隊已具有擊退
日軍的實力，可以擊敗日本的軍事進攻，贏得軍事上的勝利；二、亡國論：認為中日戰爭
的結果將導致中國亡國；三、最後勝利論：中日戰爭成為持久戰後，最終將引發外國的武
裝干涉介入，中國在外國的幫助下最終戰勝日本；四、和平救國論：中日戰爭成為曠日持
久的消耗戰後，日本也難於忍受長期的消耗戰，所以日本不能滅亡中國，不得不與中國進
行停戰和談。而中國也應該積極響應和談，儘快結束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破壞性巨大的戰
爭，減少中國國力的損失。
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信號和放出和平的氣球，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
和平救國”論看法不謀而合，國民黨內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裂。但
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繫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國的漢奸帽子，所以國民政府
內“主戰”派還是占絕對多數。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
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態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戰到
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
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
”得以順利進行。
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通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
事處主任西義顯、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
性。西義顯和松本重治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
寧於１９３８年２月，即近衛首相發表“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聲明的一個月後，來到日
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董道寧是一個小小的科長，肯定
是在某個上層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談判的，但董道寧到底是受誰的指派直到現在也還
搞不清楚。
參謀本部中國課長的影佐禎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唯一軍人。董
道寧向影佐詢問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說：軍部中也有很
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那樣的強硬聲明，但近衛首相的聲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樣簡
單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
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請影佐給蔣介石寫封信，影佐認為他以一個
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太合適，於是他給在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
寫了信，影佐在信中說：“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聲明是一樁不幸的事件，董道寧此番來
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的信交給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又將信轉交給蔣
介石的近側宣傳部長周佛海，周佛海再將信轉交給汪精衛和蔣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義顯
轉達了蔣介石向影佐禎昭的好意表示的謝意。周佛海又向蔣介石進言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
到上海“收集情報”，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經費中每
月支６０００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周佛海不久又背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
本會談，高宗武有些擔心：“我去日本蔣先生知道嗎？”周佛海說：“你就放心去吧，一
切責任由我承擔。”
周佛海之所以敢瞞著蔣介石和日方談判，是因為周佛海對蔣介石抱有這樣一種看法：抗戰
後蔣先生一反他以往的表現，如果把過去蔣先生的行為貫穿起來進行研究，就會知道蔣先
生的真正態度是“主和”的。由於舉國上下高唱全面持久抗戰，蔣先生不能不附合，而且
比別人的調子更高，以便壓服反對他的人，爭取輿論的支持，蔣先生是被逼迫著走上他不
願意走的路。所以周佛海決定“以自己的膽識，把蔣先生的作法反過來加以靈活運用，等
決心和平後，再向蔣先生報告。”周佛海認為蔣介石終究會明白他的一番苦心。蔣介石在
知道高宗武未經他許可私下到日本談判時，只是說：“荒唐，荒唐”，並沒有提出對高宗
武進行處罰，更沒有強調今後要嚴格禁止類似事件發生。
１９３８年６月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高宗武到日本後首先表示他並不是
蔣介石派來的使者，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高宗武說：“我首先想說明我的立場，為了
實現和平，我準備不惜做出任何犧牲。為了中國，我最為重視的不是對日作戰，而是對共
產黨的鬥爭。關於這一點，蔣委員長周圍的一部分軍人，主張即使把對共產黨的鬥爭置之
以後，也要把抗日看成國家的當務之急，我對此是反對的。但漢奸我可不當，我所奮力爭
取的僅僅是實現和平，這條界限是明確的。如果是不當漢奸的和平工作，那麼有什麼困難
我都忍耐，但倘若這樣做會成為漢奸，那麼我馬上就此作罷，即使說我中途脫逃也好，或
說我是叛徒也罷，我都要退出。”後來高宗武果然因為害怕當漢奸，退出了“和平運動”
。
高宗武懷疑蔣介石願意冒賣國的罪名進行和談，高宗武說：“關於中日和談的大義，如果
從我的信念上來說，我不得不以汪先生為同夥。隨著戰禍的擴大，國民是不能忍受的。蔣
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溫暖。”高宗武努力推薦汪精衛，他對影佐幀昭說：“為了造成中日
之間的和平，也許必須找蔣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別人。汪先生
早已痛感有迅速解決日中問題的必要，而國民政府內部終究不能容納他的主張。為此，不
如從政府外部掀起國民運動，開展和平運動，由此造成蔣先生聽從和平論的時機，這樣較
為適當。”
日本軍方逐漸為中日戰爭的長期化感到頭疼，對影佐的和平計劃開始產生興趣。１９３８
年７月初在影佐幀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
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出馬提
供有利條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持汪精衛出馬進行“和
平運動”。高宗武於７月２１日返回中國。
高宗武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赴日，而且此行得到的結果也對蔣介石不利，所以不敢回武
漢，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並付一封致蔣介石的信：“委員長鈞鑒：職於六
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東渡，刻已平安返港。茲謹將職東渡日記及在東京會談記錄與職個
人觀感三項，分別呈閱。倘有可能以供鈞座參考之處，則或可贖職擅赴之罪於萬一”。周
佛海先把高宗武的報告送給汪精衛，因高在報告中寫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馬”字句，周
佛海徵求汪精衛的意見：“在呈送蔣先生以前要不要把這段刪去？”。汪精衛則說“沒有
關係，他不是那種斤斤計較的人”。蔣介石看完高宗武的報告後，轉交行政院副院長兼國
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張群，並囑咐張群看完後轉交汪精衛，他不知道汪精衛早已看過。過
了三天蔣介石忽然大發雷霆：“高宗武是個混蛋。誰讓他到日本去的？”
不過蔣介石仍然沒有深究高宗武私自赴日談判一事，這使周佛海更加敢於放手進行“和平
運動”。不久高宗武因肺病復發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秘書主任梅思平接替高宗
武進行秘密談判。１９３８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４日，梅思平與近衛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
重治在香港進行了五次談判，初步確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
”為條件，支持汪精衛搞和平運動。梅思平將日方的內容轉交汪精衛，汪精衛同意在此條
件下出馬主持和平運動。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２日，汪精衛與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陳壁君等人秘密召開會議
，討論和平運動的具體計劃。當時他們計劃的“和平運動”分五個階段：一、汪精衛離開
重慶，在外地宣布下野，脫離國民政府。然後日本政府立即發表聲明，提出不要領土，不
要賠款，兩年內撤軍的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二、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響應日本
政府的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條件和平停戰；三、雲南等地的地方實力者通
電響應汪精衛的和平號召，在雲南等日軍未占領地區建立新的獨立政府；四、日本承認新
政府並與新政府進行和平談判，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占領區轉交新政府；五、新
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的真正和平。
汪精衛當初的這個和平計劃是在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新政府，然後新政府接收日軍撤軍
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
對於中國人來說還是有相當的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被國人責罵為賣國者。但後來由於種
種原因，汪精衛的和平計劃和他當初的設想出現了很大的偏差，汪精衛自己也成了犧牲品
。
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３日，日本政府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提出只要國民政府更變人事組織
，日本就可以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日本所說的“更變人事組織”，就是指蔣介石下野。
１１月１６日，汪精衛和蔣介石一同吃飯時，勸蔣介石下野促成中日和談。汪精衛說：“
使國家民族瀕於滅亡是國民黨的責任，我們應迅速聯袂辭職，以謝天下。”蔣介石則反問
汪：“我們如果辭職，到底由誰負起政治的責任？”兩人進行了激烈地爭辯，最後蔣介石
說：“說什麼都是一樣，我們不必再爭論了。我已經困了，要睡覺去了”。於是蔣介石將
汪精衛一個人棄置不顧，自己回去睡覺了，這也促使汪精衛最後下定離開重慶的決心。
汪精衛和平計劃的第一個關鍵問題是要得到雲南政府主席“雲南王”龍雲的支持。汪精衛
派陳璧君找龍雲秘密商談和平計劃，龍雲對蔣介石改編他的軍隊，調用雲南的物質，削弱
他的勢力耿耿於懷。龍雲對陳璧君說：“汪先生是黨國元老，在國內外聲望極高，只要他
登高一呼，應者必然雲集於他的旗幟之下。蔣介石一貫陰險奸詐，排除異己，所以汪先生
發動和平運動、另立新政府是天經地義之事。除了共產黨和馮玉祥等少數人之外，都會擁
護汪先生出來倡導和平事業，在國際上也會得到許多國家的支持。”
有了龍雲支持和平運動的許諾，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本是否承諾寬大的和平條件。１９３８
年１１月１２日，汪精衛派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為代表，日本派影佐幀昭、今井武夫等人
為代表，在上海虹口公園附近的“重光堂”舉行最後談判，雙方經過８天的討價還價，最
後達成了所謂“重光堂協議”。（一）締結華日防共協定，內蒙為特殊“防共”地區，日
本在“防共區”駐兵。（二）承認（默認）滿洲國。（三）日本廢除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歸還日本的在華租界。（四）華日經濟提攜，在開發利用華北資源方面，為日本提供特殊
方便。（五）補償因事變而造成的在華日本僑民所受的損失，日本不要求賠償戰費。（六
）恢復和平後，日軍在兩年以內撤軍。
另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就是日本軍方對中國分而治之的戰略。日本軍方感到一個
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最好的消除中國威脅方法就是把中國分為數個國家“
分而治之”。日軍先在東北製造了一個滿洲國，又於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
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
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方本來計劃汪精衛出面建立一個局限於雲南兩
廣的地方政府，而汪精衛堅持必須撤銷梁鴻志和王克敏等的地方政府，由汪精衛的中央政
府統一領導中國。由於汪精衛在此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日方最後讓步同意汪精衛的新政
府統一領導中國。
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約抄在絲綢上，縫在西裝馬甲里，於１１月２６日帶到重慶，向汪精衛
、周佛海匯報。但最後汪精衛比較動搖，決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決定，在周佛海等人的
勸說下，終於下決心選擇“和平救國”的道路。汪精衛等人策劃了一個脫離重慶的計劃：
１２月５日，周佛海先去昆明，１２月８日，江精衛夫婦去成都，兩日後到達昆明再去河
內。日本政府於１２月１１日發表第三次對華聲明，汪精衛隨後在昆明、河內或香港中任
何一地宣布下野。與此同時汪精衛也接到日方的通知，表示對重光堂協議無異議，希望一
切按計劃實行。
但多年跟隨汪精衛的陳公博並不知道汪精衛與日本秘密商定的和平計劃，汪精衛把在成都
任四川省黨部主任的陳公博請來，希望陳也參加他們的和平計劃。陳公博看了“重光堂協
議”後徒然變色：“汪先生，這協議書是哪兒來的？委員長他知道嗎？”周佛海說：“委
員長暫時不知。”汪精衛說：“委員長不出來議和，我準備來議和，不然，焦土抗戰，死
且不知！”陳公博聽後不安地說：“汪先生，依公博之見，先生這樣做恐怕是難為人理解
的，還可能出大亂子。”汪精衛則向陳公博解釋說：“你我相處二十年，患難與共，我這
次到外面去，和以前一樣非常希望能夠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有路可走，我是不會離開重
慶的，可現在只能離開重慶才能去談和。我在重慶談和，人家定會誤以為是政府主張，這
是於政府不利的。我離開重慶，那麼和談便是我個人的主張了，如果交涉得當，再來勸政
府，由政府出面接受。如果政府仍然執迷不悟，那就只能撇開他們另組班子了。我與佛海
一批人的良苦用心，將來是會得到國人理解的。”周佛海也勸陳公博說：“歷史的評價問
題，牽涉到戰局如何發展問題，很複雜，不是我們今天所能定得下來的。成事在天，謀事
在人，要謀事總要付出代價和犧牲的。”陳公博見眾人都同意，只好說：“你們都統一意
見了，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不過我總覺得這事還欠考慮，背著政府去和敵方談和，無論結
果怎樣，總還有個立場問題。更何況還牽涉到要組織另一個政府問題，而日本方面是否有
此誠意？此事須得慎重，最好放棄。”不過最後陳公博表態：“汪先生走到哪裡，我跟到
哪裡。我不想留在四川，眼看眾人在我面前罵汪先生，更不願被別人看成是汪先生留在政
府里的密探。”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８日，汪精衛準備飛離重慶的時間，本來是蔣介石外出不在重慶的日子
，但１２月８日蔣介石突然從桂林飛抵重慶，打亂了汪的行動計劃。汪精衛只好暫時留在
重慶，等待時機。１２月１８日，蔣介石飛往陝西出席軍事會議，汪精衛以外出演講為名
，偕夫人陳璧君、秘書曾仲鳴、女兒汪文惺和未婚夫何文杰等人飛往昆明。汪精衛到達昆
明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率領省、市各廳局官員列隊相迎，後面是一排排學生和市民夾
道歡迎。當天晚上，汪精衛與龍雲作了一次懇切的談話，汪精衛把自己和平運動的計劃告
訴龍雲，說到達河內後即公開提出與日本議和的建議，接著由龍雲發表擁汪通電，然後四
川、西南和兩廣各實力派也紛紛行動起來，造成以汪為首的和平運動區，一面與日本交涉
和平，一面也促使蔣介石的重慶政府議和。龍雲聽後滿口表示贊同。
